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抗倭是指明朝时期戚继光抗击日本海盗骚扰的事件。

明朝时期，由于日本国内形势变化，出现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随着江南军力的孱弱，东南沿海不断地受到倭寇的袭扰，他们其中一部分武士都来自日本，利用当时的明朝海军不行，大肆攻击。戚继光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大练新军抗击倭寇。戚继光带领戚家军从浙江省到福建省一带去抗倭，救出平民数千余人，最终平定倭寇的叛乱。

戚继光抗倭改善了中国南部的国防形势，戚继光抗倭的胜利证明了军制改革的成功，抗倭的胜利也使中国的军事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保卫了国家和人民有利于进一步恢复沿海经济。

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梁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明初开始，倭寇对中国沿海进行侵扰，从辽东、山东省到广东省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到处剽掠，沿海居民深受其害。在明朝时期朱元璋下令海禁，一块木板都不许下海遏制中国人对外交往的海禁。

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中国倭寇盛行，连年的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日本室町幕府已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全国政局，诸侯各自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将掠夺中国大陆视为利益。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资本者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沿海的奸商勾引倭寂上岸抢劫分赃。

日本分裂经济萧条，由此日本商人来中国东南海一带掠夺财富，中国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部分商人和海盗勾结，使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倭患不断，严重威胁明朝经济发展和统治，于是明朝政府下令让戚继光去抗倭。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桃渚镇、圻头等地，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先后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浙东地区的倭寇被全部扫除。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省，自广东省南澳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区等地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延及莆田市等地。倭寇在距宁德市5公里的横屿，官军与倭寇相持一年多。新来的倭寇又在兴化筑营固守，使福建频频告急。戚继光又率军进入福建剿寇。倭寇逃向兴化市，戚继光乘胜追击 ，斩首无数。戚继光回师福清，又歼灭登陆的倭寇200人。戚继光返回浙江省后，倭寇又大肆劫掠福建沿海。

嘉靖四十一年底（1562年）攻陷兴化府城，福建再次面临倭患的威胁。明朝调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先期援闽的广东省总兵刘显与戚继光一起抗击闽南地区倭寇。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4月，戚家军再次进入福建省。21日，戚家军以火器打乱倭贼前锋骑兵，然后发动猛攻，俞、刘二部从两翼投入战斗。倭寇三面受敌 。三路明军乘胜追击，并借风火攻，荡平了倭巢。此战只用了四五个小时，歼倭2000多人，解救被掳男女3000多人，明军收复兴化城。平海卫之战后，戚继光又率部消灭了原侵扰政和、寿宁县的倭寇。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又相继大败倭寇于仙游县城下、同安王仓坪和漳浦蔡不岭，斩获很多。随后戚继光又在福宁大败倭寇，并与俞大猷在最后扫清福建省境内倭寇残余。余倭逃往广东省。至此，福建倭患基本平定。

东南沿海的倭寇被平定，戚家军救出被掳男女几千多人。

戚继光战绩

台州市花街之战 ，斩首308人，生擒2名倭首，其余淹死和未割首的数目不详，牺牲陈文清等3人。

白水洋战斗，全歼2000多名倭寇，斩首344人，生擒5名倭首，己方牺牲陈四等3人。

长沙之战 ，消灭倭寇3000名。

横屿岛渡海之战， 消灭倭寇1000多名，斩首348颗，俘虏29名，牺牲陈文彪等13人。

奇袭牛田倭寇，击溃数上万倭寇（包括假倭和真倭），斩首688人，我方无一人牺牲。

林墩之战，烧死和淹死倭寇3000名左右，斩首960人，俘虏26人。

福清葛塘之战，消灭300多名倭寂，斩首150多人，牺牲20人。

平海卫战斗，斩首2622人。

有一种说法认为明朝推行海禁是因为当时的商品经济水平低下，远不及宋朝，但实际上汉唐在商品经济不及宋朝的情况下未曾实施海禁政策。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朱元璋担心给明朝统治造成威胁，因此在明朝初年确立海禁政策。另外，明朝建国后蒙元残余势力仍然存在，朱元璋把主要力量用于北部边防，而在南方采取守势。

