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贤纯皇后（1712年3月28日—1748年4月8日），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察哈尔总管李荣保之女，太保大学士公傅恒的胞姐，清高宗乾隆皇帝的第一任皇后。

富察氏性格贤淑节俭，雍正五年（1727年），清世宗雍正帝册封富察氏为第四子乾隆的嫡福晋。乾隆二年（1737年）十二月初四，行册立礼，册封为皇后。期间生有二子二女。乾隆十三年（1748年），富察氏随乾隆帝东巡，回驾途中，逝于德州舟次。乾隆帝亲自为她定谥号为“孝贤”。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二十七日，孝贤皇后移葬于胜水峪裕陵地宫。嘉庆、道光两朝累加谥，全谥号为“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顺辅天昌圣纯皇后”。

爱新觉罗·弘历曾在祭文中评价孝贤皇后贤淑节俭，宽仁待下，恪尽妇职。孝贤皇后丧满百日时，乾隆帝又在《述悲赋》中评价怀念亡妻四德俱备，举世无出其右。

富察氏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祖父米思翰曾是的议政大臣之一，后加太子太保；其父李荣保是蒙古族部落察哈尔省的总管，富察氏12岁（虚岁）时，父亲李荣保逝世。雍正五年（1727年），富察氏参与八旗选秀，被清世宗雍正帝指与四子弘历为妻。同年七月，年仅15岁的富察氏嫁与即将满16岁的弘历，入宫行大婚礼，并册封为嫡福晋。

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富察生下弘历的长女，三个月不到，皇长女夭折。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富察氏生皇次子爱新觉罗·永琏。雍正九年（1731年）五月，富察氏又生下弘历的第三女固伦和敬公主。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雍正帝崩逝，弘历即位，是为爱新觉罗·弘历，奉懿旨册富察氏为皇后。次年（1736年），乾隆将年仅七岁的嫡长子爱新觉罗·永琏内定为皇储，亲书其名，秘制于承潜宫“正大光明”牌匾之后。

乾隆二年（1737年）十二月初四，雍正帝去世的27个月后，乾隆帝以保和殿大学士西林觉罗·鄂尔泰为正使、户部尚书海望为副使，行册封礼。在皇后册文中，乾隆帝评价富察皇后“秀华门，礼娴内则，柔慎秉于粹性，温恭著乎令仪”，是六宫的典范。为表示对富察皇后的敬重，乾隆帝还追封李荣保为一等公。

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永琏病逝，爱新觉罗·弘历下谕辍朝五日，令和硕亲王允、和亲王弘昼及军机大臣主持丧礼，丧礼按皇太子仪制进行，并为永琏定谥号为爱新觉罗·永琏。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初八，富察氏生下皇七子爱新觉罗·永琮。不到一年，永琮因患天花病逝，乾隆追谥他为悼敏皇子，后又追封为哲亲王。

早在乾隆十年（1745年），高贵妃病逝时，乾隆帝召集大臣讨论高贵妃的谥号，最后确定为“慧贤皇贵妃”。大事完毕，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只有富察皇后忧心忡忡。爱新觉罗·弘历安慰她时，她哭了起来。乾隆再三追问，富察皇后开口求得乾隆帝旨意，希望在她去世后，能用“贤”字为谥。

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十一日半，富察皇后在随乾隆帝东巡、前往山东祭典孔庙的回程途中，意外逝于德州舟次。

次日凌晨丑时， 乾隆帝即由水路回銮，奉皇后遗体返京。富察皇后的丧仪援引明朝《大明会典》所载皇后丧仪，联衔奏请外省官员一律到京师参与治丧，各省文武官员从接到谕旨之日开始，摘除冠上的红缨，齐集公所，连哭三日，百日内不准剃头，连续二十天着孝服，停止一切娱乐及嫁娶活动；一般的军民，则摘冠缨七日，在此期间，不能嫁娶和作乐。

三月十七日回宫后，爱新觉罗·弘历先至长春宫看视金棺。戌时，大行皇后梓宫将至，群臣着素服等候在朝阳门外，公主及各亲王福晋等候在储秀宫，其余诸王福晋及命妇等候在东华门外，跪迎大行皇后梓宫安奉到长寿宫。自三月十二日御舟从德州返程，到三月二十日大行皇后梓宫安奉在长春宫的九天时间内，乾隆帝着素服，每日在大行皇后梓宫前供膳三次，此后，改为奠酒。三月二十五日晨，皇后梓宫由乾清门出东华门，移奉至景山公园观德殿。乾隆至长春宫临视亲送，并到观德殿安奉奠酒，亲自定下“孝贤皇后”的谥号。十月初七，孝贤皇后梓宫从观德殿移奉至京郊静安庄。

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孝贤皇后梓宫迁移至峪裕陵地宫。

爱新觉罗·弘历为孝贤皇后的葬礼，不惜耗费巨资、大兴土木。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乾隆帝谕令恭办丧礼处向户部支领白银三十万。又下令挪盖观德殿，包括新建宫门、添盖净房、铺设甬路、海馒散水、添砌瓦院等，动员工匠8200余人，壮夫9500余人，耗费白银9600余两。后，乾隆帝嫌停放棺木的静安庄规模太小，下令扩建。乾隆13年（1748年）四月开工，新建房间338间，耗费白银91300余两。

