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猖会》是鲁迅于1926年创作的《朝花夕拾》中的一篇回忆性散文，也是鲁迅描写故乡民俗的记事作品，于同年6月10日在《莽原》上首次出版。

作者鲁迅出生在一个从小康到困顿的封建家庭。其父亲认为读书—科举—做官才是人生唯一正确的道路，便强制孩子读死书、死读书。鲁迅七岁起就被要求强记死背《鉴略》，过着几乎与外界隔离的“牢笼”生活。鲁迅有感于少年的经历，创作了此文。《五猖会》记述了鲁迅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的急切、兴奋心情，和被父亲强迫背诵《鉴略》的扫兴而痛苦的感受。

《五猖会》运用了气氛渲染，铺陈对比的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感染力。指出了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表达了鲁迅充分肯定民俗文化的存在价值，进而在精神返乡的过程中进行文化寻根，从而呈现出他与“小传统”，即民间民俗文化的精神渊源。

作者鲁迅出生在一个从小康到困顿的封建家庭。“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封建家庭教育的准则。作者鲁迅的父亲虽不同于禁止“妇孺”去看赛会的封建顽固派，但他也不可能摆脱孔孟之道的束缚。在他看来读书—科举—做官才是人生唯一正确的道路，强制孩子读死书、死读书，当然是“天经地义”的。鲁迅七岁起就开始读《鉴略》，长年被关在牢笼似的家庭里，强记、死背“那一字也不懂’’的文言文，过着一种几乎与外界隔离的“牢笼”生活。鲁迅有感于少年的经历，创作了此文。

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待到赛会的行列经过时，一定已在下午，仪仗之类，也减而又减，所剩的极其寥寥。往往伸着颈子等候多时，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于是，完了。

我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这一次所见的赛会，比前一次繁盛些。可是结果总是一个“差不多”；也总是只留下一个纪念品，就是当神像还未抬过之前，化一文钱买下的，用一点烂泥，一点颜色纸，一枝竹签和两三枝鸡毛所做的，吹起来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的哨子，叫作“吹都都”的，吡吡地吹它两三天。

现在看看《陶庵梦忆》，觉得那时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虽然明人的文章，怕难免有些夸大。因为祷雨而迎龙王，现在也还有的，但办法却已经很简单，不过是十多人盘旋着一条龙，以及村童们扮些海鬼。那时却还要扮故事，而且实在奇拔得可观。他记扮《水浒传》中人物云：“……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女足〗而行……”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可惜这种盛举，早已和明社一同消灭了。

赛会虽然不象现在上海市的旗袍，北京的谈国事，为当局所禁止，然而妇孺们是不许看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子，也大抵不肯赶去看。只有游手好闲的闲人，这才跑到庙前或衙门前去看热闹；我关于赛会的知识，多半是从他们的叙述上得来的，并非考据家所贵重的“眼学”。然而记得有一回，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称为“塘报”；过了许久，“高照”到了，长竹竿揭起一条很长的旗，一个汗流浃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他高兴的时候，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甚而至于鼻尖。其次是所谓“高跷”、“抬阁”、“马头”了；还有扮犯人的，红衣枷锁，内中也有孩子。我那时觉得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大概羡慕他们的出风头罢。我想，我为什么不生一场重病，使我的母亲也好到庙里去许下一个“扮犯人”的心愿的呢？……然而我到现在终于没有和赛会发生关系过。

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就是《耳中人》所记，室女守节，死后成神，却篡取别人的丈夫的；现在神座上确塑着一对少年男女，眉开眼笑，殊与“礼教”有妨。其一便是五猖庙了，名目就奇特。据有考据癖的人说：这就是五通神。然而也并无确据。神像是五个男人，也不见有什么猖之状；后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并不“分坐”，远不及北京戏园里界限之谨严。其实呢，这也是殊与“礼教”有妨的，——但他们既然是五猖，便也无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别论”了。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奇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粤有盘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就是这样的书，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齐忘却在里面了。记得那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科，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五字鉴》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在《五猖会》一文中，鲁迅描述他在孩提时代，对民间迎神赛会的热切向往。该作品通过讲述是鲁迅七岁时的事情，指出了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七岁时鲁迅刚刚进入私塾，开始正式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读的书只有一本，那就是《鉴略》。但在《五猖会》中，鲁迅明显对儒学教育的抽象刻板并无兴趣，而对民俗文化更有兴趣。《五猖会》在结构上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写五猖会之民俗，后半部分写父亲让“我”背《五字鉴》，两部分呈对立状态，指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即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五猖会》一文用极具趣味的文字勾勒出作者幼年与赛会的多次交集，在与游神赛会相关的记忆中，鲁迅的童年是相当自由与快乐的，作为儿童的天性几乎未被压抑过，开篇所说“孩子们所盼望的”心情来自于家庭自始至终的宽纵。文本上半部分无一字论及家庭与父亲的态度，可以窥见“我”长久以来未受阻碍的赛会体验。

《五猖会》运用气氛渲染，铺陈对比的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感染力。如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通过多方面的描述，写出了儿时对迎神赛会的向往、期待、失望与不满。这一切描述都为第二部分开头的高兴心情做铺垫。由于以往的屡次失望，自然会对即将到来的盛会充满莫大的期望。正在手舞足蹈、欢呼雀跃的时候，父亲出现在眼前:"去拿你的书来"，宛如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作者正是通过环境气氛的染，"我"的情绪的对比，激发人们对孩子的同情和对封建礼教制度的憎恶恶，进而引起人们对儿童教育的关注。

《五猖会》指出了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表达了鲁迅充分肯定民俗文化的存在价值，进而在精神返乡的过程中进行文化寻根，从而呈现出他与“小传统”，即民间民俗文化的精神渊源。

《五猖会》终究只是一篇止于“诧异”的小文，在《鲁迅全集》中排印只占四页，它是否能够承担“父权制疆域的寓言化书写”这样庞大的母题，是否与体量大大超越它的雄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具有完全相同的初始创作动力，又是否仅能被作为其脚注而非另有其抒情方向的记忆文本？归根结底，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式杂文写作所代表的革命鲁迅以外，是否还有一个偏近于常人、在回忆之中“时时反顾”且纠结于思念之中的鲁迅？我以为写作《五猖会》的就是后者，且《五猖会》及其它《朝花夕拾》中并非以议论为核心的回忆书写也可以证明后者的存在。虽然“革命”鲁迅与“常人”鲁迅的分野确实有粗暴与不妥之处，但笔者始终认为，即使鲁迅亦有脆弱、感性且无意抒发理性思考一面的创作。（西华大学学报评）

在鲁迅的散文中，对父亲的形象进行直接书写的并不是很多，除了他的《父亲的病》之外，《五猖会》可以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然而，这篇散文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把《五猖会》看作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李宗刚评）

《五猖会》于1926年6月10日在《莽原》上首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