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以消耗战争（英文名称：The Israeli-Egyptian War of Attrition），又称“消耗战”，发生于1967年-1970年。是埃及为了收复西奈半岛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的旨在以时间消耗以色列人力、物力、财力，直至其撤出西奈半岛的战争。

1967年7月1日埃及和以色列两军对峙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埃以第一次交火，自此以后双方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在10月底，埃及击沉了以色列的“埃特拉号"驱逐舰，以色列为了报复轰炸了苏伊士的炼油厂。埃以消耗战持续三年有余，期间经历了埃及备战阶段、埃及主导阶段、双方相持阶段、以色列主导阶段、苏联直接参与阶段，到1970年8月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时，以军伤亡717人，埃及军队的伤亡约5000人。最后，由于美国担心这场消耗战最后会把美苏之间的美苏冷战升级，因此从中斡旋，平息了此次战事。

对于“消耗战”的发起国-埃及来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收复西奈半岛成为必须解决的首要政治问题。然而，当时的以色列在胜利面前丝毫没有撤兵意图，美、苏及联合国也都未能解决此事，抑或是安于现状，使埃及通过外交与国际谈判等途径实现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战争成为纳赛尔收复领土的无奈选择，但基于埃及自身实力在“六日战争”中受损且无力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现实，纳赛尔提出进行“消耗战”，即用炮火频繁袭击苏伊士运河东岸，消耗以色列的人力、物力、财力，用时间来消磨以色列人的意志，直至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

1967年7月1日，埃以在停战20天后第一次交火，自此以后双方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在10月底，埃及击沉了以色列的“埃特拉号"驱逐舰，以色列为了报复轰炸了苏伊士的炼油厂。不过，由于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损耗过大，埃及并没有发动较大规模的攻击，其首要目标在于恢复军备、重组军队。

7月末，埃及从苏联购得约110架作战飞机、200~250辆坦克。10月，埃及的飞机数量已达战前水平，坦克也增至700辆。1968年春，埃及已装备了比战前更先进的飞机、坦克、火炮，恢复了军事力量，并把其中的3/4共7个师10万人的兵力部署在苏伊士运河西岸。至此，埃及军队的休养生息工作基本完成。9月起，埃及向苏伊士运河沿岸派出由大约15000人组成的部队，相应的武器装配也运往沿岸地区，准备随时向苏伊士运河东岸进攻。

1969年3月，埃及公开抛弃联合国第242号决议，其炮兵不断向运河东岸开火。“消耗战”正式爆发。以军损失惨重，据以官方数字，以军伤亡人数从5月的51人(其中13人死亡)，增加到6月的89人(有17人死亡)，7月更是达到了112人(有31人死亡)。

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以色列开始运用其空中优势轰炸运河周围，此外海军也参与作战，战争扩大。从这时开始直到11个月后停火的达成，以军一直对运河西岸进行有组织有规律的空炸。9月，在两次较大的冲突中，埃及损失惨重，以色列仅被埃及的反导弹火力击落一架飞机。此外，美国答应供给以色列的F-4幽灵II战斗机，第一批有4架于9月5日抵达以夏琐空军基地。10月以军改变空军攻击方向，从运河地带深入到苏伊士湾，进而纵深攻到埃及本土境内，战争进一步扩大。

1970年1月6日，以色列国防和安全内阁部长会议批准通过了之前纵深系统轰炸埃及境内的提议。1月7日，以军轰炸了苏伊士南北沿岸的军事目标和运河东南部三角洲的军事基地，一直持续了1400个小时。1970年1月初，第二批F-4战斗机(16架)到达以色列，以军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对埃轰炸。

埃及无力招架以色列以空炸为主的还击，寻求苏联的武器支持。1月22日，纳赛尔秘密访问莫斯科，其最大的目的就是寻求苏联更大力度的军事援助，特别是萨姆-Ⅲ型地对空导弹。

