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葆光（1908—2003），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中国国民党军统少将，1934年考入日本中央大学，回国后加入国民党军统局。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戴笠委以重任；1941年邓葆光依据看到的一则“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报道，在世界上第一个预测日本将偷袭珍珠港；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上海敌产处理局逆产组长，负责接收日本人及汉奸的数十万册书籍和档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邓葆光将这批古籍交到共产党手中；1955年被诬陷入狱，长期遭受关押；1980年平反，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因病逝世。

邓葆光，湖北省红安县人，早年到汉口求学，考入武汉中学六班；1927年，邓葆光调到汉口一家花行的上海市分行当会计。业余闲暇，他将自己的所闻所感撰成论文，投寄报纸。不久，接二连三的经济论文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这时他不足20岁。

1934年春，邓葆光考入东京中央大学，专攻日本经济，在日本攻研的一年零六个月里，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中央大学校长找到邓葆光，代表日本政府，委婉地下了驱逐令，邓葆光决定暂离东京回国。

也许是天意，北平市一家报纸即将采用邓葆光的一篇论文，发函请求补充一些论据。1935年夏，北平行让他遇到了美国姑娘格尼娜，不久，二人相恋结婚，在妻子的帮助下，邓葆光重入东京中央大学。有了美籍妻子这张护身牌，出入日本图书馆、研究机构，反而方便了许多。

那段时间，上海市《申报·经济周刊》、《新中华》、南京《日本评论》、《时事月报》，大量刊载有研究日本政治经济的论文，这些文章成为沪、宁各高等学府及经济研究机关的必读物，引起了经济学界人士的注目。只不过邓葆光不再署本名罢了。

这期间，发生了一点小插曲，从此改变了邓葆光的一生。话说邓葆光发表在媒体的系列文章引起中原地区驻日使馆官员一胡姓读者共鸣，胡姓读者赏识之余，二人成为知音，以至于邓葆光回国发展之机，那位驻日使馆副武官给邓葆光写了一封保荐信，信封上写着“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先生收”。就这样，邓葆光被荐引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工作。邓葆光阴差阳错跨进了军统的门槛。

武汉即将沦陷时，邓葆光接受戴笠指示:“潜伏武汉，担任军统站经济组长。”成为一名潜伏特工。不久，被戴笠提升为经济科科长、经济研究室主任、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邓葆光曾依据1941年秋看到的一则“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报道，在世界上第一个预测日本将偷袭美国珍珠港。因为日本既不生产橡胶，而橡胶产于南方马来群岛，日本只有突袭南太平洋美国军事基地，方可取得南洋橡胶。邓葆光立即以绝密电报郑重告知英、美：“日军极可能不宣而战，进犯南太平洋英、美海军，袭击珍珠港!” ，邓葆光还想方设法将情报送上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案头，但是却没有引起罗斯福的重视，直到后来偷袭珍珠港发生后，罗斯福总统才悔之晚矣。

抗战胜利后，邓葆光任上海敌产处理局逆产组长，负责接收了日本人及汉奸的数十万册书籍和档案资料，又从几十万册书中挑出七万册善本书。1947年7月7日，东方经济图书馆开幕。该馆为国防保密局东方经济研究所附设机构，所长邓葆光。藏书内容主要为原属日本人所办上海满铁事务所、日本工商会议所所藏的经济门类资料。此外还有部分线装古籍。

1948年深秋，因战局急变，中国国民党大势将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严令邓葆光将他所掌管的财产尽快抢运到台湾，包括他的经济研究所所搜集到的7万册珍贵古籍（110箱）。接受任务后的邓葆光，给在台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打报告，“上海市飘摇，暂避香港特别行政区”，获军统局同意。邓葆光立即托朋友找汤元老商量，汤元老立即以仅存的棉纱抵押了70两黄金，资助邓葆光将古籍运到香港招商局仓库，一并到香港还有邓全家。

