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是美籍华人黄仁宇的明史著作，该书英文名直译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开篇通过琐碎的记叙方式说1587年无事可记。但在作者大历史观的视野下，通过对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李贽等历史人物的剖析解读，为读者层层揭开了这一年为什么会无事可记。作者认为这看似平淡无奇的万历十五年，实际上映射出的正是明朝高度发展的文官集团和礼仪道德对国家和社会的束缚，导致了明朝的衰退，也为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万历十五年》是明史研究上非常奇特的一本书。这本书将两种完全相反的内容结合在一起。书中列举万历皇帝朱翊钧，内阁首辅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的人物事件，作者在浩繁的史料中，将细枝末节的小事，有序地联系起来，看似风调雨顺四海升平，但僵化低效的帝国体制，使所有人的努力均显得徒劳而悲壮，无力扭转大厦将倾的崩毁命运。作者以他的“大历史观”从中找寻日后中国天翻地覆的历史诱因。这本书为如何看待明朝历史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黄仁宇自己说：“《万历十五年》一书虽只叙述明末一个短时间的事迹，在设计上讲却属于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范畴。”《万历十五年》的出版之路几经曲折，但在中国出版后在华人世界掀起风潮，反过来提高了在西方的知名度；学术界外公众的认可又反过来影响学界同行对其观点的评价。该书自1982年出版至今，依然受到读者青睐，经久不衰，但各方评价也褒贬不一，截止2022年，在售各种版本《万历十五年》有20种。

1959年，黄仁宇在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历史系学习，以“明代的漕运”为博士论文题目，历时五年完成，使作者对明代的财税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但遗留的问题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开始收集材料，撰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一书，该书参考了《明实录》、奏疏笔记、各地方志及国内外有关的新旧书籍等，前后历时近十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出版。作者多年摸索于材料之中，对明史的若干问题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认为中原地区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是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1975年9月，黄仁宇还是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的普通教师，他拜访了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亚瑟·莱特，希望自己的书稿《中国并不神秘》可以得到莱特教授的肯定并对这部书稿的出版给予推动作用。但是莱特教授拒绝了。不过，随后，和黄仁宇的谈话中，莱特教授发现黄仁宇正在创作另外一部书稿，是讲述十六世纪末期中国历史上无足轻重的一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莱特教授当时就对这一探究视角的定位表示肯定，他告诉黄仁宇不要把这本书创作成历史和文学混杂的通俗作品，务必把这本书完成。1976年夏天，58岁的黄仁宇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中文本名为《万历十五年》，是作者根据英文本亲自译写，于1982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黄仁宇（Ray Huang，1918—2000），湖南长沙人，明史专家。1936年入读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抗战日报》并结识了田汉和廖沫沙，而后者为《万历十五年》的国内版作了题名。1938年考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军校，1940年毕业后任国民党陆军十四师排长和代理连长；1941年父亲离世，黄仁宇回家奔丧，也从此离开第十四师；1943年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抗日战争后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及东北地区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1946年被选派到美国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大学进修，毕业后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1950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份退伍。1952年再度赴美，进入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先后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曾任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York）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除《万历十五年》外，还著有《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21世纪》等书，并参与《剑桥中国史》的编写。

正文分为七个章节，以六个主要人物为主线进行叙述和讨论，从明朝的文官制度、礼仪体系、伦理道德、财政制度、军事制度、传统文化等方面揭示个人与体制之间的矛盾，既导致了各级官员个人命运的悲剧，又直接导致明朝国的终结。

《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而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到达鼎盛，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中国传统的政治最大的弊端在于“不能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明朝更甚。大明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道德成为精神上的重要支柱，尤其是官僚集团只需文笔华美、学术造诣深厚，就可以成为皇帝的治国顾问；在管理的办法上则是依据儒家经典，“道德治国”使道德上的“善”与“恶”掩饰了实际利害的“是”与“非”，让伦理的判决替代了技术化、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例如在治水问题上，有名望之人提的建议必然会获得认可，结果是道德掩盖了实际的利害关系。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书中把海瑞描写为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是清官这点在历史上是获得认可的，但是海瑞断案凭借的不是法，而是个人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的前提是自律，所以虽然大家推崇海瑞，却无人学习海瑞的“模范”，也就不可能通过法来约束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表面上看来平淡无事1587年，其实已经为大明帝国的衰落埋下隐患，甚至在其中已经显现出近现代中国积贫停滞的苗头。

文官集团成为明朝实际上的控制者。明朝建国初废除丞相意图维护君权的绝对地位，而代之以内阁为政事辅助机构，形成所谓的文官政治体制。文官制度在万历十五年发展到高峰，皇权遭到制约。文官体制实际上成为明朝政治运转的核心，是明代维持稳定的关键。即使是贵为天子的万历皇帝，也需要生活在文官集团构建的礼仪道德里面，甚至连立太子一事也无法按自己的意志执行。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平平无奇实际上是万历皇帝发现文官集团给他的这个紧咒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开的，所以干脆消极怠工，而这也是他唯一可以按自己意志做的事情了。在朝廷内文重武轻的格局下，像戚继光这样的武将自然也要接受文官的领导，也就为明后期的军事上的摇摇欲坠埋下了导火索。