从4月开始，苏联开始直接参与埃以的冲突。18日，苏联飞行员驾驶埃及飞机追击以机，开始代替埃及飞行员执行对以的作战计划。以色列在不到3周的时间内损失了5架战斗机和3名飞行员，这是以空军自建立23年来未曾有过的失败，梅厄政府的执政能力受到质疑和动摇，内阁也陷入对战争前景的担忧之中。1970年7月底，在美苏的干预下，埃以最终达成停火。至此，埃以消耗战宣告结束。

至1970年6月，埃及在战场上的直接伤亡人数约为5000人。以军从1969年3月由炮战造成的伤亡人数717人。

1967~ 1970年间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消耗战对埃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及外交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伴随战争而出现的国民经济衰退、外交战略凸显瓶颈等情势, 使得埃及领导人对这场战争进一步反思并谋求改变, 遂开启了埃及改革的大门, 为此后埃及与以色列实现和平提供了前提条件。消耗战中国家军事力量的恢复及增强、国民士气和民族自信心的提升无疑对埃及进行下一场战争, 收复西奈半岛奠定了坚实的力量和精神基础。

战争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国家财力，特别是对于战争的发起国来说尤为如此。在埃及与以色列的消耗战期间，埃及国内出现的情况是，许多工厂停工待料，不少发展项目因战争之累被迫放弃。再加上苏伊士运河的关闭、旅游业的萧条和西奈半岛石油收入的消失，埃及国内经济发展面临停滞甚至是倒退的危险。

1967年，埃及国民生产总值却出现负增长情况，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又出现零增长，1970年虽然实现了正增长，但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仍不及1965年以前的水平。据估计，自1967年埃以战争以来，埃及由于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达到1000亿埃磅以上。

战争爆发后，大量原本从事民用经济活动的人力资源不得不参军，抑或是参与到军事设施的建设中，民用经济的从业者由此数量大大减少。消耗战期间，埃及有将近50万人被招募到军队中，在战场上交战，其他参与到军事设施建设中的劳动力更是不下百万。

战争打破了埃及原定的经济发展计划，使得原本就已延后进行的“第二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又被搁置到1970年消耗战后才被重新筹划。战争摧毁了大量基础设施。1967年10月25日，埃及苏伊士石油炼油厂被以色列轰炸，给埃及造成了1亿美元的损失；1969年10月~1970年4月，以色列对埃及实施了纵深轰炸。这些基础设施的受损，延缓了埃及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使生产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大量平民由此失业，加重了政府的经济负担。消耗战期间，埃及政府为了战争需要疏散了运河区的约25万人，他们被迫移居至开罗和亚历山大的棚户区。

武器装备是军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影响战争的重要因素，人力则是军队硬实力中有形的物质力量。常规战争中，在作战双方拥有实力相当的军事硬件时，如何运用人力组织和部署常常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苏联在消耗战期间给予埃及的军事援助，使埃及的国防军事实力不仅得到重建和恢复，而且远远超越了战前水平。

埃及通过一系列政策加大征兵力度，如征募高中生及原来被免除兵役的大学生；延长士兵服役时间；把对应征入伍者的补助延长至被占领土地解放为止等，使军队人数从战前的18万人发展至1970年末的近70万人。

在武器装备方面，无论数量还是性能，埃及的军事力量都大大增强。据统计，1968年，通过整编和扩充的埃及陆军拥有约560辆T-540或T-550坦克、300门重炮、450门野战炮、200门迫击炮和800多辆轻型装甲输送车、1080多门高射炮和30多套SA-20地空导弹发射装置。埃及空军拥有110架米格战斗机210战斗截击机、80架米格-190战斗机、120架米格-150和米格-170战斗机、40架苏-70战斗战略轰炸机、40架伊尔-280轰炸机和10架图-160轰炸机。1969年9月，法国通过利比亚转卖给埃及100架幻影0军用飞机。1970年底，埃及又从苏联得到75~80套萨姆-Ⅲ型地空导弹发射装置，150架米格-21J0战斗机，4台最新式15-B0雷达，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先进和严密的防空系统。由此，以色列飞机不仅在埃及控制的运河领空内会完全暴露在这个防空系统之下，而且如果萨姆-Ⅲ型地空导弹被移动至运河西岸作战第一线，运河东岸的以色列飞机也会面临危险的境地。无论在埃及控制的运河西岸，还是在以色列控制的运河东岸，以色列的空中优势都被削弱了。

