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
清代爱新觉罗·颙琰年间，梁父梁采臣就胸怀大志，告别松口大力村的亲人，与乡人结伴到汕头海港乘坐“大鸡眼”的
木帆船，经过七天七夜的飘洋过海，抵达荷属东印度
雅加达(今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谋生。后艰苦创业，克勤克俭，经营商贸，创设“南茂公司”，主营五金、汇兑、地产等业务，事业有成。旋返乡创办“敬斋学堂”，培育乡村子弟读书，乡民口碑称颂。绍先德之箕裘，秉承父志，主持“南茂公司”业务，在巴城大南门再开设“德瑞商行”，多财善贾，大振家声。尤喜协助同侨同行发展事业，打下牢固的基础。
清代光绪年间，梁映堂声名卓著，被侨商推选为巴达维亚中华商会会长，全力为侨商服务。他于1905年被荷兰
英国东印度公司殖民政府委任为“雷珍纳”官职，1913年升为
雅加达“甲必丹”(即华侨领袖)，?荷印政府将有关华侨事务辄借重华侨领袖相助为理。其时，
梅州市籍华侨领袖被委任为巴城“甲必丹”者，先后有梁映堂，廖煜光、丘亭、黎殷甫等四人。梁映堂担任巴城中华商会会长和“甲必丹”职务后，办理侨胞事务，勤政爱侨护侨，排难解纷，恤老济贫，不一而足，侨胞均多受惠。当时，以华侨与阿拉伯侨胞情感有隔阂，每有斗殴之事，甚至聚众械斗。梁映堂乃游说阿拉伯侨胞之“甲必丹”，痛陈利害，极力调停，对方亦感悟，双方侨民遂言归于好，两族能各安其业。
巴城中华会馆提倡中华文化教育，提高华侨地位，为社会培育人才。梁映堂协同潘景赫、丘燮亭、翁秀章、李兴廉、陈金山、丘绍荣、丘香平、许南章、蔡有得、
黄玉昆、黄昆兴、许金安、李金福、陈公达、
潘立斋、陈天成、胡朝瑞、胡先清、温亚松共20位华社贤达，于1901年3月17日在巴城八帝贯中华会馆内创办“中华学堂”(后改称为“八华学校”)，?当时荷印时代第一间华语学校。
1903年，维新领袖
康有为因“
戊戌变法”失败躲避清廷追捕，辗转南来抵达巴城，受到梁映堂等华社
卢贤拔迎接。康有为力陈维新之说，并涉及华侨教育事宜，还于当年9月20日访问“中华学堂”，欣然题写楹联于校门：“冠冕
南极洲；砥柱中流。”
不久，梁映堂又与潘景赫等倡办“义成学堂”，以巴城石桥头“客属总义祠”为校舍，祠堂门楼有
梅州市籍侨贤钟鼎元撰写之楹联：“义举千秋在；祠成百氏安。”
1907年，
清代两江总督托忒克·端方在
南京市开设“
暨南学堂”，招收
印度尼西亚“中华学堂”毕业生前往留学深造。梁映堂以中华会馆副会长身份领导“遴选委员会”，负责考选来自印尼各地的第一批二十一名印尼学生前往南京“暨南学堂”留学。1908年10月5日，梁映堂由巴城亲送“中华学堂”第二批毕业生十多人至南京入学，此事在侨社传为美谈。晚清名士
丘逢甲(
蕉岭县人)曾在梁映堂率领印尼华侨学生到南京“暨南学堂”入学的合照相片中题诗：“祖国归航率岛民，养成豪杰共维新。他年编入文明史，此是当时领导人。”诗句语重心长，勉励有加。
梁映堂在巴城商界运筹有策，事业辉煌，鼎力襄助文教事业。他不但为巴城“中华学堂”捐助办学经费，还为万隆市筹建万隆大学工学院出任“筹建委员会”的十三名委员之一，负责筹款五十万大洋。晚年在原乡
梅州市梅县区松口大力村兴建三堂四横近三千平方米的两层客家围龙屋“承德楼”，以颐养天年及裔孙溯源寻根、追远问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