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漪（公元1856-公元1922年），清末宗室大臣，为爱新觉罗·奕詝之侄，惇亲王奕之子，是义和团事变祸首之一。

咸丰十年（1860年），爱新觉罗·载漪被过继给瑞郡王奕为嗣子，封贝勒。同治年间，载漪先后担任御前行走、前引大臣等职。光绪帝即位后，载漪于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管理虎枪营事务，后又相继担任了领侍卫内大臣、阅兵大臣、御前大臣等多项职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慈禧六旬寿辰，载漪晋封郡王，封赏时误将瑞写为端字，遂就此因袭，称载漪为端郡王。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载漪被任命训练新兵，管理火器营，并在得到清政府财政支持和西太后认可下组建“虎神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将光绪帝软禁。随后，载漪之子溥被立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但“己亥建储”遭到列强反对，恰逢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载漪等人便支持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攻打列强势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载漪随着慈禧等人西逃。八国联军提出严惩载漪等人，慈禧太后遂革去载漪爵位，并将其流放至新疆。其子溥儁大阿哥名号也被废除。流放期间，载漪在得到西太后默许后前往了阿拉善盟，后又前往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在西北生活期间，载漪受到各方关照，生活优裕。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年），爱新觉罗·载漪因病去世。

爱新觉罗·载漪是策动戊戌政变的重要建谋人，被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康有为指斥的后党最重要的6名人物之一。因此学者周轩、高力认为：他在政治倾向上属极端顽固派，扶植他有利于慈禧玩弄顽固派与洋务派之间的平衡。晚清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则认为爱新觉罗·载漪为人奸诈狡猾。

爱新觉罗·载漪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七月二十六日寅时，是和硕惇亲王爱新觉罗·奕誴之子，其生母为侧福晋赫舍里氏领队大臣贵文之女，是其所生第二子。咸丰七年（1857年），载漪被赏头品顶戴，并在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奉旨过继与瑞敏郡王奕誌爲嗣，承袭多罗贝勒。同治年间，载漪被赏戴三眼花，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婚后同治帝令其食贝勒全俸。次年载漪相继担任乾淸门前行走、御前行走、前引大臣等职务。

光绪帝即位后，载漪于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管理虎枪营事务，此后十年间先后担任镶红旗总族长、正黄旗汉军都统、新营房大臣、管宴大臣、十五善射大臣等职务。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载漪加郡王衔，同年补授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阅兵大臣。此后载漪又担任了行营事务大臣、查城大臣、正蓝旗汉军都统、后扈大臣、崇文门正监督等职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慈禧六旬寿辰，载漪晋封郡王，封赏时误将瑞写为端字，遂就此因袭，称载漪为端郡王。起初，西太后并不喜欢他，但因他的福晋是西太后慈禧的侄女，且常入宫，逐渐获得了太后的喜爱。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加强军备，爱新觉罗·载漪被任命管理神机营、火器营，并被委任以训练新建陆军重任。他从各旗营抽调5068名官兵，组成新军，并得到清政府财政支持。这支部队独立于神机营，由载漪直接指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清政府推动军事改革，载漪扩充新军，命名为“武胜新队”。慈禧和光绪帝检阅并认可了新军的训练成果。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武胜新队更名为“虎神营”，兵力约1.5至1.6万人，采用洋枪训练，并参与京师治安维护。

戊戌政变后，慈禧的政策有了重大改变，一是对帝党与维新派推行变法的逆反，清中央的施政急剧转向保守复旧；二是对汉人产生重大疑忌，祺祥政变后奉行了几十年的满汉平衡方针出现倾斜。此一阶段，慈禧倚重的满族主要有三个，军机大臣荣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大臣奕、端郡王载漪。但荣禄非觉罗皇族，奕劻非皇室近支，且二人对待洋人及光绪废立等问题上与慈禧意见不尽一致。载漪却适逢其机，日渐得到慈禧的宠信，先后接管京师军务和总理衙门，集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后党集团中位列慈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

