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律》是隋朝第一部法典，是隋初重要的立法成果。隋文帝即位后，令郑译、杨素等大臣十余人借鉴以往的立法经验与教训，参考魏晋以来的法律文本，主要以《北齐律》为蓝本，以采用适合当前形势的法律为原则，修订新律。然后又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反复修改删减，最终确定留有五百条，共十二篇。《开皇律》就此定型。

《开皇律》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约”的立法传统，体例上仍为十二篇，第一篇仍为“名例”，其他十一篇篇名稍做改动，依次为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从而形成了整部法典总则在前、分则在后，实体在前、程序在后的体例格局。就简明而言，《开皇律》最终定留五百条，比号称“科条简约”的《北齐律》减少了近一半；就宽平而言，《开皇律》将笞、杖、徒、流、死作为基本的刑法手段代替了前代的醢刑，确立了轻重有序、规范完备的封建制五刑体系，标志着中原地区古代刑法由野蛮走向了文明。《开皇律》以北齐提出的“重罪十条”为基础，首次提出“十恶”，作为封建法律重典打击的对象。历代封建王朝均给予采纳承袭，将其与“五刑”一起作为法典的基本制度予以保留。《开皇律》提出“八议”制度，使封建统治阶级在法律上享有“例减”“听赎”“官当”的优待，保护贵族地主的特权。

《开皇律》在刑罚制度方面对前代进行的改革，为唐以后中国封建刑罚奠定了基础；突破了历代封建刑法科条的繁琐，铸成了中原地区法制史上“刑纲简要”的楷模；也充分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开皇律》在中国法制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文言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跋姓、宇文姓、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绞、斩、枭、，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

杨坚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针对北周刑法繁杂苛酷的情况（史称“内外恐怖，人不自安”），即命高、郑译、杨素、常明、韩濬、李谔、柳雄亮、裴政等人，于北魏、北周旧律的基础上改定新律。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又以“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每年断狱，犹至万数”的原因，特敕命苏威、牛弘等人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修改《新律》，主旨在于“权衡轻重，务求平允，废除醢刑，疏而不失”，完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开皇律》。

其篇目与基本内容，以北齐律为蓝本，所谓“多采后齐之制”，其立法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开皇律》共计十二篇、五百条，其篇目是：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其中名例制罪名和量刑的通例；卫禁是保护皇帝和国家安全；职制是官员的设置、选任等方面内容；户婚是关于户籍、赋税、家庭和婚姻的法律；厩库是养护公、私牲畜的规定；擅兴是擅权与兴兵，保护皇帝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贼盗是指包括十恶在内的犯罪以及杀人罪；斗讼包含了斗殴和诉讼；诈伪是关于对欺诈和伪造的律条；杂律是不适合其他篇目的内容；捕亡上有关追捕逃犯逃兵等方面的内容；断狱是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方面的内容。

这种体例主要是仿照北齐律，但又对北齐律作了必要和合理的修改：

1 是修改了北齐律的部分篇名，将“禁卫律”改为“卫禁律”，“婚户律”改为“户婚律”，“违制律”改为“职制律”，“厩牧律”改为“厩库律”，突出了法律调整和保护的对象；

2 是删降“毁损律”，把“捕断律”分为“捕亡”和“断狱”二篇，并置于律典的最后部分，使程序法与实体法有所区别；

3 是按照封建统治的需要，对涉及实体法部分的篇目重新排序。

中原地区古代刑法典的篇目体例，经过从简到繁、从繁到简的发展过程，《开皇律》的十二篇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完成，显示了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进步和成熟。这种十二篇的体例，后来被唐律所沿用。

确立封建制五刑

隋朝的刑罚制度在整个中国刑罚制度发展史上可谓简明宽平，具体表现在：

1 与《新律》相比，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罪一千余条。比《北齐律》的条数又减少近一半；

2 死刑种类只留斩、绞两种，废除了至北齐后期仍然存在的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死刑种类； 3 进一步废除了前代的醢刑如宫刑(破坏生殖器)、鞭刑等，改以笞、杖、徒、流、死五刑为基本的刑罚手段；

4 在继承北朝刑罚体系的基础上，对流刑的距离、徒刑的年限及附加刑的数额均作了减轻的规定。

隋朝在《开皇律》中首次正式确立了轻重有序、规范而完备的封建制五刑体系即笞、杖、徒、流、死，其中：

死刑分斩、绞两种；

流刑自一千里至二千里分为三等，每等以五百里为差；

徒刑自一年至三年分为五等，每等以半年为差；

杖刑自六至一百分为五等，笞刑自十至五十分五等，每等均以十为差，民有枉屈得依次上诉至朝廷。

可见《开皇律》对百姓的压迫，比前代有所减轻。这种刑罚体系与残酷的奴隶制五刑相比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顺应了中原地区古代刑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趋势。

封建制五刑自此时确立后直至明清，一直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成为其法典中的一项基本制度。

《开皇律》改《北齐律》“重罪十条”为“十恶之条”，使之成为镇压被剥削者的法律依据。

“十恶”是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种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它直接危害封建皇权、违犯封建礼教，被视为是封建法律首要打击的对象，因此被单独列出，置于《名例律》“五刑”条之后；并规定“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十恶”犯罪不得被赦免等等。由于十恶大罪直接危害到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封建伦常观念，所以，凡犯十恶和“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十恶”中的谋反、大逆、不道、不敬等罪名在秦汉时早已有之，但其构成要件、量刑标准却不统一。南北朝时期，法律逐渐明确这些罪名的构成，并以最严厉的刑罚对其进行处罚。北齐律首次将其概称为“重罪十条”。

《开皇律》采北齐之制，将其中的“反逆、大逆、叛、降"改为"谋反、谋大逆、谋叛”，强调将此类犯罪扼杀于谋划阶段；又增加了“不睦”一罪，使十种罪名定型化，并正式以“十恶”概称。

自从《开皇律》创设“十恶”制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均予以承袭，将其作为封建法典中的一项重要的核心内容，是有效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力武器。

“十恶”制度从隋初确立到清末修订《大清新刑律》时正式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余年之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贵族官僚特权

《开皇律》通过“议、减、赎、当”制度，为有罪的贵族、官僚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特权。

“议”是指“八议”，即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犯罪，必须按特别审判程序认定，并依法减免处罚。

“减”是对“八议”人员和七品以上官员犯罪，比照常人减一等处罚。

“赎”是指九品以上官员犯罪，允许以铜赎罪，每等刑罚有固定的赎铜数额。

“当”是“官当”，官员犯罪至徒刑、流刑者，可以"以官当徒"或"以官当流"，就是以官品折抵徒、流刑罚。

按规定，“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当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当流者，各加一等”。

《开皇律》的“议、减、赎、当”制度，是融汇了魏、晋的“八议”、南北朝的“官当”“听赎”制度，再加上自己所创设的“例减”之制而成的。

这些规定赋予贵族、官员更广泛的法律特权，使之得以系统而稳定的司法保障；同时也使贵族、官员享有的法律特权固定化、法律化。

杨坚下令制订的《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

隋初制定的《开皇律》代表了隋朝立法的最高成就，它承袭了前朝法制长期发展的经验，经过删繁就简、补充完善，使封建法典的编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为我国封建法律的定型作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

《开皇律》上承汉律的源流，下开唐律的先河，其中所规定的各项基本制度均被唐律直接继承，成为唐律的直接蓝本，后来又为宋、明、清各朝所沿用，因此，隋朝的《开皇律》在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制定《开皇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贵族官僚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凡是在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等“八议”之科者和七品以上官吏，犯罪皆减一等；九品以上，听以铜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