《潮汕烟雨》是201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郑钟海。

《潮汕烟雨》由蔡东士先生（原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题字、蔡运桂先生（原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文学评论家）作序，愈80万字，分上下册。

《潮汕烟雨》以历史悠久的潮汕平原上的韩江城及其毗邻的十八乡里为背景，讲述了清末至抗战胜利期间，林、蔡、许、关四个家族盘根错节的恩怨纷争，以及潮汕人民在日寇铁蹄之下奋起还击、舍生取义的感人事迹。整部小说像一幅斑斓多彩、惊心动魄的长卷，不仅描绘了潮汕地区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特点和民俗文化，同时也反映了潮汕人民勤苦坚韧的性格品质、质朴敦厚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

《新快报》专版专访青年作家郑钟海及其《潮汕烟雨》

郑钟海长篇小说《潮汕烟雨》创作谈

“这书的阅读群体注定是‘狭隘’的，偏执地喜欢这种一开始便蓄谋着的感觉”

青年作家郑钟海81万字的长篇小说《潮汕烟雨》面世之后，他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是他对潮汕大地和潮汕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如法国诗人阿兰·博斯凯在《首篇诗》中说：“在每个词的深处，我参加了我的诞生。”郑钟海认为，不死之鸟每五百年自焚为烬，再从灰烬求得重生，文字创作对他而言就是一次凤凰涅，《潮汕烟雨》则是他的重生。

《潮汕烟雨》　■新快报记者 陈思呈

郑钟海/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这是一部以一片土地以及它的子民们为描述对象的小说，它是对上世纪上半叶潮汕地区人民生存状态的大扫描，讲述林、蔡、许和关四大家族的跌宕起伏，还有居民、渔民和土匪三个群体的纷争纠葛。郑钟海写韩江城，写十八乡里，对于民居，祠堂，街道，店铺，日常生活场境，婚丧和节日场境的描写，是细入微芒的，专心致志的，像数学一样精确。

这种接地气的创作思路，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大道：为什么会写一部以潮汕为背景的81万字的小说呢？《潮汕烟雨》的写作初衷是什么？

郑钟海：很多作家的最成熟的作品往往是写自己家乡的，比如鲁迅写浙东绍兴，沈从文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莫言写高密市，贾平凹写商州区，陈忠实写陕北，刘震云写河南省……这种“接地气”的创作思路和创作模式，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我身为潮汕地区人，自然也想以潮汕为大背景撰写一部长篇小说，将潮汕人文特点、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居住建筑、服饰装扮、岁时节日、人生仪礼、社会组织、民间文艺、民间信仰、游艺竞技等一一囊括和入。

大道：也就是说，你有意完成一部地域色彩非常强烈的小说，为这片土地以及它的子民们作传？你有意强化它的“潮”味？

郑钟海：是的，我决意将《潮汕烟雨》定位为地域色彩很浓的小说，就像陈忠实的《白鹿原》，读者未必是陕西关中人，但读了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同化”之共鸣。在设置《潮汕烟雨》的细节上，比如人名、地名、称谓、口头禅乃至粗话等等，都尽可能地用得“在地化”，原汁原味，甚至很多便是咱们平日所见所闻所说的东西，方言的大胆运用，对于非潮汕读者会造成阅读障碍，对于潮汕读者会感到亲切。当然，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从某种程度而言，《潮汕烟雨》的阅读群体注定会是“狭隘”的，有选择性的，但我偏执地喜欢这种一开始便蓄谋着的感觉，哪怕真的无法“以点带面”，至少能够“以点带点”亦足矣。

哪怕是祸枣灾梨，那也是我对潮汕地区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大道：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创作这么一部为一片土地和它的子民作传的小说一定很艰难吧？

郑钟海：创造过程中，小故事不少，《潮汕烟雨》的时代背景是清末至抗战胜利期间，所以关于潮汕的民风民俗、民居建筑、装束衣着、言谈举止等等，我都尽量地还原到那个时代的“语境”中去，这方面的准备工作相当繁重和琐碎，尤其让我吃力的是，写1943年大饥荒和抗战部分故事，令我经常莫名其妙地陷入惊悸和悲怆之中，那种感觉就像做着一个窒息的黑魆的噩梦。后来蔡运桂先生在小说中看到了吃“橄榄肉”的情节时，他写道：“《潮汕烟雨》中的人相食、食亲人的悲惨故事，让我记忆犹新，不堪回首的‘天灾人祸’，不知有多少人被吃掉啊！”2010年最后几个月里，父亲和妻子同时病倒住院，那段时日，恰恰又是小说进入最重要的阶段（关于抗战部分）；但妻子非常理解和支持我，那份激励和情感，我拙于启齿，却深藏心底，这也是我创作中最为铭记、锥心的事。

