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之战，是指1622年至1624年间明朝与荷兰入侵者在澎湖地区发生的战争。

15世纪荷兰等西方殖民者进入亚洲地区开展殖民、掠夺活动，荷兰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短暂入侵澎湖地区，在明朝的交涉下，荷兰人撤出澎湖。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进攻澳门失败后荷兰人第二次占领澎湖，并在岛上筑城，对福建沿海地区烧杀抢掠、奴役中国百姓。时任福建巡抚的商周祚试图以互市引诱荷兰人撤出澎湖，但未取得成效。天启三年（1623年）七月，南居益到任福建巡抚，在巡视考察后与荷兰方面进行交涉，但荷兰提出割让澎湖、禁止中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贸易等要求，并进行了武力要挟。此后南居益上书表明“夷乱”要害，同年九月朱由校下旨明确支持澎湖之战。

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荷兰首领高文律进攻厦门市海域，南居益等明军将领商讨后决定诱使荷兰船舰进入内港后用火进攻。内港一战中，明军各烧毁、重创了一艘荷兰船舰，并活捉了60余名荷兰人。此后荷兰人盘踞于澎湖伺机反攻，南居益也招募士兵、购买船只、招降海贼海盗以备收复澎湖。

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二，南居益令先锋王梦熊率军自吉贝（今澎湖群岛吉贝岛）突入镇海港（今澎湖群岛白沙岛），荷兰人被迫退守风柜城（今台湾省澎湖县马公港对面）内。都司顾思忠等人增援澎湖后明军展开第二次攻击，但荷兰人坚守不出。四月明军于娘妈宫（今秀屿区平海镇平海村东至自然村）会师。至六月十五明军已达万余人、兵船两百艘，明军再次发起进攻。明军于七月初三兵分三路进攻澎湖，荷兰人示降。七月十三日荷兰人拆除堡垒后逃往台湾，澎湖之战以明军收复澎湖告终，俘获的荷兰将领高文律等十二人被押送至北京。

澎湖之战后明朝收复了澎湖，捍卫了国家主权，保障了南洋航线的安全。澎湖之战还促使明朝重视、加强东南地区海防建设和火器制造、使用。但澎湖之战后荷兰人退守至台湾，其对台湾的占领得到了明朝的默认，故明荷冲突仍然存在，并为明末台湾问题埋下伏笔。

10世纪后，福建省地区与非洲东岸、波斯湾、印度和南洋诸国频繁进行海上贸易。至明朝时期，由于日本海盗猖，明朝便采取消极政策。洪武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了“海禁”政策，此后对外贸易被朝廷垄断。而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者进入亚洲地区活动。但这一时期明朝仍然实行海禁政策，直到朱载坖于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了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月港进行通商，明朝的对外贸易态度才有所转变。而在此之前东南沿海地区不少百姓、商贾等会私下突破海禁，进行非法贸易、海外走私等事业。

16世纪末，荷兰与西班牙交恶，西班牙所有港口对荷兰关闭。1595年，荷兰人首次派遣舰队前往亚洲。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人曾短暂入侵过澎湖地区。当时荷兰并不属于与明朝进行传统朝贡贸易国家，故荷兰的通商请求并未得到明朝的准许。

由于货船成本高、航行风险大，荷兰民间的独立船队难以对抗在亚洲南阳地区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势力。于是荷兰国家议会在1602年3月20日联合荷兰各公司船队，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主要负责袭击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据点，以及在亚洲寻找可建立商馆的据点。万历三十年（1602年）韦麻郎（Wybrand van Warwijck）率领的荷兰船队抵达印尼万丹，于五月二十六日派兵船进攻澳门。当时的澳门为葡萄牙人所占领，葡萄牙人已有防备，击毙了约三百名上岸作战的荷兰人。荷兰夺取澳门失败，决定在中国东南海域重新寻找立足点，故而转攻澎湖。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韦麻郎通过买通福建税监高采和，率军占领了澎湖。随后韦麻郎又派人前往福建省请求互市，但遭到了福建官员的拒绝。福建省当局得到澎湖被占领的消息后，积极备战、加强海防，派遣都司沈有容率两千明军、兵船五十艘前往澎湖。闰九月，沈有容抵达澎湖马公市一带，与韦麻郎在娘妈宫（澎湖天后宫）进行会谈，要求荷兰人退出澎湖，并建议其前往东南方向的岛屿。十月，由于明朝不应允其通商请求且兵力悬殊，韦麻郎率军离开澎湖。至此荷兰虽未能在中国设立通商据点，但在安汶、雅加达、平户等地设立了商馆。

