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承（1935年5月15日—2018年2月8日），原名季延宗，男，汉族，出生于山东济南，祖籍山东临清，是国学大师季羡林之子，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首个中美合作项目“高能物理”的核心人物。

季承1952年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195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做翻译。1957年后，季承转行从事科研管理工作。1978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立，季承担任该项目建设指挥部负责人。1984年至1995年间，季承也干过10年的公司，主要工作是和平利用原子能。1995年，他以科研处处长的身份退休。同年，季承与父亲季羡林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并最终决裂。2008年，季承再次见到父亲，双方矛盾得以化解。2009年季羡林去世后，季承于2012年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北京大学返还季羡林捐赠给北大的649件物品。2016年，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季承后续上诉，但法院依旧维持原判。2018年2月8日，季承去世，享年82岁。

1978年，季承凭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被授予特等奖。季承曾任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二人有长达30年的紧密合作。季承于2009年12月10日出版《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一书，该书被香港特别行政区《亚洲周刊》评为2009年度十大好书之一。他还在2010年5月出版了《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曾个人捐资在聊城大学设立了“季羡林奖学金”。

1935年5月15日，季承出生于山东济南，父亲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季羡林在德国的十年，季承一直在老家跟着母亲和祖母生活。1952年，17岁的季承来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

季承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后来的高能物理研究所）担任翻译。1957年，季承转行从事科研管理。

1978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立，季承担任该项目建设指挥部负责人，并凭借该成果被授予特等奖。1984年至1995年间，季承也干过10年的公司，主要工作是和平利用核能。这为他在单位赢得了“能干”的声誉。1995年，他以科研管理处处长的身份退休。1995年起，季承开始在李政道创立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兼职工作。

1995年，季承与父亲季羡林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并最终决裂。从1995年起，季承与季羡林有一段时间不来往，冷静下来后，父子都有愿望解决分歧。直到2008年，季承再次见到父亲，重逢让父子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化解。

2009年，季羡林去世后，季承于2012年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北京大学返还父亲捐赠给北京大学的物品共649件。2016年，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季承后续上诉，但法院依旧维持原判。2017年3月21日，季承在“季羡林读书会百所高校行—北京印刷学院专场”主题读书活动中分享季羡林作品《二月兰》背后的故事。2017年12月23日，季承在“最是书香能致远——季羡林读书会年会盛典”活动上，与众位书友分享一个生动、有血有肉的“布衣学者季羡林”的感人事迹。

2018年2月8日，季承去世，享年82岁。

季承1959年与第一位妻子结婚。1962年、1963年，季承有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2004年，季承和原来的妻子离婚。儿子与女儿都在美国，儿子是一个工程师，有一儿一女。女儿是做文秘工作，有两个女儿。他们会偶尔回国来看看他们。2004年，季承与曾经照顾季羡林、小自己将近40岁的保姆马晓琴结婚。随后在2008年，季承老来得子。

季承出生不到3个月，父亲季羡林就去了德国留学。11年来，他和母亲以及祖母，只知道季羡林留学德国，杳无音信，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心，生死不明。在季承的印象中，与父亲首次见面是在1946年，那年季承刚11岁，季承从广播电台里知道父亲要回到中国了。1952年，季承到北京来到俄文专修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念书后，与父亲的见面机会才多了一些。但是，17岁的季承并没有和父亲住在一起，而是住校。在这个内心萌动的年龄，他内心的想法和情感，不太会对父亲说。季羡林也疏于对季承进行指导和关心。1962年，母亲和祖母搬到了北京。“文革”中季羡林被批斗关进了“牛棚”。季承不敢去见面，父子关系又一度有了疏离感。

季承面对外界时，常用“季先生”来称呼父亲。季承承认，虽然父子关系“表面上很好”，但的确存在“不和谐”的地方。一方面是由于从小长时间的分离造成的陌生感，另一方面，也与父母在那个时代下不理想的婚姻有关。

1995年，季承与父亲季羡林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并最终决裂。外界传言，是由于他和保姆关系暧昧，为季羡林所不容。季承解释是，是由于别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与保姆的关系。从1995年起，季承与季羡林有一段时间不来往。尽管双方都渴望解决分歧，但在2002年季羡林住进301医院后，季承在探望父亲时遇到了阻碍，具体原委季承并未透露。有说法称季羡林曾通过北京大学拒绝季承的探望，并在2003年给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写信明确表示不愿意见季承。然而，季承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信件背后的故事更为复杂。直到2008年，季承才有机会再次见到已经97岁高龄的父亲。为了这次相见，他准备了父亲最爱的家乡菜，并在病房中向父亲下跪，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和愧疚。这次重逢让父子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化解，他们之间的隔阂在亲情的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季承继承了父亲季羡林的习惯，每天天不亮起床，始终与书为伴，戴着老花镜，手里握着笔，边看书，边做笔记。

2001年7月，季承的父亲季羡林与北京大学签订一份捐赠协议书，约定将属于其个人所藏的书籍、著作、手稿、照片、古今字画及其他物品捐赠给北京大学。赠品将分批分期由赠与人移交受赠与人指定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直到本协议所列各项全部赠品移交完毕。但是从2006年起，季承就找过北大，认为这些捐赠不合法。季承一方认为，2008年12月5日季羡林曾写下声明称“原来保存在北大图书馆里的一切书籍文物只是保存而已，我从来没有说过全部捐赠”。12月6日又写下书面文字称“全权委托我的儿子季承全权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务”。

