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毛长谈，是由台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萧乾。

书籍作者：萧乾

图书出版社：台声出版社

图书品相：9.5成品相

库存量：1本

图书售价：290.00元

图书类别：名人墨迹

上书时间：2010-09-25

出版时间：1990-01印刷时间：1990-01

开本：32开

装订：平装

储安平主编“观察丛书”之十:《红毛长谈》

储安平先生主编的\u003c观察\u003e,在1948年6月5日出版的该期刊物上，封底整版为套红广告，预告“观察丛书”第二批四种著作即将出版——《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乡土重建》、《中国在盘上》、《红毛长谈》。其中，前三本书的作者为人熟知：张东荪、费孝通、何永，而第四本书的作者，却是一个颇为怪异的名字——塔塔木林。

“塔塔木林”即萧乾先生，时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和《大公报》负责撰写国际社论的委员。“塔塔木林”是他1946年在\u003c大公报\u003e发表《红毛长谈》专栏时使用的笔名。

《红毛长谈》列“观察丛书”第十种。先期出版的第一批六种分别是：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朱自清《论雅俗共赏》、潘光旦《政学罪言》、费孝通《乡土中国》、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十种“观察丛书”,堪称知识界精英的集体亮相。与其他九种不同,《红毛长谈》属于讽刺文学。

《观察》的广告如下:

塔塔木林先生两年前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好几篇《红毛长谈》,曾经引起国内读者极大的讶异。他的文笔不文不白，自成一格；他的论见亦庄亦谐，另具慧眼。他深究中国政治及社会的种种流弊，并发出可怕的政治预言。他又以想像的笔调描出乌托邦的中国；他做玫瑰的好梦，他神游西南，他谈二十年后的南京，他论新旧上海的变化，令人想起十八世纪OliverGldsmith所著之《世界公民》。其离奇不下\u003c西游记\u003e,其讽刺尤胜《镜花缘》。自从《红毛长谈》发表后，有许多读者写信给他，有申斥他的，有同情他的，有赞扬他的，其中一部分他都选出作为附录，刊于本书之末。这是大战以后世界上最出色的讽刺政治文学。

民国出版界有一好传统，一套丛书的主编或出版社的负责人，通常亲笔为自己所编辑的丛书撰写广告，鲁迅、叶圣陶、巴金、施蛰存、胡风等，莫不如此。“观察丛书”的图书广告，从风格和观点看，似是主编储安平本人所写。

“这是大战以后世界上最出色的讽刺政治文学。”足见储安平对《红毛长谈》评价甚高。

“巴鲁爵士”沈从文呼应“塔塔木林”萧乾

《红毛长谈》附录中，最后一篇是“巴鲁爵士”的《怀塔塔木林》。

“巴鲁爵士”即沈从文先生。为何起这个笔名？黄永玉先生告诉我,“巴鲁”是沈从文的弟弟沈荃的小名。《怀塔塔木林》的行文风格，与《红毛长谈》相仿，也是假借“红毛”口吻，以半文半白的文字，针对现实，正话反说。在“巴鲁”后面加一“爵士”,也是沈从文刻意所为，以与“塔塔木林”相呼应。

沈从文在1947年12月1日出版的《论语》杂志上，第一次以“巴鲁爵士”笔名发表《北平通信——第一》。“北平市通信”是沈从文以“巴鲁爵士”发表的一组系列文章的总称,《怀塔塔木林》为其中的第二篇，副题即为“北平通信之二”。

有意思的是,《红毛长谈》出版时,《怀塔塔木林》作为附录放在书的最后。恰与“巴鲁爵士”所言,“二人之文同印一书”之中。这是沈从文与萧乾继《废邮存底》一书之后的又一次特殊合作。这是他们当年的友谊写照，更是历史的记录。

新版《红毛长谈》好事多磨

1985年，我萌生将《红毛长谈》重新出版的念头，此时距《红毛长谈》在《大公报》发表整整四十年。萧乾既高兴，又迟疑，怀疑其可能性。不过，他还是写来好几页文字，很详细地回忆当年写作情况。不过，没有料到，再版《红毛长谈》,一波三折，好事多磨。

起初，我把书名起为《萧乾杂文选》,一是因为遵照萧乾的意见，原著《红毛长谈》没有全部收录，二是新补充一批散见的讽刺性杂文，如同期所写《侦探小说在华不走运》,1957年鸣放时期的杂文《上人回家》等。但后来萧乾来信建议，仍用《红毛长谈》书名，由此也可见他对此书的重视。

1986年年初，新编《红毛长谈》交湖北人民出版社，计划年底出版，但随后又犹豫不决，直至退稿。后来，又先后转福建海峡文艺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华夏出版社等处，均未果。最后，由台声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作为祝贺萧乾八十华诞的礼物。总算了却心愿。

新编《红毛长谈》的出版，前前后后，历时四年。四年间，围绕该书的出版，萧乾多次来信，谈编选，谈出路，谈困惑。他还为再版《红毛长谈》特地写过一篇跋，当时未能刊用。跋文如下:

本书编者李辉同志发现《红毛长谈》是我写的之后，就非要把它们编入此集不可，并在我出国之际，就把序言登在《散文世界》上，对那几篇拙文大为谬奖。然而书稿送到出版社，那里的领导却担起心思，他一愁尽管文章是四十多年前写的，万一人家硬用八十年代的尺子来量，咋办？二愁文章自然全是反笔，万一人家硬当正面来读，咋办？三愁写的是四十年代中期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市，万一人家硬说是影射当今，咋办?

