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所著的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是其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作者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文学创作思想。

全书分为5部48卷，约120万字。从构思到成书作者花了三十余年，期间还曾赴滑铁卢战场体验生活，作品主要人物“圣人”“苦役犯”“女人”“小女孩”等也多改编自亲身经历或真实故事。

该书的主人公是“苦役犯”冉·阿让，他坐了19年牢，起因只是偷一片面包。出狱后经米利埃主教感化，冉·阿让奋斗成为企业家、市长，他帮助弱女，抚养其遗孤，救走革命青年，做了许多善事，最后他安详地离世。而坚信犯人不会成为好人的警长沙威，则因信念崩塌，最终投河自尽。书中展示了一幅自1793年法国大革命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期间法国近代社会生活的辉煌画卷，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三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失业、性交易和流离失所；同时，作者也给出了他以为可行的治愈社会问题的药方——人道主义思想。

1862年3月，《悲惨世界》第一部《芳汀》在布鲁塞尔出版；同年4月，《悲惨世界》法文原版在伦敦出版，书中反映的社会问题很快就进入了法国国民议会的议事日程。该书被维克多·雨果自己称为 “社会性史诗”，被誉为“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是雨果创作高峰时的巨著，是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小说出版以来，先后出现了十多种语言的译本，并被改编成影视作品、音乐剧等在许多国家演出。

1789年7月13日，法国巴士底狱被攻陷，标志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开启，主张推翻旧的腐朽制度，追求自由、民主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传播。受自由主义影响，同情民众的遭遇和苦难的文学作品渐渐增多。

然而，大革命并没有改善十九世纪的法国局势，政权频繁更迭：法兰西第一帝国、两次复辟的波旁王室、法兰西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等，无休止的战乱使得人民流离失所。这一幅幅悲惨的画面强烈地震撼着维克多·雨果。

1828年，雨果就开始酝酿写部关于社会苦难的小说，反映“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权益的人民群众命运悲惨”；

这个时期，雨果就着手收集资料，在生活中寻找作品主人公的原型。雨果从米奥里斯主教那里听到了一个主教和苦役犯的故事；他在一次宴会后街角偶遇的一个妓女，成了芳汀的原型；马吕斯是雨果青少年时代的肖像；马吕斯和柯赛特一起在卢森堡公园散步，如同当年雨果和安戴尔在费扬提诺修道院的花园里；马吕斯的父亲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很像维克多·雨果的父亲雨果将军。

1832年3月，雨果就与出版人签订了一部反映当代生活的小说合同，但由于卷入了政治斗争，直到1845年他才开始全心创作小说《贫困》，但接近完稿的时候又因1848年二月革命的爆发使创作中断。1852年8月，雨果恢复创作，将《贫困》改名为《悲惨世界》，并大幅扩展了小说内容，期间还专程前往比利时滑铁卢战场，到1861年6月30日，最终完成了《悲惨世界》创作。

1861年，比利时出版商阿尔贝·拉克鲁瓦以30万法郎（当时价值87公斤黄金）的价码获得《悲惨世界》12年的独家版权；1862年3月30日，《悲惨世界》第一部《芳汀》由阿尔贝·拉克鲁瓦出版社在布鲁塞尔出版；4月，1500页的《悲惨世界》法文版在伦敦出版；5月15日，《悲惨世界》第二卷由巴黎帕涅尔出版社首发；6月，《悲惨世界》英文版在巴黎出版，1900页；随后又在罗马、莫斯科等十几个国家的首都出版。

以下是按照书中五部的标题名所作的内容简介：

冉·阿让长大后失业，为了抚养姐姐的7个孩子而偷了一片面包，被判刑五年后，力量超常又性格倔强的他三次越狱，被加刑至十九年。假释出狱后，米利埃主教收留了他，他却偷走主教的银器后逃跑。他在逃跑途中被捕，主教声称银器是自己送给他的，他得以脱困。感于主教大人的恩惠，冉·阿让化名马德兰，经过十年奋斗，成为一名企业家，后当上市长。

