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琳·弗吉尼亚·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二十世纪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是意识流小说和女性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包括《到灯塔去》和《一间自己的房间》。

弗吉尼亚出生于伦敦，父亲斯蒂芬爵士是英国文艺界名流。1895年，弗吉尼亚的母亲去世，她第一次患上精神疾病，后饱受双相情感障碍的困扰。1905年，弗吉尼亚开始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评论文章，她与哥哥索比在剑桥大学的好友常常一起讨论文学、哲学等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学团体“布鲁姆斯伯里团体”。1912年，弗吉尼亚与伦纳德·伍尔夫结婚，她经常发表争取女性权利的文章，同时开始了首部小说《远航》的创作。1917年，伍尔夫夫妇创办了霍加斯出版社，曾出版包括弗吉尼亚自己的创作在内的一批优秀作品。1941年，她的房子和出版社在德军的轰炸中被摧毁，她因无法忍受精神折磨而投河自杀。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著名的散文家、批评家。她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其强调女性经济地位和独立精神空间的思想对女性主义研究有着深远影响。弗吉尼亚还是代表现代主义文学成就的重要作家，她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技巧探索意义的意识流小说，为世界文学和文学理论带来了突出贡献。

1882年1月25日，艾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Adeline Virginia Stephen）诞生于英国伦敦海德公园门22号。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Leslie Stephen）是著名学者。弗吉尼亚的母亲朱莉亚（Julia Stephen）是斯蒂芬爵士的二婚妻子，两人各有多个孩子，婚后又育有文尼莎、索比、弗吉尼亚、艾德利安四个年纪相近的孩子。斯蒂芬爵士经常邀请文艺界名士前来聚会，托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乔治·梅瑞狄斯等作家都与他来往密切，弗吉尼亚就在这样文化气氛浓郁的家庭里长大。弗吉尼亚在幼年就展现出讲故事的天分，她跟着父母进行语言、历史、数学等文化课的学习，此外还接受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必备的艺术课程。在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下，弗吉尼亚开始接触英国传统小说和古希腊神话，获得了良好的文学启蒙。

弗吉尼亚的文学实践很早就开始了。1981年，兄妹几人一起创办了周刊《海德公园门新闻》（Hyde Park Gate News），大部分稿件都是由弗吉尼亚提供的。《海德公园门新闻》以日常趣事，家庭成员、亲戚、仆人、小动物为灵感，生动地记录了孩子眼中斯蒂芬家兴致盎然、其乐融融的生活。弗吉尼亚模仿当时的新闻体，言辞正经但内容、语调充满童趣。其中一篇对表姐沃恩小姐的描写，洞见了其对他人婚姻的嫉妒，充满调侃意味，显示出弗吉尼亚独到犀利的思维和早熟的聪慧。除新闻外，她还发表了一些颂词和小说习作，包括最早的故事《午夜骑行》。《海德门公园新闻》是锻炼了弗吉尼亚的观察能力和写作能力，是她走向文坛的第一步。

给弗吉尼亚的童年留下深刻回忆的还有临近海边的塔兰德花园——一家人在夏季的度假所。她在后来的《雅各的房间》《海浪》等作品中都以海边沙滩为描写对象。1894年9月，弗吉尼亚最后一次在塔兰德花园度过夏天。秋天，母亲朱莉亚患上了风湿热，于1895年5月5日逝世于伦敦。

“在这个世界里，母亲是中心，或者说母亲是生活本身。”朱莉亚去世后，整个家庭失去了支撑，父亲莱斯利也受到了巨大打击。弗吉尼亚的精神崩溃紧随着母亲的去世出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沮丧抑郁的情绪中。同母异父的哥哥乔治对文尼莎和弗吉尼亚的举止亲密，逐渐超出了兄妹之间的界限。而出于羞愧或教育所带来的“无知的纯洁”，姐妹二人对于这样的猥亵保持了长久的沉默。弗吉尼亚由此陷入巨大的痛苦，出现了幻听、脉搏加速、情绪激动等生理病症。《海德公园门》停刊了，弗吉尼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写作，但在1897年1月开始写日记。她做了大量的阅读，并将它们记在日记里，包括双城记《伊丽莎白女王》《罗马史》等近三十本书。

