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中（1714年～1779年），字叔子，号耐圃，江苏金坛县人。他是清乾隆大臣。

于敏中在雍正七年（1729年）举于乡试，又于乾隆二年（1737年）以一甲一名中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乾隆八年（1743年），他任日讲起居注官，先后出为山西省乡试正考官、山东省学政、浙江省学政等，后入直上书房，迁侍讲学士。不久后，他充武会试副考官等。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于敏中命在军机处行走，任方略馆副总裁。之后他又任命会试副考官、左侍郎、经筵讲官等。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晋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于敏中在京城逝世。

于敏中擅长诗文、书法，尤其是楷书和行书。他曾组织编过《四库全书》，还主持且参与编纂《钦定临清纪略》《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钱录》等多部类书、典籍，著有《素余堂集》。

于氏为金坛望族，于敏中出身于诗礼簪缨世家。

曾祖父于嗣昌，乃明代万历进士于孔兼之孙，系顺治十八年（1661年）进士，曾任襄垣县知县。

祖父于汉翔，康熙帝二十一年（1682年）进士，曾督陕西省学政，风流文章，名噪一时。

父亲于树范，曾召入内廷充武英殿纂修，参与编辑《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书，后调任浙江宣平知县。于敏中幼年过继给其叔于枋为嗣，于枋为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广西壮族自治区、山东省主考官。于枋后来得子，于敏中又归其亲生父母。

于敏中幼承家学，天资聪慧，五岁启蒙，力学《四书》。其母亲课读甚严，经常立在窗下屏息静听其读书。祖父于汉翔亲授《大学》章句，使之能依集注解不谬。于敏中10岁时即通读《五经》，认真评点。

雍正七年（1729年），年仅15岁的于敏中应江宁区乡试，中式举人。但首次赴京会试不期落第。回坛后重新择师问业，拜同邑雍正癸卯进士王步青（字已山）为师，重新研读《四书》及十三经。年及冠，博通经史百家、阴阳历律诸书，旁及佛道之说。

乾隆二年（1737年），于敏中参加丁已恩科会试，进士第一，时年23岁。从此，于敏中与其族兄于振并称“兄弟状元”，成为金坛区科举盛事。当年，他便入直翰林，授修撰，供职七年。以文翰受爱新觉罗·弘历的赏识，直懋勤殿，累迁侍讲，掌读讲经史，撰著朝事。

他文思敏捷，通熟掌故，文章冠绝一时，书法亦清秀洒脱，且能熟练掌握汉、满、蒙、梵多种语言文字。他初入勤殿时，乾隆帝曾令其译抄佛教经典《华严》《楞严》两部经书，他先画出一座佛塔形状，用小楷写经，凡是栏柱檐瓦窗阶铃索之处都有字，宛转依线，读之成文。每有“佛”字，一定要算定写在柱顶或檐际的尊贵之处，不得乱填乱写。为此轴《华严经宝塔》，于敏中排算了二年，写了将近一年，成了书法史上一段佳话。他还集译抄宣讲于一身，纵论政事，极为得体，深受爱新觉罗·弘历赞赏。

乾隆九年（1744年），于敏中奉旨主持山西省乡试。

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帝巡幸江南苑，问于敏中何为“治国要务策？”于敏中认为“治国要务莫过于兴学得人，人才得即政事理。”乾隆帝点头称善，因此命其督山东省、浙江省学政。于敏中为朝廷选拔人才，建修学宫，革除积弊，颇得士林赞誉。后奉旨回京直上书房，教习皇子皇孙，督课教学，严谨善教，深得帝宠，累迁内阁学士。