在组织机构方面，1968年2月，埃及创建了空军国防委员会，它与海陆军地位相同。苏联大量补充了埃及空军，提供了数百架“米格战斗机”和“苏霍伊”战机，使其兵力比战前增加了60%。并且，埃及修建了新的军事基地，以代替西奈半岛沙漠中被以色列占领的5个机场，并在所有的20个空军基地上修建了500座混凝土飞机掩体。运河与开罗之间的公路被拓宽，以应付战机的紧急迫降。埃及还通过加宽开罗至亚历山大公路某些路段的办法，修建了几条新跑道，并在附近修建了停机库和供应设施。1968年，埃及陆军还建立防空司令部，以保卫埃及的领空。

在人员能力方面，消耗战期间，埃及对军队进行了深层次改革，即对士兵进行再教育、对军官进行组织、训练和军事实战方面的培训。埃及国防部长法齐宣布取消军事运动会等体育、娱乐活动，对军队实行严格训练。士兵被送至学校学习，所有操作机械的士兵均受到了技术教育知识的培训。军队的高层军官，则需要学会与士兵进行深层交流，了解并且带领他们协同作战。另外，埃及的飞行员培训计划也在大规模地展开，以增加埃作战飞行员数量，提高飞行员的技术。数百名年轻的埃及人被派往苏联进行专业的飞行培训。同时，在国内，埃及空军飞行人员在约100名苏联教官的帮助下，使用雅克-180、L-290、米格-150和米格-210等各类型号教练机对新成员进行训练。埃及空军各级部队都配有苏联顾问，每个中队至少有一名。尽管如此，埃及飞行员的数量和能力仍远逊于以色列。

在作战部署方面，除了少量用于开罗的防御外，埃及把大部分武装力量都部署在运河西岸前线，以陆军为例，6个师中的3个师及大部分火炮被布置在运河西岸第一线，并且随着消耗战期间战局的变化，适时有效地作了调整。

消耗战前期，埃军的部署以单一的陆军为主，作战方式多是远距离炮袭。1969年7月以后，以色列对埃及开始实施的空中轰炸使埃军地面作战部队、特别是炮兵的威力大大衰减。有鉴于此，埃及一方面继续加强空军的建设，另一方面加紧建立联动式综合防空体系。1969年10月~1970年4月，以色列对埃及境内实施空中轰炸，埃及人员损伤惨重，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遂运用外交手段，从苏联得到了建立联动式综合防空体系所需的新式武器。萨姆地空导弹发射器更是借着消耗战停战之机，被安置于运河西岸前线。

正是消耗战后期这一系列的部署，特别是联动式综合防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效地弥补了埃及空军战斗力短时间难以迅速提高的不足。在运河西岸，补充先进的防空设备不仅是埃及面对来自运河东部沿岸攻击所作出的回应，更体现出埃及的战略意图，即在联动式综合防空体系的掩护下，埃军将能够在短时间内突破以色列的空中防御，快速穿越运河，在西奈半岛夺取桥头堡。直到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和美国才认识到这一做法的意义。

