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三屠是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入关后清军对江南人民进行镇压过程中，发生于嘉定的三次屠杀事件的总称。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清政府基本控制了中原地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因清政府推行的剃发令与汉人传统观念的冲突，江南地区文人、百姓骚乱不断。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起，嘉定地区以吴志葵、黄淳耀、侯峒曾等人为领袖，与清降将李成栋率领的清军展开了多次斗争。第一次屠城为清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初四，李成栋对嘉定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杀掠，并在攻破嘉定后下令屠城；第二次屠城为清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二十六日，李成栋率兵镇压嘉定城郊外冈、葛隆等镇后进行了屠杀；第三次屠城一说为七月二十七日朱瑛起义失败后，李成栋在浦嶂的劝说下再次屠嘉定城；也有说法称是清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十六日吴定藩带领嘉定人民再次起义被击溃后，李成栋再次下令屠城。嘉定三屠对嘉定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三次屠杀约有十万人丧生，当地多个文人世家被灭门，清政府的剃发令也因此得以推行。

嘉定三屠是清代清军镇压江南人民的典型事件，是清政府前期对汉人的民族压迫的体现。清末革命宣传家邹容将这一事件称为“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并称为清政府入关后的两大暴行。嘉定三屠中涌现了黄淳耀、侯峒曾等抗清义士，后世建有侯黄桥、“嘉定三屠”英烈墓、明忠节侯黄二先生纪念碑等对其表示纪念。

嘉定三屠是清政府入关初期，清军对江南人民进行镇压，在嘉定进行了三次屠杀。清末革命宣传家邹容在《革命军》书中，将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在嘉定区的三次屠杀事件称为“嘉定三屠”。因其为清军入关之初实行屠城、圈地政策的代表，与“扬州十日”并称为清政府入关后的两大暴行。关于嘉定三屠有说法称，第一次屠杀为清顺治二年（1645年）阴历七月初四，第二次为七月二十六日对嘉定城外的葛隆、外冈镇的屠杀，第三次为七月二十七日朱瑛起义失败嘉定再次被攻破后的屠城。也有说法将七月二十七日的屠城与七月二十六日的屠城合并称为第二次，第三次屠城则是在八月十六日吴之藩反清失败后。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进入北京，在中原地区建立起新的王朝。而南逃的明朝士大夫、太监、军阀等，在南京拥立南明宗室建立了南明王朝。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初九，清兵破南京，南明弘光皇帝弘光帝再次南逃。至此清政府已基本控制了中原地区，江南大部分地区臣服于清政府。

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三十日，嘉定县令钱默弃官出逃。清政府先派遣安抚官员周荃至嘉定招抚，嘉定百姓张灯结彩欢迎清军，在门上书写“清代顺民”以示归顺。

对于让汉人从清政府制度剃头，清政府最初的态度相对谨慎，清豫亲王爱新觉罗·多铎进入南京后曾发布公告：“剃头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随清政府逐渐控制中原地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部分归顺清政府的汉人官员自发剃发以表忠心。清政府认为推行其制度的时机成熟，于六月再次下剃发令，命令江南人民在十天内一律剃头，并提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硬口号。但对于当时的汉人来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失”的传统伦理观念根深蒂固。清政府的剃发令被其视为违背传统的侮辱行为，遭到了江南地区传统知识分子的抵制，下层民众也对此感到愤怒，江南各地因剃发令不断发生骚乱，其中以嘉定地区人民反抗最为激烈。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二十四日，数百人头裹白布，在明吴淞总兵吴志葵的率领下，白日埋伏于嘉定城东门外的时家坟，夜间持火把逼近县城。并扬言要捉拿清嘉定县令张维熙，张维熙甫一上任便逃走了。六月二十七日，吴志葵率士兵、民众再次临近嘉定区县城，迎接复明之师。