芳汀因一头厚厚的金发被称为“金发美人”，与富有的大学生怀孕后却被抛弃。她把女儿寄养在开小旅馆的德纳第夫妇家。德纳第夫妇常偷旅客的东西，他们要求芳汀按时寄钱作为女儿生活费。芳汀来到冉·阿让的工厂打工，但被几个嫉妒其美貌的恶妇陷害，失去了工作。她为给女儿寄钱，被迫卖了金发和牙齿，沦为妓女，重病缠身。冉·阿让知情后，把她接到工厂诊所照料，病重的芳汀临死前托付他照顾女儿柯赛特。

警长沙威在当初冉·阿让撕掉假释黄条后就对其紧追不舍，当市长马德兰展现超常力量从车底救出陌生人后，他认出了化名的冉·阿让，随后举报，但无果。此时，冉·阿让获悉一位名叫商马第的老者被误认是化名的自己，即将被判重刑，为了不让无辜者替罪，他出庭坦白，警长沙威前来逮捕了他。

冉·阿让入狱后，为履行芳汀的托付，他假装淹死再次成功越狱，在圣诞节找到了柯赛特，目睹了她受虐待，于是花高价从狠毒的德纳第夫妇手中救出了她，并带她来到巴黎。为了逃避追捕，冉·阿让和柯赛特以父女的名义化名进入一家巴黎市郊的修道院，冉·阿让当了一名园丁，柯赛特入了学，二人都很享受这种平静的生活。

马吕斯由外祖父带大，从未见过父亲，外祖父说他父亲是匪徒。17岁时，他看了父亲遗嘱，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了解到父亲彭佩西曾随拿破仑·波拿巴征战二十多年，满身刀枪瘢痕，获十字勋章及男爵封号，而保王派的外祖父不许共和派的彭佩西见儿子，否则取消马吕斯的继承权，彭佩西只得在马吕斯做弥撒的时候远远看着他。父亲的形象在马吕斯眼中变得崇高，他和外祖父闹翻，离家出走。

马吕斯做了律师，虽生活贫困，但拒绝接受外祖父的援助。他经常在卢森堡公园看见一老人与一少女坐在长凳上，那少女很美，他渐渐爱上了她，忍不住尾随老少二人到西街住处。然而，二人很快搬走了，他四处寻找。几个月后，马吕斯忽然看见老少二人来到自己邻居家做善事，惊喜之余却听到邻居和盗匪密谋抢劫二人。他赶到警局报案，警长沙威带人抓了数名盗匪，但发现受害人悄悄走了。

冉·阿让已经60岁了，他带柯赛特离开了修道院，分别在巴黎的西街、武人街、卜吕梅街租了一套房。为躲避警察，他们在三套房轮换住，在西街时常去卢森堡公园，马吕斯看见坐在长凳上的一老一少就是他们。他们离开西街来到卜吕梅街的住处，那里有个花园。数月后，马吕斯终于找至卜吕梅街，他和柯赛特相恋了，每晚十点在冉·阿让入睡后，他们在花园幽会，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

1832年6月5日傍晚，起义开始了，马吕斯希望像共和派的父亲一样战斗，于是带两把枪加入了起义队伍，沙威混入起义队伍进行侦查，结果被俘虏。这时，起义遭到政府军的镇压，大批政府军集结在圣德尼街，马吕斯抱着火药桶要同归于尽，暂时吓退了进攻的政府军。马吕斯预感自己会死在街垒，于是写了封信让人带给柯赛特。信却到了冉·阿让手上，他迅速赶往街垒。

冉·阿让找到了马吕斯，也加入了起义队伍。政府军的炮弹把街垒炸开了缺口，冉·阿让两枪打断街边吊住床垫的两根绳子，冲出去抱回床垫，堵住了缺口。冉·阿让提出由他来枪毙沙威，他把沙威带到无人处，打了空枪，放走了沙威。