大道：我看到省社科院文化学者张优怀说到他对《潮汕烟雨》的读后感是“仿佛《平凡的世界》的南方版”。

郑钟海：这部小说，81万字，我用了六年的时间去完成它。我莫名其妙地牢记了白居易的一句话：“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眼下，《潮汕烟雨》已然成书，哪怕是祸枣灾梨，那也是我对潮汕这片多情而神圣的土地有着跟诗人艾青一样爱得深沉的情结和责任使然罢了。

现在小说正在改编成电视剧。很多有潮汕文化情结的人都在合力促成这件事，倒不是因为《潮汕烟雨》写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是她是一个用文学手段杂糅潮汕文化的大扫描，也是推广潮汕文化较之有力的契合点，也就是说，出于整个潮汕人民的使命感。

大道：你很有乡土文化使命感。确实，我们的乡土记忆如果没有这种使命感的抢救，它们就会逐渐淡化。

郑钟海：我在《潮汕烟雨》的《后记》写道：“《菜根谭》曰：‘士君子幸列头角，复遇温饱，不思立好言，行好事，虽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纵观我潮人先贤，古有‘唐宋八贤’‘明朝八贤’和‘明清十杰’，今之各领域的能人仁翁，为桑梓恫在抱，甘之如饴，实乃潮人及其后辈之荣耀和楷模，吾乃一介书生，若不以笔墨书我潮人之民俗、民性和精神，枉为潮人之子，‘未生’也罢！”

金融家蔡鲁伦曾说：“完整的人生应有‘三感’———使命感、失落感和危机感。”从小说创作的前期准备，到一心撰写小说，又到出版、开发布会，再到目前和未来一直在做的电视剧，一路走来，失落感和危机感几乎如影随形，惶惶不可终日，但纵使如此，我和我的伙伴们不会气馁，不会退缩，更不会放弃，因为最大的支撑动力就是使命感。

其实潮汕人身上一定程度上背负着外人的误解

大道：《潮汕烟雨》要从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你有没有什么设想或者想法？

郑钟海：小说中我可以单打独斗，电视剧版的《潮汕烟雨》，她需要的是更多更有能力的“我”的群策群力，属于一群人的贡献。这期间，我拜访过不少潮汕地区企业家，像个“文学客”那样去推销、撺掇电视剧的事情。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我这就是越代庖，但我认为我必须去促成这件事。庆幸的是，对筹拍电视剧一事，潮汕老领导、企业家多数义无反顾、竭尽全力地扶持和帮助，一直有心想做一部代表潮汕文化的电视剧。

大道：关于潮汕文化，你是怎么理解的？

郑钟海：潮人自嘲身处“省尾国角”，其实潮人身上背负着一定程度的外人的误解，比如：拉帮结派、争强好胜、彪悍凶恶、封建迷信、大男人主义……诚然，特殊的地理因素培养了潮人非一般的人文特点和性格特点， “民有杂霸之风，性情劲悍”（蓝鼎元《潮州风俗考》），古有概说，传承性亦非偶然和绝无，可怎不换位思考、设身处想：潮汕地区偏处一隅，远离正统文化之中心，背山面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使其生活和生产方式自成一格。

最为外人尤其是商人诟病的是，精明的潮商热衷于抱团，外人难以厕身其间，此乃缘于乡土观念强、血缘宗亲凝聚力强之外，也有唇亡齿寒的利害和生死与共的信任，商场如战场，当战士驰骋直往，其背后和后路所托之人岂能非亲非故？

点评长篇小说小说《潮汕烟雨》：

文章不是无情物

□顾兴义

青年作家郑钟海创作的长篇《潮汕烟雨》前后花了六七年的时间。他花三年的时间去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然后花三年的时间进行写作。近日，这部八十万字的长篇巨著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我认真拜读之后，觉得小说反映了潮汕地区地区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潮汕人民的生存状态，以及丰富多样的潮汕历史文化，说它是一部雄浑壮美的史诗也不为过。我觉得他的成功值得认真总结一下，或许对当前文学创作有所启示。