因备办丧礼“失职”，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章佳·阿克敦、吏部侍郎德通、光禄寺官员沈起元、工部尚书赵宏恩、翰林院侍读学士塞尔登等官员，及未到静安庄祭祀的官员，前后约六十九名，受到爱新觉罗·弘历的革职、降职等不同程度的处分。

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贤皇后奉安长寿宫，到乾隆帝十七年（1752年）十月二十七日，孝贤皇后奉安地宫，乾隆帝在孝贤皇后梓宫前共奠酒一百一十八次。

乾隆帝和孝贤皇后喜欢《捣衣图》。孝贤皇后去世后，乾隆帝分别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和乾隆十九年（1754年），两度为画作题诗，抒发对发妻的怀念。孝贤皇后大行100天时，乾隆帝写下《述悲赋》，以示怀念。孝贤皇后逝世后的第15年，爱新觉罗·弘历忆起她时，仍悲痛不已，又写下《 癸未仲春，孝贤皇后陵酒作》一诗。据统计，乾隆帝悼念孝贤皇后的诗作多达100余首。

孝贤皇后丧礼完毕后，乾隆帝立即下令设立“孝贤皇后陵寝总管衙门”，该衙门设总管、副总管、章京、笔帖式等大小官员二十三员，看守陵寝的兵丁八十名，专门负责管理孝贤皇后陵寝的一切事务。

为表示对孝贤皇后的情谊，乾隆帝还特意将孝贤皇后曾居住过的长春宫开辟成“纪念馆”，里面悬挂孝贤皇后的画像，像前设供案、祭器和供品；对孝贤皇后居住时的陈设保持不变；又将孝贤皇后生前所用的东珠顶冠和东珠朝珠一并供奉在长春宫。每到年节及与孝贤皇后有关的日子，爱新觉罗·弘历就会来此祭悼亡妻。长春宫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才被撤除。

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在谕责山西省巡抚阿里衮保举参将傅谦为“私心窥测”时，曾说道：我之所以看重傅谦，那是因为孝贤皇后的缘故，并非因为他是大学士公富察·傅恒的兄弟。我看重大学傅恒，同样是因为孝贤皇后。

孝贤皇后的侄子、傅恒的儿子福康安，自幼被乾隆带到内廷亲自教养，视如己出。福康安长大成人以后，乾隆对他更是委以重任。

爱新觉罗·颙琰四年(1799年)，嘉庆帝为孝贤皇后加谥，为：孝贤诚正敦穆仁惠辅天昌圣纯皇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帝再次为孝贤纯皇后加谥，为：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辅天昌圣纯皇后。道光三十(1850年)，爱新觉罗·旻宁为孝贤纯皇后加谥，全谥为“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顺辅天昌圣纯皇后”。

爱新觉罗·弘历在孝贤皇后逝后的次日，在上谕中写道：孝贤皇后二十二年来恪尽孝道，与我相敬如宾，宽仁待下，她的离去，让我永失贤内助，悲痛难忍。在七月初一日的上谕中，乾隆又写道：后宫的事务全靠贤孝皇后治理，她侍奉皇太后，孝贤皇后承担着统率六宫的重要职责，尽职尽责为皇帝处理好后宫、侍奉圣母皇太后。自己在治国理政上取得的成就，当属有孝贤皇后的一半功劳。

在孝贤皇后丧满百日时，乾隆帝作《述悲赋》一诗怀念亡妻，里面写道：皇后四德俱备，举世无出其右她逝世后，留给我无尽遗恨，我不断追思她的一生，怅然若失。失去了贤后，我只能孤独地走完漫长人生路。

富察皇后出身名门望族但生性节俭，平素都以通草绒花为饰物。乾隆十二年秋季在关外时，乾隆对皇后谈起关外旧俗，提及祖上创建帝业时，衣物的装饰都是用鹿尾绒毛搓成线缝在袖口，而非金线银线精工细绣而成。富察皇后听闻后，特地用鹿尾绒毛搓成线，缝制了一个燧囊送给乾隆，以示不忘满洲本色。

乾隆八年(1744年），蚕坛建成，富察皇后带领妃嫔命妇大行亲蚕之礼，以祭祀嫘祖。在富察皇后的推动之下，养蚕的人越来越多，产出的蚕丝也越来越多，富察皇后不忍随意遗弃，于是令人将蚕丝染上各种色彩，并织成御衣，亲自进献给皇帝。乾隆帝对富察皇后此举大加褒扬，并在祭祀登朝时多次穿用，还下令大小臣工效仿皇后，崇俭去奢。

乾隆帝突患疥疮，愈后须静养百日。富察皇后得知后，心急如焚，迁于乾隆帝寝宫外屋居住，亲自侍奉汤药，无微不至地照料百日。

富察皇后痛失二子，悲痛郁结，一病不起，在太医悉心调理下，过了年余，才有所好转。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帝准备东巡，富察皇后向乾隆帝提到，说她在病中常梦到碧霞元君召唤她。碧霞元君道场刚好在此次东巡途中的泰山，于是爱新觉罗·弘历决定让富察皇后随行。到了泰山，富察皇后的精神出奇得好，脸上也泛出了许久不见的红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