政府军攻破街垒，马吕斯重伤昏迷，冉·阿让背着他进了下水道，在下水道里走了很久，精疲力尽离开下水道后，却不料遇到在此蹲守盗匪的沙威。经冉·阿让请求，沙威押着他先将重伤的马吕斯送到其外祖父家，然后回武人街住处与柯赛特告别时，沙威自己离开了。沙威来到塞纳河边，他惊讶自己放了冉·阿让，苦苦思索许久后，他回到警局，在公文纸上工整地写下了《警局改进建议》，再次返回塞纳河边，投河自尽。

冉·阿让给了柯赛特60万法郎的巨额嫁妆，伤愈后的马吕斯和柯赛特举办了婚礼，年轻人非常幸福。在两人成婚的第二天，冉·阿让将自己的苦役犯历史告诉了马吕斯，为了不拖累两人，他独自离开了。冉·阿让回到住处，为离开柯赛特而伤感，突然高烧不退，他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

之后马吕斯才知道冉·阿让原来正是自己一直寻找的救命恩人，连忙去接他来同住，但冉·阿让此时已经生命垂危，最后在柯赛特和马吕斯怀里安详地与世长辞。

作者形容该书是“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苦役犯的故事、一个女人的故事和一个小女孩的故事”，描述了书中的四个主要人物：

冉·阿让是小说主人公，他总体是个悲情硬汉形象。他因为小小的过失而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只因为偷窃一片面包，他入狱了。他倔强，富有反抗精神，因此多次越狱，却被当时残酷的监狱制度报复，服完19年刑后已是中年。

出狱后他被米利埃主教收留，却偷走了主教的银餐具，被警察抓回后主教又为他开脱，并送给他一对银烛台。主教说：“我所要救赎的是你的灵魂，要让他获得重生。”由于主教的仁慈，冉·阿让没有被送进监狱，这深深地触动了他，他决定做一个好人。然而，当他离开主教家后，他随即就偷了一个孩子的银币，当听到孩子的哭声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多么的丑恶，想起主教的劝诫，他终于获得彻底的醒悟。

冉·阿让化名马德兰，奋斗十年后成为企业家，并成功当选市长。而认为罪犯不可能改变的警长沙威，起初仅因为他撕了假释条而追逐了他一生，他也躲避了一生。他内心善良，帮助女工芳汀抚养女儿柯赛特，救了革命青年马吕斯，最后面对追逐其一生的沙威也手下留情，放其一条生路。临终前的冉·阿让，然长逝于他深爱着的两个年轻人的怀抱里。

冉·阿让是维克多·雨果描述的四个主要人物中的“一个苦役犯”，是个无名英雄的形象，他心怀慈悲、善良、博爱，富有牺牲精神，这个人物形象是作者人道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

芳汀是冉·阿让工厂里的一名女工。她来自乡下，生得一头日光色的美发，被称为“金发美人”。她来到向往的大城市，却被无情青年玩弄后抛弃。但她已怀孕，无奈生下女儿。为了生活，她把两岁的女儿寄养在小旅馆老板的家里，自己去巴黎一家工厂打工并定时寄钱回去。因同事揭发她有私生女，她被赶出工厂，为给女儿寄钱，他被迫卖了头发、牙齿，后沦为一名妓女，以致重病缠身。幸好遇见冉·阿让，她把女儿托付给他后才安心的逝去。

芳汀是维克多·雨果描述的四个主要人物中的“一个女人”，她的经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现象：工业革命使人们从乡村涌向城市，但在热闹的大都市，社会底层人民生活非常艰辛。

米利埃是笛涅地区的主教。他收留了走投无路的冉·阿让，在冉·阿让偷了他的银器被抓后，主动说银器是他送的，以善意的谎言助冉·阿让脱困。他用爱心和宽容感动了冉·阿让，唤醒了他心中为善的意义，促使这个陷入歧路的犯人走上正路。