1897年7月，与弗吉尼亚关系紧密的姐姐斯特拉去世，弗吉尼亚的精神受到了剧烈刺激。她用杂乱潦草的笔迹写下了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甚至几次流露出死亡的愿望。她后来在《往事杂记》中写道：“第二次死亡的打击，沉重击打在我身上；我浑身颤抖，视线朦胧，翅膀仍然粘在一起，坐在我破碎的蝶蛹边缘上。”斯特拉死后，莱斯利的性格越发暴躁乖戾，乔治也没有停止越界行为。在他们的男权家庭统治下，文尼莎和弗吉尼亚形成了一个极其亲密的同盟。1902年，莱斯利确诊了癌症，弗吉尼亚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了陪伴，直到他去世。当回忆起年幼时父女之间的温情，悲痛和负罪感击垮了弗吉尼亚，她再次出现了精神崩溃，1904年年底才完全恢复。

1904年，弗吉尼亚和家人搬到了位于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46号，那里是大学生、艺术家、作家的聚集地，文化氛围浓厚。逃离了压抑的生活环境，弗吉尼亚高兴地在给好友维奥莱特·迪金森的信中宣布：“现在我们是自由的女人了！”她撰写了第一篇正式出版的文章，描述了父亲和子女的关系，收录在《莱斯利·斯蒂芬爵士传记》中。1904年12月14日，通过维奥莱特的帮助，她的第一篇书评以匿名形式发表在《卫报》周刊上。弗吉尼亚还到帝王学院学习语言和历史课程，并开始研究希腊、罗马、英国的古代文学。1905年，弗吉尼亚在当时英国文艺界颇具影响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文学评论，谈论自己对文学与创作的新颖观点，逐渐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在身体完全康复后，弗吉尼亚参加了哥哥索比发起的定期聚会，并在1908年形成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这个团体集结了伦敦上流社会的一群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兴趣广泛，以文学和艺术为核心，经济、政治、逻辑、数学、历史等领域都在交流范围内。通过一次次的聚会，“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形成了独特的文艺观，即重视艺术对社会生活的作用，这对弗吉尼亚的后来的创作和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6年8月，索比和艾德利安兄弟两人先行前往意大利，并于9月在希腊与弗吉尼亚和文尼莎会面。当他们在11月回到伦敦时，发现索比感染了伤寒，不久就因手术不当去世了。对索比有好感的维奥莱特身患重病，弗吉尼亚不得不在给她的信中虚构了索比仍然在世的场景，这些谎言帮助她们走出了绝境。1908年，弗吉尼亚独自在威尔士的海边度过了夏天，同时开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远航》的创作。但在1910年，她因为旧病复发不得不暂停了写作，几个月后才逐渐恢复。

1909年，弗吉尼亚搬到了布伦瑞克广场，并将几间房间出租给了朋友，其中就有同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的伦纳德·伍尔夫。1912年，弗吉尼亚接受了伦纳德的追求，他们在8月举行了婚礼。从1912年结婚到1941年弗吉尼亚去世，伦纳德一直是弗吉尼亚最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尽管弗吉尼亚因为早年受过侵犯，无法拥有正常的性生活，但精神上的爱让他们克服了种种障碍和分歧。1913年3月，弗吉尼亚写完了《远航》。然而她对这部倾注了七年心血的作品的未来感到担忧，后来逐渐发展为焦虑、沮丧，到7月份完全病倒。她经历了长达两年的间歇性精神失常和数次狂乱、昏厥、自杀，直到1915年夏天才好转。

1915年，伍尔夫夫妇搬进了位于里奇蒙广场的霍加斯屋，不久后，弗吉尼亚发生了再一次的精神崩溃。伦纳德认为做些装订整理的工作对她的健康有好处，于是决定办一个出版社。1917年3月，霍加斯出版社正式开工。当时弗吉尼亚正在写第二部长篇《夜与日》，同时定期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写评论。他们印刷的第一本书是《两故事》，收入了弗吉尼亚的《墙上的斑点》和伦纳德的《三个犹太人》。霍加斯出版社希望将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带给英国民众，而不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它为弗吉尼亚的创作提供了出版渠道，出版了她此后的所有作品。因此，弗吉尼亚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在英国可以自由自在地想些什么就写什么的唯一女性。”此外，霍加斯出版社这样的小型企业，支持了一批现代主义作家发表带有挑战性的、颠覆性的创新作品，对于英国现代文化思潮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霍加斯出版社让弗吉尼亚可以更自由考虑新的审美和叙事策略，她从《远航》《夜与日》的传统叙事转向了更具实验性的现代主义风格。她还发现了文学的另一种形式——日记，并从1917年10月开始坚持这个习惯，将一点一滴的生活碎片记录下来。此时的弗吉尼亚出版了两部长篇，还有一部正在写的小说，已经颇有名气。她与同时代的作家交往密切，利顿·斯特雷奇、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薇塔·韦斯特与她既是竞争对手也是朋友。托马斯·艾略特也前来霍加斯拜访，向他们朗诵了他的代表作《荒原》，其晦涩朦胧的象征手法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1921年11月，她写完了《雅各的房间》，这是一部具有实验性质的过渡时期作品。

