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惠民先生，原名于树森，惠民为其表字。住泗水县第六区（现星村镇）小于家庄，小地主家庭。生于1902年，1992年卒于济南市。

人物经历

于惠民毕业于山东省济南第二中学，后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肄业。北伐时，于在济南任中学教员，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曾加入过汪精卫的“改组派”，并因此在中国国民党派系斗争中被捕入狱，倍受酷刑。出狱以后，仍任教职于济南。抗战前，于在竞选国大代表活动中败北。

抗战爆发后，由于韩复榘畏敌先逃，日寇侵占山东省会济南，省政府及机关、学校、团体尽流亡下乡。

于惠民回泗水县故乡后，依靠自己的声望和与地方社会人事的交往，率先扯起抗日游击队义旗，标榜抗日救国。在1938年时，泗水县共有七、八支游击队，皆自封“司令”。而以于声望较好，人员也较多。以后于受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收罗，委为山东保安第十一旅，受第七行政督察专员秦启荣指挥。

于当时名义上虽称作“山东省保安第十一旅”，但省里没发过一枪一弹，没发过一文一费，一粒军粮，供应全由地方自筹。抗日军兴，人民群众对游击队十分拥护，白面、馒头、白菜、酒油不断地由乡村送往游击队。时间一长，游击队游而不击，鬼子兵没到，便望风而逃，群众对游击队便冷淡了，军需人员到各村催借给养，也日感困难，质量也日差。在1938年，八路军进军敌后，山东支队的赵杰、洪裕良，常派人到于部联系，商谈共同抗日、协同作战的问题，所以于与八路军的关系很好。但是于惠民的上级，专员秦启荣却是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分子，秦的部属刘亦珂八路军制造磨擦，发生过多次流血事件。为了反击，八路军在新泰市放城一举歼灭了秦启荣的万金山保安旅吴大可一个营，营长吴建业被击毙，连长李士勋逃走。（李士勋是华村街的杀人魔王，在日军投降后解放战争时期，李士勋组织还乡团，在石莱一带杀人无数。）

在1938年和1939年，秦启荣屡次令于惠民袭击八路军，制造磨擦，于都推故未予执行。秦非常生气，要把于部调离泗水，加以解决、收编。再加日寇不断扫荡，赶的于惠民东奔西逃。日伪地方政权也逐步建立，向地方乡村筹集供应也十分困难，使于惠民走投无路。

1940年，于惠民投靠汉奸汪精卫，于到南京面见了汪精卫，被封为汪伪“军委会少将参议”。得到日汪许可，将在山东泗水方面的于惠民的保安十一旅，由兖州区车运南京栖霞山，编为汪伪“警卫旅第三团”，少将团长于惠民，中校团副李森林，一营长韦辑五，二营长姬东，三营长孟繁汛，每营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总兵力一千二百余人，各连人员都不足编。1941年，伪警卫旅扩编为师，于惠民满心想当师长，又请准了汪伪军委会，得到山东省日军同意，于惠民又回到山东招兵买马，拉拢了泗水县的李延寿、孔润阡等游击部队将近二千，仍由州车运南京栖霞山，但是汪伪军委会却任命了广东人李讴一为警卫师中将师长，师以下仍编为三个团，于惠民被任命为第三团少将团长，使于大失所望。李延寿与孔润阡，原也指望当上团长，于既未捞上师长，李和孔的团长也成了梦想。

整编后的伪警卫师第三团，仍为少将团长于惠民，中校团副换了广东佬黄皓。少校团副为吉林市人刘××，第一营营长韦辑五，第二营营长孔润阡，第三营营长李延寿。原来的姬东和孟繁汛二个营降编为四连和七连，两个人分任连长，都辞官不干，请长假回了泗水县老家，又干他们的游击队老行当去了。

整编后的伪三团，每营仍为三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每连兵员都达到一百四十余人，伪三团总兵员达二千一百余人，编余人员，汰老去弱，拨给兵员不足的伪二团。

于惠民不是军校出身，不懂军事，带兵外行。他虽然以游击队起家，部下虽也有些散兵游勇充任连排长，但都质差，整编经过正规训练，这些下级官便不够资格了。并且参加游击队的，有许多赌徒，兵痞，街滑二流子，旧习未改，在伪三团里不断发生聚众赌博，酗酒闹事的情况，于惠民不闻不问，随其自然，在部队驻地栖霞街上，服装不整的勤杂兵，病号，到处垃垃塌塌，军容军纪废弛。一次，伪军委会到栖霞山伪三团检阅，几个少将参谋到栖霞街闲逛看到了这种情况，向伪军委会写了报告，要求必须对伪三团“严加整饬”。