小说的情节皆为虚构，而风俗民情丝毫不假。说到民风民俗的问题，小说中所涉及的风土人情并非于某个市某个县，而是采取了“地域模糊化”；换言之，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和汕尾市，尽管地缘、人缘和人文生态环境几乎“大同”，但仍存在若干“小异”，如是以一县市之背景觊觎表现整个潮汕地区之民俗、民性和精神，恐难以服众，因此小说非某一方之志，故在选取某一风俗时，作者选取最为典型、传统且生动有趣者，譬如宗祠建筑取于潮州、英歌舞取于揭阳普宁、妈祖文化和渔民风俗取于汕尾、三山国王文化取于揭阳揭西等，经过作者一番加工，使之更加典型、生动。

《潮汕烟雨》的时代背景是清末至抗战胜利期间，所有关于潮汕的民风民俗、民居建筑、装束衣着、言谈举止等，作者都尽量地还原到那个时代的“语境”中去，起码不能有悖历史文化或生活习惯的东西，故这方面的准备工作相当繁重和琐碎，也很花心血和精力，尤其让他吃力的是，写1943年大饥荒和抗战部分故事，令他经常莫名其妙地陷入惊悸和悲怆之中，那种感觉就像做着一个窒息的黑魆魆的噩梦。不管如何，他都坚持扛了过来，因为他每次都跟自己说：越大的难关攻下了，越能证明他的勇气和坚毅，也越能说明写这书的意义和责任。后来蔡运桂先生在小说中看到了吃“橄榄肉”的情节时，他不禁感叹写道：“《潮汕烟雨》中的人相食、食亲人的悲惨故事，让我记忆犹新，不堪回首的‘天灾人祸’，不知有多少人被吃掉啊！”

眼下的文学界，在饱满的躯体下藏着一颗浮躁的心，早已没了“板凳须坐十年冷”的沉静和心态，更别说为了一部长篇小说去深入了解相关资料和深入生活，而写出来的作品自然是浮光掠影，甚至七拼八凑，读起来也是干瘪瘪的，毫无真实感和生动感。值得赞许的是，《潮汕烟雨》的作者给了我另一个感触和感动，也正是因为作者肯花多年的时间去体验、去创作，最后《潮汕烟雨》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传奇故事，里头的人物也是栩栩如生、神形兼备。更重要的是，他不但写出了那段潮汕地区老百姓的恩怨情仇、酸甜苦辣的历史，更有机地巧妙地将潮汕文化（如人文特点、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居住建筑、服饰装扮、岁时节日、人生仪礼、社会组织、民间文艺、民间信仰、游艺竞技等等）——囊括和糅入书中，不得不说这宛若一幅展现潮汕文化的长卷，恰到好处地将潮汕地区的语言、音乐、戏剧、菜系、茶道、工艺、民情风俗和文化心态，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和揭示了一段关于潮汕风俗、潮汕人的“非虚构真实故事”，让大家了解一个有血有肉、饱满踔厉的族群——“大潮汕”。甚至说它是潮汕地区百科丛书也不为过。

一部地域色彩很浓的小说，就像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陈忠实的《白鹿原》，读者未必皆是穆斯林或陕西关中人，但读了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同化”之共鸣，有此效果，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很了不起的事。在设置《潮汕烟雨》的细节上，比如人名、地名、称谓、口头禅乃至粗话等等，作者都尽可能地用得原汁原味，甚至很多便是咱们平日所见所闻所说的东西，诚如蔡运桂先生在序言所写的，《潮汕烟雨》的艺术特色之一便是“把文言、白话、方言熔于一炉，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语言氛围。方言的大胆运用，对于‘非潮人’读者会造成阅读障碍，对于潮汕人读者会感到亲切。”当然，文学作品中方言使用问题，怎么掌握一个度，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另外说一点，《潮汕烟雨》是“接地气”的作品，就像鲁迅写浙东绍兴，沈从文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莫言写高密，贾平凹写商州区，陈忠实写陕北，刘震云写河南省……这种“接地气”的创作思路和创作模式，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这不仅源自生于斯长于斯的单纯感恩之情，更多的是脚下踩着的这片土地时刻孕育着生灵，根植着心灵和灵魂，上演着“生旦净末丑”，流露着“喜怒哀乐贪痴嗔”，散播着口耳相传、道听途说的民间故事，交织着一个又一个平凡或精彩的人生。因为他熟悉，所以他撰写；因为他热爱，所以他传颂；因为值得，所以他坚持。文章不是无情物，只有爱之深，才能陈之切。钟海是我的小老乡，我欣喜看着他以坚实的脚步走上文坛，希望他顶风冒雨，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文作者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80万字描绘潮汕地区风情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绵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期间，“2013年时代外滩潮汕文化节暨《潮汕烟雨》新书发布会”在番禺区时代外滩举行。