从1922年开始到1931年，是弗吉尼亚创作成果最显著的十年。1922年，弗吉尼亚制定了一个同时写两本书的计划，即小说《达洛维夫人》和评论集《普通读者》。1924年5月，她在剑桥大学向一个社团举行了“关于现代小说中的人物”的演讲，后来据此写成了《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从中表达了她的美学观念。1925年，《达洛卫夫人》和《普通读者》顺利出版，引起了广泛好评。出版于1927年的《到灯塔去》，被认为是弗吉尼亚成熟的意识流作品。小说带有自传色彩，巧妙地使用意识流手法拓展心理时间，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部佳作。1928年，弗吉尼亚又发表了一篇带有先锋性质的小说《奥兰多传》，其女性主义著作《一件自己的房间》也在第二年出版。1931年，她的另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海浪》问世，不久又出版了为英国女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写作的传记《弗拉希》。

1933年，弗吉尼亚拒绝了曼彻斯特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后来又陆续拒绝了剑桥大学和利物浦大学的邀请。她对教育制度抱有批判态度，并在下一部小说《岁月》和女性主义作品《三个基尼》中突出了社会政治内容。整个三十年代，与创作的收获同时到来的还有如影随形的疾病，给弗吉尼亚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痛苦。她常做恶梦、情绪极端，好友斯特雷奇和侄子的逝世让她不断遭受打击。同时，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弗吉尼亚深刻感受到了破坏、死亡以至文明的毁灭。她在日记中写道：“炸弹震撼我住宅的窗户……房子会不会倒塌?如果倒塌，我们就同归于尽了。”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国宣战。弗吉尼亚缝制了黑色的窗帘装上，并试图通过阅读希腊文来保持精神镇定。1940年8月，英国战火肆虐，每天都有空袭。在这种情况下，弗吉尼亚完成了《幕间》的结尾，并对它感到很满意。但很快她又陷入了怀疑，认为这本书“没有观众”，可能无法出版。9月，她在伦敦的房屋和出版社在轰炸中化为废墟，第二年3月，弗吉尼亚的精神状况迅速恶化。伦纳德带她四处求医，给予了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弗吉尼亚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表露：“如果不是因为他（伦纳德），我早就在病中开枪自杀了。”然而，她预感到自己可能无法从这一次精神失常中恢复过来了，于是，1941年3月28日，弗吉尼亚给伦纳德和文尼莎各留下了一封信，就在她的衣兜里装满石头，走进乌斯河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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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是现代主义文学意识流小说的重要代表。在《远航》《夜与日》之后，她致力于小说形式的探索与革新，主张文学应该描写人的个人感受和内心世界，通过第三人称间接叙述的内心独白，将人物意识的流动自然流畅地表现出来。此外，她有意抑制了传统叙事视角在她作品中的运用，仅在必须向读者展示事件发生的大致环境和人物的大概状况时克制地使用全知视角。对意识流片段的描写，作家则不节省笔墨，如《达洛维夫人》开篇的“意识流”片断，从新鲜空气联想到18岁时某个夏日，从对初恋情人的怀念联想到战争带来的生活变化，等等，长达一万六千字。在人物意识流动的长河中，弗吉尼亚的叙事语言带领着读者穿梭时空，不时从思绪中回到现实世界，借此推进人物的行为活动。

在弗吉尼亚的代表作《到灯塔去》中，她通过意识流动和自由联想淡化了故事情节，并以大量象征和意象替代了对现实的叙述。在弗吉尼亚笔下，“外部时间”和“内部时间”以不同的处理方式呈现，一处细微的外部事件可能会引起复杂的心理活动，具有深刻的心理现实意义。《海浪》的创作则标志着作家对意识流手法运用的一个极端，小说的故事因素和传统结构被通通消解。通过六个人物交替出现的内心独白，以太阳的东升西落象征人生的九个阶段，弗吉尼亚成功刻画了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意识，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怀疑、压抑和孤独这一现代主义最为重视的哲理主题。