最初，我认为这三个“万一”和三个“咋办”是杞人之忧。然而出书的总编辑首当其冲，他这些忧虑完全可以谅解，何况三十年前，天对我(也对他)又确曾塌下过?

一个办法是在书末附我一篇检讨，使劲掴上自己几个嘴巴。三十年来，这种事儿我可没少干！可是不管掴得怎样响，倘若硬要抓辫子，也照样跑不掉。为此，我失眠了几宵。一个声音劝自己：还是乖乖照出版社建议的抽掉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满七十七了，何不求个双保险!

可李辉这小伙子不干。他没戴过帽子，看样子连批也没挨过，是位不怕虎的犊牛。他不服气，说如今光天化日之下，哪能还那么“硬”来！他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一点点摸索过来的，四十年前的认识肯定不如现在。可不管怎么说，这几篇“常谈”写得尽管曲折，你对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的憎恨，对当时现实的不满，总是一目了然的吧！他责备我太低估了读者的鉴别力。他哪里晓得：读者并不克人，专有克人的。

那么，我就豁出去了。

是为序。

1986年12月15日于北京

时间真快，今年的一月二十七日，就是萧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而他去世(1999年2月11日)也已将近十一年。重读《红毛长谈》,整理他为此书写来的说明、信和跋，我在回忆中缅怀他。

1998年年底，我收到了萧老寄来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他还在说要努力写作下去。“我的记忆已开始模糊，趁我全未糊涂。当然，我要挣扎尽量晚老化，只怕我干不过自然。我一定努力。再一次告诉你，我以能交上你这个朋友为幸。”

最后一句话，也是我想表达的一种情感——我也为自己在八十年代初结识萧老，并不断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而感幸运。

原以为这是萧老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未想到，在他去世三年之后，我收到了文洁若老师的来信。文老师在2002年8月16日的信中说:“萧乾给你的半封未发出、未写完的信找到了，从笔迹看，系1998年底至1999年初所写。……他承认自己胆小，最后几句反映了他在医院里的心态，很有意思。”

萧乾（1910.1.27--1999.2.11），原名萧秉乾。化名萧若萍，蒙古族，现代著名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生于北京。1926年在北京崇实中学学习，参加共青团，任崇德中学学生会主席兼校刊编辑。1930年考入台湾辅仁大学英文系学习，1931年任英文周刊《中国简报》（ChinainBrief）文艺版主编，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后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35年毕业。开始任《大公报？文艺》主编，并兼旅行记者。1939年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赴伦敦任教，同时兼《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入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当研究生，进行英国心理派小说研究。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然遍英伦，1944年放弃剑桥学位，毅然担任起《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随军记者，成为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在战火纷飞的欧洲战场采访，写下了《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描写欧洲人民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大量通讯和特写。1945年赴美国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1946年回国继续在《大公报》工作，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主编，《译文》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人民日报》文艺版顾问，《文艺报》副总编等职，1954年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工作。1961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1979年起，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等职。

萧乾先生是世界闻名的记者，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作家，也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晚年多次出访欧美及东南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写出了三百多万字的回忆录、散文、特写、随笔及译作。主要著译作有《篱下集》、《梦之谷》、\u003c人生百味\u003e、《一本褪色的相册》《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尤利西斯》等。1998年10月出版的《萧乾文集》（1－10）收集了他的主要著译作!1929年进燕京国文专修班学习，一年后考入台湾辅仁大学。1933年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选修“特写——旅行通讯”课程，采访过欧洲战场、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纽伦堡战犯审判。1986年获挪威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出版有著译作品43部。其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长篇小说《梦之谷》，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译著《好兵帅克》（捷），以及《八十自省》、《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等。并在1935年6月毕业。1939年他赴英讲学，开始了七年的欧美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作为《大公报》的记者，奔波在西欧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场上。1945年，他从莱茵河前线返回伦敦，经加拿大东岸转旧金山，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在那些年代里，他先后写出了《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伦敦一周间》、《南德的暮秋》及《美国之行》等优秀特写。他的《美国之行》，是40年代对美国认识的真实记录。

一提起萧乾，现在的年轻人马上会想到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其实他还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记者。1910年，萧乾出生在北京一个贫民区里，他是蒙古族人。少年时代的萧乾生活十分贫苦，他不仅没有玩具，没有书读，甚至连起码的温饱都没有着落。13岁的他就成了孤儿。在亲友的资助下，萧乾一边读书，一边在学校开设的工厂里劳动。他在地毯房当过学徒，在羊奶厂做过杂活，这样断断续续地一直念到中学毕业。1928年，18岁的萧乾到中国南方的一所中学里担任教师，一年后，他以教书所得的积蓄为学费，回到北京，考入当时最有名的大学燕京大学，不久又转入台湾辅仁大学。他先学英国文学，后改学新闻专业，美国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经作过他的老师。

1935年萧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他先后在天津市、上海市、香港特别行政区三地的《大公报》主编\u003c文艺\u003e副刊。1939年在萧乾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年夏天，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信，邀请他到该院中文系任讲师。当时的欧洲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所笼罩，去还是不去呢？经过再三考虑，萧乾还是去了英国，这一去就是7年，直到战争结束。在英国，他先是做教师，后来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3年，他放弃读书，领取了随军记者证，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在战火迷漫的欧洲，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过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曾随美国军队第七军挺进莱茵，进入刚刚解放了的柏林。从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他都报道过。每当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历史，这位老人总是感到很自豪。正是他使当时的中原地区及时了解到世界上发生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