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杰（？—公元1645年），字英吾，绰号翻山鹞，米脂县（今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人，明末将领。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高杰跟随米脂同乡李自成参加农民军起义，之后在其麾下任职。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因受到李自成猜忌被调往后方守营，期间与李自成妻邢氏私通，并于次年带领邢氏投降明军，之后跟随贺人龙在玛瑙山（位于今富顺县境内）大胜张献忠的起义军。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贺人龙获罪被杀，高杰接替他成为游击将军，次年升职副总兵与李自成军对战。在河南省兵败后退守潼关县（今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北），潼关失守后，被迫北撤蒲津（今永济市蒲州镇西）。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市（今陕西西安）建立大顺，高杰被升任总兵前往救援山西省，听闻北京被攻破后率军南逃至徐州市（今江苏徐州），与卢九德、黄得功、刘良佐与刘泽清一起拥弘光帝朱由崧称帝，成为弘光朝廷的“定策”元勋，被封为兴平伯，列为江北四军镇之一。期间，他依仗兵力攻打并掳掠扬州市百姓，与黄得功等同室操戈。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驻守徐州期间因抓获潜逃的起义军将领程继孔，被弘光朝廷封为太子太傅。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高杰受到史可法感化决议北上收复中原失地，却在睢州遭遇兵变被杀，被追封为太子太保，其子高元爵承袭爵位继任兴平伯，所部将士归其妻邢氏统辖。

清代史学家张廷玉在《明史》中认为高杰刚悍难驯，恃功不羁，终于要锐意进取之时，却被杀掉，很是遗憾。 当代明史学家顾诚认为，高杰曾是望风而逃的败将，本应受到朝廷的惩罚，以兵力作后盾扶弘光帝登位后，便成了定策功臣，从此骄悍跋扈，进而挟制朝廷。但其最后生出了收复失地之心，却不幸被杀，使南明朝廷刚刚萌生的一点进军北上的意图被扑灭，此后偏安江淮，再没有能力组织北上的军事行动。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高杰跟随米脂县同乡李自成参加农民军起义，之后在其麾下任职。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闰八月，高杰率军将明参将贺人龙围困在陇县。此时贺人龙处境艰难，李自成想趁机将其收服，便让高杰派人劝降贺人龙，却没有成功。

又因使者回来后，先见高杰才去见李自成，且之后两个月陇州仍没有攻克，李自成对高杰心生猜忌，另派遣其他部将攻城，令高杰撤回后方把守军营。撤守后营期间，高杰需要经常交符验合军用物资，逐渐与当时在后营负责物资调动的邢姓（即李自成妻子）交往密切，最后私通往来。

因担心自己与邢氏之私被李自成发觉，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八月，高杰带着邢氏投降明军，被明将洪承畴指派为贺人龙的部下，跟随游击将领孙守法去镇压农民起义军。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明军自阶州、文县（今陇南市文县境内）连续发起追击，致使李自成差点灭亡。次年秋，张献忠、罗汝才又起兵反叛，图谋进入陕西省，被明军遏制后转而进入川东。督师杨嗣昌发布檄文命令陕西总督郑崇俭率贺人龙部会同围剿。因杨嗣昌与左良玉有隙，许诺贺人龙之后会令其取代左良玉做平贼将军。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二月，贺人龙与左良玉在玛瑙山大败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战败后逃到兴（今宜昌市兴山）、归（今湖北宜昌归）边界，贺人龙率高杰等在盐井（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大败张献忠的部队。此后，由于没有得到杨嗣昌许诺的封赏，贺人龙心生不满，不听军令径自带军回到陕西省。在杨嗣昌再次发布会师檄文时也不予回复。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明军在辽东被清军大败，九边精锐尽失，李自成起义军趁机发起连番进攻，明军损失惨重，期间贺人龙多次不听指挥，引发崇祯朱由检不满，令新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的孙传庭将其处决。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高杰接替贺人龙成为游击将军。

在成为游击将军后，高杰曾为先锋追击逃敌，军中将士却因畏惧溃逃。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明廷晋升高杰为副总兵，而高杰的上司、总兵白广恩也同为降将，两人均不好约束。考虑到高杰与李自成之间有深仇大恨，不会与之联合，便令他们跟随孙传庭与李自成开战。

同年九月，高杰跟从孙传庭攻占宝丰县（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收复郏县（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并乘胜追击，却因孤军深入粮草供应困难。且由于起义军降将李际遇暗中和李自成军队互通消息，孙传庭军转而又陷入劣势，遂向各位将领征求对策。高杰主张出战迎敌，遭到了白广恩的反对，孙传庭由此认为白广恩胆怯。白广恩一气之下率部撤离驻地，在其离开后，明军在出战时遭到起义军埋伏，高杰见战况不妙，率领部下撤退。所部在撤退途中狂奔逃命，死了数万人。

