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生（1934年12月2日-2013年8月4日），曾用名黄强根，祖籍浙江省舟山县紫微乡，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国家一级演员，袁一灵的嫡传弟子，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一级演员，“上海说唱”曲艺形式的创始人。曾任上海电视台艺术团曲艺队队长、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曲协上海说唱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永生上海说唱艺校校长、上海黄永生演出团团长等职务。

黄永生少年时热衷于说唱，1950年代与他人合作，把上海早期的独脚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曲种——上海说唱。1956年，黄永生表演的作品《一定要解放台湾》获得“1956年全国职工曲艺会演·创作表演一等奖”。1957年，他考入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艺术团，并拜滑稽名家袁一灵为师。1959年，黄永生表演的上海说唱作品《三封信》获得“1959年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创作表演一等奖”。1960年，其自编自演的《热心人》荣获全军文艺会演制作、演出一等奖。“文革”期间，黄永生的作品《买药》成为除“样板戏”以外的另类，广受欢迎和好评。1977年底，黄永生调入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担任曲艺队长。

1989年3月，黄永生被评为一级演员。1991年，黄永生退休。1999年，黄永生创办《黄永生上海说唱大家唱》的公益平台。2000年，黄永生获上海市文艺界“德艺双馨”光荣称号。2006年，他又被评为“上海市十大笑星”。2010年，黄永生收年仅5岁的小曲艺爱好者连彬尧为关门弟子。2013年8月4日，黄永生因突发心肌梗死医治无效于上海市纺一医院逝世，享年79岁。

黄永生的代表作包括《热心人》《香烟头》《做人要做十三点》等，他的曲调与众不同，调门很高却口齿清晰，且向每个剧种最有艺术成就的演员学习，在其中融入了各种“南腔北调”。同时，黄永生对传统独角戏说唱进行了改良，把原来的市井小民喜怒哀乐体裁进行了扩展，在表演手段上加入了讴歌和讽刺等方式，并发明了上海说唱最重要的道具之一“三巧板”，二十世纪末期还在说唱中融入大量流行歌曲元素，为上海说唱成功吸引了大量观众。

1934年12月2日，黄永生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黄永生自幼家境贫寒但读书成绩优异，少年时，他热衷说唱，课余和假日常从华山路步行至徐家汇听草根艺人说唱，也常去邻居家收听无线电中的说唱节目。

10岁时，黄永生的父亲黄志良因给家人多买新大米被日本兵杀害，母亲李如意勉强供他读完小学后便无力支撑。黄永生早慧，小时候乒乓也打得很好，一度能和徐寅生这样的高手分庭抗礼。但心系说唱的他得知合作滑稽剧团团长程笑飞招收学员后，凭借极高天赋被录取，然而“跟班”数月后因交不起拜师礼无奈离开。

1949年11月，15岁的黄永生开始打零工，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固定收入。1951年，黄永生考入兵工厂当焊工，很快便成为厂里的文体活动积极分子，在厂工会活动室里，挂着他参加各种文艺演出和乒乓比赛获得的奖状。渐渐地，他自编自演的说唱段子流传开来。

1956年，黄永生代表华东地区站在了北京全国兵工厂职工曲艺会演的舞台上，他运用上海市、宁波市、山东省、苏州市多种方言自编自演了说唱段子《统一祖国》，结尾处，借用绍兴市大板的高音，高亢激昂，拖长了八个音节，全场掌声雷动，一举获得一等奖。当时担任评委的侯宝林问黄永生所演节目是何名称，黄永生当时答“说唱”，侯宝林当时说：“说唱的含义很广，曲艺都可叫说唱，既然你是上海来的，你的节目就取名上海说唱吧。同年，黄永生表演的上海说唱作品《一定要解放台湾》获得1956年全国职工曲艺会演创作表演一等奖。

1957年，黄永生考入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艺术团，成为业余曲艺演员中的佼佼者，还有了“来自工厂的说唱家”的称号。更引起了“说唱艺术大师”袁一灵的关注，黄永生经常登门向袁一灵请教，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最早的说唱其实是滑稽戏“说学逗唱”的一门功夫，但自此之后，“上海说唱”作为曲艺的一个品种，有了自己的名称。而这个名称，也和黄永生紧紧联系在一起。

