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祖尧（1902年—1927年4月28日），四川省江津白沙高占（今属重庆市）人；早年就读于白沙高等小学，“五四”运动时期，被选为白沙学生联合会代表；1920年考入重庆市江津中学校，1922年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1924年，谭祖尧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李大钊的秘书，负责收集国内外报刊资料，供李大钊参考使用；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炮轰天津大沽口，并纠集英、美、法等国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他在李大钊带领下，组织北京总工会和学生举行抗议活动，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在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中，遭到镇压，谭祖尧奋不顾身掩护李大钊，受伤后经抢救脱险；次年4月初，反动军阀张作霖逮捕共产党员，谭祖尧岳父在北洋政府陆军部机要科工作，预先通知他转移，他不愿离开，4月6日，张作霖派兵将李大钊和谭祖尧逮捕，4月28日，与李大钊一同英勇就义。

谭祖尧，生于1902年，字述尼，四川省江津高占乡（今属江津区白沙镇）人。

谭祖尧8岁入私塾，开始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和历代诗文，奠定了文学基础。13岁考入白沙镇高等小学，对中国画产生浓郁兴趣，进行了3年的临摹和创作，少年即名播乡里，乡间人家张挂的屏堂条幅，多出自他的手笔。

1920年考入重庆市江津中学校，一年后转学到重庆联中，在亲朋的资助下，1922年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当时，中华民族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封建主义压迫。谭祖尧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1924年，谭祖尧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当时是中共北方区的负责人，又是中国国民党左派在北京市党部的执行委员。谭祖尧兼任这两处的秘书，成为李大钊的助手。

此际，《新青年》杂志早已停刊，谭祖尧为了团结进步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建立“新军社”，创办《新军》杂志，时人誉为《新青年》杂志再现。

时值军阀割据的动乱时代。1924年秋，直奉军阀第二次混战发生。倾向革命、与国共两党早有默契的冯玉祥时任直系军阀的混成旅旅长。他率领所部一万余人，突袭占据北平市，拘囚了曹锟，消灭了封建余孽。在张作霖的同意下，段祺瑞作临时总执政。1927年春，广州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占长沙市，取武汉，捣南昌市。日本垂涎东北地区已久，便以帮助张作霖为诱饵，怂张作霖驱逐冯玉祥，占据北平，廓清华北，从而趁机吞并东三省。

日本的阴谋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怒，3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群众大会，谭祖尧是本次大会的重要组织者。

会后，8000多人游行至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要求段祺瑞向日本提出抗议，不准干涉中原地区内政，并制止张作霖发动内战。段祺瑞执政府竟然进行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遭到全国舆论的谴责，被迫下台。张作霖在日本军舰的配合下，入据北京，冯玉祥退驻南口。其时，北伐军进展很快，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被击溃，北伐军即将挥师北上，日本和张作霖认为，北京国共两党的活动，是心腹之患。

1926年4月6日清晨，北京全城戒严，张作霖开始了大肆搜捕，在苏联营房捕去了李大钊同志，苏联使馆楼上捕去了谭祖尧，四川会馆捕去了吴平地，其他还搜捕了数百人。

当时，谭祖尧如果愿意的话，他有两次机会可以逃避开这场斗争。第一次是3月底，在海军部工作的未婚妻李婉玉的父亲，探听到张作霖即将对避入苏联大使馆的革命者下毒手的消息，火速让婉玉去东交民巷通知谭祖尧马上离开北平市去广州市，他巳用电话通知广州方面的朋友为谭祖尧暂谋一事为安身之处。李婉玉也愿意他离开，并表示愿和他同赴广州。但谭祖尧却毫不犹豫地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巳打定主意，宁为玉碎，不可瓦全，坚决追随李先生不回头。只要李先生留在北平，我也决不离开。”

第二次则是谭祖尧的江津老乡、中学同学、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龚灿滨从一位在《京报》任兼职记者的同学口中打听到张作霖要动手了的消息后，深夜冒险跑到东交民巷通风报信。龚灿滨在使馆楼上见着了谭祖尧，告诉他情况巳十分紧急，必须马上离开。谭祖尧带上龚灿滨，一同来到李大钊单独住的苏联驻军营房，让龚灿滨直接把情况告诉李大钊。李大钊听罢情况，问了一下消息来源，虽不太相信，但仍向龚灿滨表示了感谢。然后在室内来回踱步，沉思一阵后口气很肯定地说：“这地方是苏联大使馆，按照《辛丑条约》之规定，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东交民巷外国使领馆区。我认为张作霖是故意放出风来，逼鸟出林，他好在外面下手……哼，进使领馆区抓人，他张作霖虽是东北地区的胡子出身，我看他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接着，他又对谭祖尧说道，“我们一走，北平市的党组织就会解体，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工作会停顿下来。所以嘛，北平我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的。”

1927年4月7日，反动军阀对李大钊、谭祖尧等进行开庭“审讯”。敌人宣布：“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明白，在党的站在左边，不在党的站在右边。”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左边，不久，一律被移送反动军阀的所谓军事法庭。

1927年4月28日上午，凶恶的敌人在京师第一监狱刑场绞杀了李大钊、谭祖尧、吴平地等20人；各大报纸如北京《晨报》《世界日报》都登载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

谭祖尧慨然就义之后，龚灿滨悲痛交加，立即找到四川会馆中谋事的乡人吴清汉出面向江津区在京人士募款160大洋，购置两具棺木，两匹白绸，前往京师第一监狱领出谭祖尧和另一位同时殉难的江津籍烈士吴平地的遗体，雇车送往南郊陶然亭公园四川义地安葬。

谭祖尧牺牲不久，李婉玉因悲伤过度而神经失常，拒绝医治服药，时常怒目圆睁高呼：“我必杀张作霖抱此血海深仇！”她悄悄买来一把匕首藏在腰间，渴望杀死张作霖为祖尧和遇难的同志报仇；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她乘人不注意独自离家出走，来到座落在西城区的顺承王府（张作霖在北平市的官邸）旁的一条小胡同口，彻夜未归，第二天天亮后，她巳经冻死在雪地里，装敛时，家人才发现她的腰间别着一把雪亮的匕首。

1984年10月，由邓小平题词的李大钊烈士纪念碑在北京香山落成，丰碑刻着谭祖尧、吴平地烈士的英名，谭祖尧的名字靠排在李大钊名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