当时一个伪军二等兵，每月饷项20元，副食费5元。士兵每高一级加2元响项，副食费同样。士兵生活，伪经理总监部按每人月发军米45斤，每斤按四分钱扣款，柴薪、油、盐、菜由各连司务长，伙食班长自行采购。5元的副食费，由于当时物价低，生活也还较好。到了1942年，物价上涨，副食费还是每兵每月5元，买了油盐，就无钱买菜。当连排长的，见南京栖霞山上，满山满峪长满杂林茅根、松树成林，郁郁葱葱，便令士兵上山割草砍林，以充小柴薪。殊不知，这山柴林森木，都归属栖霞山栖霞寺所有，看山和尚把伪三团士兵乱砍、乱割山柴草林的情况，报告了当家的大本方丈。这大本和尚是有些来历的，栖霞寺为南京名胜之区，汪伪政府的褚民谊，陈壁君，陈公博，都常到栖霞寺游览，和大本方丈都熟识，因此，大本方丈跑到南京，向陈壁君、褚民谊等告了状，说伪三团破坏山林草木，士兵在千佛洞到处大小便，损坏了栖霞寺景观。又加上士兵伙食费不够用，连长、司务长偷偷商量，派士兵夜间用大围网偷拉老百姓的鱼塘，栖霞山的老百姓联名告到南京汪伪军委会，伪军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揆一上将，陆军部长鲍文樾上将都先后到栖霞山伪三团点阅部队，视察军风纪。伪参谋总长杨一集合全团官兵训话说：“你们三团，都是游击队收编过来的。在游击战争时都是英雄——不懂军纪风纪的草莽英雄！我们是国民政府警卫师，应是军容、军威、军纪与风纪的楷模！你们现在这个样叫部队吗？吊儿郎当，军风纪不整，一些营连长立正姿势都做不好，当排长的班排教练都不会指挥，这算什么军官？我们是正规部队，是囯府警卫部队，你们要心自问：自己当营长，当连长，当排长够不够资格？！”

杨揆一讲话过后，1942年冬天，把伪三团由栖霞山调驻南京东郊孝陵卫首都体育场驻扎，并随即整编团本部：少将团长仍为于惠民，中校团副黄皓，少校团副刘××，政工官上校主任王玉江，继续留任。少校军需主任王少陵，上尉军需杨志玖、刘星耀、朱允执，中尉军需孙××遣散回籍。中尉军需卢彦青调军教导团受训。其余军医、军械、副官、书记等室被遣散百分之九十，只少部留任或调军官团受训。至于各营连：三个营长韦辑五、孔润阡、李延寿、全部资遣不用，十二个连，只留用了一个，三十多个排长留用者不足一半，下一半不是资遣，便是调军官团受训。

整编完毕，资遣的官儿都鸟飞兽走，各奔前程，也有少数流落南京。少校军法官苏化民设法上了伪军部，军需杨志玖到了警卫师军需处当了上尉会计员，刘星耀军需则在太平路开了服装店。整编后不到两月，于惠民的第三团团长职务也被撤除，仍调任伪军委会少将参议。这是于惠民由投靠汪精卫，把保安十一旅等游杂部队送往南京，编为伪警卫师三团的最终结局！

对于于惠民先生的早期历史，我因年幼，了解不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曾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办的省立第五联合中学初中上学。学校先在新泰市石莱镇，后因鬼子兵进攻，迁至莱芜县六区响水湾。战时学校军事训练和政治课，抗日歌曲学习较多，文史、物理化学课则较少。在第五联合中学上学不足半年，鬼子兵的扫荡、偷袭却经常不断，在响水湾被日军追赶，与学校失去联系后我逃回泗水黄沟。朦胧的爱国热情，和不安心于农业，我参加了于惠民先生的保十一旅，在司令部传令班当一名小传令兵。传令班长是南庄赵长松，我们以后共同到了南京，共同编在汪伪警卫师三团当兵。我先在军需室当上士文书，四二年又被破格提升为中尉军需，直到被整编，遣散。对于于先生这阶段的历史略知一些。因于先生被撤除团长后，原有军需、会计多被资遣，我还向军官教导团请了一月假，帮助于惠民先生在南京市古楼纯德里一号于公馆里办了伪三团经费报销手续。于先生雍容大度，待部下宽和，但是于太太王宝珍，颐指气使的官太太架子，令人反感。1942年冬，我在伪陆军编练部临界署军官教导团受训时，于星期日外出时去于惠民公馆看望，于先生不在，王宝珍说“于先生去济南市办事了”。翌年（1943年），反复多变的吴化文，走“曲线救国”之路，投降了汪伪政权，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惠民与吴化文有过八拜之交，就辞去汪伪军委会少将参议，到吴化文部就任政工处处长，王宝珍也辞退南京古楼住房，全家迁往济南。