1949年6月，邓葆光化名邓景行，在香港开了家宝丰洋行，平日里深居简出。邓葆光心里一直记挂着藏在香港招商局仓库的图书，认为那并不是个十分安全的地方。于是，他私下搜寻到一处不显山不露水的私人小仓库中环路的永安仓库存放，并同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取得了联系，时接管国民党伪国防保密局的“东方研究所”（即后来的国际政治研究所）杜宣只身赴港与邓葆光接洽。不料，1950年9月，台湾方面买通香港特别行政区黑社会，出重金排查，终于“淘”出了一年半前由上海市迁港的邓景行。1950年9月12日邓葆光在街头身中九刀，倒在香港红棉酒家门前的血泊中。在妻子的悉心照顾下，邓葆光幸从死神手中逃脱。不得已，港英当局用“灵车”护送出境”至罗湖桥的北头，进入广州市。

全国解放后，这批古籍又回到了人民手中。其后，邓葆光迁居上海，可他仍日夜系念着他给新中国的礼物——110箱7万册珍贵图书及其他资料的安全；仿佛心有灵犀，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长杨帆，一道来探视邓葆光，并带来特别兴奋的消息：那批深藏在香港中环路私人仓库的国宝，已全部安全运抵上海，不久将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保存于故宫博物院及中国国家图书馆。

1955年，正当邓葆光准备进一步做好经济研究，横祸飞来：吕振羽他有直接联系，引导他正式回到人民行列的潘汉年、杨帆被定为“内奸”。邓葆光也受到株连，被指控为“投诚不诚”，判刑七年，被送进劳改农场。之后他一直在徐州市一座煤矿里，默默无闻地扛着大扫帚日复一日地扫着大街。妻子尼娜也毫无理由地被关押了14个月。只不过邓葆光的刑期似乎太长了，竟长达25年（刑期拖至1980年）之久。与之生死与共的妻子被迫远渡重洋，回到美国。并委托好友钱敏照顾邓葆光，二人重新组织了一个新家庭。

1980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宣传部为邓葆光彻底平反，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邓葆光这位难忘的爱国老人，坎坷一生的风风雨雨，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浙江日报》、《北京晚报》、《文汇报》等报纸，都用两三个月的时间，连载描写邓老的纪实小说《拂晓归来》或《拂晓前的密电》。各出版社出版的有关纪实小说有《魔窟奇人传》、《少将情报官拂晓归来》、《殊途》等等。2003年邓葆光因病逝世。

湖北的黄安高桥，一户邓姓人家，在1908得一子，取名邓葆光。16岁那年，邓葆光到汉口求学，考入武汉中学六班，校长是兼任国文老师的董必武，班主任是陈潭秋。一入学校，邓葆光崭露头角，文章写得流畅、大气，爱憎分明，博得全校师生青睐。

1934年春，邓葆光考入东京中央大学，专攻日本经济，时达1年零6个月。其间，中日外交关系不断恶化，日军向中国的挑衅事件不断，留日的中国学生也有爱国行动，尽管其行动十分克制，这些留学生也受到日本的歧视。邓葆光因发表许多经济论文，其中也有不满日方的言词，日方有时给邓以各种借口的刁难，邓决定暂离东京回国，以待某种有利契机。

1935年夏，邓葆光来到北平市，与美籍女子格尼娜结婚。格尼娜了解丈夫的意图：继续深造，研究日本经济。她与丈夫双双去到东京，一同进入中央大学学习经济。有了美籍妻子的陪读，日方减少了麻烦行为，邓于是与格尼娜行走于日本一些研究机构，借阅寻查经济资料，考察日本经济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从中学会了日本学者搜集外国——主要是中国经济资料，尤其是如何利用这些经济资料的方法。这一科学的比较方法，正在科研活动中的邓葆光尚不知其意义，而只求效果。

这一时期，邓葆光将这些以比较手段所取得的成果，不断地转化为一篇篇经济论文，邮寄回国，在上海的《申报·经济周刊》、《新中华》；南京的《日本评论》、《时事月报》等杂志上发表，引起了经济学界人士的注目。

在日本，有位中国驻日使馆官员，自称姓胡，通过国内关系，摸清了邓葆光在日的通信地址，频频发函，与邓葆光联系，表示愿意互相切磋，研究日本经济。由于志趣相投，邓葆光视这位胡先生为知音，在探讨日本、中国经济之比较问题方面，毫无保留，许多不便在公开文章上发表的观点，都在复函中透露出来，这位胡先生表示佩服邓葆光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