长篇小说《潮汕烟雨》由80后青年作家郑钟海历经6年创作而成，该书由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蔡东士题写书名，广东省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副主席蔡运桂作序。全书逾80万字，分上下册，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小说《潮汕烟雨》:展示潮汕历史文化 再现民俗风情

作者：林健锋

最近读了青年作家郑钟海小说《潮汕烟雨》，感觉确实是一部"大"作，一部八十多万字长篇，以小说形式全面介绍了潮汕历史与民俗文化。

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郑钟海花费了三年时间深入潮汕地区采风，探询古迹遗址、祠堂民居，收集相关资料之后，又花费两年多的时间，最终创作了这部长达八十多万字的"巨"著（上下册）。笔者深为感动：这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差事，一时间令我脑海里浮现茅盾在《子夜》中所用的两个字："扛鼎"！

《潮汕烟雨》是一部民风民俗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完整性和独特性的文学作品，作者对潮汕地区的自然风光、建筑特色、民俗现象和民间艺术等展开详尽精彩地描述。

民间风俗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化群体生活的规范，集中反映社会的机构模式和人文观念。在许多作家的艺术创作中，都不遗余力地对民俗世象加以描写，借以反映深刻的主题。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优秀小说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是"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鲁迅写浙东绍兴，贾平凹写商州区，沈从文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莫言写高密市，都取得不俗的成就。郑钟海写潮汕平原上的民风民俗，借此反映潮汕人民的精神风貌，这是一桩意义深远的美事。

《潮汕烟雨》刻画了一系列形象鲜明的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媒婆笑姑，笑姑"立即将方才的失意和不悦通通甩掉，重新换上了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和高深莫测的笑容，像只高傲的斗鸡昂首挺胸，颠着肥臀，绕着城墙向城南门走去"的形象，几乎跃跃纸上！这可能跟本人之前研究过媒婆职业有关，本人曾于2012年出版过《向媒婆学营销》一书，所以我对媒婆这个形象和特征休息比较敏感，也佩服作者的文字描述！

郑钟海对人性也有深刻探讨，比如郭小妹。郭小妹的人生中似乎只有一次鱼水之欢，作为一个正常女性，这有点不好理解，甚至有破坏人物形象的危险性。但把这一事件放在大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细微的提醒。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婚姻的基础和最高宗旨是"合二姓之好，武则天之道"，以及"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对此，潮汕地区继承了古代婚姻的宗旨以及任务，而且将其发扬光大。潜移默化的风俗习惯对郭小妹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约束，所以在她的性格中，有一种保守中的淳朴，传统中的落后，盲婚哑嫁的她承担着这种严重残缺的生活。再说林铭义，林铭义为什么会走上一条不归路？归根到底，就在于林陶再"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在他身上引发的逆反心理。这让读者在对这个人物憎恶痛恨的同时，难免要同情唏嘘。林娘聘一直是个惹人嫌的角色，但他在麻生名义持枪对准郭小妹时，一改常态，怒骂麻生名义，终被日寇杀死。如何对这个人物盖棺定论？一时还真不好拿捏。只能说人性像一座迷宫，迂回曲折。

《潮汕烟雨》的叙述是线性的、传统的，许多小故事的穿插并没有打破这种性质，它们仅仅是缀在一个大故事上的。整部小说语言流畅老练，文白夹杂，方言，俗语，甚至是粗话的使用，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这种氛围与潮汕地区的人和物是紧密结合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写巴黎，他的广场都有名字，他的房子都有色彩，他的街道都有味道与噪音，那是一个确切时代下的巴黎。与此类似，钟海写韩江城，写十八乡里，对于民居，祠堂，街道，店铺，日常生活场境，婚丧和节日场境的描写，也是细入微芒的，专心致志的，像数学一样精确。可以这么说，郑钟海是带着一种对历史的怜悯、对传统的痛惜之情，步步莲花地展开他的描写。