闰六月初七至初八，李成栋率领起兵经过新泾桥、嘉定县城东冠，大肆奸掠；初九李成栋率兵往吴淞，仅六偏将梁德胜等三百余名清兵守护船只。

闰六月十二日，剃发令推行紧迫，加剧了嘉定百姓的恐惧，部分百姓在街头高呼：“安得官军来，为我保此发肤，苟有倡义者，即揭竿相向矣。”吴志葵派人至嘉定宣传，将率领大军进驻嘉定以解决当地百姓之困，并令嘉定附近的百姓当晚用白布裹头，以杂插柏枝、竹叶、红、鹅毛为号，共同剿灭清军，事成后有赏。于是，嘉定区百姓烧毁了清军兵船，斩杀清兵84名，负责把守来空法师地区的明降将李成栋部下仓皇逃走。

随着反抗斗争的展开，嘉定百姓推举了进士黄淳耀、前左通政侯峒曾作为反抗领。在黄、侯二人的主持下，布置了在嘉定划地而守的守城方案；嘉定百姓群情激奋，挎刀相从，用木石垒在街道上阻断道路，以此阻止清军阻止清军前进；制定了“挨门出丁法”，按上中下三等出丁，保证了守城兵丁之用。至此，嘉定城中秩序井然。

清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初一，嘉定区地区集合了乡兵约十余万，于砖桥东一带与李成栋率领的清兵交战。但由于乡兵没有实际作战经验，不懂排兵布阵且缺乏配合，故很快被李成栋率领的训练有素的清兵击败。当时正是南方暑季，河水暴涨，败退的乡兵无路可逃，便丢掉武器下水逃跑，造成了尸横遍野的惨状。李成栋指挥清兵在在周边乡镇肆意屠杀，据统计共屠杀了1073人；并抢劫了乡镇中的金银布帛、妇女；还将美貌的妇女囚禁于民宅中，供其部下奸淫取乐。

乡兵被清兵击败的消息传至嘉定城中，引起了百姓的不安，但嘉定百姓还是在城楼上挂起了“嘉定剿灭义师”的旗帜，决心抵抗清军，百姓自发将城外各桥梁毁坏，东、北门用巨石垒断，西、南门以圆木和乱石横塞，以阻拦清军的进犯。随后李成栋汇合部队，以火炮对嘉定进行攻击，集中炮火攻击东、西二门，城墙被炮火毁坏后民众便立刻用装满木料、土石的布袋填堵。在三日的攻城战后，李成栋命清兵点燃火药，炸毁城墙，于七月初四攻破嘉定。嘉定的反抗领袖侯峒曾投水自杀未遂，被清兵抓住后杀害；黄淳耀与其弟于一座僧舍中上吊自杀，并在壁上题字：“弘光元年（1645年）七月四日，遗臣黄淳耀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寇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尚知予心。”

李成栋即清兵进入嘉定后，便下令屠城。清兵在嘉定城内大街小巷肆意杀戮，每家每户甚至是乱草丛都要用枪搅刺一番确定无人。清兵每遇一人便要求其献宝，百姓只得献其所有，若再遇清兵便又要献宝，散尽家财后惨遭杀害。据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记载，清兵杀人时先砍一刀，还能听见呼叫求饶的声音，第二刀时声音逐渐微弱，后来清兵继续乱砍，就只能听见刀声了；嘉定区城内到处是求饶的声音，嘈杂如市。城中死者无数，有的悬梁、投井而死，还有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而手足犹动者，到处都是一片狼藉。清兵还在城中搜寻妇女，贫穷人家的妇女一见就杀，大家闺秀和美貌的妇女则直接掳走，在街坊直接奸淫，如果有不从者，就用长钉将其手钉在板子上，逼迫奸淫。《满清入关暴政》 记载嘉定屠城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白骨浮于水面，岔起数分。”七月初六，李成栋在屠杀后，聚集了三百余艘民船以装载在嘉定掳掠的金银布帛、牲口、妇孺，运往娄东。