乾隆十五年（1750年），复督山东学政。乾隆十九年（1754年），擢为兵部侍郎。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其父于树范去世，于敏中归籍服丧。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于敏中受特诏赴京署刑部左侍郎。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嗣父于枋亡故。此次治丧后不久，他的生母也去世了，于敏中只好戴丧办丧。为了早日返回朝廷，于敏中向朝廷隐瞒了丧母一事。御史朱嵇知道此事后，立即疏劾于敏中将“两次亲丧，蒙混为一，然赴官。”于敏中却申辩说，在六部任职的大臣与戌守边疆的将士没有两样，不应该为家事而影响国家大事。爱新觉罗·弘历也因其职任不可替代，惜其文才，原谅了他的这次过失，反而斥责朱嵇“污人名节，不无过当”。当年年底，授于敏中户部侍郎。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月，命于敏中为军机大臣，从此直接参与机务朝事。于敏中年纪比乾隆帝小三岁，用事正当乾隆帝盛年，因此他行事检点，大事小事都是谨慎奉旨而行，周密稳妥。乾隆帝作文赋诗，常常是即兴而为，事先并无草稿。每次皇帝吟诵之后，于敏中便默记于心，然后再恭恭敬敬誊抄出来，一字不差。有一天早上，于敏中随爱新觉罗·弘历游幸御花园，乾隆即兴赋诗七首作文二篇。夜里，乾隆收到于敏中所记之言，欣赏之余不觉拍案惊奇，由此对其更加倚重。

乾隆三十年（1765年），擢户部尚书。于敏中仅有一子，名于齐贤，乡试未能考中。乾隆考虑到其子已经长大，因此加恩予以依照尚书品级补为荫生，入学国子监。又因于敏中正室夫人已经病故，特封其妾张姓为淑人。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梁瑶峰进入军机处，乾隆皇帝命其掌管诗文，而令于敏中专门负责国家政务。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加太子太保。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于敏中升为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于敏中又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巡幸在外，他都是御前须臾不可离开的最显眼的人物。朝中的许多重要决策，有些就是皇帝采纳他的意见作出的，当时他已是朝野尽知的京中第一权臣。

乾隆三十七年（1774年），安徽学政朱筠上疏《开馆校书折》，奏请搜辑《永乐大典》中佚书。当时，大学士刘统勋认为此非政务要事，不与动议。而于敏中对此奏议则深为赞赏，他力排异议，据理力争，认为朱筠所奏“合我朝文治天下之大计，应予纳用”。爱新觉罗·弘历亦认为“真合朕意”，即被采纳，下诏开四库全书馆，并命于敏中为《四库全书》正总裁，主持其事。于敏中在办理其他军政职事的同时，十分重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从分别部类、厘定体例，到制定取舍标准及编纂规则，都提出了许多建议，做了大量工作。当朝廷在全国范围搜访征集图书时，于敏中还亲自进献珍本图书17种，领导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之一。

乾隆三十九年（1776年），宫内太监高云从泄露了爱新觉罗·弘历朱批道府记载，乾隆帝命将其锁拿交御前大臣审讯。据高云从招供，于敏中曾向他问及乾隆帝对观亮评论的记载。另外还曾为自己买地受骗，恳求于敏中转托蒋赐棨帮自己打官司。乾隆帝知道之后，非常恼火。于敏中诚惶诚恐，自责认罪，说高云从确实曾面求转托，而自己确实没有答应。但不立即据实参奏，实属错谬。乾隆帝特发谕旨，将其交刑部严加议处。后来刑部议将革职，乾隆帝却又亲下诏书对他从宽处理，仍然将他继续留任。

