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英语：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德语：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是英籍奥地利裔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著的哲学著作，该书第一部分完成于1945年，第二部分完成于1946年至1949年之间，在1953年4月正式出版（德英对照版）。

《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后期的主要著作，该书没有用章节来论述，而是用的带有编号的短句子。对哲学问题的回答是通过特定的例子和故事来展示，让读者自己去理解这些难题。在书中他否定早期提出的“语言是描述世界的图式”，认为语言与实在并非是一种一一对应的逻辑真值关系。主要批评了早期有关语言、心灵和世界的思想，提出了相关的新的理解，认为语言、心灵、世界三者之间的一致关系发生在语言之内，而非语言之外；并对哲学的本性做出了全新的诠释，断言哲学研究就是语法研究。核心观点有“对哲学属性的重新定义、反私人语言论证、语言游戏说、生活形式、家族相似性、概念研究”等多个方面。

有关《哲学研究》一书的研究国外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问世，使得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对比研究也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在《哲学研究》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完全改变了早期的主要观点，但却仍然认为哲学问题在根本上是语言问题，其中“语言的整体思想、日常语言、逻辑实用主义”产生了积极影响，“反还原论、反科学主义、反理智主义、反心理主义”产生了消极影响。美国学者马尔康姆（N.Malcolm）认为，“《哲学研究》的相当一部分篇幅是对作者早期著作的直率的或者含蓄的驳斥”，但正是这种批判或驳斥标志着一种全新哲学的开始。哲学家哈克（P. Hacker）称赞《哲学研究》是“我们的圣经”。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 （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年4月26日出生于维也纳，是具有犹太血统的奥地利人，后来长期生活工作在英国，在希特勒并吞奥地利后成为英籍公民。他的父亲是当时奥地利的钢铁巨擘，母亲则是一位在音乐上极具造诣的天主教徒。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自幼便接受父亲为他安排的私人教育课程。1903年，他开始进入高中学习。三年后又开始在柏林的一所技术学院学习机械工程。1908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工程时开始接触到数学，随即对纯粹数学与数理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1年，他在德国利奥六世弗雷格（F.L.G.Frege）的建议下前往剑桥大学跟随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Russell）研究数理哲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作为一名志愿兵参加了奥地利军队，当1918年10月奥地利军队在南线溃败时他当了意大利人的俘虏。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一笔丰厚的财产，但是他将这些财产送掉，自己却以各种各样的工作来谋生。1920年至1926年，他在奥地利的乡村担任小学教员，还编了一本小学生词典，期间还担任寺院的园丁助手。1926年至1928年间，他帮助他的姐姐设计房屋建筑。在此期间，兰姆西、摩里兹·石里克和奥古斯特·魏斯曼等人偶尔登门求教，在讨论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开始反省自己早期的哲学观点。1929年初，他再次回到剑桥，与兰姆西多次切磋。1930年，他成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1935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开始写作《哲学研究》。1939年，他接替摩尔（George Moore）成为教授，并开设了一系列有关数理哲学讲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维特根斯坦放弃教授职务，在伦敦和纽卡斯尔的医疗机构中从事战时服务工作。1944年，他重新返回剑桥任教。1945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完成了《哲学研究》的第一部分。1947年，他辞去了教授的职务，并于第二年在爱尔兰西海岸新区的一个小渔村里专心进行这本书的写作。1949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完成了《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同年秋天，他被检查出罹患前列腺癌，完成赴美的短期访问之后他回到了维也纳的家中。1950年，他再次回到英国，居住在剑桥和牛津市。1951年4月29日，维特根斯坦病逝于剑桥，享年62岁。

从16世纪起近代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到19世纪末，这种发展给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类拥有空前强大的手段用以认识自然、控制自然和利用自然。此时，以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和以查尔斯·达尔文等人为代表的进化论者或进化论哲学家，都一直强调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进步、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出来。