消耗战的发生激发了埃及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怀，转移了他们对军队权力更迭关注的视线，稳定了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统治政权。特别是以色列一再向埃及纵深轰炸后，进一步激化了埃及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紧密地团结在纳赛尔周围，一切以对以色列战争为先。消耗战期间，埃及人民积极筹备建设堡垒、炮位、公路和其他地对空导弹需要的配备设施等，到1970年底，埃及建设或加固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堡垒和140万平方公里的其他武装设施，铺设了数万公里的公路。一些学者由此称上述建设为“第二个阿斯旺大坝”，把埃及人民团结起来了。另外，战争的持久性使埃及公众对战争的适应能力增强，驱散了他们面对战争突发时的过度恐慌。特别在面对以色列的空袭时，人们不再如“第三次中东战争”时那样不知所措，公众已经学会如何应对空袭的来临。

“六日战争”后数周内，埃及军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愤怒的群众涌上街头，唾弃、诅咒他们之前引以为傲的英雄，各种羞辱军队的玩笑充斥着整个埃及。尽管埃及军队制止了以色列军队的推进，但他们急需证明自己的战斗力。

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是其民族主义思想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的体现，它越出了埃及的界限，主张所有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最终建立一个包括所有阿拉伯人的统一国家或联邦。泛阿拉伯帝国主义的主要思想是以埃及为核心实现阿拉伯的统一和奉行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即不结盟思想。但在消耗战期间，面对收复失地的困难和紧迫，纳赛尔不得不对其一再坚持的泛阿拉伯主义作出调整。

在外交上，埃及政府采取了更加灵活务实的手段，改善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与保守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试图努力挽回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重新支持。1967年8月9日，阿拉伯首脑会议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为了得到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政治支持，开展消耗战，纳赛尔不仅很快与沙特阿拉伯就也门争端达成了协议，而且同意了沙特、科威特与黎巴嫩提出的解除他们对美国和西欧国家石油封锁的承诺。由此换来沙特、科威特和黎巴嫩对埃及的承诺，即每年给予埃及950万英镑。

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喀土穆之行缓解了埃及与阿拉伯世界保守派的矛盾，营造了阿拉伯世界团结的氛围，提升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威望，有利于埃及全心关注西奈半岛问题，进行消耗战。但埃及也为之付出代价。喀土穆峰会最后达成的“三不原则”使纳赛尔除了向阿拉伯国家和苏联求助外，无其他有效的外交途径可走。1955年万隆会议后，纳赛尔就把不结盟思想扩展到了阿拉伯帝国统一运动中，用来处理阿拉伯世界同非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中立主义不仅是埃及取得联合的政策，也是其赢得外部世界好感的工具。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在阿拉伯统一运动中倡导积极中立政策，也带有排除大国插手阿拉伯事务、保证埃及领导权的目的。然而，面对20世纪60年代末的现实处境，不管是重建埃及的国防力量，还是开展和扭转其在消耗战中的不利态势，抑或是积极应对国际环境的压力，埃及都必须深深仰仗苏联。纳赛尔一生总计访问苏联6次，仅在消耗战期间访问苏联的次数就有3次，他曾经高喊的“绝对不插红旗、不建基地”的豪言壮语被完全打破。虽然埃及与苏联之间并未签署任何有关结盟的文件，但正是这一时期两国从外交领域的合作扩展到军事层面的互助，建立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埃及与苏联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两国事实上的结盟还对埃及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产生了影响，约瑟普·铁托对纳赛尔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温和反应表示不满。但随着战火硝烟暂时熄灭，埃及与苏联间的矛盾逐渐凸显。

“消耗战”期间，以色列为了应付埃及的攻击，做出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安排，一方面这些安排对此后以色列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安排的出台进一步激化了原本就已矛盾丛生的以色列政坛。为了弥补工党联盟内部的矛盾，维持其政治生命，工党不断地在党和政府中寻求妥协，这就造成了它所领导的政府在处理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上的两大特点：缺乏明确的、始终如一的政策，既定政策多含混而且相互矛盾；无力作出重大决策。由此可见，政府的解散、工党的衰退势不可挡。1970年8月，因工党联盟接受“消耗战”停火协议，梅纳赫姆·贝京率加哈尔集团离开自1967年就参与的联合政府，以色列民族联合政府解散。当然“消耗战”期间以色列军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例如“消耗战"末期，以方陷入严重危机，参谋部制定了渡河进攻计划，“而这一计划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成为以军反败为胜的转折点。

