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愚川 男，浙江省绍兴市平水镇人。1934年毕业于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同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留学美国。1938年获密歇根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曾任蓝田师范学院、中山大学教授，大夏大学教授、教育主任。建国后，任曲阜师范大学教授。专于中国教育史。著有《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古代部分、现代部分）等。

1912年7月出生。

1912年至1929年先后在绍兴县立同仁小学、上海养性高小、上海政法大学附属中学读书。

1934年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教育系，同年11月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1936年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学，获硕士学位。

1938年回国，先后执教于国立湖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大厦大学，历任教授、教育系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东群中学校长兼历史课教员，山东部队专业干部速成中学教员，泰安师范学校教员，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外语系教师，教育系教授。

晚年曾担任山东省第五届政协委员。

陶愚川先生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他的大哥陶百川，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1977年至2002年去世前一直在台湾挂名“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国策顾问”。新中国成立后，谢绝父亲和大哥要其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或出国的好言相劝，于1950年秋回到上海市，服务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陶先生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对教学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受到同学的尊敬和爱戴。教学之余，还以顽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教育史的研究。“文革”前，他先后写出9部共300万字的教育史手稿，但在“文革”中不幸遗失。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陶先生矢志不移，又完成了专著《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此书的出版，引起教育史学界的轰动，填补了国家教育史方面的一项空白。陶先生还将平时节省下来的工资和书稿费等全部捐献给学校。学校特设“陶愚川教育科学基金”，来继承和发扬他这种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1998年2月15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泰安市逝世。

1、陶愚川：“《如何突破现在普罗文艺嚣张的危机》，《民国日报·觉悟》1930年8月6日第3版。”

2、陶愚川：“《诗人白居易析论》，《大厦年刊》1933年第4期。”

3、陶愚川：“《风气改造论》，《大夏周刊》1933年第9卷第23期。”

4、陶愚川：“《论中国教育史之研究》，《齐鲁学刊》1983年第6期。”

5、陶愚川著：“《训育论》，大东书局1947年版。”

6、陶愚川著：“《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古代部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7、愚川著：“《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近代部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8、陶愚川著：“《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现代部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9、陶愚川著：《论诗人黄忠则》，共42页，1932年版

10、陶愚川著：《与知友鲁丁话旧》，共209页，1932年版

11、陶愚川著：《夜梦回乡口占一绝》，共209页，1932年版

曲阜师范学院有性格的老师

今年7月19日的《中国青年报》登载了蒋天佐的文章，题为“高校还能容下‘怪教授’吗？”介绍了曲阜师范大学（原曲阜师范学院）几位老教授。一位是陶愚川先生，小标题是：三天不说一句话的陶愚川。另一位是庄上峰先生，小标题是：述而不作的庄上峰。还有一位是包备五先生，小标题是：从不参加书协活动的包备五。

陶愚川先生在当时的曲师可谓是无人不知，尽管他从来不轻易与人交谈，但是他的传奇故事却是当时学生和老师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陶先生有一个名人哥哥，即中国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曾任《中央日报》总社社长的陶百川。因此，陶先生很受了一些牵连。每年重大节日，对台广播电台都要请陶先生去做录音，发表对台喊话，无非是说大陆如何欣欣向荣，要台湾方面的哥哥及熟人们弃暗投明之类。

陶先生是在解放前由美国回到大陆的。据说陶先生在美国学习期间有一女友，倾情相爱，本来是山盟海誓，要白头偕老的。陶先生思乡心切，坚持要回大陆老家。在机场送别之际，其女友告别之后，当着陶先生的面将一把匕首插进自己的胸膛，以死相报！陶先生受此刺激，性情大变，自此少言寡语，且终生未娶，独自一人度过了寂寞余生。

在曲阜师范大学的时候，学校对待陶先生是比较重视的，待遇是从优的。生活上还专门安排有青年教师住在他的楼下，常去看看他的情况。只是陶先生性孤僻，不爱搭理人，平时亦无人敢贸然打扰。每日三餐都是糊弄了事，也因此，就有了轰动一时的“鸡腿粉笔”的传说。

陶先生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是学教育学的。但是当时大学里教育学已经停办，陶先生改行教授外语。平时陶先生总是在上衣口袋中装有粉笔，讲课时随时由袋中掏出来便写，方便得很。有一次讲课的时候，掏出来一支，在黑板上划了几下，却写不出字来。定睛一看，原来是啃过的一只鸡腿骨，大约是由街头买了烧鸡回来，作晚餐的。啃过的鸡骨竟然随手放进袋中，此时便当作粉笔给拿出来了。此事在当时是轰动课堂，成就一段佳话，以后即作为陶教授生活真实写照的最佳段子，广为流传。特别是我们外语系的，每一个细节都能背下来了。直到十几年以后，同学们相聚的时候，谈到学校趣闻，还要重温这段奇人奇事。

陶先生在很困难的时候一直坚持著书，几番周折，直到80年代，完成了《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并获得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