载漪强烈仇外，排斥汉人，保守，属极端顽固派，载漪原为惇亲王爱新觉罗·奕誴次子，后过继给瑞敏郡王奕誌为嗣，与两门王室有关系；其兄弟贝勒爱新觉罗·载濂、辅国公载澜在朝中也都有一定势力。载漪兄弟又都具有相当的政治野心，从戊戌后开始，与大学士徐桐、承恩公崇绮、庄王爱新觉罗·载勋、军机大臣他塔拉·刚毅、尚书启秀等人，以废帝立储为宗旨，逐步形成了一个废立派，慈禧援引此派，与军机大臣瓜尔佳·荣禄、爱新觉罗·世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大臣爱新觉罗·奕劻，帝师孙家鼐，督抚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陕甘总督陶模等结成的反废立派抗衡。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册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过继给早逝的同治为子，以便等待时机废除光绪帝，让溥儁登基。这一计划被称为“已亥建储”。然而，在策划废除皇帝的过程中，英国、美国、日本等列强表示反对，并在“已亥建储”公之于众时，仍然不支持这一计划。激起了慈禧和载漪等人的强烈不满。载漪等人认为，洋人的势力不能长久，应该赶走洋人，恢复旧有的制度，并且要夺回决定帝位继承这样的“家务事”的权力。

义和团起初是山东省民间自发的反教会组织，最初被称为义和拳。清廷一开始采取镇压措施，但随着其势力扩大，一些官员建议利用而非持续镇压。光绪二十四年春（1898年），清廷任命倾向于反教会的贤为山东巡抚，义和拳因此在山东迅速发展，更名为义和团。然而，由于外国列强的抗议，清廷在同年冬天召回毓贤，由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加强对义和团的镇压。毓贤回京后，载漪、载勋和大学士刚毅等人，并极力主张可以利用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溥儁的登极计划搁置后，载漪和载澜极力劝说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攻打洋人，以达到双方俱伤的目的。载漪作为总理衙门大臣，统领义和团，并渴望通过国家变局来排挤光绪帝，使其子能尽快登基。他们甚至在义和团中煽动对光绪帝的暗杀，溥儁也因此在公开场合侮辱光绪帝。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朝内部对于如何应对八国联军的入侵产生了分歧。载漪主张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抵抗外国侵略，而西太后在如何对待联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终，西太后在载漪等人的推动下，决定向列强宣战。他力荐甘肃提督董福祥担任抵抗联军的统帅，并派遣甘军前往京津沿线抵抗西摩尔联军。此外，他还公然伪造了一份列强要求慈禧归政的照会，以此激起西太后的反抗情绪。在战斗过程中，载漪等人的盲目排外情绪恶性发展。6月10日，董福祥甘军于水定门杀死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彬；6月20日，清军于东单杀死德国公使克林德。宣战仅三天后，西太后便后悔被载漪所骗，转而寻求和平。随着战事的进行，清军和义和团在战斗中节节败退。西太后意识到与列强对抗的后果，决定改变策略。瓜尔佳·荣禄成为执行西太后的决策的关键人物，对载漪和董福祥的攻击行为进行了阻挠，使得攻击毫无进展。最终，载漪的“灭洋”计划未能实现，他在北京沦陷前夕甚至提议向联军投降。同年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于次日挟持光绪帝及臣属西逃，载漪、载澜和溥儁随行。载漪被任命为军机大臣，但不久后被罢免。李鸿章和爱新觉罗·奕劻奕劻奉命留京与联军议和。