胡先生鼓励邓葆光：必须为祖国继续研究日本经济，为国家贡献才智。至于如何报效国家，他可以力荐合适单位。后来这位胡先生将邓葆光荐引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邓葆光感到前途光芒万丈，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不几日，邓葆光始知自己所做的是一场秋梦！什么军事委员会，原来是军统，是特工组织，想抽身退出么，自有军统严厉的行规帮矩约束。邓葆光欲哭无泪，自感一失足成千古恨！

1938年4月中旬，江南草长莺飞。可大武汉不时拉响空袭警报，市民死伤无数，许多建筑物变成废墟。当警报解除后，九省通依然又活动起来，车水马龙，路人如潮。在武昌中华门前，正欲下埠渡江的董必武，偶然瞥见多年不见的学生邓葆光。邓此时西装革履，戴巴拿马共和国帽，架宽边墨镜，扶文明棍，刚从汉口那边过来，正拾级而上。布履旗袍的董必武，趋步近前，叫住了学生邓葆光：“一别14年呐！”邓葆光也认出了昔日武汉中学校长、自己的国文教师董必武，赶紧行鞠躬礼，叫了声“老师好！”久别重逢，该是欢快！然而邓葆光却卜簌簌泪流满面，哭诉道：“老师，学生疏于社交，竟走错了道路，请您惩罚学生吧。”董必武说：“你留学日本，学成回国，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我都知晓。只要你专心研究日本，研究‘军统’，专心抗日，不做坏事，人民终会理解你的。”邓葆光似乎看到一线光明，保证：“谨记，看学生的行动，绝不辜负老师厚望。”

一对师生，两个阵营中人，匆匆见面又匆匆而别。

武汉即将沦陷。一时间闹得轰轰烈烈，高喊誓死保卫大武汉的“中央政府官员”们，纷纷雇飞机，打差船，抢汽车，拉民工，逃往峨眉。邓葆光接受戴笠指示：“潜伏武汉，担任‘军统’站经济组长。”

邓葆光搜集日军经济情报，发现日军军舰由长江中游向汉江口集结，且向石码头一带运输粮食，他判断日军近日必有西行意图。果不其然，他截获两份电报，都与日军西上有关，他分析到：湖北仙桃镇，有一支西北军班底，被蒋介石遗弃，只要人家“独立抗战”，却不给被服、粮饷。这支西北军班底编号为一二八师，师长为王劲哉，公开叫出“受（中央）编不受（中央）调！”惹恼了“最高”。经过比较，邓葆光判断，日军集结海、陆、空三军，数倍于一二八师，企图一举歼灭之。邓立即给武汉外围的中国国民党潜伏电台——消泗台发出警告一二八师的电报。果然，王劲哉作战略转移，让日军扑了个空，一二八师得以保存。可是汉口站站长刘某却向戴笠告了邓葆光一阴状：“邓不务正业，太过张扬。”戴即电传唤邓。邓接电后走消泗，经侏，进入阳洪湖地区，受到一二八师欢迎与保护，护送邓再经沙市区、宜昌市抵渝。

邓葆光到重庆市后，着手总结武汉沦陷区的工作经验，对比大后方的经济状况。从同僚的渴求中他得到启发：许多同僚埋怨邓从汉口来渝，怎不雇请一副挑担，挑一百来斤汪玉霞的糖果，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的点心来解馋？当时大后方并不是享乐之地，物资实在匮乏。可是重庆政府提倡所谓爱国，抵制日货甚至还要抵制来自沦陷区的“汉奸货物”。此种政策岂止是自我封闭，而恰恰有利于日方，做了敌人极其愿意看到的事情——证明日方“以战养战”的政策，符合日本利益，帮助日方大大发展经济，使中国大后方军民日需更加拮据困顿。邓葆光的报告中强调：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不只在两军对垒的战场，更要有经济政策上的灵活，即鼓励商人把生意做到敌占区去，一方面严厉禁止后方的粮棉进入沦陷区，一方面还得去沦陷区抢购日用物资。还建议立即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缉私局处（防止外流），货运局（抢购沦陷区物资）；在总动员会议机关设经济检查机构，控制后方物价。戴笠审阅了邓葆光的“报告”，这才认识到汉口站长刘某吃饱了无事干——撑的！若邓葆光只图虚名，这么多实实在在的总结材料，更有这么多办法，是凭空想到的么？他将邓葆光的报告急转蒋介石，蒋介石圈阅转行政院，终得实施。