米利埃主教是作者所描述的四个主要人物中的“一个圣人”。虽然米利埃主教在书中出现的时间很短，但作者赋予了他人道主义理想的光华，把他塑造成一个大智大慈的仁者：主教充满博爱、仁慈，将自己的公寓主动捐出用做穷人的医院，并为慈善事业捐献了自己几乎全部的积蓄，而自己却简朴地生活着。他不仅是现实中米奥里斯主教的写照，还是作者的写照，代表了作者的观点。

柯赛特是芳汀的女儿。她是私生女，童年寄人篱下，受尽虐待。被冉·阿让解救之后的柯赛特过上了全新的生活，在冉·阿让的悉心呵护下长大成人，后来她和革命青年马吕斯恋爱，有情人终成眷属。冉·阿让把她视如己出，她在他心中唤醒了爱的意义。

柯赛特就是作者描述的四个主要人物中的“一个小女孩”，通过这个人物形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马吕斯是柯赛特的爱人，是十九世纪标准的革命青年。他英俊帅气，被保王派的外祖父抚养成人，外祖父不许他共和派的父亲见儿子，因此他不知道父亲的情况。但在获知真相后，他抛弃物质享受，成为一个坚定的共和战士。他曾请求外祖父允许他娶柯赛特，但外祖父说只可以做情妇，他愤怒离开。他在起义中负伤昏迷，被冉·阿让所救，最终与柯赛特幸福地在一起。

马吕斯是作者青年时代的真实写照，那时他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复辟王朝的街垒战。因此，作品中马吕斯说的话就如同作者在阐述他本人的观点。马吕斯同时也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情人与英雄的结合体，他为了爱情和理想，宁愿牺牲和奉献自己。作者在马吕斯和柯赛特这对年轻情侣身上看到了用冉·阿让和芳汀所作的牺牲换来的成果。

沙威是警长，是社会制度和法律教条的冷酷捍卫者。沙威出生于监狱中，是犯人的后代。他始终认为冉·阿让曾经是一个囚犯，永远就是一个囚犯，他不相信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在多次接触中，沙威逐步发现冉·阿让不符合他头脑中固有的罪犯模式，可能错抓好人，但是他仍然将假装淹死而逃跑的冉·阿让捉拿归案视为对自己的最高奖赏。在冉·阿让出乎意料地放他一条生路之后，他灵魂受到极大的触动，信念崩塌，最终投河自尽。

沙威警长对冉·阿让的追捕使全书充满悬念和戏剧效果，而他追逐冉·阿让一生的起因只是冉·阿让撕了假释条。沙威是当时社会病态秩序的真实写照。维克多·雨果细致描绘了沙威内心的痛苦和迷惑。沙威的自杀完全符合当时顽固派的逻辑，他的头脑根本无法适应不同的观念，固有的模式使他走进了死胡同，最终走上绝路。

一方面，这部著作对现实生活采取了直截了当的描绘：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贫苦人每天为一片面包而斗争的生活、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仇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君主制度的起义等现实生活情况。小说人物的命运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三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失业、卖淫和流离失所， 同时抨击了专制制度和荒唐法律。

另一方面，作者以同情来描写底层人民痛苦的同时，又设想找到一个医治社会的药方。作者过分相信其作品改造社会的力量，他对这部书有双重期待：一是揭露社会的恶，二是指出战胜它的道路。他说：“从悲惨的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描写社会底层的人民，使社会认识到它的基础就是痛苦，并最终懂得，在这一片黑暗的上空点燃曙光的时候己经到了。这就是本书的目的。”作者在书中着力宣扬人道主义思想，他认为这就是治愈社会的良方。

并且，小说中讴歌了视死如归的共和主义战士，体现了作者对革命起义的赞赏态度，他肯定了在激烈的社会变革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使用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认为人道主义需要建立在革命基础上；他幻想在资本主义阶级对立中，在贫富悬殊的对立中进行调和。虽然作者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的善良并不能解决社会现实，只是一种社会理想，但仍有现实意义。