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人雷尔生（Cornelis Reyersen）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评议会特别委员及舰队司令。雷尔生率荷兰军队与英国联军，共一千零二十四人、八艘船舰前往中国沿海。雷尔生此行意在与明朝建立自由贸易关系，封锁澳门、马尼拉的航运贸易。故其首先攻打澳门，六月下旬失败后于七月抵达澎湖。七月底，雷尔生聘请澎湖渔夫为向导，率领两艘船前往福尔摩沙岛（台湾岛）探勘港口，在此发现中日两国人会避开海禁在大员地区进行贸易。雷尔生返回澎湖后召开会议进行商讨，议会认为澎湖比台湾岛更为合适，故决定在澎湖筑城。八月，荷兰人开始在澎湖岛风柜尾上筑城，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在《重修台湾省通志》记载该城四方各一百八十呎（约五十五米），设有四个稜堡并架有大炮。筑城期间明朝得知荷兰人在此占领澎湖，便派遣官员王守备和商人黄明佐与荷兰人进行交涉。荷兰方面要求与明朝进行自由贸易，并要求明朝停止与马尼拉的贸易。明朝方面则要求荷兰军队退出澎湖，并表示如果因贸易而开战，荷兰军队将遭到明军的封锁。在筑城期间，荷兰人多次对明朝东南沿海船只出海前往马尼拉贸易进行阻拦、掠夺。荷兰首席商务员梅尔德特（Johan van Melderd）被派往厦门市交涉通商事宜时，因其未送礼而遭到当地明朝官员刁难，并要求他行跪拜叩首的礼节，对其要求也不予回应。

同时荷兰派遣舰队至漳州市海面封锁漳州门户，试图用武力威胁明朝与荷兰通商。据荷兰船长威·伊·邦特库（W.Y.Bontekoe）的《东印度航海记》和时任福建巡抚商周祚记载，自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到天启三年（1623年）五月，荷兰人在厦门市、漳州等地掠夺、烧毁多个村庄，夺取多艘戎克船、渔船。荷兰人还掳掠了约一千一百五十名中原地区俘虏，将他们带去澎湖岛筑城，因此而死者约五百七十一人，余下五百七十九人被遣送至巴达维亚共和国后作为奴隶贩卖至其他地区。期间，雷尔生还与福建巡抚商周曾做出初步协定，包括停火一年、荷兰撤出澎湖、明朝同意荷兰在台湾本岛进行贸易等内容。但由于福建省和驻澎湖地区兵力不足，明朝无法抵抗荷兰人的入侵，双方协定并未取得成效。

明朝内部对于荷兰入侵及荷兰通商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双方争论不休。《东西洋考》作者张燮、福建巡抚商周祚、刑部官员王临亨等认为荷兰人意在开拓市场以求利益，故主张同荷兰通商。也有部分人认为荷兰人是假意通商实为入侵中原地区内陆，如福建都司沈有容、太仆卿南居益、御史游凤翔等。

天启三年（1623年），明朝任命南居益担任福建巡抚，并备战澎湖。南居益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七月到任后，在福建省沿海一带展开考察，并在金门县、厦门市海域召集兵勇进行操练。南居益派千总陈士瑛与荷兰方面进行交涉。但荷兰方面提出要求准许荷兰人在中国沿海互市，割让澎湖给荷兰，禁止中国与葡萄牙、西班牙贸易；并以武力进行要挟。南居益上书表明“夷乱”要害，并进行了形势分析、提出了应对策略，促使明朝对荷兰入侵态度的改变。九月初五，朱由校下旨督促巡抚官员驱除红夷（荷兰人），表明了明朝对澎湖之战的支持。

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南居益下令福建省沿海戒严。澎湖堡垒指挥官雷尔生表示，明朝商船不得前往西班牙人根据地马尼拉进行交易，再次要求允许荷兰和明朝进行自由贸易，如果明朝拒绝则宣战。

十月二十六日，荷兰首领高文律（Kobenloet）率军进攻厦门市海域。荷军先悬挂白旗进入漳州河，并发送请求谈判的信函。明抄官兵则向荷兰人发出协商邀请，约定在鼓浪屿签署协议，荷兰高级商务员福朗克（Christiaan Francx）按照约定率两艘船舰驶入厦门。但在签署协议后，福浙总兵官谢弘仪拘捕了上岸的福朗克等三十余人。当夜，明守备王梦熊率五十艘载满发射药的帆船冲撞英国东印度公司舰队，其中木登号被烧毁，伊拉斯穆斯号顺利逃脱。总计荷方八人被杀，五十二人被擒。南居益还亲自至海上与谢弘仪等明军将领商议战况，最终决定用计诱使荷兰船舰进入内港。荷兰船舰驶入内港后，明军用火进攻，荷兰船舰一艘被烧毁，一艘受到重创，高文律等60余名荷兰人被活捉。