清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初十，在屠杀中逃脱的部分嘉定百姓陆续返回嘉定城，目睹城内惨状无不放声大哭。李成栋部下徐元吉在嘉定城破后，要求每个人上缴绸衣、铜锡器等各五件，累积了巨大的财富。徐元吉还以剃发为由，每日外出截住行人，割开其腹部，其心肝，数量以百计算，哪怕遇到亲戚朋友也一律残杀。徐元吉、朱香、曹寿、赵五、哈百章等分部四处杀掠，嘉定数十里内，寸草不生；嘉定区城内尸体堆积成山，只有三四个僧人在被烧毁的地方拆取木材，将尸体聚在一起焚烧处理，民间几乎没有生迹。

七月二十三日，反清义士朱瑛自称为将军，督促百姓守城，在其带领下嘉定地区的百姓、乡兵再次集结，并控制了嘉定。嘉定周边的葛隆镇外冈马六、杨家行等镇乡兵聚集，遇到剃发的人就胡乱砍杀，反抗清军之风盛行。

有一名叫郭元的嘉定太仓民众，每日登上城楼咒骂清军屠城的行为；浦嶂告知李成栋后，李成栋于七月二十四日遣派万国昌等部将率兵至葛隆镇，与刘敖、王宪等聚集的乡兵激战，以清兵大败告终。乡兵以为此次此后清兵不会再来，便懈怠解散了。

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李成栋再次率兵镇压嘉定城郊外冈、葛隆等镇。乡兵来不及聚集，百姓也尚未起，清兵便在镇内肆意屠杀，流的血甚至能没过脚。

第三次屠城的时间存在争议，有七月二十七日、八月十六日两种说法。

清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二十七日，李成栋派浦六、浦嶂再次进攻嘉定区，朱瑛率领乡兵奋勇抵抗，最终不敌清兵，嘉定再次破城。浦嶂成为嘉定的伪知县，他认为随谈嘉定城虽有幸存者，但如果不剿灭后期必定会生变，便劝说李成栋再次屠城。于是清兵至各乡镇巡逻，凡是不剃头、不留辫子者都被其抓捕杀害；还有些清兵借巡防名义，趁机奸杀抢掠。

也有说法称第三次屠城为清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十六日。原南明总兵绿营把总吴定藩率领余部和嘉定人民再次起义反抗，吴定藩率兵反攻嘉定，清兵猝不及防，嘉定城内的百姓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清兵纷纷大溃出逃。但由于吴军为乌合之众，李成栋迅速组织清兵反扑，吴军很快仅溃不成军。此后李成栋再次下令屠城。

自清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初至八月，近两个月间嘉定区人民多次发起起义反抗清兵。据统计，约有十万余人参与嘉定抗清斗争；第一次屠城约有三万百姓丧生，第二次屠杀因放火焚尸等原因死亡人数无法统计，第三次约有两万余至嘉定避难的民众遇难。三次屠城给嘉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没有幸存者。乡绅侯峒曾、黄淳耀、龚用图、李廉、张锡眉、王云程、黄渊耀等七十八人在嘉定三屠内丧生，嘉定当地诸多文人世家被灭门。嘉定三屠后，清政府通过血腥的方式镇压了嘉定地区的反抗，并宣布在嘉定地区“剃发令已行”。

嘉定三屠是清代清军镇压江南人民的典型事件，体现了当时民众反对民族压迫、抗击强暴的不屈精神。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并列为清政府入关后的两大暴行，是清军入关之初实行屠城、圈地政策的代表，展现了清政府前期对汉人的民族压迫与歧视，这给双方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黄淳耀(1605年~1645年)，初名金耀，字蕴生、松崖，号陶庵、水镜居士，明代文学家。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生于嘉定，17岁补博士弟子员，明崇祯二年(1629年)入复社。明崇祯六年(1633年)侯峒曾聘黄淳耀教授其子。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参与讨伐阮大铖，后在常熟市参加临社。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家乡嘉兴市成立直言社，中乡举；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中进士，但未授官而归，居家研习经籍。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清兵攻至江南，嘉定举义兵反抗，推举侯峒曾与黄淳耀为领袖。嘉兴城破后黄淳耀与其弟黄渊耀在城西僧舍自缢。门人私谥贞文，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赐谥忠烈。著有《知过录》《自监录》《吾师录》《陶庵集》等。

