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是姚雪垠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全书分为五卷。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1976年12月第二卷出版，1981年第三卷出版，1999年8月，第四、五卷出版。

明朝末年，社会动荡，皇室风雨飘摇，外有清军压境，内有农民起义。该书以李自成农民起义为主线，讲述了李自成起义—溃败—重整旗鼓—发展壮大—称帝—没落的整个历程。谱写了一首“农民革命战争的英雄颂歌”。小说注意表现此时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如农民起义军与明王朝的斗争，明王朝与清代的冲突，统治阶级内部和各个农民起义军派系的矛盾等。在小说线索处理上，把农民起义军与明王朝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将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条分理顺，做到了分别主副，又密切配合，使得整个小说层次井然，浑然一体，叙述中给读者以宏大的历史观感。

在艺术上，小说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在塑造人物方面也做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同时诗词的运用也是一大特色，丰富了小说语言。

姚雪垠的《李自成》开创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长篇历史小说范式。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获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23日，《李自成》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抗战时期，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的想法已经产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便耽搁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姚雪垠才得以真正构思并创作《李自成》这部长篇历史巨作。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月，清军进逼京城，京城戒严。明朝内部对于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上产生尖锐冲突，崇祯在和战问题上犹豫不决，明朝社会动荡，皇室风雨飘摇。同年冬，官军在潼关县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激战，是为潼关南原大战。李自成兵败撤退，仅率十八骑突出重围，潜伏于商洛市山中，重整旗鼓，以待时机。而后，李自成亲往谷城县劝说张献忠起义。次年张献忠谷城起义，同时李自成妻子高夫人率兵前来，夫妻会师成功，局面好转。

李自成渭南之战失利后，来到商洛山中。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正流行瘟疫，李自成及手下将士染病。明朝官军趁机围剿，同时内部发生叛乱，李自成刘宗敏等迅速平叛，粉碎敌军；次年李自成突围入豫，联合张献忠，破洛阳市，攻开封市，气势达到顶峰。

此卷着力点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开封战役，以及朱仙镇大战。

李自成在河南省击溃明朝的主力军后，着力进攻开封。一攻开封不利，撤军。随后，李自成用计攻破火烧店，破叶县城，杀叛将刘国能，攻下南阳郡，并二度进攻开封，不得。李自成三度进攻开封，在朱仙镇击溃明朝援军，围开封城。此时开封城内粮草断尽，明军决堤黄河，逼退义军，开封城亦被淹没。

第三卷开始，由于农民起义军的局限性，一些弊端也暴露出来，而后，逐步走向悲剧。

经过十余年征战，李自成在长安称帝，国号大顺。从米脂县返回长安后，李自成并未听取李岩暂缓进兵的建议，亲率二十万大军向北京进军，渡黄河，破太原古县城，过大同市，一路上所向披靡，围攻北京城。而明军这方，吴三桂援军迟迟未到，京城人心涣散，不日城门大开，李自成顺利进京。崇祯在绝望中自缢。

吴三桂据守山海关区，李自成不得不在清军吴军的夹击下两面作战。情势所迫，李自成决计招降吴三桂，未果，遂发兵山海关征讨吴三桂。

爱新觉罗·多尔衮于明朝局面混乱之际，率精兵，进长城，攻占北京，并建立首都。多尔衮摄政后，率大军南征，并招降吴三桂，紧接着向山海关进军。

甲申年（1644）四月二十一日，吴军与大顺军激战。此时，清军已抵达欢喜岭，只待次日与吴军会合。二十二日，两军再度交战，清军伏兵而出，大顺军死伤惨重。李自成溃逃至北京，匆匆登基，又匆匆撤离北京。一路向西逃亡，退守西安市。西安城破，遂南逃。一路上军心涣散，牛金星父子潜逃，慧琼，刘宗敏和宋献策被俘，李自成孤身逃至九宫山，被乡勇所杀。而后十九年，高夫人率领起义军余部继续抗清斗争。

康熙帝三年，清军进攻茅庐山，两军交战。绝境之中，高夫人在湖北茅庐山悲壮自焚。

李自成是17世纪农民起义的领袖，他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经过十余年的武装斗争，结束了明王朝的统治。李自成的性格随着故事的发展有所变化。在小说前半部分，李自成是一名善战多谋的起义军将领；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随着大顺的建立，李自成成为了一位封建帝王。