1958年，黄永生调入上海警备区文工团担任曲艺队长，并录了不少说唱唱片。1959年，黄永生表演的上海说唱作品《三封信》获得1959年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创作表演一等奖。1960年，其自编自演的《热心人》荣获全军文艺会演制作、演出一等奖。1964年，他在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中表演的《热心人》获得创作表演一等奖。

“文革”期间，黄永生创作了《买药》，该作品故事紧凑、情节跌宕、人物众多、唱腔动听、方言多样，成为除“样板戏”以外的另类，广受欢迎和好评。《买药》可以说是黄永生创作演唱的一座里程碑，也是黄永生奠定“上海说唱”这一样式的里程碑。

1977年底，黄永生调入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担任曲艺队长。之后，又担任了上海曲协上海说唱专业委员会主任。再之后，他创办了黄永生上海说唱艺校和上海黄永生演出团，分别担任校长和团长。

黄永生有很多产生影响的作品，像《香烟头》《做人要做十三点》《好市长》《迎世博》《说唱好八连》《高价姑娘》《思想要集中》《人财两空》《96号全国牌》《儿子象啥人》《死蟹一只》《时代列车颂英雄》《我们曾经见过面》《人财两空》等等，还有后期创作演出的《山》《路》《门》《人》等“一字韵”的唱段。

让黄永生的曲艺蜚声全国的，是他在“文革”后的创作。《身浪毯子盖一盖》，这个讽刺四人帮的作品，脱胎于传统的《古彩戏法》，在戏曲人乐秀琴的创作和袁一灵的指导下，这部作品几乎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很多听不懂上海方言的观众都能记得其中脍炙人口的句子：“毯子身上盖一盖，变出黄金万两。”而他的《金陵塔》在袁一灵的版本之上，加快了速度，却依然保持着清晰的口齿，让观众听得酣畅淋漓，也从此成为“一绝”。此外，黄永生还发明了上海说唱的重要道具之一“三巧板”。这个最早用于“小热昏”演出的击拍伴奏乐器，由黄永生改良成红木材质，并将其中两块以插销相连便于手持，最后还为之栓上红色穗子。就这样，“三巧板”变身“上海说唱”的重要道具。

1983年，黄永生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黄永生红极一时。他在说唱中又一次推陈出新，融入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元素，成为朗朗上口的“沪语歌”，也因此为上海说唱吸引了一批新观众。1989年3月，黄永生被评为一级演员。1991年，黄永生退休。

1999年，黄永生的说唱作品《人》入选全国曲艺会演，并获得“中国曲艺牡丹奖”；10月，他远赴美国演出，被授予终身艺术成就奖。同年，黄永生创办了 《黄永生上海说唱大家唱》的公益平台，黄永生和他的伙伴们坚持每周日下午两个半小时义务表演。一直坚持了十几年，到2013年已有547期。曹可凡、叶惠贤、王汝刚、李九松、顾竹君、赵志刚等曲艺界名家都曾经参与过。

2000年，黄永生荣获市文艺界“德艺双馨”光荣称号。2006年，他又被评为“上海市十大笑星”。2010年，黄永生在近80岁时收年仅5岁的小曲艺爱好者连彬尧为关门弟子。

2013年8月4日，黄永生在自己一手创办的“黄永生曲艺大家唱”舞台上表演结束后倒在了家门口的电梯间，因突发心肌梗死医治无效于上海市纺一医院逝世，享年79岁。2013年8月8日，黄永生的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他生前录的最后一期节目《精彩老朋友》在当周六播出。

黄永生的父亲黄志良因修理船桅跌落致双眼弱视，无法从事渔业，黄家逃难至上海朱家厍，靠卖海鲜为生。1934年，40岁的黄志良得一子即黄永生，取大名为永生，小名强根，寄托了父母希望其生命力强的愿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限制上海市市民存粮导致米荒，黑市米价上涨。为让儿子喝米汤，黄志良与邻居冒险去七宝买米，返程穿越关卡时，黄志良因弱视遭狼狗袭击落水，受寒受惊回家后一病不起，不久离世。