此次战役使荷兰精锐受到重创，此后荷兰人盘踞于澎湖，加固城防以待增援，并伺机反攻。朱由校对此次胜利进行了褒奖，鼓舞了南居益及福建省地区明军收复澎湖的信心。

南居益在漳州市、泉州市等地招募士兵、购买船只，以备收复澎湖。他还招降了海贼李旦及日本的海盗，荷兰人便派使者前来讲和，但南居益将其斩首以示收复澎湖的决心。

天启四年（1624年），南居益令先锋王梦熊趁春汛，率明军3000余人自吉贝（今澎湖群岛吉贝岛）突入镇海港（今澎湖群岛白沙岛）并在澎湖“北面岛”（今白沙乡镇海村）筑城，迫使荷兰人退守于风柜城（今台湾省澎湖县马公港对面）中。正月初二，明军在筑城的同时发动攻击，迫使荷兰人退守于风柜城（今台湾省澎湖县马公港对面）中。不久南居益令都司顾思忠等人增援澎湖，开始了第二次攻击，但荷兰军队坚守不出。三月下旬，雷尔生认为荷军兵力不足难以抵挡明军围攻，故召回派守于大员的荷军。四月，南居益命孙国桢督同水标刘游击、澎湖把总洪际元会师于娘妈宫。

五月，时任福建南路副总兵官俞咨皋、福建水师提标游击刘应宠率军抵达澎湖。五月初九，明军在娘妈宫布置好对准风柜尾城的火炮，并派遣火舟包围风柜尾城。至此风柜尾城北、西、南侧均被明军包围，雷尔生逼不得已向巴达维亚共和国总部发送求援信函。

与此同时，海盗李旦因其与西班牙的恩怨，以及其心腹许心素之子被南居益押扣，而出面调解明朝与荷兰的纠纷。李旦还引荐郑芝龙出任荷方通译，劝说荷兰人退出澎湖，前往台湾。但由于荷兰人对其存有戒备，并未让李旦进入风柜尾城内。六月初李旦前往台湾，荷兰人便派船舰与一同前往，并进行了生丝交易等。

六月十五，明军发起第三次进攻，此时明军兵力已有万余人、兵船两百艘，荷兰军队仅剩九百余人。七月初三，明军兵分三路进攻澎湖，荷兰首领孙克（Martinus Sonck，明史称牛文来律）示降。七月十三日，荷兰残军拆除堡垒，将粮米运输至船上，乘船逃往台湾。

澎湖之战以明朝胜利收复荷兰占领两年多的澎湖告终。战争结束后，荷兰将领高文律等十二人被押送到北京，朱由校在御门接受俘虏，判处高文律等人斩首于西市，并将其首级在各边传阅以昭示天下。此后明军重新驻扎于澎湖，以保障东南沿海海域安全。

澎湖之战后，明朝收复澎湖，捍卫了国家主权。同时也保障了中原地区通往南洋的航线安全，有利于中国海外贸易发展。澎湖之战让明朝对福建省沿海地区海防建设加以重视，在兵部建议下整体加强了东南地区的海防。但明朝由于政治腐败、兵力匮乏等原因无法彻底歼灭荷兰入侵者，致使其默认荷兰占据台湾。此后荷兰以台湾为据点，展开了与中国走私商贩的合作，也引发了明末明荷之间关于台湾的冲突。

学者闵建伟、刘新慧评价：“澎湖之战处于西方海权勃兴之时，荷兰国力蒸蒸日上，明朝闭关自守，日渐衰微，此战以明王朝复克澎湖，荷兰败走台湾收场。在澎湖之战中，明人备边守土，虽一寸山河，也不轻易付诸敌人，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事例时有发生，沿海商人及部分地方官员对发展海上贸易的重视，当然，日后海禁政策的松动，允许私人贸易的开展等等使我们看到一丝曙光，这都是让我们值得欣喜的地方。”

学者曹秀丽评价：“明朝末年，荷兰舰队来到中国海域，要求通商贸易。时值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明朝海禁甚严，加之其“未具金叶表文”，从未朝贡，被拒之门外。荷兰人便开始用武力强夺澳门，强占澎湖，但均遭失败。从荷兰人叩关失败的一系列活动中，我们可以一窥晚明政府在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挑战时，虽能抵抗其殖民侵略，但其对外通商政策仍不能做出适时的调整。”

《彭湖平夷功次残稿》记载评价：“是役也，曾无亡矢遗镞之费、血刃膏野之惨，而彭湖信地，仍归版图，海洋商渔，晏然复业。”

学者陈根许评价：“收复澎湖‘为国家复得一块疆土，为闽人除却百年隐祸’，不仅挫败了荷兰人占据我国沿海的图谋，也对其他殖民者以警示，为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