在小说中，李自成作为农民起义军将领，一直坚持革命斗争。小说开篇从潼关南原突围战写起，李自成一出场就处在武装斗争之中。此时农民起义军伤亡较大，而明朝官兵势力处于上风，明军派人带谕降书来见李自成，李自成拒绝劝降，并将告密者高见斩首。潼关南原大战，李自成队伍几乎全军覆没。在与妻子离散，亲信阵亡的情况下，李自成率残部潜伏在商洛市山中，默默埋头练兵，准备东山再起。

小说中的李自成有着大局观念和政客头脑。石门谷叛乱，李自成从全局出发，制止他人使用武力平叛，率少量随从奔往石门谷，用计捉住了叛军头目，平息了叛乱，使石门谷转危为安。随后，农民起义军在李自成的带领下，避开了明朝官兵，休养生息，趁其不备，攻入河南省。以上显示了李自成的政治军事才能。此外，李自成还具有家国意识和大局观。他从起义起，便立志“救民于水火”，他所提出的“割富济贫”、“平买平卖”、“义军所至，三年免征”等革命口号，虽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却反映了贫苦农民的愿望，对聚拢民心，扩大起义军影响起了一定作用。

小说中，崇祯皇帝手握国家大权，对国事亲力亲为、不沉迷于酒色，日夜勤政。在他登基时，明朝江山已处在动荡之中。他一边打击阉党，一边面对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关外满洲骑兵时常进犯北京及其附近区域，可谓内忧外患。继位后，他全力支撑着明朝政权。

小说中的崇祯皇帝性格较为复杂，一方面，他刚愎自用，猜忌多疑。在面对“东虏”和“流贼”问题时，虽遵循“攘外必先安内”之原则，而在实际决策的过程中，由于只依靠片面情报而未验证消息真假，不听臣子谏言，以致做出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决定。崇祯与臣子之间互不信任，正是他的多疑，他所器重的臣子没有一个将实话与他说出，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了军事上的大败。

另一方面，他又具有“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在满朝官员面前，崇祯威严十足。退朝之后，他内心的情感无法得到排遣。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运动，关外清军压境，加之军事上错误，可谓是腹背受敌。与此同时，他时常感受到无人可用，以上都折射出崇祯性格的复杂。

该书以李自成农民起义为主线，主要讲述农民起义军与明王朝的斗争，辅之明清王朝的冲突，统治阶级内部以及各个农民起义军派系的矛盾等情节线索，表现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的抗争精神和农民起义运动的巨大力量，展现了一幅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图景，揭示了朝代更替的历史规律。此外，也揭露了农民政权的弊端。

在“农民战争主题说”成为社会流行看法时，学界不少学者已发现并更加看重《李自成》“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审美意蕴。茅盾在1974年给姚雪垠的来信中就很明显地将《李自成》的创作追求分为了“农民大起义”与“历史百科全书”两个部分。《李自成》第二卷出版后，内容情节不再紧贴“农民起义军”，有许多浓墨重彩的“臃肿枝蔓”。严家炎、胡德培在第三卷出版后认识到，《李自成》的“主题思想异常丰富复杂，远不是‘歌颂李自成起义’所能概括的”，作品所展开的应该是一部“反映明末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的悲剧性史诗”。

《李自成》中，有诸多鲜明的情节展现了“王朝兴替”主题。在小说的第一卷中，姚雪垠以满洲兵进入北京郊区，北京戒严，作为全书的开始；以潼关南原大战作为李自成故事的开始；以清兵进关，占领江南江北广大农村作为第五卷结尾。头尾情节遥相呼应。全书由此建构起了一种明、清之间改朝换代的文本结构视野。此外，还存在一种“乱世悲歌”主题。《李自成》所展现的时代具有“乱世”和“末世”特征，第三卷的“洪水滔滔”情节单元以巨大篇幅展现了这种灾难，揭示了战乱之下的社会悲剧和个体人生悲剧。