侯峒曾(1591年~1645年)，字豫瞻，号广成，中国明末诗人、抗清志士。生于南直隶苏州府嘉定，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举人，明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除南兵部武选司主事，丧父而未就任。明崇祯七年(1634年)，兵部尚书张凤翼举荐其补任方郎中，侯峒曾辞而不就；改任南吏部文选司主事，历任稽勋司郎中、江西右参议、浙江右参政等职；福王时辞官归乡。清兵南下后，侯峒曾散尽家财，组织数千名义兵在嘉定城抵御清兵。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七月初四嘉定城被攻陷后侯峒曾带着两个儿子投水自尽未遂，被清兵抓住杀害，终年五十五岁。著有《仍贻堂全集》等。

李成栋，陕西人。盗贼出身，原为李自成部将高杰下属，因高杰与李自成的妻子有染，便带领李成栋等人归降于大明。清顺治元年（1644年），李成栋任宗斌镇守徐州市，倒戈投降于清政府，主导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暴行。

亲历嘉定三屠的朱子素在《嘉定乙酉纪事》中评价：“以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

嘉定区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区委副主委孙武：“嘉定的反抗运动是当时全国最惨烈的，‘二黄先生’宁死不屈、舍生取义的精神是嘉定精神中最为可贵的，后来人理应缅怀和铭记。”

“嘉定三屠”英烈墓即嘉定三屠事件中率领城中百姓宁死不投降的“二黄先生”的墓地，“二黄先生”指黄淳耀、黄渊耀兄弟。英烈墓位于嘉松北路沿途的顾垒村，是嘉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侯黄桥位于嘉定西门外，以侯峒曾、黄淳耀二位抗清英烈命名。侯黄桥随1934年开工的锡沪公路（沪宜公路前身）而建，最初为木结构，后重新进行混凝施工。

明忠节侯黄二先生纪念碑，位于嘉定镇上海汇龙潭公园内。建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960年1月公布为嘉定区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公布为嘉定区文物保护单位。纪念碑西向，为混凝土结构，整体呈方锥形，高约6.70米，底座平台周围设置有铁柱索链。纪念碑阳楷书“明忠节侯黄二先生纪念碑”；阴嵌“侯黄两先生碑记”；落款为“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  嘉定全县教育人员暨学生集资建立  邑人黄世撰  金坛吴契宁书  嘉定古吴孙仲渊刻石”。明忠节侯黄二先生纪念碑对嘉定后人缅怀先烈、开展爱国爱家乡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陶庵留碧碑位于上海大学校园内，是明末清初抗清志士黄淳耀兄弟的殉节处。清顺治二年（1645年），黄氏兄弟与侯峒曾率领嘉定人民举义抗清；嘉定城被攻破后，兄弟二人悬梁自缢殉节于西林庵，据说其口喷鲜血于壁上经久不褪。清乾隆，詹事府詹事张鹏翀西林庵题“留碧”二字。1962年，嘉定县人民委员会于西林庵故址立碑；文革期间由嘉定县博物馆移至孔子庙，避免了“破四旧”时被损毁；1979年于旧址复立。纪念碑为汉白玉质，通高1.70米，宽0.97米，厚0.13米；碑阳刻吴玉章题“陶庵留碧”四字，碑阴刻吴玉章的七绝诗作《重题陶庵留碧有感》：“长虹碧血气冲天，爱国英雄继万千。且喜纪元新世界，翻天覆地换人间。”1964年被公布为嘉定县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公布为嘉定区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