2005年，黄永生因心脏病搭桥三根，2013年春节又搭支架。过年的时候，他坚持要请“曲艺大家唱”工作人员吃饭，走到饭店门口摔倒缝针并住院两个月。医生诊断其心血管病严重，不宜多动和唱曲，但他住院期间每逢周日溜出去参加活动。

“博采众长”是戏曲大家一贯秉持的准则。除袁一灵先生外，黄永生还拜著名沪剧艺术家王盘声为师，同时又从戏曲创作人乐秀琴处收获颇丰，且受教于锡剧名家王彬彬、沪剧名旦石筱英，更是多次向姚慕双、周柏春这两位独角戏大师求教。姚慕双教导他，于台上出完噱头即刻开唱，以增强演出的紧凑感；周柏春则指导他如何演绎“冷面滑稽”。在74岁时，黄永生又拜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王盘声为师。

黄永生在晚年时期收5岁半的连彬尧为徒，每周六为其上课两小时，纠正字眼。连彬尧外公称黄先生耐心、热情、友好且教学严谨。黄永生收过二十几位学生，连彬尧传承曲目最多，会近30首，黄永生常带他并想培养其为下一代“上海说唱”非遗传承人。

上海人民滑稽剧团青年演员陈靓13岁时参加了黄永生说唱艺校培训班，黄永生是其曲艺启蒙老师，为其开小灶培养兴趣，鼓励其去专业院团。后来陈靓跟王汝刚学习，唱腔有问题就会请教黄永生。

黄永生是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一级演员，曾任上海电视台艺术团曲艺队队长、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曲协上海说唱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华说唱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上海万宝黄永生说唱艺校校长、上海黄永生演出团团长等职务。

1956年，黄永生运用上海市、宁波市、山东省、苏州市多种方言自编自演了说唱段子《统一祖国》，同年表演上海说唱作品《一定要解放台湾》。1959年，表演上海说唱作品《三封信》，次年自编自演的《热心人》。文革期间，黄永生创作了《买药》，成为除“样板戏”以外的另类。

文革结束后，黄永生创作了讽刺四人帮的《身浪毯子盖一盖》，并表演了《金陵塔》。此后，还创作了《香烟头》《做人要做十三点》《好市长》《迎世博》《说唱好八连》《高价姑娘》《思想要集中》《人财两空》《96号全国牌》《儿子象啥人》《死蟹一只》《时代列车颂英雄》《我们曾经见过面》《古彩戏法》《寻车子》《第三次婚期》《劝君戒烟》《板板七十二》《说唱年代》《狗头军师》《新上海一日游》《老年人想穿点》《朋友》《麻将金陵塔》等作品，后期创作演出了《山》《路》《门》《人》等“一字韵”的唱段。

黄永生的演唱特色显著，其嗓音高亢、字正腔圆、字眼准足、韵味醇厚。南腔北调皆能张口吟唱，多地方言亦可信口道来。黄永生的成功源自于其博采众长以及不懈的刻苦学习。此外，他还积极学唱各地戏曲，诸如“宁波滩簧”“河南豫剧”等，以此丰富自身的表演形式与手段。

黄永生的表、白功夫没有多余的枝枝蔓蔓，干净利落，加上其饱满的激情，唱词好像是被一个一个“扔”进听众的耳朵里，比如，练齿音就数“1只鸡脚爪、2只鸡脚爪……”；练嘴唇就讲“阔板瓜子配阔板”。像“庙里猫，庙外猫”这一经典段子，还有袁一灵老师教过的“墙上一面鼓，鼓上画老虎，敲鼓碰着虎，鼓破老虎无”，这些需要用上海方言一口气说得越多越好的绕口令在常人看来，讲上几遍就已经舌头打结晕头转向，但黄永生舌如鼓簧，语似连珠，快而不喘，一气呵成。