明代以儒家道德体系和文官体制作为施政的根本，但传统道德的约束作用已经日渐式微，道德成为禁人们思想、束缚个性自由发展的障碍。道德的衰败已经无法避免。而中央集权空前加强、文官制度高度发展、儒家道德思想高度成熟的明代根本不会产生西方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僵化的道德体系已经使文官集团集结了无数的利害冲突。万历叔祖朱厚照的事例便说明即使改变皇权也不能挽救落后的帝国。完全以道德作为规范的社会只能衰败。

黄仁宇在创作完成后，就陷进了出版的困局里。在一篇名为《〈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的文章中他写到：“这本书在一九七六年夏季初步完成，此时国内还在“四人帮”执政的时期，肯定不能期望在国内出版。但即便是英文版，也遇到无数挫折。”

1976年《万历十五年》英文初稿完成，但因题材和写作风格的原因被出版社冷落。《万历十五年》曾经被美国很多家大学出版机构和商业出版机构委婉的拒绝。因为《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游走在商业性出版和学术性出版之中，通俗性和学术性皆具备，而商业出版会担心书目在库房堆聚，阻碍资金的流转，使日后的业务滞后。学术出版方面，各大学的出版社则要顾虑学术的声誉和名望，结果就是，《万历十五年》受到了两者的一致拒绝。直到1981年才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1979年6月中文版的书稿经黄苗子转交给中华书局，受时局影响在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赵守俨的支持下书稿才过审。1980年1月起沈玉成和傅璇琮开始对黄仁宇的中文原稿进行全面的文字加工，期间书稿在中美两地间反复修改邮寄，直至1982年3月才完成最后校样，黄仁宇的好友廖沫沙为封面题字，并于5月出版，初版印发27500册很快畅销海内外；傅璇琮后来说该书历时两年半才能出版虽然不可思议，也实属不易。1997年《万历十五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该版本截止2006年共发行了26万册。2006年、2007年、2014年及2022年中华书局相序出版了《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万历十五年》（增订本）、《万历十五年》（经典版）和《万历十五年》（四十周年纪念版）。

1985年《万历十五年》的繁体字版由台湾食货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后的8年时间里，食货初版印了25 次。改版后到现在，又有印刷50多次的记录，可见其畅销的程度。

1985年《万历十五年》法文版“1587:LeDéclindeladynastiedesMing”由法国大学出版社(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出版。

《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立即在西方历史学领域成为一部通俗史学流行作品。这是一部使用英文叙述的通俗性叙事作品。它跨越国家、种族和文化，使西方学者和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其英文原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

1982年，《万历十五年》的汉语版出版后在汉语学领域和大众读者之中引发了相当大的反响。《万历十五年》出现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当时中国的影射史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新的史学方法还未出现，“史学危机”的呼声日益高涨。恰在此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出版发行，在史学界、特别是文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实践其“大历史”观的一部力作。其中的许多观点，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历史观的革新。“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大陆学界有着反思中国历史的需要，而《万历十五年》正好为其提供了其中一种解释方法，并且对于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转型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先后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第九届深圳读书月“30年30本书”和《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中文版自1982年以来，受到读者的追捧，各种版本累计发行约有600万册。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撰写书评推荐“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认为这本书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弗兰兹·卡夫卡小说《中国长城》（德语：Beim Bauder Chinesischen Mauer）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该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American Book Awards）1982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

小说家王小波：我说《万历十五年》是本好书，但又这样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找它的毛病。这是因为此书不会因我的歪批而贬值，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作人做事的。

小说家王朔：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万历十五年》像打开了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

历史学家杨联陞：无论是作为历史著作，还是作为文学作品，这本书都堪称杰作。

学者高王凌：黄仁宇的书是写给大多数的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汉学家牟复礼：本书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很有技巧地传达出了人生的本质，让读者对中国政治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把另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看作近在眼前、明白易懂的事物。

学者、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

学者沈广斌：《万历十五年》中作者对李贽的评价与史实不符、在史料选材上有“断章取义”之嫌疑。

明史专家陈梧桐对《万历十五年》的批评：“由于作者错误的明史观，加之违反史学研究的规范，对史料采用各取所需甚至歪曲、篡改的手段……作为学术著作尚不够格，作为大众读物传播的是错误的明史知识，实在不值得肯定和热捧”，他认为该书的明史观是错误的，因而得出结论无法让人信服。

明史专家李龙潜列举该书59则“引文及说明的错误”，批评该书的“常识性错误”，“曲解史料”“未经考订，妄下结论”“未弄清原文意义，妄加解说”“可见作者从事历史研究，非常不严肃，甚至毫无根据地随意解释历史，严重削弱了本书的科学性。”

《万历十五年》（话剧）：由香港进念二十面体团队创作，获得原著作者的儿子黄培乐的授权，导演胡恩威联同编剧张伟建，将《万历十五年》改编为舞台剧剧本，全剧以明朝万历年间的六个人物的六段独脚戏构成。豆瓣评分：7.8分。

《万历十五年》（综艺）：《一本好书》第二集，演员王劲松饰演老年万历皇帝，以万历十五年为切入点，剖白万历皇帝的一生，现场嘉宾针对于万历的一生以及与文官集团的人际矛盾冲突进行解读，以此探讨万历皇帝性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