到19世纪下半叶，人们已经感受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原始积累过程中劳动阶层受到的种种苦难。此时，以阿图尔·叔本华、弗里德里希·尼采、索伦·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者，开始批判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祸害。到20世纪上半叶，以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家，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提出了更加系统深入的批判。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也发起反对使用原子弹的运动，参加到批判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队伍中。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认为，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受到科学理论的约束，往往机械地依照科学程序进行思考，不能自由地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他看来，人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会谈到各种事物，提出许多看法，可是不知道这些看法在这种研究中起什么作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使他改变了对科学技术的看法。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对科学技术的看法逐渐从肯定的态度转向批判的态度。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一转变阶段发生在1929年至1934年间，维特根斯坦认为他已经解决了他所关心的全部哲学问题。在1928年，他在维也纳听了鲁伊兹·布劳威尔（Brouwer）关于数学基础的讲演，这重新激起他对数学哲学、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兴趣。随后他发觉他早期哲学中的一些问题，感到哲学对他来说仍有所作为。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早期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后期以《哲学研究》为代表。这两个时期的哲学都坚持了“语言批判”的立场，早期持语言的“图像论”，后期持语言的“游戏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哲学分别在深度和彻底性方面对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和摩尔哲学的拓展。当乔治·摩尔（G. E. Moore）主张人工语言不可能取代日常语言，对哲学的语言分析必须以日常语言为主时，维特根斯坦经过长期的深思之后认识到，语言的功用不仅仅是描述世界，语言不是一种单纯的工具，而是人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因此对语言与生活形式关系的追问构成《哲学研究》的主线，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早期哲学的批判。

早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非常优美和谐，所有的语言由命题构成，命题可以通过推算还原为基本命题，基本命题由名称组合而成；与之相对应，世界由事实构成，事实是事态的真值函项，事态由简单对象组合而成；世界与语言是一一对应的。这幅图画的根基是世界中的对象和语言中的名称，名称的意义来自于它所指的对象，然后名称的组合构成了命题，对象的组合构成了事实。这幅图画尽管非常理想，却存在令人不满的瑕。当对象不存在时，名称还是有意义的，然而此时名称的意义来自何处，是由什么决定的。基于此，后期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开始重新思考意义问题，认为不可再分的简单对象只能在逻辑上进行预设，是人们追求确定性的需要，实际上这与日常生活相距甚远，违背了日常直觉。

维特根斯坦指出，人们是在没有摩擦力的光滑的冰面上，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条件是理想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就不能行走了。想要行走的话，所以就需要摩擦力，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由于这种转变，维特根斯坦便由早期的语义学维度的研究转向语用学的方向。

在《哲学研究》开篇，维特根斯坦声称，只有与早期的思想方式相并置、对照并以之为背景，人们才能正当地理解自己的新思想。“语言批判”——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澄清命题的真实意义，以避免可能的误导——是前后期维特根斯坦一贯的主题。

维特根斯坦感到应当把这些新、旧思想一并发表，因为新的思想只有同旧的思想方式加以对照，并且以旧的思想方式为背景，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其后期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斯塔尼斯瓦夫·莱姆（Stanisław Lem）的影响。莱姆晚年的思想去向和实用主义的立场影响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正因如此，后期维特根斯坦表现出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基本上还是属于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一种形态，后期维特根斯坦则转向了现代哲学。

维特根斯坦习惯于在笔记本上写下他的思想，各个条目通常标有日期，先前笔记本中的内容常常在后来的笔记本中在做一番研究。1914年春，他在挪威曾对摩尔口述过有关逻辑的某些思想。其中1916年的笔记主要讨论自我、意志自由、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结合1933年至1934年学术年度在剑桥大学的讲课而进行的口述记录。1936年8月，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一年前用英语口述的《棕皮书》用德语加以修订，他把这个修订本提名为《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这一修订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另起炉灶的新尝试。

《哲学研究》第一部分出版的稿子完成于1945年，第二部分出版的稿子完成于1947年至1949年之间，在1953年4月正式出版（德英对照版）。维特根斯坦在生前是准备出版这本书的，他在1945年完成的第一部分，写下序言“以下发表的思想，是他16年来进行哲学探讨的记录”。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生前指定了冯·赖特（G.H.von Wright）、伊丽莎白·安斯康姆（G.E.M.Anscombe）和格林·丹尼尔（Rush Rhees）三位著作执行人，负责整理并处置他尚未公开发表的手稿。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逝世后，冯·赖特等人陆续收集、整理、翻译并以维特根斯坦的名义出版了很多著作。1953年，《哲学研究》以德英对照版本的方式首次出版。

《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出版于1953年。该书总结了作者自1929年重返剑桥大学，转向对日常语言的分析后所获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哲学研究》一书没有用章节来论述，而是用的带有编号的短句子。对哲学问题的回答也不是直接给出的，而是通过特定的例子和故事来展示。本书虽然提供了一个框架，但是它的内涵一般都不直接写出来；到处都是比喻，要让读者自己去理解这些难题。