黄永生穷其一生致力于将“上海说唱”发扬光大。他不但对城隍庙卖梨膏糖时所唱的俚语俗习、“潮流独角戏”刘春山的“唱新闻”、袁一灵的“绕口令”等传统的说、唱形式进行有成效的改良；而且在保留前辈艺人各类技艺的基础上，以极大的创作热情，开创了“上海说唱”“讲当今故事、唱现代人物”的特色，对原本展现市井民众喜怒哀乐的曲艺进行了革新。

黄永生在“上海说唱”中又一次推陈出新，大量流行歌曲元素被其融入其中，成为了易于上口的“沪语歌”，也正因如此，上海说唱得以吸引到一批新观众。然而，上海说唱诞生了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曲艺形式也许就此逝去。

在黄永生的那个时代，上海市从事说唱的艺人很多，但他却能独树一帜，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曲调与众不同，调门很高却口齿清晰。他的《金陵塔》在袁一灵的版本之上，加快了速度，却依然保持着清晰的口齿，让观众听得酣畅淋漓，从此成为“一绝”。（东方早报 评）

黄永生好学不厌，人生有崖，艺无止境，初涉“曲坛”时，拜独角戏名家袁一灵为师，七十四岁时，他再拜于沪剧泰斗王盘声门下，是对曲艺事业的敬业与追求。（明艺文化 评）

黄永生最大的艺术成就就是对传统滑稽说唱进行了改良在体裁上，他把原来表现市井小民喜怒哀乐的说唱艺术进行了拓展，解放后的很多作品都开始关注工农兵；他的说唱人物形象如生，故事性和可听性很强，因此吸引观众；而在表演手段上，也加入了讴歌和讽刺各种方式。（王汝刚 评）

黄永生视说唱为生命，他对观众特别好。（“曲艺大家唱”工作人员薛国惠 评）

黄永生众多作品中有《做人要做13点》，至今令人受益，“嘴巴甜一点，微笑多一点，脑子活一点，行动快一点，心态平一点，手脚勤一点，良心善一点，讲话轻一点，肚量大一点，脾气小一点，毛病少一点，钞票有一点，运道好一点。”而黄永生也一直用这“13点”要求自己。

2000年，黄永生创办了“黄永生上海说唱大家唱”的公益平台，在徐家汇街道的大力支持下越唱越红火，黄永生和他的伙伴们坚持每周日下午两个半小时，为大家义务表演，以及与观众互动合演，叶惠贤、王汝刚、李九松、顾竹君、赵志刚等主持人和曲艺界名家都曾参与过。每个人进场，只收几块钱茶资，每次活动现场都坐得满满当当，为此，黄永生后来几乎不再接商演邀约。做《大家唱》无甚收入，甚至经常还要倒贴，但黄永生总是说：“空缺我来补，看到大家的笑脸，我心里乐意，做人嘛，钞票应当要用脱点。”

2005年，黄永生曾因心脏问题搭过支架，家人劝他别唱，他不听，称与《大家唱》有约定。曹可凡邀请他做客《可凡倾听》，他表明每周日的《曲艺大家唱》和教学生的上课时间不可变动。

黄永生晚年最欣慰的事情之一，是在76岁时，收了时年5岁半的连彬尧为徒。小家伙因受家庭熏陶，小小年纪就能把《金陵塔》唱得有模有样。两年多来，黄永生每周六上午最重要的事就是给连彬尧上两个小时的课——前半节课学习新的上海说唱内容，后半节课则帮他逐段纠正字眼，年仅8岁的小朋友，已经会唱将近30首上海说唱的曲目。

黄永生到哪儿都会带着这个小徒弟。在《曲艺大家唱》的舞台上，黄永生幽默地称呼小朋友为“连彬尧老师”，并在其表演时，一脸宠爱又满怀希望地看着这位“关门弟子”，他曾说过：但愿上海说唱，不会从我这一代开始，到我这一代结束。

2013年8月4日，黄永生一直脆弱的心血管，最终没能抵挡住连日来的高温，他倒在了晚上回家时乘坐的电梯里。这一天，注重形象的黄永生上午照例去理发店吹了头发，午饭后准时来到自己一手创办的公益平台，除了表演，他与观众一起，再次唱了一遍自己的代表曲目《金陵塔》，谁也没想到，这次竟然是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