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瞳人语》出自《耳中人》，是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一篇劝惩教育文言短篇小说。

该文主要描写了长安才子方栋为人轻佻，品行不端，偷看女子，惹祸上身，但念经多日，心无杂念，改过自新，终得圆满的一段故事。故事寓意深刻，警示世人要自律、自重，品德高尚，切勿心怀不轨，恣意妄为，自取其辱。

《瞳人语》虽只是短短篇章，却通过叙事视角的起承转合与闪转腾挪，把一个简单的具有惩戒意义的故事讲得波澜起伏、妙到毫巅，这是中国叙事学上的实绩，值得学者们认真总结研究，也值得当代小说家继承发扬。

蒲松龄一生贫困潦倒，他个人科场蹭蹬的不幸固然可悲，但他由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有了深切的体会，从而把自己的满腔孤愤倾注在创作中，将揭露和抨击科举的弊端作为《聊斋志异》的重要内容，并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应试士子形象。多年的塾师生活对他的创作也极为有利，有大量的藏书可供他研习学问，丰富知识;另一方面,这样的生活使他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恰当的机会搜集民间传说，从而进行整理加工。在南方的幕宾生活也为他创作《耳中人》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聊斋志异》是在广泛继承了神话、传说、史传、志怪、传奇以及宋元明白话小说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是文言小说长期发展积累的集大成之作和必然结果。在进行艺术构思和创作想象时，蒲松龄注意吸收前人所留传下来的素材以及民间传说,生发开去，无论是立意主旨还是情节结构都有了质的转变。如《瞳人语》与《万历野获编》卷二八“奇疾”条有题材的相似之处,但后者只记其病之奇,没有其他含义。蒲松龄则将耳疾、鼻疾改为眼疾，情节更生动曲折，立意乃在惩罚轻薄儿。

《耳中人》里的《瞳人语》篇，讲述长安人方栋因尾随窥视少妇，被丫鬟以辙土扬目，致目失明。后经人推荐持诵“光明经”以示忏悔，年余达到了“万缘俱净”的境界。不久竟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有两个小瞳人辗转从方栋的鼻孔钻出游玩，其讨论园中景象也与现实相符。不久两瞳人又商量凿开眼上的厚翳，左眼终见光明，而有旋螺的右眼，终因目翳太厚却依然如故。复明的左眼变成“重瞳”，视力相当敏锐，方栋由此改过自新，以盛德为乡人所传颂。

蒲松龄在关于奇异故事的叙述中善作游戏之笔,其游戏笔墨又并非为游戏而游戏,而是着意于游戏出人情世态,游戏出人生哲理。他吸取民间文学的传统,擅长通过自食其果的方式对世人的种种不端行为进行劝诫。《瞳人语》这篇小说就体现了这一点。它以“轻薄者往往自侮”为写作意旨,意在警示世人要自律、自重,并警告那些轻薄者只要图谋不轨就会自取其辱。小说通过游戏笔墨叙述为人轻佻的长安才子方栋,因轻薄尾随女子,导致眼生怪病的故事。作者并未流于干巴巴的说教,而是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感、警示性。

与纪昀等学问家追求古朴质实以及说教家告诫连篇不同,蒲松龄善于将劝世之意寓于生动风趣的叙事中,其笔法的生动风趣首先依托于叙述语言的形象活泼。例如小说叙述方栋之好色情态,用了这样几句话:“目炫神夺,瞻恋弗舍,或先或后,驰数里。”活写出方栋步行跟随女子,或先或后,角度变换很迅速。

