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对多数人来说是一个谜，一个梦，一个常常引人无限遐想的地方，那里有浓密茂盛的热带雨林，有世界上最广袤的撒哈拉沙漠，有古朴粗犷的风俗民情，还有具有浓郁风情的美食。

撒哈拉以南非洲占非洲总人口的70%以上，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位于北纬20度到南纬35度，西经20度到东经50度之间。因为该区主体为黑色人种的非洲黑人，故称“黑非洲”。

黑非洲的地形以高原为主，那里的气候气候以湿热气候为主。黑非洲是黑种人的故乡，不同的部族之间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人口增长快，城市化水平低，科技素质低是黑非洲在整个世界中立足的弱势，它的经济发展慢，粮食不能自给更使它在国际上的地位低下。

开罗建于公元12世纪的萨拉丁城堡

非洲是人类进化史上从古猿到森林古猿、拉玛古猿、“完全形成的人”—能人、直立人、智人、直到现代人都存在过的大陆。人类学家在非洲发现了最早的“完全形成的人”的化石。这些发现使包括进化论奠基人查尔斯·达尔文在内的人类学家得出了非洲是人类诞生地的结论。

非洲位于东半球的西南部，地跨赤道，东临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北隔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与欧洲相望。非洲有将近700种语言，并且有多种信仰，因此，与之相适应的音乐样式和一般文化特征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黑人非洲音乐的多样性决不会影响整个地区在音乐中的统一性。在音乐的社会功能及其运用方式、旋律和节奏的构成原理、乐器类型等音乐特征方面，黑人非洲音乐文化区的音乐风格上的共同性显而易见。

主要音乐体裁形式有

民俗歌唱：在黑人非洲的社会里，歌唱成为从日常生活中涌现的自然行为。另外，拥有各种各样的职业或半职业音乐家也成为黑人非洲的特征之一。

民俗舞蹈与歌舞、乐舞：在黑人非洲的音乐生活中，舞蹈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黑人非洲的舞蹈按其表现内容和运用场合来分类，大可以分为仪式性舞蹈和娱乐性舞蹈。从舞蹈表现手段的形式特点来看，黑人非洲的舞蹈大致可以分为：歌舞、乐舞、假面舞、高跷舞等。乐器与器乐：在黑人非洲的乐器中，鼓和鼓乐是最具特色和最为重要的乐器和器乐，不仅种类多样，节奏丰富，表现力强，而且被运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黑人非洲乐器的类别有：体鸣乐器、膜鸣乐器、弦鸣乐器、气鸣乐器。黑人非洲音乐的风格和审美特征是讲求打击乐器节奏、音色变化的音乐美。

在音乐形态方面有如下特点

以鼓为代表的打击乐器在黑人非洲音乐中具有重要位置。

复杂多样的节奏。

音阶、旋律和演唱形式特征。

多声部唱法.

考古学的材料证明，非洲各族人民很早就创造并发展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远古时代，当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故乡还处在冰川封固阶段的时候，在非洲大陆上就已出现了沸腾的生活。那时候，尼罗河还是不适于居住的沼泽，现在荒无人烟的撒哈拉沙漠却是一片河流纵横的森林和草原。大约距今一万年以前，北非气候发生了急剧变化，大草原逐渐干旱而变成沙漠。

尼罗河流域是世界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尼罗河下游的古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埃及早在公元前五千年就出现了农业，懂得了栽培谷物和兴修水利。埃及人很早就发展了天文学，早在公元前4241年，埃及人就制定出相当精确的人类最早的太阳历。太阳历一年365天，分为三季，一季4个月，每月30天，最后一个月多加5天作为宗教节假日。它每年与回归年的误差仅约四分之一天。古埃及在公元前35世纪就创造了象形文字，公元前19世纪就知道如何计算正方形的边长和截头角锥体的体积，公元前21世纪左右埃及人就已经能够近乎精确地确定圆周率为3·16。

非洲黑木雕

古埃及在建筑、雕刻和绘画等艺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至今巍然屹立在尼罗河畔开罗附近的宏伟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是公元前27世纪前后古埃及的杰作；它们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也是古代埃及劳动人民卓越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不朽丰碑。

