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非光（1913年4月18日—1997年9月6日），本名何德旺，男，出生于台湾台中，著名编导、演员。

何非光年幼时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1927年，何非光参加了由著名社会活动家张深切编导的闽南语话剧《乌天暗地》的演出。上世纪30年代初，何非光离开台湾省只身来到上海市后，影片《人道》拍摄时被邀当了一回跳舞的群众演员，涉足电影，1933年何非光签约联华影业公司，开始了演员生涯。

1934年在《体育皇后》《再会吧，上海》《母性之光》《暴雨梨花》等多部电影饰演反派角色，何非光也由此被公认为电影界成功的“反派小生”。

1935年下半年，何非光与金山一起参加了“月明”公司的影片《昏狂》的拍摄后，日本侵略者将其强行送回台湾，其后辗转到了日本。抗战爆发后，从东京再次回到上海市，何非光加入了西北影业公司工作，后在汉口加入了中国电影制片厂；1938年3月，由武汉市转移至重庆市以后，参演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等影片。

何非光1939年编导处女作是1939年上映的抗战电影《保家乡》，次年执导了电影《东亚之光》；1944年，何非光导演的《气壮山河》《血溅樱花》等两部影片上映。抗战胜利不久，何非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大中华国际集团电影企业公司合作。1946年至1947年拍摄的《芦花翻白燕子飞》和《某夫人》的影片上映。之后何非光回到上海市拍摄了《出卖影子的人》和《同是天涯沦落人》影片，以及纪录片《天山之歌》，并在台湾省拍摄以高山族为主人公的《花莲港》影片，1950年，何非光拍摄了影片《人兽之间》。

1949年以后何非光参加了解放军，后来又去了抗美援朝战争战场。1958年，何非光被所谓的反革命罪拘留了8个月，直到1979年最终被平反昭雪。1997年9月6日何非光病逝于上海，当年11月，台湾电影导演协会授予何非光中影股份导演“特别贡献奖”。

何非光1913年4月18日出生于台湾台中市，父亲何日新是一个小米商，母亲王氏是一个贤惠善良、带髻裹足的旧式妇女。

何非光年幼时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5岁那年，他被祖父偷偷地送入私塾学习文言文（日据时代台湾人是不允许学汉文的），从读《三字经》《千家诗》开始，幼小的心灵就被注入了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

何非光自幼目睹日本统治者的种种残暴罪行，青少年时代就萌发了强烈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意识。1927年，何非光参加了由著名社会活动家张深切编导的闽南语话剧《乌天暗地》的演出，此剧只演了一场便被日本当局指涉有“煽动台民反叛”之嫌，而被禁演。

上世纪30年代初，何非光离开台湾省只身来到上海市后，在台湾同乡的牙科诊所-—“简连春医师诊所”学徒，从而结识了联华公司的演员蒋君超。有一次，适逢大导演卜万苍拍摄电影《人道》（1932年无声片）中的一个跳舞场面，何非光被邀当了一回跳舞的群众演员，成为其“触电”的第一次经验。这年的春节，何非光到苏州市游玩，遇到联华在此拍摄《续故都春梦》的外景戏，当时正在拍摄这样一个场面：农村姑娘朱莹（陈燕燕饰）手提小篮正在归家途中，突然，她被身后追上来的一个军阀骑兵捋上马背——但是扮演军阀骑兵的演员，骑术不佳，力气又不足，再三尝试也达不到导演的要求。此时，在场的何非光当了一次替身演员，出色地完成了这组镜头，后来《续故都春梦》上映时，并没有何非光的名字，但是何非光的表现引起了影界人士的注意。1933年的一天，蒋君超又来邀请何非光参加《除夕》的拍摄，何非光非常愉快的答应，并给自己起了“何非光”的艺名，因为他觉得能加入大陆界非常光荣。此后，联华公司聘何非光为签约演员，何非光就因一个偶然的机遇踏上了从影之路。

何非光从1933年到1935年的两年多时间里，与当时的大牌明星阮玲玉等人合作拍了《母性之光》《暴雨梨花》《再会吧，上海》等十多部电影，何非光也由此被公认为电影界成功的“反派小生”。