1979年，英国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出版了《维特根斯坦选集》（第二版），收录了包括《哲学研究》在内的12部著作，除正文外还包括附录和编译者的注释，共97万余字，是目前最权威、最全面的英文版维特根斯坦著作集。

汉语《哲学研究》译本主要有三家；其一，1996年第一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李步楼译本；其二，2005年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的陈嘉映译本，2015年第7次印刷；其三，2013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韩林合译本，2015年第2次印刷。

李步楼译《哲学研究》， 作者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手稿中的各个地方就字词和用语的诸多异文之间，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进行抉择。 其中有些页在脚注线以下仍印有文字。那是维特根斯坦从其他著述中剪下来的纸条上的文字。他将这些纸条插入这些页，但没有进一步指明它们应当放在什么地方。 在双括号里面的话是维特根斯坦对于本书中或其他论著中的论述的参照注。原著第一部分完成于1945年，第二部分写于1946年至1949年间。 第二部分的最后的一段是由作者把它放在现在这个位置上的。

陈嘉映译《哲学研究》，一书是作者从事哲学研究积淀下来的思想，这些思想以小段札记的方式记录下来，它们涉及多种课题：含义、理解、命题、逻辑等概念，数学基础、意识状态等等。

韩林合译《哲学研究》，一书主要批评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早期有关语言、心灵和世界的思想，提出了相关的新的理解，认为语言、心灵、世界三者之间的一致关系发生在语言之内，而非语言之外；并对哲学的本性做出了全新的诠释，断言哲学研究就是语法研究。本书的中文翻译工作可以回溯到1989年，译者韩林合决定以维特根斯坦作为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哲学研究》的翻译工作从那时就已经断断续续地开始。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角色看成是让苍蝇从瓶子中飞出来。意思是“哲学家们在四处嗡嗡叫，徒劳地努力让语言去做它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哲学家们被语言迷惑了。就像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当语言休假的时候，哲学问题就产生了。”换句话说，在一个不合适的背景下使用词语的时候，哲学问题就产生了。

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方法旨在通过“注意语言的实用，从而让苍蝇从瓶子中飞出来”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因此他的研究方法经常带有疗养的特点——哲学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哲学审查“肿块，这些肿块就是理解力已经超越了语言的极限”。治疗方法是看看语言实际上是怎样起作用的，不是我们怎样想象“它必须起作用”。但是这种对语言实际运用的分析不是人类学上的做法。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制定了一些语言运用的方法，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把人们的注意力带到了思想的极限和它的含义方面。《哲学研究》一书侧重于语言的特定用法，另外一个原因是维特根斯坦相信大范围的理论化是误导性的，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研究某事物，就能发现这个事物的本质。

在《哲学研究》中，语言和组成它的符号的应用是非常多样的，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私人语言基本特征为，其一，私人语言是个人用以指称、描画其私人对象而其他人既不懂得也无法把它翻译成公共语言的语言；其二，私人语言和私人对象之间的规则性联系无法得到证明；其三，私人语言无法进入日常语言游戏。他通过关于“心中的痛”和“甲虫装置”的分析中得到一定解释，论证“能进入日常语言游戏规则下的私人语言之不可能”。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看来，如果我们根据“对象和名称”的模型来构造感觉表达式的语法，对象就因为不相干而不在考虑之列。从维特根斯坦关于“心中的痛”的分析来看，存在说话者心理层面的疼痛，但语言符号并不能将其心理内容传达给对话者，而从维特根斯坦对“甲虫装置”的论证来看，他甚至否认“意向性”在语言中的存在。

维特根斯坦反驳私人语言是指其他任何人在逻辑上不可能理解的语言，它的语词所指称的东西是纯粹私人性的，它们是纯粹意义上的私人对象。私人语言论证将语言的私人性归结于内心感觉经验的私人性，“知道”一词是论证的关键。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知道”一词的第一人称用法和第三人称用法。维特格斯图认为私人语言存在的人断定，命名者内心的意指过程是确立规则的基础，而私人语言就是源于命名者对于私人感觉的纯粹的内在指向。

维特根斯坦的反私人语言论证是对其早期哲学的逻辑原子主义的彻底清算，已超越了对语言的理解而直指传统哲学的根本问题所在，在一定意义上批判了唯我论，拓宽了哲学中意义的研究领域，改变了传统上对语言与实在关系的看法。