1967年底，两个纳哈勒移民点在西奈半岛北部--纳哈勒"雅姆和纳哈勒·西奈建立。这是至“消耗战”开战时，以色列问世的惟一一批纳哈勒移民村。从那时起，有秩序的移民定居开发活动便在被占领土上开始了。1970年初，以色列政府与犹太人代办处联合成立安置开发委员会，以加利利为首，负责决定在停火线两侧城乡建立新移民点，包括纳哈勒移民点的问题。至此之后，直到“埃以和平协议”签订后，以色列在拉法地区建立了11个农业定居村和1个城市社区--雅米特，在西奈半岛东南部，埃拉特港口与沙姆·艾尔什克之间建立了3个移民点。

“第三次中东战争”前以色列有近2/3的军火都来源于法国。法国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后，以色列积极与美国展开外交斡旋，加大从美国购买军火的力度。鉴于"消耗战"开始后美国对以军火贸易态度的一再反复，为了避免因军火禁运造成的国防安全隐患，以色列开始加大自主研发与制造武器的力度。1968年，以色列自制的“迦伯列”反舰导弹开始全面投入生产并装备部队，还有日后大放光彩的“杰里科”中程弹道导弹、“幼师”式战斗机“拉斐尔"导弹艇“加百利”导弹和“梅卡瓦”坦克等等都是在此时开始进行研发的。不仅如此，武器装备的研发更是带动了以色列军工企业的发展，并且促使以色列把工业发展重心从对国内资源的初级加工转向以进口原料和机器设备为基础的高附加值工业品。

1969年“巴列夫防线"开始修建。这条防线是一组要塞式阵地，它由沙特阿拉伯经坎塔普至鲁马纳，绵亘约160公里，由40个深入地下的坚固支撑点及后方纵深的20个辅助支撑点组成，用以对付埃及大规模的炮击。为了配合“巴列夫防线”的修建，减少以色列士兵伤亡的人数，反击埃及猛烈的炮火袭击，1969年7月，以军开始运用空中力量对抗埃及，10月以军的轰炸蔓延至埃及本土境内。1970年1月6日，以色列国防和安全内阁部长会议批准通过了之前纵深系统轰炸埃及境内的提议。

纵深轰炸埃及本土的战略还进一步激化了以色列军事战略指挥权之争。按照以色列的国家制度，国家的管理人员都是文职，最高军职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任命须由文职官员国防部长进行提名，并得到内阁的批准。但是在“消耗战”期间，由于原来退役的高级将领纷纷加入政坛，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权力，这就加重了军方在以色列统治层的势力，加强了主战派在政府内部的力量。

“消耗战”的发生，牵制了大量的以军长时间停留在苏伊士运河东岸附近，这就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它阿拉伯武装组织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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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好友海卡尔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高度评价了“消耗战”对埃及军民的积极影响，“'消耗战’对激励埃及民族感情是很有影响的一个因素，它培养了人民在精神动员状态中生活，它向军队灌输了连续作战的意识。这一切都鼓励了下列感情：拒绝一切被认为是外部势力或主张可知的东西。”

“消耗战”是埃及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而进行的战争，其战争影响是多维的，包括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军事层面、社会文化层面等。消耗战期间，埃及完成了军事和精神领域的建构。在军事上，可以说埃及首次具备了进一步打击以色列、收复西奈半岛的现代军事力量；在精神领域，埃及军民重新恢复了民族自信心，民族凝聚力也得到加强，全国范围都做好了进行下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消耗战暴露了埃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弊端，如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不能最大限度为国家安全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等，加速了埃及改变经济模式的步伐。此外，消耗战弱化了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及不结盟思想，对这一时期埃及与苏联、美国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埃及最终能够通过有限战争的初步胜利和外交斡旋，成功收复西奈半岛，消耗战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