在尼罗河中游现今苏丹一带，公元前16世纪曾兴起一个库施帝国，它有过发达的农业、炼铁业和纺织业，是远古时代世界最富庶繁荣的国家之一。它的首都麦罗埃是地中海以南最大的炼铁中心，被西方考古学家称为“古代非洲的伯明翰”。

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北部是古代非洲文明的重要中心。公元一世纪前后在那里兴起的阿克苏姆王国，第四世纪时曾达到高度繁荣，国内的商品交换已发展到使用金、银、铜币的程度，那时创造的文字现在基本还在使用，高达60英尺的阿克苏姆大石碑和拉利贝拉岩石教堂是闻名世界的非洲历史奇迹之一。

远古时代就居住在马格里布的柏伯尔人，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就从事农耕，修建起原始水利设施，公元前500年左右已有铜器制作。柏伯尔人公元前就建立过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王国两个王国，遗留下大批岩画艺术品。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居民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开始从狩猎采集野生植物发展到驯养动物和培植农作物。世界上有250多种农作物都起源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西非是大部分非洲农业的发源地。高粱、油棕等都是西非的固有产品，历史遗留在撒哈拉沙漠的一些雕像和洞穴壁画是西非人先放牧后田园生活的写照。西非在公元前几千年就出现了精制的赤陶雕塑品，公元前3世纪左右进入铁器时代后，先后出现过加纳、马里、桑海等强盛的古代帝国。

在中南部非洲，到处可以看到铁器时代的遗迹，还可见到古时梯田和人工灌溉工程的遗址。建有数千幢房屋的恩加鲁卡古城遗址、建于公元500年左右的大津巴布韦石头建筑物遗址都是中南非古代文明的标志。非洲中部和南部也先后出现过一些有名的国家，诸如拥有发达农业、采矿业和对外贸易的莫诺莫塔帕王国、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制度的刚果王国、雕刻艺术品达到相当水平的库巴王国、社会分工很发达的布干达国等。

濒临印度洋的非洲东海岸，自古以来就进行着繁盛的贸易，早在纪元前就进行铁和盐的交易。15世纪上半叶，非洲东海岸已发展到能派使者远渡重洋到中国访问。

非洲不是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只是“狮子出没的地方”，而是在远古时代就有高度文明的大陆。非洲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非洲是一个物产丰富和历史悠久的大陆。然而，自15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入非洲后，400多年的殖民统治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16世纪至19世纪，西方殖民者将2000多万非洲黑人贩运到美洲当奴隶。这些奴隶受到非人虐待，绝大部分活不到15年就死亡。西方列强还用武力抢占非洲的土地和资源，进而完全瓜分非洲，建立起野蛮和残酷的殖民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非洲大地上，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之外的所有国家均沦为西方殖民地。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对非洲人民的杀戮和对非洲财富的掠夺，可谓罄竹难书。

非洲人民同侵略者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武装斗争，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加纳、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马里、苏丹、肯尼亚、索马里以及南非和东非的其他许多国家都爆发过反抗侵略者的大规模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非洲人民又燃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独立斗争的火焰。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曾震动了整个世界，北非的埃及也赢得了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蓬勃发展并取得重大胜利。50年代末，非洲独立国家从二战前的3个增至9个。在60和70年代，非洲的独立运动如日中天，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团结合作，互相支持，使绝大多数非洲殖民地先后获得了独立。1990年纳米比亚的独立和1994年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垮台，标志着除大洋中的个别小岛外，所有非洲国家都摆脱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枷锁。