原来，于惠民投靠汪伪以后还担任了汪记国民党山东省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工作，但华北的山东省长汉奸王揖唐与以后的唐仰杜，勾结日寇，拒绝汪记国民党在山东的活动，使于惠民开展不了党务活动，只在济南商阜安排了个办事处，由王鹄亭负责，挂上招牌吃闲饭。汪记中央党部每月拨给于一万元伪“储备券”活动党费，折合华北伪“准备券”约四千元，实际每月开支不到二千元，下余全作了于的交际费。（汪记山东省党部经费的预决算及报销，都是我经手编造的，情况较为了解）。

我在汪伪军官教导团毕业后，留团本部升任文书组上尉书记官。团长为湖北水人卢崇文，黄浦军校四期和日本炮兵学校毕业。1943年底，黄自强担任汪伪政治部部长，卢崇文也调到政治部，任中将首席参事，也把我调任政治部报道室少校股员。1944年又调到伪政治部政治保卫局二局新河组任少校副组长。从此和于惠民先生失去联系。

1949年，在四川成都什邡地区，我随国民党川鄂边区绥署及所属第十六兵团起义。1950年1月调我到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学习，1951年分发绵阳军分区担任文化教员工作。因历史问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于1952年冬被西南军区遣送回山东泗水原籍，交群众管制。

我回泗水黄沟老家，在接受劳动改造期间，也听说于惠民先生随吴化文在济南战役起义，投入党和人民的怀抱，过长江，打上海市，解放杭州市、福建省，为人民立了新功。全国解放后，于先生转业回泗水县，担任县二中教员及校长，后又光荣选为泗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我因为受管制，进行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不敢与旧的关系接触，所以从未敢去拜访于先生。

1980年，为了落实政策，我经常走访县委统战部，全靠两条腿往返奔走。在四月份，因一次天晚不能回黄沟，统战部安排在城关四街车马店住宿，发现于先生也住在车马店，他还认得我。谈话间得知他已退休，无住处，便被安置在车马店东首一间小屋暂住。于先生老态龙钟，但还能处理生活，他亲自煮了一碗面条招待我，还很有些老上级感情。他说：“和王宝珍闹决裂了，王和孩子们住在济南市。就是拒绝我去……。”于先生的原配是南顶的张夫人，早已病逝。生有一女，八○年安排供销社泗水车站饭店当服务员，还经常去照顾于先生，他本人有退休工资，生活过得去。

1993年2月，我在县参加政协四届二次会议，休息时间到表弟王位东（退休教员）家串门，表弟告诉我：“于惠民去年（92年）在济南病故了，王宝珍早先拒绝于惠民，要和他断绝关系，经统战部门的同志多次劝说，才答应让于到济南去的……”

于惠民先生死了，可以盖棺论定了：

于惠民先生自教学工作，以后步入中国国民党派系活动，满心想飞黄腾达，但在国民党派系倾轧的激烈旋涡中，个人却翻了船，被捕入狱，在酷刑下几至丧命！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山东支队的负责同志，常派人和于惠民联系，于当时对八路军采取不反对不打，也不合作的应付态度。其间反共分子秦启荣一再严令于部攻击八路军，截留八路军山东支队的供应，于惠民都未采取行动。于惠民也有自知之明，以缺弹少枪、乌合之众的游击队，那敢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对抗？在反共与不反共的夹缝里，于惠民没少挨挤。但于惠民终是中国国民党员，对国民党有较高幻想，对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没有认识，这是他不能在抗日初期投入八路军的基础。这一基础，使于惠民在走投无路时投靠了汉奸汪精卫，并将一支抗日游击队拉往南京，编为汪伪警卫师三团，使整个一团人都背上了汉奸历史。这也是于的最大罪过。在一九三九年，于惠民以军费困难经沈鸿烈批准印发过四万元“泗河县流通券”，在泗水、新泰市一带流通使用，后来一文不值，也给人民造成一定损失。幸而于以后又投奔了吴化文。反复无常，曲线报国的吴化文幸而在济南战役起义，随又整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全国解放后，于惠民卸去军官资格，转业还乡，参加文教建设工作，自己也安然度过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