作为潮山籍的笔者，读此大作倍感亲切，同时，也为作者这么年轻便有如此一部"扛鼎"之作表示钦敬！

（编辑：张秀川）

评论：即便是反面角色，也必然担负着人类的罪责，死，在最高贵的文学中不是终结，而是洗礼。

田忠辉（广东财经大学中文系教授）

郑钟海出生于1981年，是正宗的80后作家，但是他和我们研究的那些“偶像型”80后作家不同，他不是借助媒体喧哗出位；也不比那些父辈文学资源丰富的年轻人，可以在文学的江湖便捷地直冲云霄。郑钟海的文学关怀基于草根的梦想、文学背景源于乡土文化、文学母语得于朴素的现实主义表达，其作品材料扎实、内容丰富、结构精致、思想厚重、语言纯朴，在一个喧嚣和世俗化的时代，他的作品有一种黑白负片般的自信和内在的矜持。

八年时间，81万字，是潮汕文化的长篇史诗，也似一方土地人民的喜怒哀歌，若没有真挚的爱、韧性的执拗和长期的文字训练，写出这样丰富复杂的画卷，几乎不可想象。

潮汕地区人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潮汕烟雨》首先是一部成功的地域文化性作品，其价值在于描写了丰富的潮汕风情，展示了极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堪称广东省文学花园中的地标性成果。粤东潮汕地区，潮人自嘲为“省尾国角”，这一称呼的文化意义不言而喻，潮汕总面积不过万余平方公里，人口却高达1400余万，地狭人多，生存压力巨大，逼迫大批潮人出洋谋生，造就了潮人“敢闯能略，谨慎精细，务实勤俭”的海洋精神，潮商、潮人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丢弃他们的传统文化，相反，其凝聚性却更强，绵延不绝，形成了独特的风景，展示出了颇具地域色彩的风格。在《潮汕烟雨》中，最为典型、传统且生动有趣的潮汕风俗都得到了体现，譬如宗祠建筑取于潮州、英歌舞取于揭阳普宁、妈祖文化和渔民风俗取于汕尾市、三山国王文化取于汕头市等等，郑钟海将“民情犷悍，素称难治”、“民有杂霸之风，性情劲悍”的潮汕性格展示得淋漓尽致，丰满充足。在小说中，潮人强烈的宗族观念、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精巧灵活的竞争意识等性格特点，无不在小说人物身上显示出来。

第二方面的贡献，可以说，《潮汕烟雨》就是潮汕人民生活的“清明节上河图”，在小说中，潮汕的历史流长、人文昌盛，借助小说描述，在语言、音乐、戏剧、菜系、茶道、工艺、民情风俗和文化形态的浓墨重彩中，铺陈而来，潮汕文化的人文特点、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居住建筑、服饰装扮、岁时节日、人生仪礼、社会组织、民间文艺、民间信仰、游艺竞技等等无不一一囊括，犹如向世界展开的一座花园，《潮汕地区烟雨》就是潮汕文化的解说词，令人目不暇接。

他把文学看成了事业，看成终其一生奋斗之鸿

从事文学创作要听从内心的召唤，《潮汕烟雨》第三方面的突出特色是作者对文学的执著热爱，钟情于文学的郑钟海，借助其作品散发出了浓郁的文学情怀。作为目前汕尾市籍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之一，郑钟海放弃待遇优渥的工作，潜心八年完成一部逾80万字的长篇小说，可以说其志甚大、其行可嘉。郑钟海在“后记”中借助《菜根谭》语“士君子幸列头角，复遇温饱，不思立好言，行好事，虽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表达了自己一支秃笔绘世界的豪情，于中也可以看到“80后”一代的担当，源于潮人之尊贤重教、砥砺奋进的进取精神，郑钟海能够在虚名浮禄甚嚣尘上的时代，以笔墨写人生、抒情怀，虽曰书生“一介”，却是担当其大者。正如郑钟海自己所言，职业不过是安身立命、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手段罢了，而事业则是终其一生奋斗之鸿猷。他把文学看成了事业，因此才能从潮汕悠长的历史中体验到人文情怀，从此日常生活中体会到风俗和心态，透过文化看到这些人民的真实生活。郑钟海以文学的形式向世界讲述了潮风潮雨的“非虚构真实故事”。