在《哲学研究》开篇，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以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语言的看法为例，批判奥古斯丁的语言观点。他认为奥古斯丁所描述的是一种完全原始的过分简单的语言观，他认为词的意义归根到底是词在使用中的用法。“语言游戏”的概念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核心思想，语言不是简单地与现实世界的逻辑形式建立相互对应关系，在语言中有其独特的语法形式，所以他提出“语言游戏论”的思想，突破语言本来的含义，为语言哲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与许多单个游戏或一类游戏一样，有多个特点。其一，语言活动如同博弈，它们都是自主的。在博弈中，人们不会去指出作为意义的外在对象，因为人们只需要看到输赢。在语言活动中，人们看到的是游戏的恰当与否，即用词表达的方式、场境等等是否得体，而不会去寻问语言活动之外的意义客体。如果有人问道“音乐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说，“音乐就是它基于我们的东西”。同样，一幅图画告诉我们的就是它自身，即它的结构、线条、色彩等。

其二，语言游戏无需以其他目的或标准加以证明。语言规则不是来自世界，它们是任意的，如同游戏规则一样，它们只是为了语言本身。因而，在对语言的哲学研究中，我们只需承认语言游戏，然后以我们的问题所要求的方式去描述它。在这里，没有任何证明或解释，换言之，语言本身是先天的。

其三，我们为某种目的发明一种语言，就象我们构想出一种游戏一样，不可能是推论的结果。因为语言如同散步、吃饭、喝水、玩耍一样，不过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语言学习中，需要通过一个先于所有定义的阶段，即婴儿先是观察，然后才对训练做出反应，在这里，语言学习不是解释而是训练。

其四，我们通常要反思我们说过的东西，但我们无需反思语言游戏本身。要理解某人说出的话，并不是由这些话所带来的某种内在过程（即内心反思），正如理解怎样下棋并不是随棋子的移动而产生的心理活动。语言游戏本身就是我们的行为活动。“语言游戏”这个词意味着，说出语言就是一种活动。

其五，语言与游戏之比较的中心点是，它们都拥有规则。没有规则，语言符号就失去了意义，不同的规则使它们具有不同的意义，这正如不同的规则带来了不同的游戏。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命题是由构成句子的规则决定的，在另一意义上，它是由符号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决定的。

其六，正如其他游戏规则一样，语言规则也是易变的。网球规则并没有确定应该把球打得多高多重，同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坚持现有的规则。我们完全可以随意玩新的游戏。每当新的语言游戏出现，其他的就过时了，被遗忘了。因此，正如“游戏”概念一样，“语言”概念也是不确定的、可变的。

最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用游戏的多样性阐明语言的多样性。正如，存在着无数种游戏，也存在着无数种语言的用法。对这些用法我们都用“语言”或“游戏”这个词去标明，并不是由于它们有共同的本质，而是由于它们形成了交叉重叠的相似性之网。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生活形式下一个确定的定义，“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这里的生活形式是指“语言游戏得以进行（和解释）的社会语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通行的，以特定的历史的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等为基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的总体或局部。“须得接受下来的东西，给定的东西——可以说是生活形式”，因此是特定时代、特定文化的人们所共有的行为方式，是语言共同体所不得不接受的已被给定的东西。生活形式的内容涵盖，（伴随语言结构）心智（思想、心理）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生物因素。

关于“家族相似”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反形而上学、批判本质主义的过程中，为了描述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及各不相同的语言游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家族相似”的观点。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家族相似”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重要概念。

维特根斯坦曾用“家族相似”去说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所谓共同的本质，但却存在着某些共同特征。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性”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丰富而多彩的、生动而具体的、多变而相似的语言的生活世界。“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达式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等，也以同样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所以我要说 '游戏’形成一个家族。”“如果你观察它们，你将看不到什么舍侈所共同的东西，而只看到相似之处，看到亲缘关系，摹至一整套相似之处和亲缘关系。”在《哲学研究》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家族相似”一词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家族相似”是作为“共同性”“本质性”的反义词出现的，同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既定性与开放性等相关。“家族相似”在其哲学思想的逻辑联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深刻地影响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许多哲学观点。

