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同济（1906~1980年11月20日），笔名耕青、独及、望沧，福建福州人。中原地区哲学家、学者、政治学家、莎士比亚戏剧研究专家，被誉为“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920年，林同济随父到北京，入崇德中学读书。1922年，其从北京崇德中学毕业，同年夏考入清华大学。1926年，林同济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在密歇根大学留学。1928年考入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次年获硕士学位，任东方语言系讲师；1930年至1932年，其在加州大学和奥克兰米尔斯学院任讲师，讲授中国文化史。1934年，林同济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林同济任南开大学政治系和经济研究所教授，兼《南开社会经济季刊》主编。1937年，云南大学聘请他为文法学院院长，兼任政治经济学系主任。1940年，以林同济、雷海宗、贺麟等为代表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在《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形成颇有影响的战国策派。1942年夏，林同济从昆明迁居重庆市，到北碚复旦政治系任教。1948年6月，林同济筹建的“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在上海开张，林同济任海光常务董事。1949年，林同济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1952年调任外文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史、英美小说、英国戏剧、莎士比亚读评、翻译理论等课程。1980年11月，林同济因心脏病突发离世。

林同济著有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天地之间等书籍，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丹麦王子哈姆雷的悲剧》。他的哲学思想中，具有三种不同的境界，这三种境界最后回归与宇宙的天人合一。林同济一步步从历史走向哲学，再归皈宗教。他以自己的心路历程，印证了中国人心灵的丰富和复杂，从他这里，可以丈量出现代中国思想的某种深度和广度。

林同济，笔名耕青、独及、望沧，政治学家，学者，哲学家，莎士比亚戏剧研究专家，被誉为“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906年，林同济出生于福建福州。1920年，他随父到北京，入崇德中学读书，1922年，林同济从北京崇德中学毕业，同年夏考入清华大学。1926年，林同济从清华大学毕业，考取了官费赴美留学，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修国际关系和西方文学史。1928年，林同济获学士。

1928年，林同济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30年获得该校政治学硕士学位。1930年至1932年，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奥克兰米尔斯学院任讲师，讲授中国文化史。1934年，他以《日本在东北的扩张》为论文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

1934年，林同济回到中国，任南开大学政治系兼经济研究所教授，讲授比较政治等课程，兼《南开社会经济季刊》主编。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天津市局势骤变。林同济护送家人离津赴滇。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他为文法学院院长，兼任政治经济学系主任。林同济在云南大学主持系务期间，他将该系分为政治与经济两组，聘请获哈佛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教授的王赣愚等到政治组任教，聘请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央研究所研究员的朱炳南到经济组任教。在林同济的努力下，政治经济系教师阵容不断壮大。

1940年，以林同济、雷海宗、贺麟等为代表，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在《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态度及积极的入世精神，他们以古代的谋臣或策士自诩，因此被称为“战国策派”。“战国策派”以重建中国文化为宗旨发表大量文章，主张文化形态史观，提出文化重建构想，大谈“大政治”学说，抨击官僚传统，检讨国民性，提倡民族文学运动，探索民族救亡图存之道。

1941年，经教育部批准，云南大学政治经济系系一分为二，经济组扩充为经济学系，政治组扩充为政治学系，林同济被聘为政治学系首任系主任，并主讲“政治学”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等相关课程。同年，林同济与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共同发起成立“社会经济研究所”。为了培养研究之风，他筹集资金购置图书，组织教师开展云南省县政调查，出版了《人文科学》季刊，举办“现代学术系统演讲”，主讲人均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及云南大学知名学者。

1942年夏，林同济从昆明市迁居重庆市，到北碚复旦大学政治系任教，他的家人也与复旦结缘：父亲林鼎章在法律系讲授民法，妹妹林同端在外文系任助教，弟弟林同奇在史地系就读。其父请人在北碚区建了一座二层楼房子，一家人都在北碚定居。有时，林同济在复旦演讲，兄弟姐妹们都会去旁听。

1945年5月，林同济应邀赴美学术交流，先在奥克兰米尔斯学院执教，后又任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抗战胜利后，林同济开始着手筹建一座最大规模的西方思想图书馆。银行家陈光甫伸出援助之手，对于筹建图书馆给予经济上的全力支持。1947年2月到次年1月，林同济游历欧洲，访问了英、法 、德、意等国的文史哲学者与作家，跟意大利的克罗齐、法国的萨特、英国的拉斯基、匈牙利的卢卡奇等讨论中西文化问题； 他邀请每位被访者提供一份100名重要的西方思想家的名单，以他们的著作作为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

1948年6月，“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在上海番禺路209弄16号正式开张，林同济任海光常务董事，实际行使馆长之职。他采购了一万余册海内外图书，其中不少是外国思想家、文学家的原版著作；同时广邀名家前来举行报告会、开展学术研究，胡适、巴金等文化名人都在海光留下过足迹。林同济的弟弟林同奇、复旦大学的蒋孔阳以及另两位编目专家一起管理图书馆。图书馆定期举行各类学术讲座，一度发展兴盛。1952年，因公私合营，海光被关闭，所藏图书入藏上海市人民图书馆。改革开放后，林同济积极呼吁筹办一座莎士比亚图书馆。