长篇小说，特别是地方志模式的小说，需要大量的真实资料，需要写作者做大量的实际考察工作，这时候的写作者有点像人类学者，需要做很多的田野调查，《潮汕地区烟雨》第四个令我们感到欣慰和赞赏的方面是郑钟海是位认真的学者。我们观察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那些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会发现，这些文学史上熠发光的文学巨匠，在写作中都是一位严谨的博物学家、植物学家、地理学者、风土人情调查员，郑钟海毫无疑问继承了这些大师们留下的传统。《潮汕烟雨》之所以引起潮汕籍读者的共鸣，最好地证明了扎实的调查功夫在地方志型长篇巨制中的重要作用，郑钟海为这篇小说作了长达3年的查阅、归整史籍和采风。郑钟海下的是笨功夫，在一个写穿越、盗墓、言情等等浮躁易写千篇一律文体的时代，郑钟海的“笨”正是一道难得的风景，郑钟海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问题，清浅的文学能走多远？

仿佛每一笔都拖着千斤的压力

郑钟海的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的贡献是“情感真挚”，这是这部小说的第五个特点，也是他的文学功力之所在，文学理解之所系。比如在塑造林娘聘这一人物上，尽管作者把这一人物塑造成了“丑角”形象，但是我们读过之后，可以笑，却丝毫恨不起来，可以嘲讽，但是嘲讽之后，却觉得有无妄的空虚袭来，什么原因呢？因为在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极其纯粹的高贵，这种纯粹的高贵来源于“真实”，正是“半痴半癫”，才可以从中看到这一人物未受到尘俗污染的可爱，林娘聘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作者对“真实”的可贵尊重，在“怜悯”中才可以看到一位作家的伟大之处。与此相似，在小说中，凡是写到人物的死亡，我们看到作者的笔力滞重，仿佛每一笔都拖着千斤的压力。我认为，让自己的人物不轻易地死亡，乃是判断一位作家境界高低的标准。即便是反面角色，也必然担负着人类的罪责，死，在最高贵的文学中不是终结，而是洗礼。应予承受苦难的不是死者，而应该是我们每一位读者，是死者在为我们生者承担罪责，这就是人性的高度。郑钟海的慈悲表现在，即使对林铭义，也无法痛下杀手，而是以“雷击”的方式结束其罪恶。

至于小说中的方言，我并不认同一些一般的说法，比如读者阅读障碍、文化陌生感等，我反而认为，正是这种陌生感才能诱发文化差异的追问。也正是在障碍中的阅读，才能调动起读者全面参与的热情。因为毕竟，伟大的阅读不是投其所好，而是一种自我质询、自我追问和自我拯救，它必然来源于主动的愿望，而不是等待填喂的食鸭，所以，方言的恰当使用，只能造就伟大而自信的作家，决不会影响文学的质量。

而更大的使命摆在郑钟海面前，广东地标性的作品，不仅仅停留在对过去生活的描述，更应该是对古老的潮汕文化遭遇到现代文明冲刷的描述，直面那潮汕风雨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喜怒哀乐，才会有更伟大的扛鼎之作，直至树立起广东文学的猎猎旌旗。

评论：一个与众不同的族群

邢植朝（国务院津贴专家，民族民俗学教授）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但真正具有这方面功能的小说著作，并不容易诞生。它需要作者拥有丰富的知识面和过人的叙事技巧，对一个地域及其群体的历史沿革和人情风俗具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并通过各种情节设置，将之融入故事中。

《潮汕烟雨》是一部地域色彩非常浓郁的小说，不仅让我欣赏到了起伏有序的故事，更让我感受到了别具一格、鲜明灵动的潮汕民俗文化。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认为，除了精彩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性格之外，全面、生动、有趣的民情风俗和地域风貌，更是这部著作的精华和价值所在。

作者汇集了大潮汕地区特有的民俗和风景，成功展示了韩江城八里十乡，以及这片土地生活的人民。故事情节皆为虚构，而历史背景和风俗民情却是非常的真实细致。他借助晚清民国的历史背景，设置了林、蔡、许、关四大家族恩怨情仇的故事情节，在其中有序穿插了民居、祠堂、街道、店铺，以及日常、婚丧、节日的细微场景描述。

这种真实的历史和生活再现手法，将潮汕地区的语言、音乐、戏剧、菜系、茶道、工艺等地域文化和民俗风貌，如清明山河图一般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共同的历史浮沉中，让我们看清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族群。

郑钟海，男，1981年生，潮汕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潮汕烟雨》（81万字）、《青春，堪比黄花瘦》、《乳头》、《暗红》、《花葬》、《弟兄》，系列短篇小说《莫名聊斋》（25篇，曾在《新快报》连载），电影剧本《负鼠凶猛》、《上身》、《天眼》、《疯狂的青春》等。

影视作品

改编自长篇小说《潮汕烟雨》的影片《潮汕风云》将于2021年9月9日在全国影院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