“治疗”概念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很独特、很重要的概念。维特根斯坦把它引入哲学是为了用以说明哲学的功用，哲学不是建设性的，而是治疗性的。通过哲学研究来治疗哲学中的疾病，对哲学病的治疗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存在许多不同的疗法，但并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所有病症的唯一疗法。“并没有一种哲学方法，尽管的确有许多方法，正如有不同的治疗法一样。”当我们找到病症试图治疗时，只有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对症下药，重在语用，让语言回到日常生活的使用中。我们所能做的、应该做的就是为语言奠基——生活形式就是语言游戏坚实的基础，语言游戏就是生活形式的_部分。让人们回到自然的、日常的语言活动中去，在具体的、千差万别的语言游戏中彻底摆脱抽象的哲学理性的诱惑，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

在《哲学研究》中的若干段落形成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的概念网，“理解”概念就是在这一概念网中被界定和理解的。在该语境中，“理解”概念成为研究对象，成为宾语，成为众多心理学概念之一。维特根斯坦探讨包括“理解”概念在内的心理学概念的一个重要意图是反对勒内·笛卡尔的心理主义，但同时并没有导致有时遭人误解的行为主义。维特根斯坦认为“理解”一词恰恰不是像感觉那样使用的。因为感觉词揭示的是人的原始行为，“我看见”“我感觉疼痛”，都是这种原始行为的表达，“理解”等词的语法还不适应于它们。在《哲学研究》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由此开始批驳私人语言，并深刻揭示第一人称的优先性。

其次，有一类近乎感觉词但又不同于感觉词的词语受到维特根斯坦的特别注意，“看成”“看作”等一类词，成为感觉词到理解词的过渡环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二部分中使用最大量篇幅讨论该问题，称这种看的经验为“注意到某个面相”，并仔细探讨注意面相和面向转变在我们经验概念中的地位。面相的转变不同于单纯的知觉描述和报道，被维特根斯坦称为“思想的表达”。

最后，在“理解”概念的同层中，它与“知道”“能够”“掌握”“熟悉”等概念很近，都是一种能力的表达，都可以用一定的标准加以检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此更进一步反对勒内·笛卡尔的心理主义的，他认为“根本别把理解想成‘心灵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存在着一些指称出理解的特征的过程（包括心灵过程）；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理解不是一个心灵过程。

自1953年安斯康波（G.E.M.Anscombe）和里斯（R.Rhess）出版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德英对照版（1958年第2版）以来，国外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问世，随着1965年，里斯编著《哲学评论》《哲学语法》《蓝皮和棕皮书》等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大量演讲集和著作的发表，对他后期哲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目前为止，国外的研究大致可以以70年代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

20世纪70年代以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在后期与早期的关系上，不少哲学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后期是对早期的否定和抛弃。如波耳（D.Pole）著有《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赖特（G.H.Von Wright）著有《回忆维特根斯坦》。其二，哲学家们较多地讨论了后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新问题，如私人语言问题。阿尔弗雷德·艾耶尔和里斯著《私人语言可能吗》、库克（J.Cook）著《维特根斯坦论私人性》、马尔康市姆（N.Malcolm）著《关于他人心灵的知识》等人都对此进行了讨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外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状况有所变化。一方面，研究者们开始注重从原著入手，全面分析他的后期著作，特别是对《哲学研究》逐句分析，力求客观准确地把握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真谛；另一方面，不少哲学家力图在原著的基础上挖掘新的哲学方向。如1977年，罗马的格里高里大学哲学副教授哈利特（G.Halleett）出版了《维特根斯坦\u003c哲学研究\u003e指南》一书，该书被西方研究界视为重要的第二手资料。1980年—1983年，哈克（P.M.S.Hacker）和贝克（G.P.Baker）合作撰写出版了《维特根斯坦\u003c哲学研究\u003e述评》（2卷本），被誉为“一项宏大的事业”（马尔康姆语）。

在中国，对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7年，张申府远在其他国家之前翻译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名为《名理论》），从而引起哲学界的注意，随后《哲学研究》《论确定性》陆续得到译介。引起了学界对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哲学观、方法论、认识论的广泛兴趣。1992年至2013年期间，国内有汤潮、李步楼、陈嘉映、涂纪亮、蔡远和韩林合6个汉译版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部著作的吸引力。

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在中国发表的各类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研究相关的论文多达1400多篇，如学者江怡与涂纪亮从整体来对维特根斯坦哲学进行评述与研究，如学者韩林合对维特根斯坦的主要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与解读；学者谢群在《维特根斯坦与弗雷格：继承与超越》着力分析维特根斯坦思想内部的一致性，以及维特根斯坦对弗雷格的传承；学者王晓丰的《概念史与语法考察——伽达默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概念考察比较》主要通过对伽维两人的比较来探明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概念考察的区别，等等。