刚进联华公司，何非光只在《小玩意》饰演戏份不多的富家公子，却有机会和大牌明星阮玲玉近距离接触，深感荣幸。接下来何非光在1933年孙瑜导演的《母性之光》中扮演反派角色黄书霖，当时的报刊评价其演技恰如其分，何非光成了小有名气的反派小生。何非光非常好学，拍戏之余，还学习导演手法、摄影技术、美工设计、影片剪辑等各方面的知识，这为他后来成为导演打下了基础。在1934年孙瑜导演的以“体育救国”为主题的名作《体育皇后》中，何非光饰演花花公子胡少元。在郑基铎编导的《再会吧，上海》中，为何非光提供了一个道貌岸然的医生角色刘光辉，戏份相较之前的作品有所增加；同年还参演了马徐维邦导演的《暴雨梨花》等多部电影，何非光也由此被公认为电影界成功的“反派小生”。

1935年下半年，何非光与金山一起参加了“月明”公司的影片《昏狂》的拍摄，《昏狂》的故事和“月明”公司1933年出品的影片《恶邻》一样，是用影射的方式表现抗日内容的，这部片子还没有公演，日本人就出来干涉了。当日本人知道何非光是台湾省人时，就谋划绑架何非光，并将其强行送回台湾。

何非光回到台湾并没有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姑母的资助下，何非光到了日本，准备迂回再回到中国。在日本期间，何非光进入日本大学艺术系的有声映画专科，专攻电影，并参加了“中国留东（京）学生演剧会”，成为导演团成员之一，排演了由田汉改编的话剧《复活》。导演团还发起举办了“东京·鲁迅追悼会”，散发了赞颂鲁迅先生一生奋斗业绩的悼词纪念卡。

抗战爆发时，日本特务又一次把何非光抓进了拘留所，要求何非光只能回台湾省。而在旅日台籍画家李石樵的资助下，何非光改名换姓，躲过日本特务的监视，从东京再次来到上海市。

1937年，何非光加入了西北影业公司工作，在太原市与与吴印咸、蓝马拍摄《塞北风云》的过程中，七七事变爆发，《塞北风云》停拍，公司搬迁。何非光等人在八路军的帮助下，辗转去到汉口，并在汉口加入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何非光在1938年3月，随“中国电影制片厂”由武汉市转移至重庆市。在渝期间，他拍摄了多部抗战电影，如1938年史东山导演的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年应运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影片。

1939年何非光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的提拔下，开始担任导演。其编导处女作是1939年上映的抗战电影《保家乡》，表现了沦陷区军民的抗敌斗争，有大量镜头是关于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老百姓的。而在重庆拍摄时，一个演群众角色的士兵不小心玩枪走火打死了一个人，结果自己也被枪毙。该片在重庆首映10天，盛况空前，激起全民抗日情绪。苏联购买了60部该影片的拷贝在各地放映，并典藏在莫斯科影艺学院。

何非光于1940执导的电影《东亚之光》是他传奇中的浓重一笔，《东亚之光》是一部纪录片风格的电影，长30分钟，最大的特色是片中日本俘虏都是由真正的日本俘虏扮演的。影片主要内容是讲日本战俘的遭遇和觉醒，让战俘接受记者采访，反省侵略战争，在影片结尾，觉悟了的战俘参加了对敌宣传工作。影片首映后引起巨大反响，之后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美国等地上映。

1944年，何非光再度导演的《气壮山河》《血溅樱花》两部影片上映。从美学层面来看，《气壮山河》与《血溅樱花》沿袭了何非光一贯的“纪实性”与“戏剧性”高度结合的美学风格。《气壮山河》是抗战时期唯一以入缅远征军为表现对象的故事片。该片取材于中国远征军人入缅成功解救被包围英军的真实战役。影片把中原地区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紧密联系起来，有力宣传了中国军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巨大贡献。《血溅樱花》是何非光的又一力作，影片以中日两对空军夫妇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不同遭遇，雄辩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反人民本质，反映了战时日本人民的艰难困苦和普遍的厌战情绪，这样深刻的主题在其他抗战电影中是很少见的。

抗战胜利不久，何非光去往香港，与大中华国际集团电影企业公司合作。1946年拍摄了《芦花翻白燕子飞》影片，次年拍摄了《某夫人》的影片。《某夫人》由“电影皇后”胡蝶主演，是一出通俗的情节剧，风格迥异于何非光的其他影片，但他娴熟灵巧、能够驾驭不同类型的导演功力在此片中显露无疑。