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郑克鲁说：“《悲惨世界》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相结合的产物。”作者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描绘出一幅幅明暗对照强烈的画面，塑造出高大的、透出光泽的人物形象；同时，又以清醒的社会意识和尖锐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使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融合。

作者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提出要打破形式主义的束缚，建立自由的浪漫主义文学体系。书中，作者自由地抒发情感和思想，以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美与丑的对照，把恶夸张到极点，使人们厌恶、痛恨丑，以达到呼唤人们从善、仁慈、宽恕，使美在衬托比较中越发显得光辉、高大。

金庸评论《悲惨世界》时说：“全书时间跨度长达近半个世纪，个人命运与历史题材的结合，气势磅礴，色彩瑰丽，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维克多·雨果在叙事方面的过人才华。”小说故事沿着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发展，此起彼伏，而又相辅相成。冉·阿让坎坷的一生是故事发展的明线，奠定了小说主旋律；暗线是法兰西大革命内在的人道主义精神联系，从米利埃主教，到革命志士马吕斯，到主人公冉·阿让，人道主义思想主题贯穿全篇。

故事发展过程中，作者有意插入了大量的历史事件描述、诗词、作者评论等内容，目的是为了引导读者对事件进行评判，对作品中的价值观、道德观深入思考。作者通过小说故事的讲述，把小说人物命运和读者联系在一起，使读者去理解生命。例如，在得知商马第被误当成自己、即将被判终生苦役后，冉·阿让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财富、荣誉等与道德良知的碰撞使他一夜白头，最终良心的谴责让他做出了自首的决定。

作者通过准确、生动、形象的语言，将小说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并恰当地使用省略和留白等手法，引发读者的联想，进而产生审美愉悦。例如，作品中说到“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通过实物比较，形成存在感，从而使读者感受人物的广阔胸怀。在展现社会生活场景时，又适时采用隐喻、暗喻、象征等多种文学表现手段，使作品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例如小说中的一句名言：“风车不在，风还一样在吹。”

该书有些语言表达直接具有一种思想性在里面，在让读者增长知识的同时，又使人产生无尽的联想，达到思想升华，例如：“未来将属于两种人，思想的人和劳动的人，实际上，这两种人是一种人，因为思想也是劳动。”“人的智慧掌握着三把钥匙，一把开启数字，一把开启字母，一把开启音符。知识、思想、幻想就在其中。”

并且，书中使用了较多对照手法，例如：冉·阿让人性复苏的前后对照，米利埃主教和警察沙威对冉·阿让态度的对照等。这些对照不仅体现了作者“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思想，而且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格外鲜明。

作为叙事文学，小说必然要遵循某种时间逻辑。《悲惨世界》也是以时间逻辑来进行叙事的，然而作者有意对历史时间和事件进行了压缩、延长、删减。小说故事发生在19世纪初，可很快作者就把叙事时间拉回到之前的法国大革命，然后又以大量笔墨来反映一系列重大事件，例如滑铁卢战役、巴黎起义等，其中的战争描写非常细致，这些重大事件清晰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而对其它政治事件作者仅作了简单叙述。通过延长或压缩历史时间，作者将社会生活及历史事件以一幅幅历史画卷给予了生动再现，使作品充分地反映历史。

该书场景横跨拿破仑·波拿巴当政、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三个时代，维克多·雨果这样评论自己的作品，“是掺杂戏剧的历史，是从广阔生活的特定角度，去反映和捕捉人类的一面巨大镜子。”作家柳鸣九认为这部小说是“一轴辉煌的画卷、一部动人的史诗，它展示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其中的每一个场景都栩栩如生”。

该书被誉为“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对于这部作品大多数是表示赞赏，例如：

作者本人——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世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悲惨世界》居小说之冠。