乾隆四十一年（1778年），于敏中因平定大小金川之乱有功，爱新觉罗·弘历下诏嘉奖，还给于敏中赏戴双眼花，赐穿黄马褂，并图其像于紫光阁。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于敏中病喘卧床，乾隆帝随遣御医视治。病重期间，谕内务大臣和珅伴帝驾亲临探视，赠送人参二支，赐其七律一首。同年十二月初八（1780年1月14日），于敏中因病逝世（《清史稿》怀疑于敏中是饮鸩自尽），享年66岁，乾隆帝下诏优赐恤，入祀贤良祠，谥“文襄”，归葬金坛渎周庄村。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月，于敏中的孙子于德裕到官府控告其堂叔于时和侵吞其祖父在京资产，于本年三月转移回金坛区。爱新觉罗·弘历十分重视，命大学士阿桂、英廉查办。查办的结果令人震惊，素有廉直之名的于敏中，其京中及原籍家产竟值银二百万两。乾隆帝十分恼怒，认为于敏中巨额遗产“非得之以正者”。但仍然欲保全他的名节，谕示办案大臣不必去追究于敏中生前之罪。紧接着，苏松粮道章攀桂私下为于敏中营造花园的事情被发觉。乾隆帝认为，于敏中受地方官员的逢迎，是情理中事，既然他已经去世，就不必追究了，仅仅将章攀桂革职处理。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及甘肃通省官员在捐监折收之中捏灾冒赈的贪污大案败露。王亶望贪污案处理之后，乾隆便立刻觉察出，酿成这起空前巨案的元凶还不是王亶望，而是不久前故去的于敏中。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月，当杀掉了最后一批甘省贪官后，爱新觉罗·弘历颁布了一道洋洋千言的谕旨。上谕开头便说，当年甘肃省奏请恢复捐监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言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谕旨接下来说，“其时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持有于敏中为之庇护”，以至放手大贪其污。最后，谕旨笔锋一转，说于敏中“宣年力久，且已身故”，“朕不忍追治其罪”！这一道经过精心推敲的谕旨，再一次将于敏中的罪责轻描淡写地遮掩了过去。

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二月初八，爱新觉罗·弘历在把玩古董时，为了一件明朝嘉靖年间的古瓷触动了情思。他由朱厚熜的昏庸想到权奸严嵩的专擅，又由严嵩而想起了于敏中。为此，乾隆再次颁发谕旨，指责于敏中借着皇帝恩眷，招权纳贿，并联系甘省贪污大案，推断“于敏中拥有厚，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因此，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

于敏中博学多才，诗文雅正，是清代乾隆朝著名文人，内廷所撰命、制敕、传记、诗章、务归典要等诸多论作，大多出于他的手笔。因此，他在书法上也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由于康熙帝和爱新觉罗·弘历的偏爱，并大力提倡，赵孟頫和董其昌的书法在清初被捧为书学楷模而成为书坛正宗。清代书法家中师承赵孟頫和董其昌的不乏其人，而身居高官的书家中则更多。于敏中也不例外。他像乾隆皇帝一样，主要是师承赵孟頫的书风。于敏中逸笔草草，浓润圆熟，豪纵奇古，通篇志气平和，墨迹古雅，苍茫之意溢于褚墨之间，一点儿也不染清代馆阁体媚态。

在《四库全书》纂修之初，编纂正总裁于敏中曾四次随乾隆前往承德避暑山庄。这期间正是《四库全书》体例草创、人员召集、工作筹备等事情多杂之时，于敏中采取书信遥控的方式，密授机宜。书信的接受者是在四库全书馆任总纂官的陆锡熊。

于敏中三次过问某种古书的分类问题，将修书之初先定体例事宜，于无形中传达给四库馆臣。他又事无巨细，在信中狠抓错字、讹字，甚至对校勘所用笔的颜色也十分上心。馆中人员复杂，矛盾在所难免，于敏中授意陆锡熊诸人要心怀包容，以其他方式弥补不足。尤其关于无故添加誊录人员一事（馆员有利可图），于敏中无可奈何之下，只能既取包容态度，又强调将事情掌握在可控范围。他办事讲求效率，督导馆员因时制宜、粗略并举，尤其强调修书要得法，对大部头著作采取化繁为简的策略。遇到违碍之书，于敏中更是密授陆锡熊“有应毁之书，不可因其文笔稍好，略为姑容”。他是自知身份且以此来为皇帝效命的。但对于违碍问题不严重的书籍，如《容台集》，他认为只需删去有碍者数条，其余可以留存。但他同时也强调，不可由纂修官私下处理，必须奏他定夺，其谨慎小心可见一斑。于敏中写给陆锡熊的信札共有五十六通，约一万五千字，皆为商讨纂修《四库全书》事宜，未涉一字私事。

