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医宝鉴》（朝鲜语：동의보감）是朝鲜宣祖御医许浚所编撰的一部文言文医学著作，成书于1610年，1613年正式刻版刊行。该书共有25卷，由内景、外景、杂病、汤液、针灸5篇构成，是朝鲜医学史上的重要著作。2009年，《东医宝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李昖29年（公元1596年），许浚向朝鲜宣祖提出编医书，将医术普及化，让一般百姓也懂得阅读，防病患于未然。因此朝鲜宣祖命许浚与御医杨礼寿、金应铎、李命源等一同设编辑局，着手医书编纂，期间遇“壬辰卫国战争”，编书工作一度停顿。乱事结束，编纂工作继续，经过十数年的努力，到了李珲2年﹝公元1610年﹞终于完成编纂工作，三年后（光海君5年）﹝公元1613年﹞终于刻版刊行，至今《东医宝鉴》已有36种不同版本。

《东医宝鉴》一书共有二十五卷，二十五册，分内景篇﹝内科﹞、外形篇﹝外科﹞、杂病篇、汤液篇﹝药学﹞、针灸篇五大部分。内经编：精、气、肾、血、津液等和五脏六腑的功能；外形编：可见部位的解剖、生理、病理学现象和相关疾病；杂病编：诊察法和病因，不包括在内经编和外形编的各种疾病、妇产科病和小儿科病；汤药编：当时用的各种汤剂；针灸编：针法和灸法。《东医宝鉴》选方丰富实用，收载15类，1400多种药材。每方均注出处，并收录民间单方。主要纂辑自中国古代医书如《素问》《灵枢》《伤寒论》《政类本草》《圣济总录》《直指方》《世医得效方》《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床经典名著：医学正传》《古今医鉴》《医学入门》《万病回春》《医学纲目》等80多种，“纂辑”的另一说法其实也可以说是抄录，换言之，《东医宝鉴》就是转抄引述80余种中医典籍的图书，而此书另外所引述的两本古朝鲜的著作《医方类聚》与《乡药集成方》也均是介绍中医的书籍，其中《医方类聚》是仿中国医学古籍《太平圣惠方》编写的，其中参考了中国医典100多部，《乡药集成方》则是仿照当时中国本草的体例，对朝鲜的本地药材进行的介绍，除名称标注本地名称外，其余所载药性均依照中医观点。

《东医宝鉴》在朝鲜医学家所撰的汉方医书著作中最负盛名，对指导临床和文献研究颇具参考价值。书成后，李珲对此书高度评价，他说：“东垣为北医，朱震亨为南医，刘宗厚为（陕）西医，许浚则朝鲜之医，亦可谓之东医，鉴者明照万物。元朝罗谦甫著《卫生宝鉴》，本朝龚信著《古今医鉴》，故许浚之著作，亦可名为《东医宝鉴》。”也就是说，“东医”其实是对许浚个人的称赞，是相对于中医名家李杲和朱丹溪而言，而对于医学来言，许浚学习并掌握的，也就是李东垣和朱丹溪学习所掌握的——中医，并不存在一个朝鲜民族自成体系的医学。

《东医宝鉴》在朝鲜民族医学史上的地位，足以和中国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相比，两书同样是记载各类草药的医书集大成之作。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松江区（松江）闵翠祥为重印本作序。再版商是日本“大阪书林·河内屋吉兵卫”。清末，今伟明华冢（中）村一位世代业儒的孙姓塾师购得此书，共23本。其后代收藏至今，书页略有破损。

《东医宝鉴》当时在日本和中国多次翻译出版，其后还译成西欧许多国家语言。韩国政府正力争于将《东医宝鉴》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CO）世界文化遗产。除了启动注册申请之外，政府还计划编纂新的《东医宝鉴》，举办“许浚博览会”，建立以韩国医学为主题的公园旅游项目。另外，韩国保健福利部表示：“纪念项目的重点是重新回顾《东医宝鉴》的历史意义和内容，并将朝鲜民族的传统医药─韩医学培养成为世界性品牌。”当时的日本著名医学家藤原朝臣评价说，《东医宝鉴》集“古今之说”，有了此书，对医业“如察诸于掌”。由于该书流入日本的不多，“世人罕知之”。于是日本天皇享保（年号名，1716～1735年）初年命医官法眼源元通对《东医宝鉴》重新训订、校勘。享保九甲辰年，即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仲夏刻成书板、印刷出版。日本光格天皇宽政十一己未年（清嘉庆四年，1796年）仲冬再版。

“医圣”许浚（1539年至1615年）接受朝鲜时代祖先的命令编纂的《东医宝鉴》，于2009年7月31日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记忆遗产(Memory of the World)名录的医学著作。

《东医宝鉴》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说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东医宝鉴》的历史真实性、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独创性、所记信息的重要性、相关人物的业绩以及文化影响力等。韩国文化遗产厅表示，《东医宝鉴》在世界上率先体现出国家对大众提供医疗服务的保健理念，是东亚传统医学的权威版本，对现代医学的医学、保健难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些方面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至此，包括《训民正音》《朝鲜王朝实录》（以上于1997年）、《直指心体要节》《承政院日记》（以上于2001年）、海印寺高丽大藏经板及诸经板、《朝鲜王朝仪轨》（以上于2007年），韩国已有7项世界记忆遗产。这一数量在亚洲国家中居首，世界排名第六。