邓葆光因之受到重用，被戴笠提升为经济科科长、经济研究室主任，而且又升为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务委员。

邓葆光曾请出亲信，去到红岩村，探听董必武的行踪，终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限制太严，邓未敢有进一步的行动。

日本人投降。许多从大后方来到大上海的“党国要员”，忙坏了他们的五子登科：金子、银子、票子、房子、车子。邓葆光是“军统”派来的接收要员，按说他更有资格搞“劫收”。然而他记住了老师给他的教导：“不做坏事”，不做坏事就是要做好事。他接收了许多日伪财产，成立了东方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通讯社两个实体单位；接着又组建了上海市东方经济图书馆。这些有益于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事业，相继开始运转，其成效有目共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葆光主动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安排一些中共党员进入经济研究所工作。在邓葆光掩护下，这些地下党员，为上海战役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948年的秋末，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华东、向中南……推进。几乎在同一时间，邓葆光在上海接收两起函件：一、从北平市传来口信：“先生多珍重，春燕往北飞。”二、毛人凤急电：“图书资料应立即运台。”

面对这一大批孤本、善本图书资料，邓葆光深深认识到：金银珠宝流失了还可以再开采，而人类的知识财富是无价之宝，这批承上启下的国宝怎可流失，新中国多么需要啊!他决心以此献给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使用。

在毛人凤发出急电催运图书之前，毛的注意力放在金银珠宝的抢运方面。邓葆光利用毛人凤与诸多逃台高官争夺海轮的空间，选择出最珍贵的图书70000本及日军移交的机密文件，分装成100余只大木箱，存放货仓，然后委婉回复中统上司毛人凤：“货轮极度缺乏，可否先运抵香港，再换机转运台湾？”毛人凤何等精明、阴险，干脆把邓电压下，不仅不是暂不作答，而是绝不回音。眼下上海市，“党国要员”亦如当年由汉撤渝，都在使尽手段，争夺船只，试图多带一些财产去台湾，哪有空位留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装运图书！毛人凤无法干预上海船只，只能是不吭声，万一迟迟不运，图书落于解放军之手，咳，那责任就不在毛人凤一方，而是邓葆光的办事不力！毛人凤的沉默，显而易见，可谓奥妙无穷。

邓葆光也乐得毛人凤的沉默，于是联系由沪去港的海轮。将这100余箱的珍贵图书，运达香港四环招商局物资仓库，并伪装干货将箱皮喷字，毫不显眼。

100余大箱国宝托外商货轮秘密启航。望着远去的货轮，邓葆光好多天来一颗悬空的心，才实实在在地落下。邓葆光回到家中，美籍妻子格尼娜像中国女子一样，力争以贤妻良母形象出现，她备好酒菜，慰劳完成使命、值得庆贺的丈夫。正在低吟浅酌的夫妇俩，陡然听到门铃声。隔着保险门问：“哪一位啊？”对方回答：“北平市传送口信人。”邓葆光将门打开，灯光下，来人因装扮奇特而显陌生，待摘掉口罩、墨镜、风帽后，才认出是在经济所的同仁。来人曾遭中统通缉，当时邓对其进行保护并送其出沪境。邓不由得奇怪地问询：“先生怎么又到上海市?”对方笑：“正是去而复，好比候鸟如春燕。”

两人进到秘室，邓问：“想必先生负有重大使命？不然缘何冒险来到寒舍？”

那人诚挚地回答：“一为面谢救命之恩，二为奉命行事。我党考查先生已有很长时间了，先生确有诚意弃暗投明，从抗日之始做了许多有益于民族的大事，近又冒杀身之祸截转大批珍藏资料，实在感人。我今天受托预告先生，明朝有负责干部来访，并对先生今后的工作作出安排，请先生有个思想准备。”