先前从驻地离开到达汝州市（今河南省汝州市）的白广恩坐视高杰战败而不加援救，高杰只好随同孙传庭撤退到黄河之北，又从山西省渡过黄河退守潼关县（今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北），白广恩却已先他们一步到达潼关。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一月，李自成率军攻打潼关，白广恩迎战、与起义军竭力厮杀，高杰怨恨其此前不加援助，便不予帮助袖手旁观，最终，潼关被李自城军队攻占，孙传庭被杀，高杰率部北撤至延安（今陕西延安）。在起义军紧追不舍下，高杰只好从宜川县（今陕西延安宜川）渡过结冰的河面向北抵达蒲津（今永济市蒲州镇西），由于追兵到达时河面冰层融化，高杰顺利在蒲津驻兵防守。白广恩在潼关县战败之后逃往固原市（今宁夏固原市），之后献城投降起义军。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一月，李自成于西安市（今陕西西安）称帝，建立大顺。同年，高杰被明廷晋升为总兵官，在总督李化熙率领下驰援山西省，此时蒲州（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境西）与临汾市（今山西省临汾市一带）早已失陷，高杰带军退守泽州（今晋城市泽州），沿途大行掳掠。同年三月，李自成的大顺军攻破明都北京城，崇祯朱由检上吊自尽，山海关区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高杰率军南逃。

高杰率领约三万人的军队南逃至徐州市（今江苏徐州）后，派使者到寿州（今安徽省淮南市）与当时凤阳县总督马士英取得联系，马士英见他兵强马壮，便让他屯驻徐州，听从自己的节制。在南迁朝臣讨论新君人选之时，守备凤阳的太监卢九德联合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与刘泽清发兵护送弘光帝朱由崧到仪征市（今江苏仪征），拥立朱由称帝。而高杰也由此成为南明弘光朝廷的“定策”元勋。之后，他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一起开设江北四大军镇（淮安市、扬州市、庐州、泗州），以负责南明朝廷的防卫与北上复明。其中高杰被封兴平伯，统领扬州（今江苏扬州），令其在扬州城外驻守。

高杰贪恋扬州富饶，想要带军进入扬州城，却遭到扬州百姓反对，高杰便对扬州城发起攻击，扬州知府马鸣录与推官汤来贺率部抵抗，扬州城久攻不下，高杰却依旧不肯罢休，时常伺机掳掠妇女，欺辱百姓。朝廷派遣阁部史可法前往扬州劝解，高杰久惧史可法威名，为防受罚，连夜挖了数百个土坑埋葬尸骸以掩盖罪行。史可法见到高杰后却态度温和，只是好言劝说，并允诺令高杰驻军瓜洲（今江苏省扬州市江区）以补给养。高杰对此很是满意，同意停止攻打扬州市，同时对史可法开始心生轻视，行事愈发骄纵。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九月，朝廷命高杰率领军队移驻徐州市，准备西征讨伐起义军，同时又安排左中允卫文兼任兵科给事中对高杰进行监督。在此之前，徐州的起义军首领程继孔曾被抓获押往北京，途中趁李自成攻陷北京之乱逃脱，重新逃回徐州。同年十二月，程继孔被移驻到徐州的高杰抓获斩首，而高杰因此立功被朝廷封为太子太傅。

与此同时，史可法担心高杰桀骜不好管控，命四军镇之一的靖南伯黄得功驻军仪真（隶属扬州市），暗中牵制高杰的势力，高杰由此对黄得功心怀忌恨。听闻黄得功亲率三百骑兵欲前往高邮市（今江苏省高邮市）迎接好友黄蜚，高杰便想趁机将其除掉，于是，在途中设下埋伏。黄得功猝不及防间遇袭，三百骑兵全部战死，黄得功侥幸得脱，上书朝廷要同高杰决一死战。在史可法的斡旋下，两人最终达成和解，高杰也逐渐被史可法收服，但黄得功却由此与高杰结下仇怨。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年末，在史可法的宣导下，加上其妻邢氏的劝解，高杰决定与史可法一起谋划收复失地之事，并在之后向南明朝廷提出进兵河南省、收复中原的计划。他建议调遣黄得功与刘泽清的两镇兵力奔赴邳州市（今江苏省徐州市邳州）与宿州市（今安徽宿州）两地，作为后盾守住黄河沿线。他则自率领本镇兵力直奔归德（今山东长清区西南归德镇）与开封市（今河南开封）两地，据此图进淮阳区（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洛阳市、荆州市（今湖北省荆州市）、襄阳市（今湖北襄阳）一带。

在向南明朝廷的奏请中，高杰强调自己诚意尽忠、一心复明，但这个计划并未得到黄得功与刘泽清两镇兵力的认可与支持，史可法只好调刘良佐到徐州与高杰互相为援。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高杰按计划抵达归德，令睢县（治襄邑县 ，今河南睢县）总兵许定国前往汇合，许定国不予回应，且当时有传言称许定国已偷偷将儿子送过黄河归降了清军，或已暗中投敌，高杰遂邀请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一同前往睢州，因对许定国心存轻视，随身仅带十数个亲兵。