非洲国家的独立为非洲地区的发展和振兴创造了条件，同时壮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给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以沉重打击。现在，非洲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和非洲相距万里，远隔重洋，但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友好交往却源远流长，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原地区的汉朝和非洲已开始相互了解，间接地交换各自的特产珍品。据说公元前一世纪时埃及女皇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所穿的御衣是用中国的丝织成的。自从汉朝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中国的黄金、丝绸就远销到地中海南岸。中国的唐朝不仅与当时统治北非的阿拉伯帝国开始正式直接交往，而且已有中国人踏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土地。非洲黑人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唐朝的文化艺术之中，当时中国文人墨客笔下的非洲黑人都是技艺非凡、勇敢机智并具有侠义心肠的人，甚至敦煌壁画也描绘了非洲黑人的形象。唐代与非洲北部和非洲东海岸进行了较多的物资交流，唐代的青白瓷器和钱币在埃及、肯尼亚、桑给巴尔等地多有发现。宋朝航海业的发达使中非的人员和物产交流进一步发展，中原地区的产品不仅大量出现在非洲的北部和东部沿海，而且还深入到津巴布韦等非洲内陆地带。宋代还出版了《诸蕃志》、《岭外代答》等记载了非洲风土人情和地志物产的书籍。

中国元朝与非洲的直接交往不断增加。孛儿只斤·忽必烈曾遣使臣到马达加斯加“采访异闻”，中国著名的旅游大家汪大渊也足至桑给巴尔。中世纪世界四大旅行家之一、摩洛哥人拔图塔也曾访问中国南方的泉州市、杭州市和广州市等城市。我国元朝地理学家朱思本早在14世纪就在地图上把非洲大陆标绘成一个向南伸展的三角形，而欧洲人到15世纪初对非洲大陆的走向仍模糊不清。已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赞朱思本的非洲图是一项“杰出成就”。

明代是中非古代交往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友好关系已发展到双方官方代表相互访问。我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几次率领由数十艘大船组成的船队，携带大量金银缎匹和瓷器宝钞，代表中国政府访问了现今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的东非港口。索马里北部一个名为“郑和屯”的村落就是为纪念郑和访问而命名的。好几个非洲国家也曾先后派使者到中国访问。东非麻林国（位于现肯尼亚境内）国王哇来访问中国抵达福州市时去世，被安葬在福建闽县，中国皇帝赠给他以康靖的谥号。麻林国在1415年还直接遣使送来了一头被中国人叫作麒麟的长颈鹿。它长期以来作为祥瑞的象征成为中国诗人和画家吟咏作画的题材。明朝从非洲输入了象牙、犀牛角、琥珀等珍贵产品和非洲鸵鸟、斑马、长颈鹿等珍禽异兽，中国的特产锦缎、丝绸、瓷器和漆器等珍品也不断流向非洲。

15世纪西方殖民者开始侵入非洲，把非洲推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殖民统治时期。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的征服和瓜分，迫使中非友好往来不得不停顿下来。中原地区在19世纪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后，中非人民不但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夺了互相交往的权利，而且一同遭受西方垄断资本集团的奴役和剥削。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列强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强迫运到非洲修铁路、开矿山、事农耕，西非达喀尔铁路、刚果铁路、南非的兰德金矿等都渗透着大批华工的血汗。相同的不幸遭遇把中非人民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非洲国家相继独立，中国和非洲各国人民在互相支持中成为患难与共的朋友。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考验，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巩固。

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时期，中原地区坚定地站在非洲人民一边，全力支持非洲各国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并在道义和物质上给予支持，为他们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做出了贡献。

非洲国家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密切合作。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挫败“中国人权状况”反华议案和“台湾参与联合国提案”、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申办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给予中国有力的支持。中国也积极关注和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问题，支持非洲国家成立非洲联盟和实施“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

中国人民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努力帮助非洲国家兴建工厂、农场、水利、能源、交通、电信和文教卫生等各类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被非洲人民誉为“自由之路”的坦赞铁路是中国最大的援非工程。自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以来，中国已向非洲43个国家派遣了医务人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非洲国家建设了800个成套项目，其范围涉及农场、工厂、医院、学校、电站、政府办公大楼、体育场、铁路等基础设施。

截至2003年12月，中国已与46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24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部间政治磋商机制。

中非高层往来频繁。早在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曾3次访问非洲，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援外八项原则，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江泽民主席1996年访问非洲时，提出了构筑中非关系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五点建议，掀开了中非友好关系的新篇章。许多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相继访问中国。这些访问增进了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推动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2000年10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两个历史性文件。会议为中非友好合作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使中非友好合作在论坛框架内得到不断深化和扩大。2003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至2006年）》，为今后三年中非合作制定了总体规划。

