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钱小说》是由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创作的长篇小说，创作于1933—1934年。

尖刀麦奇思是伦敦大名鼎鼎的强盗头，也是一个“商人”。乞丐头皮丘姆控制了全市的行乞者，是赫赫有名的地头蛇。强盗头爱上了乞丐头的女儿波莉，婚宴上警察总督布朗来道喜，原来强盗和警察是一家。乞丐头和强盗头本来就不和，乞丐头不甘女儿下嫁强盗头，结果去告了强盗头。麦奇思罪恶累累，但关键时刻警察头布朗帮了他，又使他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家”，随后他又与乞丐头沆一气，对市民为非作歹。

小说揭示在这社会大演变过程中的各种人际关系，让人们议论对家庭、道德、婚姻、市场、战争、爱国主义、腐败、殖民主义等的看法。

《三毛钱小说》的情节发生在1899至1902年英国的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仍是《三毛钱歌剧》里的乞丐王皮丘姆、他的女儿波莉以及强盗大王麦基，但他们的身份变了，皮丘姆成了商人，开设出售乞丐乞讨时用的乐器和假肢等物，而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麦基则一面做盗贼一面开销赃的零售店，小说就以两人为线索交义进行，两条线索又通过波莉与麦基结婚而又相交，在小说结束时两家联手合作，使两条情节线索合并在一起。

贝尔托·布莱希特曾遭到纳粹的政治迫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迫辗转于欧洲大陆。其间，他完成了《三毛钱小说》。《三毛钱小说》写于1933年到1934年流亡丹麦期间，这是布莱希特计划创作的数部长篇小说中唯一完成的一部。《三毛钱小说》的人物和故事都来源于《三毛钱歌剧》和约翰·盖依的《乞丐歌剧》。

皮丘姆

皮丘姆绞尽脑汁地利用路上行人的同情与怜悯心，让他手下的乞丐如何用人工制作的伤残相来乞讨更多的钱，他也认为政府是理想的顾客，义无反顾地参与到科克斯的卑鄙勾当，因为他深切地体会到“这种盯人的竞争真可怕！不管什么卑鄙生意只要你不干，马上就会有其他人来干。”他认为这种生意是十拿九稳的，目的是想让政府当冤大头，一旦他而临破产的危险，他就把女儿波莉推到经纪人科克斯的床上以此来挽救自己。

科克斯的身份是经纪人，经纪人是大城市中不确定的人，他们依靠千差万别、充满机遇色彩的赚钱机会生存。对科克斯而言，除了赚钱，根本没有可以确切说明的生活内容。货币，这个绝对不固定的东西，是他的固定点，他的行动以无限制的幅度围绕着货币摆动，于是他勾结政府要员弄虚作假，把一口名符其实的水上棺材伪装成一艘豪华游艇卖给政府，结果使满船官兵命丧海底。

波莉

波莉奉父亲之命来找科克斯，在他写字桌上看到一枚她目测为大约值二十英镑的胸针，她认为“超过接吻是完全不可能的，至多他可以搂抱我。这对那枚胸针来说并不太多。”她内心进行着对各种亲密接触行为的价格计算，而当科克斯真向她扑过来，她就半推半就地顺从了，因为她己下定决心为自己的家庭做出牺牲，她觉得自私自利是令人讨厌的，人不能只考虑自己。

费康比

残疾士兵费康比是贯穿全书的线索人物。作者多次关照这个人物的内心状态，用饺子恍惚的独白描写勾勒出他的心理活动。费康比未受过教育，把《不列颠百科全书》视为圣经。他心地善良，却为了生计不得不为皮丘姆所雇佣，甚至担当杀手的角色。在小说的结尾，作者为费康比安排了一个神秘的梦，在梦里，费康比成为“最终审判”的法官，对皮丘姆、麦奇思等恶人进行谴责和审判。作为一个尚未被启蒙的头脑混沌的人，费康比直观地感觉到皮丘姆们都在犯罪，但这些犯罪的借口都是那些他一向认为是真理的“美德”“正义”；他在善与恶的界限中迷失自己，资本主义的社会惯例和内心的良知彼此矛盾。费康比是一个履待读者去帮助他反思并认清事实的空白。通过对费康比这一人物的填空，读者可以更好地而对事实本身，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罪恶的真实而口。在那重重迷雾后面左右徘徊的伤兵费康比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种种丑恶现象的见证人，是一个圆形的、丰满的角色。

《三毛钱小说》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的伦敦。表而上，伦敦的人民相信秩序与正义，富有爱国、团结、坚韧、仁慈等种种关德，是资产阶级市民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贝尔托·布莱希特看到了这座城市种种美丽外衣下的丑陋现实及其根源：无所不在的贪婪和彼此迫害。