小说画面呈“全景式”，人物众多，结构宏阔。在社会图景的描绘上，从宫廷到民间，从首都到乡村，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农事百工等广泛领域。在小说线索处理上，把农民起义军与明王朝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将复杂关系条分理顺，做到了分别主副，又密切配合，使得整个小说层次井然，浑然一体。叙述中给读者宏大的历史观感，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历史画卷。

作者善于运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小说中出现了上百个人物，他们身份各异，来自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年龄、性别、地域文化背景等。每个人物的语言带着不同背景的烙印。崇祯作为皇帝，言语中透露着天子威势。张献忠与李自成来自同一阶级，他们说的话也有所不同，李张谷城会晤时的对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小说中出现不少的诗词，洪承畴出关前为山海关区的题壁诗词《满江红》所吸引，这首词正是他当时的心情写照。刘子政前来送行，亦题诗一首，写下了一首绝句。诗中亦写尽了他的人生遭遇。可见诗词的运用对塑造人物起着重要作用，丰富了小说的语言。

在该小说当中，无论是明朝官兵一方，或是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一方，人物几乎都为悲剧结局。李自成起义斗争十几年，终于推翻明王朝，但由于农民起义本身的局限性，李自成王朝不久也覆灭。在这场历史浪潮中，个人命运也带了悲剧色彩：末代皇帝的悲剧、农民起义军各层将领本人的悲剧、被战乱裹挟的底层百姓的悲剧等等。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既深刻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矛盾，明末农民战争的真实情况，又达到了艺术上震撼人心的效果。作者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做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作为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大体情节基本与历史相吻合，同时增加了部分虚构情节，如潼关南原战役这个“没有发生过的故事”，使得小说更具有艺术效果。

《李自成》是当代文学中创作最早的长篇小说，在社会上引发了轰动效应。该小说将农民起义视作历史推动力量，可以看出作者“历史发展动力说”之历史观。这种“动力论”的观点，在历史小说主题上延续了很长时间。《李自成》共5卷本，篇幅320万字。自《李自成》开始，鸿篇巨制成为大陆历史小说的主要架构方式，宏大历史叙事下的长篇巨制成为一种普遍的创作现象。

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2019年9月23日，《李自成》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目前学界对《李自成》有两种的声音。

一种以作家茅盾为代表，肯定了《李自成》中采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再现复杂变幻的社会矛盾，肯定了《李自成》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作者在《李自成》中，打算为中国的封建社会生活（包括它的各阶层间的相互关系），描绘一幅绚丽多采的画卷，在已出的两卷中，已经写了一部分：在以后的三卷中，还欲深入一层去描写。中原地区的封建文人也曾写过丰富多采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学者严家炎在《读\u003c李自成\u003e初探》中，也同样肯定了《李自成》这部作品的深刻性：“《李自成》这部长篇，既有严格的历史依据，又有深刻的思想见解，它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明朝末年由李自成领导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战争。作者十分熟悉明末清初的历史，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社会状况、宫庭生活、典章制度、风土人情以至三教九流略等，无不了如指掌，因而能在作品中写出非常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另一种声音，则以学者刘再复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刘再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姚雪垠现象做了批评。刘再复认为：《李自成》是“表现高大完美的农民英雄的历史小说”，是“伪浪漫主义最猖”时代的产物；《李自成》一卷不如一卷，原因在于：“姚先生坚持了‘三突出’、‘高大完美’等文学观念。按这种理论精心设计自己的人物，人物就不能不成为抽象的寓言品和简单的时代精神的号筒。李自成、高夫人这些主要人物，都成了这种号筒。人为地把古人现代化，甚至把古人经典化，就显得不伦不类。”。

姚雪垠对“一卷不如一卷”的评价作出了回应：“有人说《李自成》第二卷不如第一卷，您不必感到奇怪。这个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接下来，姚雪垠分析了此种说法的原因，认为很多读者并不理解他“通过再现历史的广阔生活场景和各种代表人物描绘出复杂多彩的历史画卷”的创作意图，“有些读者习惯于看单线发展的长篇小说，特别是在‘四人帮’影响之下，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在姚雪垠看来，“一卷不如一卷"是很多人的阅读感受，是一种对故事欣赏的失望。同样的说法，在刘再复看来却是因为《李自成》是坚持“三突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