八国联军要求严惩载漪等罪魁，联军统帅瓦德西表示，他所列的罪魁只是从犯，为了全中国的体面，尚未提出真正的罪首。慈禧太后因此下令革职惩处肇祸官员，包括追夺已故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他塔拉·刚毅的原官。庄亲王爱新觉罗·载勋因在王府中设立拳坛并发布捕杀外国人的奖赏令，被赐令自尽。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1年2月13日），慈禧发布旨意，革去载漪的王爵，降调载澜，并因他们轻信义和团、主战而导致衅端，被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此外，慈禧太后在返回北京的途中，于开封发布上谕，废除了溥儁的大阿哥名号，认为载漪纵容义和团，获罪祖宗，其子不宜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载漪接到圣旨后从西安市启程，但是他没有前往新疆，而是改道西北方向，前往阿拉善盟，载漪没有去新疆而是前往阿拉善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默许。载漪前往阿拉善是投亲，他的继福晋是内蒙古自治区罗王的妹妹。载漪在阿拉善受到优待，罗王选出100余间上好的房屋供载漪一行人居住，送给他200只骆驼、100匹孽生牧马以维持生活。光绪末年罗王去世，蒙王由其子塔旺布里贾拉继王位称塔王，由于载漪平时的脾气不太好，又以塔王做为晚辈看，因此与塔王相处的关系就不大好。由于这个原故，塔王对载漪的招待便远远不同于罗王在世时的情景。以后又发生了塔王部下士兵与载漪仆从之间的几次口角争端，载漪便决定离开阿拉善北进。

载漪离开阿拉善盟后，本计划通过宁夏前往新疆，以获取北洋政府发放的生活费。然而，载漪对去新疆有抵触情绪，并在宁夏听到反对派可能在新疆谋害他的传言，因此他改变了计划，在宁夏的双胜客店住了下来。在宁夏居住期间，载漪的家庭人口增加，但生活费用减少，由于不善经营，罗王赠送的骆驼和马匹数量减少，且收入有限。载漪在宁夏的生活部分依靠当地官员和百姓的接济。在考虑未来之际，载漪接到了甘州镇守使马璘的邀请，决定前往甘州。离开前，宁夏回族自治区镇守使马鸿宾为他饯行，并赠送了1000两银子的路费。

载漪自居住甘州以来，得到了马多方面的照顾，马璘因为载漪一家人没有固定的收入，让载漪写了一份载漪家属及仆从人数，以及每年大约需要的生活费用，然后根据载漪的情况，用甘州镇守使公署的名义，以公文形式呈报给北京政府，要求发给载漪一家人的生活费。不久北京政府回文责成甘州方面每年拨给载漪生活费2000两银子，做为甘州的政费支出。最后载漪一家来到宁夏生活，因长子因病故去，不想让长子葬于异乡，谎称回北京就医。载漪将长子下葬后，在北京居住了不到一年时间，因各方原因便再度决定返回西北。

载漪离开北京后，匆忙赶路到达西安市，在那里遇到了绥远省镇守使马福祥派来的人，邀请载漪前往宁夏居住。马福祥的侄儿马鸿宾时任宁夏镇守使，马福祥与载漪有旧谊，因此发起了邀请。载漪本想回张掖市，但考虑到马福祥的盛情，决定先去宁夏。途径兰州市时，陆洪涛招待了载漪，并赠送了路费，邀请他在宁夏居住后搬到兰州。到达宁夏后，马鸿宾热情接待了载漪，并为他购买住宅。根据北京政府的命令，宁、朔两县负担载漪的生活费。载漪于1922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病故。

载漪是光绪年间的重要军事改革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载漪奏请选拔满洲火器营等精壮兵丁进行特殊训练，以提高战斗力。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并委派他与兵部尚书敬信负责。载漪从各旗营抽调5068名官兵，组成独立部队，由他亲自节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面对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载漪扩充原有兵力，形成“武胜新队”，并在慈禧和光绪帝的检阅中获得好评。清政府随后将武胜新队赐名“虎神营”，成为神机营之外的重要八旗练兵力量。

虎神营兵力约1万5、6千人，采用洋枪操练，虎神营的组织结构包括中、左、右、前、后五军，以及炮队和多个步队。营官中包括汉族军官，虎神营不仅负责训练，还协助维持京师治安和执行扈从任务。反映了八旗制度腐败下的人才选拔变化。虎神营在1900年庚子国变中英勇抵抗，但战局未能扭转，后因财政压力被裁撤。载漪通过这些军事改革，提升了清朝的战斗力，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影响力。