2008年底，中国召开了第一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当代哲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提交会议的12篇论文，表明国内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对比研究也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

《哲学研究》中继承和发展了语义整体论的思想。维特根斯坦主张语词的意义，强调语词在语言游戏中发挥的作用，正是他强调的这种语言整体的思想对当代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和科学革命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威拉德·范·奥曼·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的整体论也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有着明显的联系。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游戏中的语境和用法，这也间接地影响到当代语用学的发展。

在《哲学研究》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完全改变了早期的主要观点，但却仍然认为哲学问题在根本上是语言问题。只不过哲学研究的目标不再是改造日常语言、建立理想语言，而是要澄清日常语言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这促使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发生重大转向，特别对奥斯汀、吉尔伯特·赖尔和威斯顿姆等人为代表的牛津剑桥日常语言学派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私人语言论证”对语言意义的研究，其一，重视对自然语言进行日常分析；其二，表明以私人性与感觉为路径的研究方式无助于语言意义研究；其三，暗示对语言意义的研究应该是动态—多维的；其四，强调语言使用者因素在语言意义研究中的优先地位；对日常语言学派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以及对以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与莱考夫-约翰森（lakoff-Johnson）为代表的涉身理论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实用主义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许多哲学家看到了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与当代英美哲学之间的某种张力。当代哲学是系统性的、构建性的，它把哲学问题当作真正的问题，主张通过提出正确的哲学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与此相对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诊断性的、治疗性的，它并不是把哲学问题设想成为一种真正的问题，而只不过把它看作理智困惑的征兆，主张通过解释这些困惑是如何提出以及如何避免它们而消解这些问题。对哲学问题的一种地道的维特根斯坦式探讨，与当代主流哲学中所能看到的那种探讨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

维特根斯坦思想对当代哲学的影响具有否定性和破坏性。在一次讲演中，维特根斯坦引用了“任何事物都是其所是，而不是他物”，用以反对所有的根据另外一个概念或者现象去分析或者解释一个概念、一个现象的尝试。反还原论是贯穿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一个核心议题。他坚持认为，对于“游戏”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任何一种阐述性分析；并不存在一组对于某物之所以是一个游戏的充分且必要的非循环定义的条件，也不可能用其他的术语来解释正确地遵守规则是怎么回事，正确地遵守一个规则就是做一些这个规则所要求的事情，它无法用其他术语来解释。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将自己的思想方式与科学的思想方式作了对照，人类的文明以'进步’一词为特征。与其说取得进步是人类文明的特点之一，不如说进步是文明的形态。它的特点在于建构。它全力以赴地在建构一个更复杂的结构。明确的探讨也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它自身的目的。

维特根斯坦并不主张通过运用科学方法不能学到任何东西，也不拒绝科学发现本身。他认为科学是本质主义的，它要寻找同一类事物中所有不同个体的共同特征。科学具有一种对概括的渴望，它通过把个别情况统摄到一般法则之下来解释事物。就其特征而言，科学是还原性的，它通过根据“最小可能数量的初始自然法则”追寻对事物的解释。他认为哲学必须拒斥所有这些趋势。

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看来，传统哲学对学说理论系统化的要求实际上体现了西方传统思想文化中追求本质存在的梦想。整个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思维形成的概念化、模型化、体系化等；就是寻求现象背后的本质以及多样性中的统一性。而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什么本质或统一性的东西，只有多样性与差异性。因此，维特根斯坦对传统西方文化中的本质倾向持批判的态度，他提倡从多样性和可能性出发，描述人类的语言活动。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思想倾向被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视为后现代哲学文化的代表之一，与海德格尔和约翰·杜威共同代表了他所谓不同于“体系哲学”的“教化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批评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为语言习得提供了一种过于理智化的说明，基于这种说明，孩子们从一系列的概念开始，通过有意识地将人们的语言与他们已经拥有的概念匹配起来的方式来学习语言。维特根斯坦认为，真相在于学习第一语言的过程根本不是一种理智的过程，而是一种训练获知的无理性的过程。

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类学习和遵守规则的能力，取决于与其他人相同的方式训练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倾向。他坚持认为，运用熟悉的规则，在根本上是行动上的事情，而不是思想上的事情。当运用一个熟悉的规则，并不从事任何理智的活动；人们并不像实际所做的那样持有遵守规则的理由；只是盲目地遵守规则，无须理由。