料，邓葆光第二天见到的是他仰慕已久的中共上海地下负责人潘汉年！潘汉年虽已中年，却是风度翩翩，相貌堂堂，出言吐语，极富感染力。潘对邓说：“我们考虑到，上海市即将解放，敌人在临亡前必有猖狂一跳，邓先生若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安全方面则十分不利。毛人凤在那边手忙脚乱，一时无暇顾及邓先生，一旦他沉下心来，前前后后来一番自审自问，那时必会对邓先生起疑心……我建议邓先生立即去香港特别行政区，暂时隐蔽一下，兼顾那批国家级的孤本、善本，还有一大批经济资料。那些都是建国后大兴建设必不可少的资料，若到了香港，再遭敌手，那才叫违背了初衷。邓先生是搞经济的专家，全国解放后，除了苏联，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必会对华进行孤立、封锁。邓先生到那时将大有作为。目前暂时潜入香港，搞一个适当职业掩护，不必抛头露面。我们与邓先生暂不联系，必要时，自有通知。邓先生以为这样安排好吗？”

邓葆光一口应承说好，还说有个有利条件，妻子格尼娜是美国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国际大都会人寿里，有她周旋的余地。而且，在那里还有她许多昔日的朋友，他们的生活、藏身是很容易的。

邓葆光开始对在上海的“军统”组织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间接提出自己有病，须当治疗，并说是去香港就医。这没引起上海市“军统”的任何怀疑。得到允许，邓葆光与妻子格尼娜还有两位贴心的助手，一同到了香港。从此，邓葆光在香港再不是邓葆光，而是从北方来的邓景行。为了合法隐蔽，向当局申请开了个贸易商行，招牌挂出去是“宝丰行”。1949年初夏，宝丰行开业，真还有不少朋友来祝贺一番哩。

毛人凤在台湾，心仍在上海。他突然想到了邓葆光，更想到了那一批国宝级的孤本与善本图书。通过上海站，再通过香港站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最终找到了邓葆光的“下落”，还有那批久“囤”香港的图书。毛人凤当即指示香港“军统”特务：不择手段，尽力避开英国人，从四环招商局仓库抢出图书；对邓也须采取监控。邓葆光得知毛人凤已注意到自己，要抢回国宝了，心急如焚：若是这批图书再落到“军统”手中，这么长时间，花费朋友那么多钱……所有的心血都将随风而逝。急忙中，邓租借到一处秘密仓库，打算转移图书。然而这么多木箱，从四环招商局仓库搬出、上车，岂不张扬，自我暴露，等于拱手让人？他决定采取深夜活动，不雇搬运工人，自己和几个朋友亲自动手，将一只只大木箱抬上有篷货车，尔后绕道，走反方向，再取正道，将100多只大木箱运到了中环永安仓库秘藏，真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1950年初，当“军统”众特务领着搬运工人，强制四环招商局守库人，用一大串钥匙，掏开所有库门，准备让特务们检查藏书木箱时，仓库里已经没有一只木箱。怎么会如此，100多只木箱分明有人目睹，进了库门，而今却不翼而飞了？当毛人凤得知图书不在旧窝时，可想而知，他该是如何的暴跳如雷了。毛再指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军统”：一、继续追查图书下落；二、侦知邓葆光住处，见人即处决！1950年9月12日，4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于香港街头发现邓葆光行踪，立即进行围堵，邓葆光已无退路，以身相拼，怎奈赤手空拳，如何斗得过4把亮的砍刀！邓葆光身中9刀，浑身是血。若非抢救及时，必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格尼娜守护丈夫寸步不离。当“军统”特务得知邓葆光经过三个昼夜的抢救保住生命的消息后，又使用各种奸计，试图害死邓于病床上。好在格尼娜朋友多，住的又是洋人开设的医院，医院十分同情格尼娜，对不明来访者均拒之门外，同时病人也舍掉单人房间，住进大病房，看守者以警惕的目光注视一切异动。尽管，在医院内，邓的亲朋能守护他，而“军统”特务所得的指示是必须搞掉邓。因此，特务们将邓葆光所在医院，包围起来，看你邓葆光怎么逃脱这个包围圈！在这种情况下，格尼娜不得不与港督警察署交涉：为保障被害人邓葆光的生命安全，必须离开香港特别行政区去内地就医，但警方以尚未破案为由，拒绝格尼娜的合理要求。格尼娜再三说明情况，并指出港内接连发生凶杀案件，少有告破，必须让邓葆光尽快离港，警署终于答应了格尼娜的要求。但怎样才能使邓葆光冲出“围城”呢？