为了制造某种奇异感,《瞳人语》首先善于通过方栋及其妻子的所见、所闻、所感等视点叙述两个住在方栋眼睛里的小人活动的情景,多用对比、比喻等修辞之笔来完成。且看,他们的形体被写成“大不及豆”，他们说话的声音被描述为“小语如蝇”,而他们漫游后飞回的情景则被形容为“如蜂蚁属之投穴者”。这两个小人还活泼好动,乐于联袂而行,最终竟然索性搬到了一起住。这虽在写幻想中的小人,但其实完全是现实人性化的,给人以奇幻感。当写到两个小人从鼻孔中钻出钻进时,小说即从方栋的感觉写出:“渐觉两鼻中,蠕蠕作痒,似有物出,离孔而去。久之乃返,复自鼻入眶中。”作者用此几句文字着意模拟人物感觉,极为逼真。其次,小说善于传达故事中的人物语言,给人以生动贴切感。如小说前部分写女郎不满于方栋的追逐,而对婢女说:“为我垂帘下。何处风狂儿郎,频来窥瞻!”斥责之情,溢于言表;等女子拉下帘子后,婢女又发出这样的话:“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宁,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觑!”如此语气和口吻,同样惟妙惟肖地传达出人物的怪罪和愤怒之态。再如,小说后面写两个小人的对话,虽出诸幻笔,但也令人倍感亲切。左眼睛中的一个小人因为生活在狭窄处憋屈,便发出这样的感叹:“黑漆似,耐杀人!”右眼睛中的小人大声提议:“可同小遨游,出此闷气。”这类语言富于生活气息,令人感同身受。

对“爱与欲”“多情与轻薄”等许多难以厘清的问题,蒲松龄也一度进行过审慎的思考和甄别。从整部《耳中人》来看,蒲松龄心中似乎对“多情”和“轻薄”有着一杆秤。在《青凤》《章阿端》《辛十四娘》等小说中,蒲松龄对男主人公的狂热之爱予以赞美;而在《瞳人语》这里,作者却以嘲弄的笔墨,对那些贪淫好色的轻薄行为予以挞伐。在作者的潜意识中,方栋“每陌上见游女,辄轻薄尾缀之”,这种狂蜂浪蝶的行径,自然不同于《青凤》中的耿去病。前者属于轻薄,而后者则算作多情。况且,方栋这次追逐的对象是已婚归宁的新妇,自然是坏人伦常,大逆不道,也和耿去病追求未婚少女青凤的性质并不同。

《耳中人》里的《瞳人语》篇并非随意虚构，而是有其深厚的方术文化背景：“辙土生”的细节暗合了古代的咒禁方术；“持诵光明经”则是基于宗教经忏方术；“瞳人出游”的情节基于上清派的存神方术；“目翳旋螺”的细节则暗合了道教的符方术……可知作者必定精通方术，并严格基于方术文化进行构思叙事，《瞳人语》在现实中固无其事，但在文化中却实有其源，故而有着强烈的“文化真实性”。

《瞳人语》被收录在由翟理思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中，该书以朝代的历史演变为经、以文学的各种体裁为纬，分为8卷，是19世纪以来英国汉学界翻译、介绍与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总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整个西方对中国文学总体面貌的最初概观。在最后一卷的“清朝”文学，着重译介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目，其中包括《瞳人语》的故事梗概。

莫言《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脱胎于蒲松龄的《瞳人语》，它借径于民间故事与传说，摄神于鲁迅对“看客文化”的批判，它是对人类轻薄无聊本性的嘲讽。

《瞳人语》之所以惹人喜爱,主要在于它能通过怪异叙事来作劝诫，进而上升到“轻薄者往往自侮”这样的哲理高度;同时,它又在怪异叙事中植入绘声绘色的生活场景,笔调活泼而风趣。

《瞳人语》是《耳中人》中一篇颇具特色的小说，篇幅较为短小，故事内容比较荒诞，也颇具警示意义，比不上《聊斋志异》中那些优秀篇章，但其在小说叙事艺术方面颇具成就。小说家蒲松龄就深谙叙事学之技巧，虽只是短短篇章，却通过叙事视角的起承转合与闪转腾挪，把一个简单的具有惩戒意义的故事讲得波澜起伏、妙到毫巅，这是中国叙事学上的实绩，值得学者们认真总结研究，也值得当代小说家继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