在非洲很多地方，吃饭不用桌椅，也不使刀叉，更不用筷子，而是用手抓饭。

吃饭时，大家围坐一圈，一个饭盒和一个菜盒放在中间。每个人用左手按住饭盒或菜盒的边沿，用右手的手指抓自己面前的饭和菜，送入口中。此时，你会无所适从，甚至抓得满手沾饭，而非洲人自己抓饭、吃饭时个个动作干净利落。客人吃饭时应注意的是，切勿将饭菜撒在地上，这是主人所忌讳的。饭毕，长者未离席时，晚辈要静坐等候；子女离席时，须向父母行礼致谢；客人则应等主人吃完后一道离开。

在非洲的不少地方，吃饭时有着严格的礼仪，甚至连牛羊鸡鸭的每个部位归谁吃都有规定。如在马里，鸡大腿当年长的男人吃，鸡胸脯肉归年长妇女吃；当家的人吃鸡脖、胃和肝；鸡的头、爪和翅膀由孩子们分食。又如在博茨瓦纳，在公众大型宴会上，宾客和男人吃牛肉，已婚的妇女吃杂碎，两者分开煮

，分开食，不得混淆。随乡入俗，须了解为宜。

非洲文化研究是中原地区非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对非洲文化的研究稳步向前推进，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介绍到研究、从具体文化学科到总体思考的发展轨迹。但客观地讲，中国对非洲文化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是十分落后的，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开始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关于非洲的学术专著仅有10种，通俗读物35种，其中仅有1本涉及非洲文化。这期间关于非洲的60本译著中，有关非洲民族与文化的仅有4种，而对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而言，有价值的是苏联人所写的《非洲各族人民》和美国人所写的《非洲内幕》。

改革开放以后，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得以恢复。中国的非洲学开始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1979至今的30年间，出版了大量的非洲研究方面的专著、译著，非洲文化方面的成果与作品日益增多，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可以说是中原地区非洲文化研究的“黄金时期”。之所以如此说，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此期间出版了大量介绍非洲民族风情的论文、论著，尤其是出现了以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化为研究对象并形成了逻辑缜密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四部专著。分别是宁骚的《非洲黑人文化》、艾周昌的《非洲黑人文明》、刘鸿武的《黑非洲文化研究》、李保平的《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在台湾出版的《非洲文化史》。他们对黑非洲文化作出了自己的探讨。由朱威烈与德国学者合著的国别文化专著《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探讨了古埃及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非洲通史》（八卷本）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199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三卷本《非洲通史》。这两套丛书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化的各个方面作了论述。二是1995年中原地区非洲史研究会专门组织了一次全国性关于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要成果刊登在《西亚非洲》杂志1996年第一期，产生了很大影响。进入21世纪后，非洲文化研究除了一些涉及非洲艺术、民俗、宗教、非洲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非洲的法律文化等零散的论文，还出版了一些非洲国别文化与区域文化的专著，大致有《蔚蓝色的文明：东非斯瓦西里文化研究》、《尼日利亚文化》、《刚果（金）文化》和《突尼斯文化》。这一新方向可能是非洲文化研究未来的增长点。

从研究主题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洲文化研究大致涉及了四个方面的内容：非洲文化自身的研究；非洲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非洲文化与非洲发展的关系；非洲文化与非洲政治的关系。下文对这四个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略述。