1949年，林同济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1952年调任外文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史、英美小说、英国戏剧、莎士比亚读评、翻译理论等课程。他利用自己精通英语的有利条件，研究莎士比亚戏剧，并尝试以五拍素韵诗体的方法翻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麦克白》。1958年，林同济被打为“右派”（1978年获平反）。1980年1月，林同济花费数年工夫完成的“'Sullied'　Is　the　Word:aNoteon　Hamlet　Criticism”在《外国语》发表。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外莎学界人士的普遍关注。

1980年8月，林同济得到莎士比亚年会的邀请，赴英参加“第十九国际莎士比亚讨论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参加国际讨论会的学者。30多个国家的两百多位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会议讨论的主题为“莎士比亚关于人物塑造的方法”。从英国返国后，林同济接到自己的母校——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分校及哈佛大学的学术演讲邀请函，他又辗转赴美。林同济勤勉于演讲的准备，同时还为画家朱屺瞻、关良、刘旦宅、程十发等与美国朋友洽商为他们在美举行画展，致力于中美文化的交流。在伯克利成功的第一讲《莎士比亚在中国:魅力与挑战》，使得第二回演讲吸引了更多的听众，座无虚席，许多人还从头站到尾。

在赴美讲学期间，年逾七旬的林同济常常忽视自己的年龄与身体状况，过分紧张地工作。1980年11月20日，林同济因心脏病突发在美国离世。

林同深的翻译作品还有《麦克白》。

林同济深受欧洲的阿诺德·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影响，相信在历史的演化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模式”或“文化形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用文化综合或文化统相（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方法，发现文化形态演化的规律。他相信，凡是成体系的文化，都会经过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封建阶段、列国阶段和大一统帝国阶段。在封建阶段，社会的分层是上下结构的世袭等级制；到了列国阶段，种族的差异超过了阶级的差别，由此产生了民族主义的自觉；20 世纪的中国处于列国（战国）阶段。当时的世界大战，正是列国为了生存而产生的激烈竞争。在列国纷争格局下，中原地区唯有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作为唯一的选择，这不仅是抗战时期的特殊口号，也是一种世界时代精神的回音。

虽然林同济一再强调民族国家的至上，但他思考的真正着眼点是人。林同济在《战国策》中所有的论述，是基于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意识：在这样一个以力为中心的战国时代，为了民族国家的重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格。这一思想脉络显然是晚清梁启超的“新民说”、五四时期《新青年》的“改造国民性”的历史延续。五四思想中， 不仅有法国式的理性启蒙主义，也有德国式的狂飙运动传统。林同济以及雷海宗、陈铨这批战国策派，所继承和发扬的，正是注重个人的感性生命和意志力量。他们力图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狂飙运动精神。而狂飙运动所关怀的问题核心，表面看起来是民族主义，实则却是人，作为民族精神的国民人格。林同济思考的终极目标是，中国的传统国民性问题在哪里，在民族主义的大目标之下，如何重建新的国民人格。

1940年，林同济在著名的《力！》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力的世界观：力是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林同济认为，宇宙的本质就是力。他不仅把力作为宇宙的本源，而且将其看作泛生命存在的根本。在晚清，梁启超已经有了力本论的思想。梁启超认为，力是万物的动力，是世界的源泉，也应当成为人们世界观的核心。这样，力就代替德，成为从晚清到五四，一股思想启蒙的狂飙。林同济继承了梁启超的这种思维模式，他将欧洲科学革命以来的机械论宇宙观予以泛化，用来解释社会的变化和人生观。由于他受到了阿图尔·叔本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唯意志论的影响，他所理解的力，就不仅仅是物理世界的机械作用，而是包含着人的意志力量的生命之力、创造之力。

林同济的关怀不在宇宙的客观法则，也不在社会的发展秩序，林同济所真正关怀的只是人，国民性和国民人格的再造。力的宇宙观和社会发展观最后要落实到人格的改造，否则一切都将没有意义。人格的改造本来是晚清到五四由梁启超开创、 又为鲁迅等人继承的现代主题，但林同济所继承的不是其中的道德内涵，而是意志的再创。 如何重建中国人战士式的人生观，是一个力本论世界中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在儒家的唯德世界观之下，只可能产生士大夫的“柔道人格型”，这显然无法在战国时代有立足之地。林同济相应地提出了一个大夫士的“刚道人格”的历史理想型。他表示，在中国历史上一轮的战国时代，有一个大夫士阶层。根据其文化的历史形态观，士大夫产生于大一统时代，是专制皇权下的官僚文人，而大夫士是贵族武士，是封建的层级结构的产物。林同济认为，到了大一统时代，随着大夫士被士大夫所替代， 这种“刚道人格”也湮没在历史之中，最终造成中华民族缺乏力的精神，在新一轮的战国时代不敌西方。 在抗战时刻，林同济大声呼唤大夫士人格的复归，呼吁中国人要从德的人格走向力的人格。这种思想，有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投影，尼采思想是战国策派的外来思想渊源，对林同济本人也是如此。