此后，何非光再度回到上海市，1948年拍摄了《出卖影子的人》，当年拍摄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影片，以及纪录片《天山之歌》。由何非光亲自带队到台湾省拍摄的以高山族为主人公的《花莲港》是何非光这一时期仅存的影片，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1950年，何非光拍摄了影片《人兽之间》。

何非光1949年以后从影坛完全消失了，人们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海峡两岸都有他“死了”的传闻。原来1949年上海解放后，何非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师当戏剧教员。为部队文工团排演《钢骨铁筋》《红布条》等话剧，以后参加朝鲜战争，协助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处拍摄战地纪录片。1951年4月，何非光从部队退役，希望在国营电影厂找工作，但是被拒绝。当年10月，何非光不得不再度参军，报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后勤部文工团（次年并入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放弃上海市舒适生活，举家迁往兰州市。但到1954年，他再度被部队"资遣"。为了生计，托人介绍到一些（私营）地方戏剧团担任特约导演。先后导演过沪剧《堪布林草原》《秋瑾》，越剧《家》《木兰从军》，滑稽戏《板板六十四》《知县官》《台湾之夜》《三毛学生意》等。

后来何非光之所以没有回到电影界，是因为被贯以“反革命”的名义赶出了电影界。

1958年，新成立的西安电影制片厂要约请他去做导演，重圆电影梦的前一天，却被上海公安局拘留。拘留八个月后，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发出对何非光的判决书，按反革命罪判处劳动管制二年，交由街道里弄监督劳动改造，后到上海虹口区人力货车队拉人力车。1961年宣布撤销管制，恢复公民权，但他却彻底失业了。

直至1979年何非光提出上诉，当年8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书，对何非光宣告无罪。后来，何非光就一直在上海文史资料馆做馆员，主要做资料的统计工作，一直深居简出。1984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决定恢复何非光公职，工龄从1951年10月起，工资待遇为文艺六级，做退休安置。

为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1995年4月，何非光应邀到香港参加第19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暨香港电影学术研讨会，下半年到北京市参加"中国四十年代抗战电影和进步电影研讨会"，有关报刊上开始出现研究何非光的文章。当他提出加入上海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的申请后，翌年被批准入会。1997年9月6日，何非光在上海逝世，终年84岁。

何非光1949年7月加入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9年7月31日台盟华东总支部成立，被选为总支部委员，后因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他的原因离开台盟组织。1980年9月何非光恢复盟籍，再次回到上海台盟组织。

1997年11月，台湾电影导演协会将电影界的最高荣誉奖项“特别贡献奖”追授给何非光，亦是表彰他半个世纪前所编导的抗战电影和对中国电影作出的卓越贡献。

何非光的父亲何日新是一个小米商，母亲王氏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妇女。何非光有兄弟姐妹12个，七男五女，他在男性中排行第七。何非光的夫人名叫朱家卫，俩人共育二女二男，包括长女何琳、长子何大伟、次女何依兰、次子何大欣。

1934年何非光在拍摄《再会吧，上海》时，和阮玲玉有不少对手戏，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当时阮玲玉正陷入婚姻纠葛之中，心情苦闷，就常与郑云阁导演和何非光聊天、吃宵夜，就产生了一些闲言碎语，有人讽刺何非光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阮玲玉知道后非常生气，反而坦然作出维护何非光的举动，也是对人言可畏的勇敢还击。

何非光编导的抗战电影，为其在中国影坛确立了应有的地位。《中国新文艺大系·电影卷》对何非光的作品作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台湾籍青年何非光，他本是电影演员，在抗战电影运动中转事编导，还有着旺盛的创作激情，接连编导了《保家乡》、《东亚之光》、《气壮山河》、《血溅樱花》等四部作品。其中的《东亚之光》，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法都是比较独特的。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感到这部作品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真实而独特的纪实性故事片，同时具有历史文献价值。”——上海统一战线评

何非光在抗战时拍了很多电影，是在那个时期拍片最多的导演之一，他的电影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题材十分广泛，因为儿时在台湾省时，对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深有感触，到了战火蔓延到上海市时，更是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从《保家乡》到《东亚之光》，他把心血全部花在了拍抗战电影上，也做了非常之多的尝试，比如《东亚之光》拍摄真正的日本战俘，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这种尝试应该说在中国电影史中是绝无仅有的。——新浪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