有一种观点认为倭寇的平定和海禁政策有关。倭患问题自元代以来就存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宰相胡惟庸案发，朱元璋认为胡惟庸企图借助日本的力量篡夺皇位，便与日本断绝关系，使朱元璋坚定了实施海禁政策的决心。他的政策海禁政策的实施使得海商组成了海商集团来与政府公然对抗，后来又和日本的倭寇相勾结，在沿海地区烧杀抢掠，给那里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尽管倭患是海禁政策造成，由政府动用军队镇压看起来并非明智，但在倭患已经非常严重，在威胁社会生产的情况下，派戚继光用武力进行清剿是一个必然之举，带有正义的性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戚继光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才基本扫除倭寇，部分放开海禁的朱载坖是嘉靖四十六年（1567年）即位的。说明戚继光通过军事打击并不能完全消灭海商集团，平定倭患的根本措施是开放海禁。

恢复了沿海经济发展，为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安定环境。保卫了家园，避免了沿海地区的百姓流离失所以及遭受海盗侵害。有利于海禁政策的发展和恢复明朝的整体经济。

改善了南方地区的国防形势，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野战部队。明朝中叶以后，军队战斗力不高，特别是南中国地区承平日久，卫所驻军基本丧失战斗力，抗倭斗争的胜利，锻造了一支胜利之师，特别是戚继光组建训练的戚家军，为明政府取得了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的胜利，而且极大的改善了南中国的国防形势，使明政府在南方拥有了一支值得信赖的野战力量。

抗倭的胜利为明政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戚家军的威名并没有因为戚继光的去职而低落，以戚家军为种子的浙兵一直是明后期国防力量的主力，万历朝鲜之役，浙兵首登平壤，立下头功，其中许多人还是戚继光的老部下，如攻克牡丹台的老将吴惟忠。袁崇焕的关宁铁骑最初也是由两万浙兵构成。

抗倭胜利使明廷将注意力转回北方边界，加强了北方的国防力量，抗倭胜利后，明政府得以将抗倭主力调往长城防线，极大地增强了明朝政治中心的安全。

保卫了家园，避免百姓流离失所以及遭受海盗侵害。

加强了国人对抗击侵略的信心以及斗志。

平定倭患，使人们能安居乐业，发展生产。

在平定倭乱的过程中，明朝政府的一些官员认识到，“海禁”既不能限制私人海上贸易，也不能防止倭寇。反而驱使沿海居民走上武装走私的道路，与倭寇内外勾结，危害颇大。嘉靖末年，比较有远见的官僚，纷纷建议政府解除海禁，发展海上贸易。到朱载坖隆庆时，明政府开始取消“海禁”，准许对外通商。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正常的海上贸易和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

戚继光纪念馆

山东省蓬莱亦建有戚继光纪念馆，位于振扬门北侧，由以前的水师府辟建而成，占地3,220平方米，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纪念馆座北朝南，东西两侧建有碑亭，分别立“忠”、“孝”字碑，碑阴刻有戚继光和戚景通生平。主体为中轴对称二进式仿古建筑，每进有正厅和东西厢房各一，且有回廊相连。展厅内容以展现戚继光保国卫民、戎马一生为主线。

戚公祠

福建福州于山设有戚公祠，内里展出了戚继光的生平事迹，以及历代名人怀念他的碑刻等。戚氏牌坊共有两座，位于戚继光祠堂南侧牌坊里街东西两端，东为“母子节孝”坊，西为“父子总督”坊，相距143米，建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两座牌坊高9.5米，宽8.3米，深2.7米，为花岗石石雕坊。正间上下三坊，镂雕“丹凤朝阳”、“二龙戏珠”、“狮子滚绣球”等图案；侧间各有两坊，雕有花木鸟兽等图案。两座牌坊气势雄伟，雕刻精细，是明代大型石雕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