维特根斯坦还举了“疼痛”的例子。他认为疼痛是自我的感受，人们对疼痛的表达是在生活中习得的，因而能够对他人的疼痛表达做出回应，是通过自然同情或关心感受反应的附加物。维特根斯坦坚决主张思想和语言植根于原始的、前语言的行为，反对理性主义的、理智化的思想和语言模式，强调成年人的有意识的语言行为与幼儿和非人类动物的前概念行为之间的某种连续性，当代哲学完全同意这些观点。

尤其是，许多现代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儿童早期习得的细节的探究，对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来说，以某种并不预设持有一个丰富的概念系列的方式习得一门语言是不可能的。并且他认为，为了达到这个一般要点，提醒儿童通过一种模仿和训练的方式习得第一门语言就足够了。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要点是，学会如何使用“疼痛”这个表达从而取代了人类的自然的疼痛表达，这并不是在激励人们对那些实际上习得疼痛概念的过程进行详细的经验探究。

与维特根斯坦的反理智主义紧密相联的是他的反心理主义。他反对“思想和语言的性质都是根据内在心理状态的性质得到解释的”，着重强调行动和实践在理解思想、语言和经验中的重要作用。他反对心理主义的这一观点，认为一个语词的意义涉及它在“语言中的整个使用”，那些为其使用提供理由的情况，使用它的指向或者意图。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反对心理主义关于有意识的经验本身的观点。他认为，使感觉个体化之物——使之成为某一种感觉之物——并不是感觉的一种内在的、纯粹的反思性特征：某些完全独立于外部环境和主体行为的东西。它是与感觉的行为表达和它在其中得以经验的环境“紧密牵连”的。

当代某些关于意识和经验的观点，与维特根斯坦的反心理主义的感觉观形成鲜明的对照。许多当代哲学论证的参与者关于意识所坚持的看法与维特根斯坦的相关看法正好相反，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感觉的内在属性完全不同，这完全是可能的，即使这两个人在所有的物理和行为方面都极其相似，诸如此类。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观点，某些论者赞同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即一个人的感觉经验的特征在本质上与他的行为倾向性的本性紧密相联。所以，维特根斯坦关于意识和经验的诸如此类的观点在当前的哲学中仍然拥有很多的支持者。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早期聚焦于理想语言（ideallanguage），后期则强调对日常语言的研究。马尔科姆在《回忆维特根斯坦》中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截然不同，后期是对早期的彻底否定。

哈勒特认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前后期两种哲学虽然表面看上去不一致，但它们却有内在的连续性，体现在必须共同保持沉默的伦理学、宗教等领域。谢尔兹在《逻辑与罪》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的一致性表现在共同的反形而上学初衷、共同的哲学治疗目的，以及对“说”（saying）与“显示”（showing）的截然两分。

乌尔里希·贝克和哈克在《维特根斯坦：规则、语法和必然性》中，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核心是对意义界限的界定。在他们看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后期仍然从事“划界”的工作，哲学不关心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而是更确切地说是有意义的东西和超越意义界限的东西。

M·麦金在《维特根斯坦与\u003c哲学研究\u003e》一书中反复强调理解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关键在于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法与态度。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即在于他将从前哲学通过理论建构对现象进行阐释与说明的企图统归为一种思想风格和态度，并指出这会将人们引入歧途，“当我们困惑时，‘看透现象’的思维模式假定我们必须揭示或解释某种东西，并认为可以通过做出一个发现来消除这些困惑——正是这种风格使得误解和混乱在所难免”。

在语言与现实关系的问题上，实在论阐释与唯心论阐释的焦点是语言与现实孰先孰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语言与现实关系的讨论，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的焦点论题。

部分学者如马尔康姆（Malcolm）、皮尔斯（Pears）与希拉里·普特南（Putnam），他们指出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论点是存在一个独立于语言的客观现实，语言是对这种现实的反映或表征。普特南认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即使语言与现实有同构关系，这种关系也并非处于语言和现实之间，而是内在于语言的，这种内在性表现为，语言并不是建立在人们通过感官与之接触的经验现实之上，正相反，是语言决定我们以何种方式与现实进行接触。”