在林同济的思维模式中，人性与自然宇宙的本性应当是相通的，都统一于力的本原之中。超人的生命创造力的本性，应当与大自然的力的本质同一，也就是说，人格的合理性必须在自然的目的论那里得到证明。中原地区的“天人合一”传统又一次在林同济思想中显现出来。

1942 年，林同济在《大公报》战国副刊上发表了《寄语中国艺术人》，以弗里德里希·尼采式的诗的语言，号召三种人生的境界。第一步是“恐怖”，看透时间与空间的无穷，在这无穷之中看出人的脆弱，灵魂因此而发抖，因发抖而后能追求，能创造。第二步境界是“狂欢”。狂欢生于恐怖，又战胜了恐怖，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能。把握着宇宙的节拍，与宇宙打成一片，人就是宇宙，就是创造。最后一步境界是“虔恪”，虔恪就是在自我外发现了存在，在自我与时空之上，发现了一 个无限的绝对体，它可以控制时空，也可以包罗自我；虔恪就是在神圣的绝对体面前严肃屏息崇拜。

林同济从一开始，就相信天命的存在，相信宇宙间时空的无穷之令人敬畏。虽然他以一种存在主义的姿态，号召反抗宿命，战胜恐怖，但他的归宿点依然是和宇宙打成一片，这和他所崇拜的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观点相反。尼采不相信形而上世界的存在，只是要忠实于现实人生本身，但林同济却相信形而上的绝对存在，相信形而上的宇宙自然神。在这样一个自然和宇宙之神（不是人格神，而是形而上之神）面前，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卑微的。所以，在宣扬民族主义的时候，林同济一直感到国家和民族缺乏神圣的渊源，为了使中华民族真正成为一个有公共信仰的共同体，他主张恢复传统的“祭天制”，所祭的是宇宙的神秘的无穷性。他提倡一种宗教式的“大悔”，不是儒家式的道德自我反省， 是一种达于“知天”的心灵体验，一种神秘的“谦悯”感。

1942 年以后，林同济逐渐从对民族主义的狂热转向对自然宗教的省思，对中原地区传统的道家越来越感兴趣。1947 年， 他用英文在美国著名的《思想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心灵：道家的潜在层》的文章，针对国外一般学者认为中国人都是儒教徒的普遍看法，林同济表示，每一个中国人也同时信奉道家学说，中国人的性格中具有双重性。中国人从社会层面尊重儒家，而在个人层面信奉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代表了一种自由精神，表现出的是一种唯美的性情。林同济将道家与西方的个人主义者和佛教徒作了比较， 他认为，道家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精神是相通的。

林同济为了将民族主义所必须的儒家入世传统、尼采的生命力意志和道家的精神自由整合在同一个人格之中，林同济将道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道家的原初形态：叛逆加隐士。中国人的潜意识中都有道家的反叛和退隐意识，隐士所追求的是中国山水画的境界，那种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境地。 第二种类型表现出来的是“流氓”。在道家看来，一个人内心体验可以与他的外部行为区别开来，广大的“流氓”虽然内心有自己的价值观，但依然从众，随波逐流。道家人格的第三种类型：回归主义者。 这样的道家徒在断然出世后又决定重返社会。经过大胆的否定之否定，道家信徒用意志力使自己成为最积极的人。回归主义道家信徒是中国文化所能产生的最高层次的人格。

从竞争的民族主义到弗里德里希·尼采式的战士式人格，最后回归与宇宙的天人合一，林同济一 步步从历史走向哲学，再归皈宗教，从凡俗走向神圣，从尼采走向宇宙神。西方的尼采与中原地区的庄子、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超脱、国家的集体目标与个人的生命创造，这一切构成了林同济复杂的内心世界。直到晚年，当他找到宇宙与人格的同一性的时候，拥有某种中国式的自然宗教情感的时候，他才慢慢平息下来。民族主义并非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价值和关怀所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一种相信宇宙与自我共在的自然宗教。假如没有这样的超越意识，现代中国的思想，将浅薄无趣得多。林同济以自己的心路历程，印证了中国人心灵的丰富和复杂，从他这里，可以丈量出现代中国思想的某种深度和广度。

不懈追求的学者。——人民政协报评

我家才子，一生命苦，可叹。——林同济之弟林同奇评

林同济超越了专家范畴，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国家、民族、文明的热爱认同。——新世纪周刊评

林同济在20世纪中国史学理论方面是举足轻重的学者，他始终保持着爱国心，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色，践行着他所倡导的对国家的“忠”。——中华读书报评

林同济在美国攻读学位的时候，他花了很多功夫收集日本在东北铁路的资料，通过仔细研究，发现日本对东北地区有鲸吞的计划。1930年，他同时用中文和英文发表《日本对东三省的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一书，用大量的资料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

1949年春，许多知识分子考虑离开祖国大陆去台湾。父亲林鼎章建议林同济尽快动身去台湾并说出了两点理由。但林同济称“中国若亡，吾与汝偕亡。”简短而坚定的回答，打断了他和父亲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