载漪的逝世年份具有争议，据其据其孙子毓运的《记祖父端郡王载漪庚子被罪后的二十余年》记载，载漪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逝世。据历史学家廖一中的《论载漪》记载，载漪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逝世。

据《爱新觉罗宗谱》记载，载漪共有三位福晋，分别是嫡福晋玶常在、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和庶福晋赵佳氏，据廖一中的《论载漪》引用《清史稿》记载，载漪福晋其一为慈禧侄女。其中并没有叶赫那拉氏。慈禧的弟弟叶赫那拉·桂祥有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光绪帝、镇国公爱新觉罗·载泽和顺承郡王纳勒赫，没有女儿嫁给载漪。此外，载漪的孙子毓运和溥之女罗毓凤的回忆也证实，载漪的妻子中并没有叶赫那拉氏。因此学者郭卫东认为关于载漪的妻子是慈禧侄女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载漪在中国武术史上也留下一页：杨氏太极拳祖师杨露禅等多位著名武术家曾被其聘于府上任教，吴氏太极拳祖师全佑即为端王府侍卫出身，在载漪引荐下跟从杨露禅学习才有日后吴氏家族开宗立派。 

载漪在罗王府定居下来不久，慈禧派太监送来10盆梅花给被流放的载漪，并传达口谕表达关心。太监解释载漪被发配新疆是替君受过，并且说载漪不愿去新疆，常住阿拉善是完全可以的。最后太监指着10盆梅花告诉载漪说，带来的10盆梅花是太后亲自挑选赐给王爷的，花盆之内埋藏有太后的赐品。太监离开后，载漪发现每盆梅花下都埋有40两黄金，共400两。此后，载漪常谈论太后赐金之事，谈起关于西太后之时称慈禧为“老佛爷”。

载漪因长子去世回京，谣言四起。有人说他带兵而来，有人说洋人要倒霉，有人说他能撒豆成兵，恢复大清国。这些谣言让京城满城风雨，满族没落旗人更是交头接耳，猜测纷纷。载漪回京后，引起了各国使馆的注意。他们对这位支持义和团，主张与八国联军打仗的端郡王充满好奇，纷纷前往惇亲王府要求会见。载漪对此深感厌烦，但又无法摆脱，只能推病不见。北京总统府的警察总监殷洪寿又前来拜访载漪。他告诉载漪，由于谣言太重，各国外交团已经向南京总统府提出抗议。

为了平息外交压力，殷洪寿建议载漪住到医院去，以因病就医为由，暂时躲避外国人的关注。载漪接受了这个建议，住进了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载漪住院的消息传出后，外国人又纷纷来到医院，想要见到载漪。医院无法阻止他们，只能带他们去见载漪。载漪坐在椅子上，既不还礼也不说话，把散着的辫子推到前面遮住脸，以示不满。外国人无奈，只能趁载漪不备，悄悄拍下他的照片。这件事让载漪非常生气，他从此不再到院子里散步，只坐在阳台上乘凉。不久后，载漪因心情不佳，搬回了惇亲王府。由于这种气氛和考虑家庭原因，不久后又再度返回西北。

晚清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则认为爱新觉罗·载漪为人奸诈狡猾，曾公开表明：皇室人员现在暂时逃离，洋人已经控制了京城。让我高兴的是，让国家陷入可怕困境的大部分恶棍都被关了起来，他们很快就会受到惩罚。我不会称赞任何人的死亡，但如果能看见某个人的脑袋被砍下，我会很高兴，特别是那个人的（李鸿章此处是指端郡王）。如果任何人做过那样的事情，都该被凌迟处死。我希望这是对他恶劣干涉的‘报答’。”

载漪是策动戊戌政变的重要建谋人，被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康有为指斥的后党最重要的6名人物之一。因此学者周轩、高力认为，他在政治倾向上属极端顽固派，扶植他有利于慈禧玩弄顽固派与洋务派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