另一些学者伊丽莎白·安斯康姆（Anscmbe）、莫尔（Moore）与布鲁尔（Bloor）认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某种意义上的唯心论者，他们坚持维特根斯坦的基本立场是强调语言的第一性，主张现实依赖语言而存在。安斯康姆指出，判断的依据是维特根斯坦是否认为某种事物的存在（比如恐龙的存在）或某类真理/事实（比如太阳东升）依赖于人类的语言。得出的结论是，维特根斯坦的立场是一种“部分唯心论”，即有部分事物或范畴的存在的确依赖于语言，如承诺、恳求、规则、权利这样的社会建制或道德存在。

其他观点代表，如迪尔曼（Dilman）与巴特曼（Bartmann）两位学者的共同观点是维氏在拒斥实在论的同时也避开唯心主义的泥潭。

“家族相似”被后来分析哲学和分析美学吸收，并成为基础性的理念。又是很容易受到误解的概念，许多学者针对“家族相似”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曼德尔鲍姆把“家族相似”概念区分为本义和比喻义，他认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没有注意到“家族相似”的本来含义中包含着的遗传关系。他认为，一个家族之所以是一个家族，是因为这个家族拥有共同的遗传基因，这些基因决定了其成为一个家族的必要条件。“家族相似”是一个固定概念，作为一个词语解释它，这个解释就是将“家族相似”分成两层含义，一个是具有本质含义的遗传因素，一个是具有表面特性的外部相似。

古辛娜指出“家族相似”是本质特征，“造成‘家族相似’理论的错误的，是维特根斯坦把能够被感知的、显而易见的属性作为基础，没有把本质特征和次要特征区别开来。”这种生物学上对”家族“的认证似乎不容辩驳，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错误看起来不仅明显，而且幼稚。

很多学者把维特根斯坦看成反本质主义的领军人物，将“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论”作为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纲领。

学者张家龙从模拟哲学的角度对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进行了详细的评论，他认为维特根斯坦所反对的只是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维特根斯坦由于时代局限，因而不了解模态逻辑特别是可能世界语义学。但是，如果在本质问题上，离开可能世界的参考系去分析事物的本质，那么这种本质主义是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是绝对的本质主义。

学者张志林等在《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扩展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建构型反本质主义纲领，然后把“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论”同马克斯·韦伯（Weber）的理想类型论结合起来，认为“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概念”最重要的成果是它在摒弃本质主义的同时，完全可以拯救‘本质’概念。其所反对的本质主义只是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并未触动现代本质主义的一根毫毛。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明确表示，“他佩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但是并不佩服维特根斯坦后来的著作。罗素认为维特根斯坦后来的著作否定了他自己的最高才能。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看不出任何使他感兴趣的东西。他不明白，为何整整一个学派会到这本书里寻找重要的智慧。”

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费耶阿本德（P.K.Feyerabend）特别赞赏《哲学研究》一书，不仅认真阅读，而且用德语改写此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篇进行连续思考的论文，此文1955年在《哲学评论》上发表。

美国学者马尔康姆（N.Malcolm）所言，“《哲学研究》的相当一部分篇幅是对作者早期著作的直率的或者含蓄的驳斥”，但正是这种批判或驳斥标志着一种全新哲学的开始。

哲学家哈克（P. Hacker）称赞《哲学研究》是“我们的圣经”。

因为逻辑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深度——一种普遍的含义。逻辑似乎位于一切科学的根基处。——因为逻辑考察所研究的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它要一直探入事物的根基，而不应该为实际发生的是这是那操心。——它产生出来，不是因为对自然事物有兴趣，也不是由于把捉因果关系的需要；而是出自要理解一切经验事物的基础或本质的热望。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说：奥古斯丁所描述的学习人类语言的过程，仿佛是那个孩子来到了一个异族的地方而不懂当地的语言，似乎他已经有了一种语言，只不过不是这一种罢了。换言之：似乎这个孩子已经会思想了，只是不会说话。而“思想”在这里就像说：对自己谈话。

我问他们：昨夜你做梦了吗？他们有时答做了有时则没做，有时讲得出，有时没讲出。

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哲学的任务并不是通过数学或逻辑-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看清楚給我们造成麻烦的数学的现状：在矛盾解决之前的事态。

有可能对数学进行某种探索，它同我们对心理学的探索完全类似。它不是数学探索，正如我们的探索不是心理学探索。在这种探索中没有计算，所以它不是逻辑斯蒂之类。它也许有资格称作“数学基础”的探索。

反复思考之后，我们会很想说：真正可以判明一个人的确在阅读的唯一标准是阅读的自觉行为，从字母读出声音来的自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