在许定国闻讯到郊外迎接时，巡抚越其杰对其心有疑惑，劝说高杰不要随他进城，但高杰不听劝阻，认为自己可劝服许定国出兵，坚持跟他进入睢州城。之后，高杰及其部下受到许定国的殷勤款待，愈发放松警惕。正月十一，许定国在睢州城设宴招待高杰，高杰则在酒后为许定国定下了从睢州出兵的时间，并且含蓄提及许定国送儿子北上之事。见许定国依旧没有要离开睢州的意思，酒醉的高杰却一再劝说、督促其出兵。

许定国一怒之下于当晚设下伏兵，点燃火炮大喊制造混乱，越其杰等人见此慌忙逃跑，高杰的亲兵却多因喝醉失去战力，而早已酒醉中的高杰正在军帐中酣睡，结果亲兵全部被杀，高杰也被许定国顺利捉住后杀掉。次日，高杰军中大队人马闻讯赶来，攻下了睢州城，尽杀城中老弱，许定国出逃，北上投降清廷。

高杰死后，曾被他掳掠的扬州百姓欢喜庆贺，黄得功更想要派兵袭击高杰留在扬州的家人及将士，抢占他的势力范围，最终被朝廷制止。南明朝廷则追封他为太子太保，让他的儿子高元爵承袭爵位继任为兴平伯，并令高杰所部将士受邢氏统辖，立其外甥李本深为提督代理军务。邢氏在之后提议让高元爵认史可法为义父，被史可法拒绝，后又令其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

由于当时高杰报效大明、收复失地、为国雪耻的决心很强，当时也有不少人为之感到可惜。学者顾诚认为，睢州兵变中高杰陡然身死，导致此次北上进兵的计划还没开始就宣告结束，使南明朝廷刚刚萌生的一点进军北上的意图被扑灭，此后偏安江淮，再没有能力组织北上的军事行动。最后面对清军的进攻，所谓的四大军镇的将领基本以投降自保。

清代史学家张廷玉在《明史》中认为高杰刚悍难驯，恃功不羁，终于要锐意进取之时，却被杀掉，很是遗憾。 

清代史学家徐认为，高杰“扰攘起家，性淫毒”，扬州人听闻他死去的消息，酒相贺。但其能受史可法感动，改行效忠，锐意进取，也有人为之可惜。进而认为“人之不可概论也”，并认为人人如高杰那般想着收复失地，南明的成败或未可知。

清代学者四明西亭凌雪在《南天痕》中评价高杰，认为他忠贞之心被激发后，收束桀骜的性情，准备进图中原收复失地，却因为酒醉被杀，很是可惜。清代学者倪在田认为，高杰之死，实在太令人意外，他此前提议没有实现也很是可惜。清代学者、史学家郑廉认为高杰之死是咎由自取。 

当代明史专家顾诚认为，高杰曾是望风而逃的败将，本应受到朝廷的惩罚，却以兵力作后盾使弘光帝得以登上皇位便成了定策功臣，从此骄悍跋扈，进而挟制朝廷。 但高杰的意外身死，使南明朝廷刚刚萌生的一点进军北上的意图被扑灭，此后偏安江淮，再没有能力组织北上的军事行动。

据康熙金乡知县沈渊在《金乡县志》上的掌故记载，李自成的大顺军队一路东征之时，明朝诸多武将纷纷投降以求自保，高杰因为夺李自成之妻子邢姓，又背叛了他，不敢投降，只得率军一路逃亡至山东省。见山东百姓对大明朝廷丧失信心，并期盼李自成的大顺军队早日到来，高杰便冒充大顺军队在各州县收取粮饷。

据清代陈贞慧的史料笔记《过江七事》记载，在弘光帝朱由崧上位之后，高杰在内的四大军镇拥兵自重、桀骜不驯，已到了无视上意的程度。因督师史可法在讲话时常常会引用“圣旨”，高杰常不以为然，一次，他不耐烦地顶撞史可法说：“旨、旨，何旨也！你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意思就是说当时并不在皇极殿，不要给他扯什么所谓的“圣旨”。

据清代赵吉士掌故笔记《寄园寄所寄》载，高杰曾经对人说自己与邢氏相好，是因为邢氏有将略可以帮助他，并非贪图她的美色。历史学家顾诚认为，高杰离世后，军中无主，乱成一团，且高杰生前与黄得功等人积怨已深，所以他们都想要乘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邢氏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很镇定，趁着史可法前来主持善后的机会，以儿子幼小不能压众为由，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虽然史可法没有答应，不过史可法在拒绝的同时，也同意让高杰的儿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

由姚雪垠所著的小说《李自成》中，高杰私通李自成妻子邢氏，背叛了李自成，却被加官进爵，后死于睢州兵变。

清代文学家孔尚任创作戏曲《桃花扇》中，高杰飞扬跋扈，和黄得功等人为争权同室操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