法国文学史家郎松——《悲惨世界》写1832年的巴黎、街垒等都具有历史小说的特点，某些章节的描写又具有现实主义小说的特色，冉·阿让是个理想化的人物，栩栩如生，真实可信。

法国文学评论家蒂博代——“《悲惨世界》的胜利是巨大的，并且仍在继续。诗人通过《悲惨世界》和群众保持联系，这是一部雄赳赳的英雄小说。”

英国《布莱克伍德杂志》评论——维克多·雨果从一位社会名流变成了读者的知心朋友，这主要是靠《悲惨世界》而不是靠任何以前的作品。

金庸——我当时所读到的《悲惨世界》虽只是片段，但震撼力强劲无比。

对于《悲惨世界》的评价，也不乏类似下列评论：

《威斯敏斯特评论》的评论员——维克多·雨果的这种教训空泛得很，谁都会说这是一种老生常谈式的二流教训。

《克尔希尔杂志》评论——像冉·阿让那样的罪犯，芳汀那样的社会灾难，沙威那样的警察，明显是想象失调的产物。

《爱丁堡评论》——他好像是要当我们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教师。

《悲惨世界》是维克多·雨果创作高峰时的巨著，是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在法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1862年4月，《悲惨世界》刚出版，小说中反映的社会问题很快就进入了法国国民议会的议事日程；

1862年和1863年初，《悲惨世界》问世后，围绕着它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仅在法国反映这场论战的就有数十篇报刊论文和十五本以上的书。

《悲惨世界》小说出版以来，先后出现了十多种语言的译本，并被改编成影视作品、音乐剧等在许多国家演出（见衍生作品、译本）；

1952年，这一时期大量的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开始涌现，法莱兹的《\u003c悲惨世界\u003e词典》、李又然和贝罗斯塔合著的《\u003c悲惨世界》，沉思的小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2020年4月，《悲惨世界》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 年版）》。

1907年，以《悲惨世界》为原版改编的第一部电影短片《沿街乞者》上映，其后一百多年间，《悲惨世界》不断被改编搬上屏幕，至今为止被19次改编成电影，4次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主要版本有：1912年百代公司拍摄的四段影片，1934年雷蒙德·伯纳德导演的法语影片，1958年法、德、意制作、让保罗·李赛诺导演的法语影片，1998年英、德、美制片、比利·奥古斯特导演的英语影片，2012年由汤姆·霍伯执导、休·杰克曼主演的《悲惨世界》电影等。

1980年，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作曲，阿兰·鲍伯利、琴-马克·纳特尔作词，以《悲惨世界》为原本改编的法语音乐剧《悲惨世界》诞生；

1985年以来，以《悲惨世界》为原本改编的音乐剧、舞台剧，在英国伦敦西区连续上映18年，场次超过7500场；在美国百老汇大道连续上映16年，观众超过2500万；演出足迹遍及38个国家、217个城市，其中，2002年6月22日至7月7日，在上海大剧院连演21场。（数据截止2014年5月）

1862年6月，《悲惨世界》英文版出版；随后又在罗马、莫斯科等十几个国家的首都出版；其中，英文译本有8个版本，例如：1862年2个版本；1863年威尔·布尔修订版；1887年版；1976年诺曼·丹妮版；1987年威尔·布尔、Lee Fahnestock、 Norman MacAfee修订版；2007年朱莉·罗斯版；2013年Christine Donougher版。

1903年10月，最早的中文译本出自苏曼殊，中文译名《惨社会》，在《国民日报》上连载，不过，只连载到十一回半，该报便被勒令停刊了；1929年，李丹、方于译《悲惨世界》第一、二部，书名为《可怜的人》，收录在商务印书馆，后随商务印书馆被毁于一二八淞沪抗战；1954年，文化部邀请李丹夫妇重译《悲惨世界》，1958年5月《悲惨世界》新译本第一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悲惨世界》新译本第五部出版，成为首部中文全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