一辆医院运载死尸的专车，从邓葆光所在医院后门开出，然后直奔火葬场。这辆车终未引起包围医院的特务注意。

这是有关方面与邓葆光妻子格尼娜商议后，精心演出的一场突出重围大“戏”。“戏”演成功了，邓葆光经过罗湖，抵达广州市。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长扬帆前往广州慰问邓葆光及其家人，时在1950年10月金秋季节。

接着好消息传来，秘藏于香港中环永安仓库的70000册宝书安全运回内地，按书目，分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及中国国家图书馆，供专家学者使用。这使身负重伤尚未痊愈的邓葆光更感欣慰。

邓葆光定居上海，按照政策，他享受人民给予的优厚待遇。因为生活安定，居住条件良好，他日夜伏案，总结“军统”有关资料，撰写重要史料，为新中国的建设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1955年，潘汉年去京开会。会议未开始，被公安部“带走”；在上海市的公安局长扬帆也无缘无故被戴上脚镣手铐。不久，住在带花园洋房里的邓葆光被审查。既然潘汉年、扬帆被定性为“伪奸”，那么由伪奸“掌握”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还会是好人吗？邓葆光被投入监牢，格尼娜发配江苏省劳动“自食其力”。

逮捕邓葆光的单位，给邓葆光下了个含糊其词的“定论”：“自首不诚”。既然自首不诚，自然构不成“重大罪刑”，量刑时给了个“有期徒刑5年”。

这个5年可漫长，一直从1955年“有期”到了1980年，长达25年之久，是5个5年徒刑……与之生死与共的妻子被迫远渡重洋，回到美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先是潘、扬平反昭雪，随之邓葆光彻底平反，并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1985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文化部对邓葆光等5位保护70000册珍贵图书的有功人员予以嘉奖登报表彰；之前——1983年，邓葆光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一年后，有关部门给他彻底落实了政策，他又同钱敏一起迁回了上海。1985年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文化部对邓葆光等5位保护70000册珍贵图书的有功人员予以嘉奖登报表彰。  

军统中唯一做情报比较学研究的人叫邓葆光，他于1941年秋看到一则报道，日本正与苏联谈判——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

在寻常人的眼里，国际间的贸易，以物易物，有什么稀罕？中统特务机关更不会关心，人家以啥换啥，关我何事？

邓葆光偏偏吃咸饭管闲事。他自我提问：日本既不生产橡胶，何以橡胶易木材？看来，日本不会空穴来风，必有可图之机，才敢于没有橡胶换东西。那么，橡胶产于南方，只有南洋群岛的橡胶距日本最近！邓葆光由此而研究日本掠夺中国所采取的军事步骤。

邓葆光突然醒悟：美国驻守南太平洋的军队，重力放在珍宝岛！这儿是美国最大的空军基地，东距火奴鲁鲁9.6公里，水深15—18米，因湾内盛产珍珠而得名；1911年美在此又建成海军基地。日本只有突击南太平洋的军队，方可取得南洋橡胶。邓立即以绝密电报郑重告知英、美：“日军极可能不宣而战，进犯南太平洋英、美海军，袭击珍珠港！”

得到这份来自中国“军统”经济科的秘电，美、英军事情报机构发出了冷笑：我等有世界上一流的情报机关，竟然会让中国人来教训，岂有此理啊！英国当局干脆来个置之不理，美国呢，脾胃稍好一些，高傲而又不失礼节地回答了三个字：“知道了！”

1941年12月7日凌晨，美国海军士兵有的起床了，有的还赖在床上，可是日本飞机已飞临上空，一排排炸弹，或挨着或成排地降落，立即，珍珠港成为火海，血海……这就是著名的“偷袭珍珠港”。失去了大批战舰、战机及众多官兵生命后，美国才深切地认识到，来自中国的情报，百分之百地准确，万无一失的预报竟分文不值地被抛弃，谁之过呢？傲慢得像鸭公的英国军事将领这才知道，中国的情报并非不屑一顾，因为这不屑一顾的代价，付出得太惨重了。

邓葆光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分别受到英国的赞扬、美国的致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