第一，对非洲文化自身的研究，包括把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和次区域及国别文化的研究。国内已出版了一些介绍、评价具体文化领域的论文、论著，系统介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各族音乐、雕刻、美术、文学、民俗风情、民族宗教等内容。一些学者在对非洲文化进行了系统介绍与研究后，还对非洲文化的独特性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自己对非洲文化本质特征的理解。宁骚认为，能源消耗主要来自人体自身的技术特征及特殊的热带气候和地理条件，造成了非洲传统社会根本没有进行财富大规模社会积累的可能性，人们深深依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共同体，几乎无人从事专门的理论思维和文化创造活动。这就造成了非洲文化是一种口述文化，具有生动性、经验性、神秘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刘鸿武认为，非洲文化具有外部相似性与内部异质性并存、非文字形态性、口头传承性等特征。李保平提出，非洲文化的三个特征是部族性、口传性和大众性。艾周昌在《非洲黑人文明》中批判了非洲无文明论、“传播论”等观点，他提出，非洲热带文明是世界文明极富特点的一部分，但也是发展比较缓慢的一部分。在物质文明方面，长期停滞在锄耕农业，甚至没有发展犁耕农业；在精神文明方面，非洲黑人传统文明没有留下众多的思辨性哲学和文论著作。其原因不是种族主义理论所解释的那样，而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自然条件、黑人社会的内部机制和外界交往不发达共同作用使然。这些是中国对非洲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观点。此外，刘鸿武还分别对斯瓦西里文化和一些国别文化做了研究述评。

第二，对非洲文化与世界文化关系的研究与认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非洲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认为“非洲文化参与塑造了世界文化并将继续影响世界文化”，“世界上各种文明的交流都是双向的。非洲黑人文明既吸收了欧洲、亚洲文明的成果，也对欧洲、美洲和亚洲文明产生过积极影响”。其次是殖民主义时期，欧洲文化对非洲文化的影响充满着复杂性和矛盾性。非洲文化在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一定变迁，但并没有吞没非洲本土文化，相反在20世纪上半叶却出现了非洲黑人文化的复兴。再次是中国与非洲的文化关系。古代，中国与非洲通过陆上的“丝绸文化”与“丝绸之路”开始了早期的物质及文化交流。近代，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通过“环西北印度洋商贸文化圈”进行着交往，其标志性事件是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对非洲产生了深刻影响，“中世纪的东非历史，其实是由中原地区的瓷器和茶叶写成的”。现代，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更为密切，并发挥了“先行官”的作用，有力推动了中非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

第三，关于非洲文化对非洲发展影响的研究。从文化视角来探讨非洲发展问题是中国学者在1990年代以来所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1995年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举办的关于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讨会上，学者们基本达成了一致的观点，即非洲的传统文化不利于财富的积累，不利于非洲实现经济发展。“吃饭靠大树”、“财富看实物”、“部族利益高于一切”的部族主义观念、封闭的农业文化性质等生产和消费文化与现代化精神背道而驰。张宏明在2001年梳理了非洲人对非洲发展问题的文化反思，并指出必须重建非洲文化才能使非洲摆脱边缘化的厄运。但在如何重建上，探讨却不多。从未来看，非洲文化与发展问题仍属一个有待深化的研究领域。

第四，关于非洲文化对当代非洲政治影响的研究。宁骚把非洲政治文化归纳为三大内涵与特征：对血缘群体和准血缘群体的认同与忠诚；“意见一致”或“一致同意”的精神；权力的神圣化与个人化。这三个特征对非洲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对血缘的忠诚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非洲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部族主义和部族冲突。这对非洲现代国家的建构形成了根本的阻碍。尽管不少非洲国家采取了种种创建同一国民文化的措施，但实效却不佳，多数非洲国家都仍然面临着部族主义造成的国家建构的艰巨任务。“一致同意”精神即非洲传统社会内部存在的“大树下的民主”，这种文化传统不允许有反对意见或反对派。尽管后来受西方的影响非洲国家大都实行了多党制，但仍然深受这一文化的影响。这一方面表现为独立后到1980年代非洲国家出现了多党制向一党制的回归，另一方面就是表面的多党制并没有给多数非洲国家带来真正的民主，而是无尽的冲突与动荡。对权力的神圣化与个人化这一特征造成非洲政治生活的非洲领导人权力的绝对集中，其后果就是非洲领导层腐败的盛行，成为非洲政治面临的一大顽疾。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非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非洲文化的认识也逐步走向系统和深入。这些成果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非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国力的提升和外交需求的增加以及中非关系的深化发展，中国的非洲研究必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作为非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非洲文化研究呼唤更细致的、反映非洲差异性的国别研究和地区文化研究，以满足中非关系发展和中国对非外交的更高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