在邪恶环境的影响下，小说中的两个“邪恶轴心”皮丘姆和麦奇思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他们之所以会对他人进行迫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歧视与迫害（科克斯对皮丘姆的勒索，银行界对麦奇思的排斥），他们不得不以迫害反击迫害，进而“适者生存”。他们的发迹之路是一条罪恶之路，也是一条人性逐渐丧失之路。全书的矛盾冲突围绕着这两个关键人物展开，构成了一个极具戏剧意味的人物关系网。在小说末尾出现的主教是漂浮在社会圈子顶端的意识形态代言人，他能够将荒谬阐述成真理，给罪恶贴上美德的金箔。“上层人物”—代表着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国务秘书和警察局长与流氓资本家同流合污，共同剥削人民。皮丘姆、科克斯、史密斯和麦奇思等男性流氓共同指向波莉这一女性形象——金钱和性欲的综合符号，或是利用其特殊身份，或是觊觎她的美色。银行家和零售商们是商业战争中的主角，他们最终达成协议，建立剥削底层人民的康采恩。律师韦利是典型的法律捐客，颠倒黑白，唯利是图。罪恶的利益之网牢牢笼罩着底层人民，异化的场域牢不可破，种种暴行、欺骗和贫穷被赋予了一种虚伪的“必然性”。正如皮丘姆所说：“以合同和政府图章开始，以必要的杀人越货结束！我是非常反对谋杀的！这是多么可怕的野蛮行为呀！然而，做生意使杀人变得必不可少。……杀人要受惩罚，但不杀人也要受惩罚，甚至是更可怕的惩罚！……假如我们想一想：我们相互之间除了做生意还有什么呢！”这就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罪恶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无产阶级的声音一直没有正面出现。码头工人的罢工抗议行动虽然作为一个事件背景时刻被暗示着，但他们都并未真正露而，近乎于“在场的缺席”。社会主义缺少一个圆形的主要人物作为代言人，而这也是贝尔托·布莱希特戏剧创作中的一大特点。批评家柴特霍尔姆认为，布莱希特一直质疑传统戏剧中“多愁善感、飘忽不定的感情”，并提倡一种理性的文艺态度。布莱希特刻意让无产阶级处于无声的客观状态，是为了避免传统革命宣传小说的“牵强附会，矫揉造作”。比起小说中“情感充沛”的小资产阶级和军人们，无产阶级的反抗是无声的，也就进而呈现出一种“无声胜有声”的高明来。文本中没有一个“代表”在呼吼，也就进而回避了革命文学中常有的粗暴单纯的宣传方式。工人阶级的反抗被贝尔托·布莱希特置于异化的大时代之下，因此被赋予了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小说中虽然没有听到无产阶级本身的声音，但是在整个异化的场域里存在着一种对这种声音的召唤结构，无数的罪恶和贫困最终指向唯一的出路：革命。作者将这一意旨成功地隐藏在了文本之中。在布莱希特的小说中，在那个人性遭到普遍异化的时空场域内，担负拯救角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也同样在四处徘徊，期待着最终审判的到来。

从表面上看，小说似乎是用冷淡的漠不关心的笔调写成的，但细心的读者会在每一页中都看出作者的立场，感到他的热烈信念贝尔托·布莱希特是天生不抱任何幻想，具有清醒的批判头脑和多方面才能的人，能够用他的创作来回答当代最激动人心的问题，坚信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小说的结尾描写残废军人费康比的一个梦，预告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在未来的革命胜利后将会对剥削者进行公正的审判。

作为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三毛钱小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典型的表现主义手法；冷静而“间隔”化的叙述；极富表现色彩的歌谣、对话和内心独白。在《三毛钱小说》中，贝尔托·布莱希特的人物塑造带有普遍的戏剧特点，几乎每一个被“异化”的重要人物都有大段的心理描写或台词，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表达自我。资本主义世界里各种阶级、职业和身份的人的声音都得到了展现，也充满了期待读者“填空”的空间。布莱希特本人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在暗中发出声音，提纲掣领，所以《三毛钱小说》最终只能算是一部独白小说。布莱希特在小说中大量运用了内心独白、对话、引用等“间离化”手法，把舞台式的表现手法引入小说创作，增加了小说的现场感和立体感。戏剧化的小说创作打破了小说按照时间发展而延续故事的传统叙事手法，通过对空间转换、插述，时间的停顿、延长和缩短等舞台叙事手法的运用，小说的节奏被严格控制住，矛盾感强烈，张力明显。

德国作家列昂·福伊希特万格：“《三毛钱小说》我已读过两遍，我认为此书是一幅精彩的讽刺漫画，是对马克思主义极端教条主义者的世界观的讽刺漫画。”

德国作家本亚明：《三毛钱小说》不仅是一种绝妙的讽刺，而且也是接近“侦探小说的边缘”，竞争在其中担当了侦探的角色：“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犯罪一根据侦探小说的规律这二者是对立的。贝尔托·布莱希特的方法是，保留侦探小说高度发展的技巧，但排除侦探小说的规律。在这部小说中，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与犯罪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真实的表现。犯罪在这里表现为剥削的一种特殊情形，这剥削又受到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制裁。有时，两者之间则发生自然而然的过渡。”

《欧洲杂志》主编维利-西格弗里特·施拉姆：《三毛钱小说》是布莱希特的“历史、国民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教科书”、“人际关系教科书”。

《维也纳日报》：“贝尔托·布莱希特以精细入微的笔触深入到卑鄙狡猾的欺骗行为之中，勾勒出一幅腐败和堕落的画图，令人毛骨悚然……。讽刺的陈述一以贯之，以至于被谴责的东西总出现在正面的光线里，完全破坏了谴责的力量，从而提高了该书的艺术趣味，这大概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剧作家、戏剧导演、诗人。一八九八年生于奥格斯堡市，一九三三年离开纳粹德国流亡丹

麦、瑞典、芬兰等地，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七年移居美国，一九四七年底返回欧洲，一九四九年起定居柏林西部地区。创作大量戏剧、诗歌及散文作品，代表作有戏剧《三毛钱歌剧》、《伽利略传》、《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四川好人》和《高加索灰阑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