季羡林2009年7月去世后，季承与北京大学关于季羡林遗产归属问题一直纷争不断。季羡林去世后，季承认为父亲捐赠并不合法，遂于2012年6月14日委托律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起诉书，起诉北京大学，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原物返还。其主张北大返还物品共649件。由于标的高达1亿元，此案也被媒体称为“季羡林亿元遗产案”。

2012年8月3日，此案正式立案。2016年5月31日，该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81岁的季承亲自出庭。北京大学答辩称：季羡林先生未有撤销捐赠协议的行为，且合同法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可撤销的规定。季承提出“返还原物”没有依据。

2016年8月16日上午9点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驳回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季承作为季献林全权委托的受托人虽然有权利提起本案诉讼，但是因季羡林与北京大学签订的《捐赠协议》已然成立并合法有效，且属于公益性质的捐赠，即便季羡林本人都不能撤销，除非双方当事人都同意解除，才能终止该合同。鉴于双方已经诉讼至法院，显然没有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法院认为，季承作为季羡林的全权受托人只能按照委托人的真实意思实施委托事务。季羡林本人经过深思熟虑签订捐赠协议，其直至逝世都未明确表示要撤销。据此，法院对季承以书嘱受托人身份要求北京大学返还原物的主张不予支持，诉讼费54万由季承承担。季承当庭表示上诉。

2017年3月6日上午，季承告北京大学返还季羡林文物、字画案在北京高院二审首次开庭，季承亲自出席了庭审，季承表示，其父季羡林在捐赠这些东西时并没有考虑其他遗产继承人的权利，一审判决也遗漏了他作为遗产继承人即所有权人的身份，而仅将他视为“书嘱受托人”。另外，季承认为，季羡林和北大之间的法律关系仅为“字画藏品暂存关系”，一审法院却将字画认为“有扶贫、救灾等公益性质”而不可原物返还所有权人的赠品，属于误判，此案未当庭宣判。，由于季承当庭要求北京大学提交由校方保管的重要证据，法庭宣布延期开庭。

2017年3月27日上午，季承告北京大学返还季羡林文物、字画案再次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季承坚持认为，父亲季羡林与北大之间的关系仅是“字画藏品暂存关系”，并非捐赠。但北大一方则坚持一审时的意见，认为诉争文物已完成了公益性捐赠，捐赠不可撤销。季承说，他仍愿意与北大进行友好协商，如达成和解，文物仍可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但是北大一方却明确表示拒绝调解。

2017年12月2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9年12月16日中午，海淀区燕园派出所接到季承报警，称北大朗润园13号公寓原季羡林住所被盗，季羡林生前大量藏书和文物失窃。其中，有明确数目的线装书就有4351册，此外还有嘉庆殿本全唐文4大箱和全套二十四史，丢失书籍总数将近5000册。经过侦查，警方很快锁定嫌疑人为方咸如和王如，其中方咸如原为北大保安，10多年前被季羡林前秘书李玉洁推荐成为季羡林在朗润园家中的管家，季承与季羡林冰释前嫌后，方咸如被季承解雇；王如则是季羡林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在检察院的指控中，这起案件被定性为“盗窃案”，方咸如在王如的唆使下，采用破窗入室的方式进入海淀区北京大学朗润园13号公寓201号季羡林故居内，秘密窃取各种书籍、塑像等大量物品。季承描述当时的经过：“他们被解雇后，一直拒绝交出季先生公寓的钥匙，按照季先生的意思，我把门锁都换了。但两人却破窗破门进入了，被盗藏品经警方鉴定价值在330万元左右，入室盗窃，还破窗破门，此举和强盗无异。”截至2011年，价值330万元的字画藏品已如数追回，因此季承不再向被告人追究赔偿。同年，季羡林故居被盗案被北京市检一分院公诉到一中院。

2016年6月12日，北京一中院对季羡林古籍文物被盗一案进行了宣判，主犯王如被判5年有期徒刑，从犯季羡林的管家方咸如被判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

季羡林去世后，季承曾起诉季羡林生前助手兼秘书李玉洁，利用季羡林在北京市301医院住院，无法亲自办理购买世纪兴业公司为感谢季羡林书法作品“博雅西苑”而惠售的博雅西苑手续，使用李玉洁名义，让人代办和世纪兴业公司签约领取房证。季承称，季羡林生前三次书嘱，指明李玉洁交付季承，全权授权季承处理有关季羡林的“一切事物、务”，但李玉洁一直避而不退。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李玉洁与世纪兴业公司于2005年5月23日就本案诉争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于同年6月16日交纳了该房屋的全部购房款，并在此后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而季羡林于2008年12月6日所写书嘱系在上述房屋买卖行为3年之后，且该授权委托书仅注明“全权委托我的儿子季承全权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物、务”，并未明确授权季承有处理本案诉争房屋买卖一事，该委托书授权不明，且现季承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季羡林委托其处理涉案房屋的意愿存在，故现季承以受托人身份作为原告起诉，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予驳回。2013年12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季承的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