据《孔府档案》记载，乾隆皇帝有一女儿是孝贤纯皇后所生，乾隆十分钟爱，可惜公主脸上长了一块黑痣，看相术说这块黑痣主灾，破灾的唯一办法是须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那只有选择孔府可以当得。因为只有衍圣公可以在皇宫的御道上与皇帝并行，而且皇帝到了曲阜市后，也要向衍圣公的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之大礼，这是别的王公贵族都无法企及的。因而，乾隆第一次到孔府时，就说定了要将公主下嫁。但当时满汉不可通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乾隆帝就把女儿寄养在金坛区于敏中家中，然后以于家女的名义嫁给孔府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孔府的后人也不称公主，而称其于夫人。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梁瑶峰进入军机处，乾隆皇帝命其掌管诗文，而令于敏中专门负责国家政务。这样，于敏中便可不再留心皇帝所作诗文了。一日，皇帝召于敏中和梁瑶峰入宫，又吟诵诗文，于敏中赶紧给梁瑶峰使眼色，而梁瑶峰茫然不知其意。等到皇上吟诵完毕，二人出来，于敏中等待梁瑶峰将诗文誊写出来，但好长时间都不见动静，便问梁瑶峰皇上的诗文誊写好没有。梁这时才恍然大悟，不免惊慌失措。于敏中说，我以为你是专管皇帝诗文的，所以老夫便不再默记了。现在事已至此，你看该怎么办呢？梁瑶峰非常惭愧，无言作答。于敏中长叹一声道：让我试着替你回忆一下吧。这样，于敏中便默默地独自一人坐在屋里仔细回想，不一会儿便靠记忆全部背写出来，全篇竟然只错了一个字。

爱新觉罗·弘历：大学士于敏中自办理军务以来，承旨书谕，夙夜殚心，且能钜细无遗，较众尤为劳顿。②遗疏不堪视，挽词哪可忘；悲今如伯施，述古叹文皇。于敏中简纶扉，不自检束，既向宦寺交接，复与外省官吏缘舞弊。即此二节，实属辜恩，非大臣所应有。若仍令滥邀世职，何以示惩？其孙于德裕现官直隶知府，已属格外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袭轻车都尉世职即撤革，以为大臣营私玷职者戒。

李岳瑞：金坛区于文襄，在高宗朝为汉首，执政最久，恩礼优渥。辅臣不由军力而锡世爵者，桐城市张文和廷玉而外，文襄一人而已。

爱新觉罗·昭梿：于文襄敏中承其衣钵，入调金鼎，初尚矫廉，能以蒙上眷，继则广接外吏，颇有不饬之议。再当时傅文忠、刘文正诸公相继谢事，秉钧轴者，惟公一人，故风气为之一变。其后和相继之，政府之事益坏，皆由公一人作俑，识者讥之。然其才颇敏捷，非人之所能及，其初御制诗文，皆无预定稿本，上朗诵后，公为之起草，而无一字之误。

《于氏漫钞》：所到之处，兴学育济世之才，培植寒士，所拔皆知名之士。

《清史稿》：李治英毅，大臣有过失，不稍假借。世传敏中以高云从事失上意，有疾，令休沐，赐陀罗尼经被，遂以不起闻。观罢祠之诏，至引严嵩为类，传闻有无未可知矣。

《浙程备览》5卷，《素余堂集》34卷，《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1卷。另外，还奉命纂修、考订、汇编了《钦定临清纪略》16卷，《钦定户部则例》120卷，《国朝宫史》36卷，《日下旧闻考》160卷，《钦定满州源流考》20卷，《钦定钱录》16卷，《钦定西清砚谱》24卷，《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及释文》10卷等。

《清史稿·卷三百十九·列传一百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