世界记忆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的一个文献保护项目，旨在保存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记忆遗产，每两年评选一次。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提供保存管理补贴和技术支持。

为庆祝《东医宝鉴》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韩国将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和特别展览。09年9月将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举行“《东医宝鉴》特别策划展览”，同月3日还将举办“庆祝《东医宝鉴》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韩国保健福祉家庭部计划在《东医宝鉴》发行400周年的2013年举行“国际韩医博览会”。

许浚开始编撰《东医宝鉴》时正值壬辰卫国战争。战乱期间，朝鲜无辜百姓死于疾病，救济百姓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但当时朝鲜医学却处在各种医学混合在一起，理论不统一的混乱局面中，既有传统医学，又有中原地区宋、金、元时期医学，还有刚刚传入的明朝医学。宣祖于是命许浚在明代医学的基础上，加入本国医学思想，编撰符合本土需要的新综合医书，纠正错误理论和处方，并选取正确的处方。

为完成这项任务，许浚与郑、杨礼寿、金应铎、李命源、郑礼男等朝鲜当时名医组织编辑局开始编纂。1597年，编书队伍由于倭军的入侵被迫解散。当时《东医宝鉴》只完成了基本的骨架。停战后，郑碏已经去世，杨礼寿已经衰老，郑礼男和李命源也不再从事医学。许浚于是只好独自一人继续编写。宣祖将宫中收藏的500本医书给了许浚以帮助他完成编撰。起初的编撰速度非常慢，到1608年宣祖突然驾崩时还没有完成一半。

宣祖的突然去世使许浚被剥夺官职及流放到义州。在流放期间，许浚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东医宝鉴》的编撰，从1597年到1608年还没完成的一半，在1608年到1610年的流亡期间得以完成。从1596年开始到1610年成书，《东医宝鉴》的编写经历了两个王朝，一共花了14年的时间。1611年，李廷龟附加了序文，1613年11月，《东医宝鉴》完成印刷。

《东医宝鉴》的编排体例很独特，其认识人体疾病的着眼点也与中国医家有所不同。中原地区汉、唐医学典籍一般都是按病症分类，着重方药之治。医学处于鼎盛时期的宋、元、明时期对汉、唐医籍的体例进行了发展，但仍以病症为纲，分门别类进行论述。一般是先以内、外、妇、儿等科分类，类下再以病症名称分门，诊法方药至于病症之内。许浚并没有按照这种传统方法来编辑《东医宝鉴》，而是另辟蹊径“先以内景精气神脏腑为内篇；次取外景头面手足筋脉骨肉为外篇；又采五运六气、四象、三法、内伤、外感诸病之证，列为杂篇；末着汤液、针灸以尽其变。使病人开卷目击则虚实轻重、吉凶死生之兆，明若水镜，庶无妄治、夭折之患矣。”许浚的这种编辑体例有如下一些特点。首先，朝鲜医学注重体质学说。不同体质的人，患病有差异，用药也有所不同。许浚用“内景”、“外形”来统御人体各种疾病，体现了他重视形体，并幽灵螳螂为主的医学观点。其次，这种体例条理清晰。在内景、外形、杂病、汤液、针灸五篇之下，又有分纲和目，再下则为各种病症、治法、用药等，可谓纲举目张。最后，《东医宝鉴》将诸多疾病的生成、症状、治法分散第附于人体各个脏器、肢体、器官等之上。这样便于阅读和查找。

《东医宝鉴》引用了83部中国医书和《乡药集成方》《医方类聚》《医林撮要》3部朝鲜本国医书，此外还引用道家养生、养性以及文史杂著等37部，总引用可查考有据的古籍达123部。许浚对引用的各种医书的内容，按他的体例，摘其要者，重新编排，自成体系，通过引文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引文与体例融为一体。《东医宝鉴》的引文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不加改动的全文引用。《黄帝内经》《灵枢》《难经》等经典文献都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是“意引”，按原意，适当引用而略加改动和取舍，摘其要者，为我所用。此类引文一般是诸家著述，各抒己见者。第三种是标明出处，简括其名。《东医宝鉴》的引文都标有出处，而且一般用简称。比如《丹溪心法》简称为“丹心”，《医学入门》简称为“入门”等。第四种是改变计量。《东医宝鉴》对引文改动最大就是方剂用药计量。许浚认为《局方》的用药量过多，而《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床经典名著：医学正传》的药量过少，《古今医鉴》和《万病回春》的药量较为适量。一贴（剂）药总共七八钱或至一两，合于今人之气禀。他按此原则对原药量进行了改动。因此《东医宝鉴》所引方剂的用药量都与原书不同。

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学者认为，韩国试图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真实性的尊重上，而不是在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概念上，把一本九成以上内容均辑录自中国中医典籍的医书说成“韩医学的集大成之作”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而试图通过此书的申遗以确立“韩医学是韩国传统医学的正体性”更是对东亚文明与历史的无知。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辑录总结性著作同时具有相当的历史和医学价值，中原地区部分医学著作 如黄帝内经 总结先秦医学经验对后世中医发展起到不小的作用，同时也为当今中医历史考证做了佐证，对于部分学者民族主义倾向发言，也有学者指出，医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作为一项科学研究，其并不掺杂民族主义倾向，或者各种利益竞争，将民族主义中尖锐对立面引入医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其恶果便是查尔斯·达尔文生物界进化论中掺入社会与民族主义，推导出国家达尔文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沙文主义及军国主义糟粕诞生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