弗吉尼亚不仅是意识流小说大师，也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者，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自己的家庭和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大环境中，她深刻意识到女性即便能够与男性一样接受教育、获得就业的机会，也不代表女性可以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力。在弗吉尼亚看来，制约女性社会地位的真正原因是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她希望女性以独有的思维和价值观来重构社会秩序，通过写作争取话语权，使女性摆脱男性霸权。

在其论著《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她提出观点：“女人想要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在作品中，弗吉尼亚虚构了一位莎士比亚的妹妹, 她和莎士比亚一样有才, 但女性身份使她不能不能接受和莎士比亚一样的教育，不能拥有自己的房间，也没有途径发挥她的艺术天赋。通过对男性作家书籍的带有性别意识的阅读和批评，弗吉尼亚意识到了文学领域中女性集体失语和女性主体地位丧失的现象。因此，弗吉尼亚倡导女性写作， 呼吁女性通过写作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

在回顾文学史的基础上，弗吉尼亚对比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写作的差异，提出了代表艺术家的理想创作形态的“双性同体观”。她认为，要改变女性写作不受重视的窘境，必须先建立平等的两性写作价值观。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只有在头脑中的男性力量和女性力量达到融洽，才能进行优秀的创作。弗吉尼亚以超越性别对立的立场观照现实，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进行了实践。《奥兰多》就是一部表现双性同体观的小说，她用夸张、荒诞的手法，虚构了主角奥兰多变性的故事，突破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项，实现了智性与情感的融合互补。

弗吉尼亚在理论和实践的道路上不断创新，她的小说和论著推动了意识流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先锋性质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理论上，弗吉尼亚对文学审美的作用对象、叙述角度、文本时间等美学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就其创作而言，她注重表现心灵对外部环境的反映，语言风格细致委婉，文体飘逸流畅，为英语文学的语言纯美做出了贡献。

弗吉尼亚在中国的接受史深远，她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在30年代就被译介到中国。徐志摩、林徽因等“新月派”作家从弗吉尼亚的作品中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现代性艺术风格，并自觉展开了意识流手法的创作实践。“京派”作家叶公超、卞之琳等则是为弗吉尼亚作品的译介做出了贡献，萧乾更是进行了审美的、本土化的“伍尔夫研究”。80年代后，中国掀起了一阵研究西方文学的热潮，弗吉尼亚的小说和理论著作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她的女性主义诗学更是与中国女性文学的崛起联系密切。

弗吉尼亚与英国女作家薇塔·韦斯特有着亲密而长久的同性感情。她们相遇于1922年，当时薇塔在伦敦文艺界已小有名气，而弗吉尼亚才刚刚获得圈内认可。当弗吉尼亚得知薇塔听说过她时非常激动，很快两人就取得了联系，并在交往中日益亲近。她们经常通信，称呼对方为“亲爱的”，还在各自的日记中表露对彼此的喜爱。小说《奥兰多》以“薇塔”为副标题，实际上是弗吉尼亚以薇塔为原型创作的。弗吉尼亚把薇塔的家族历史写进了小说里，通过主人公的性别转换，将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实现的爱情以幻想的方式呈现在虚构文本中。30年代后，弗吉尼亚和薇塔因为政治思想和创作原则不同产生了多次分歧，最终在1935年结束了她们的关系。

英国小说家、评论家爱德华·福斯特认为，弗吉尼亚·伍尔夫“面对着黑暗，把英国语言的光芒向前推进了一小步。”

美国著名学者梅尔文·弗里德曼评价道：“除了詹姆斯·乔伊斯之外，未必还有其他英语作家，在采用新的小说手法上取得比她更大的成功。”

英国学者戴维·戴希斯提到：“伍尔夫敏锐地感觉到在她所处的时代里公众价值观念的崩溃……她是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女小说家。”

现代主义诗人T.S.艾略特为弗吉尼亚写写过介绍文和悼词，他认为弗吉尼亚的作品达到了：“一种完美的模式，忠实地代表了当代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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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故居，包括她在布鲁姆斯伯里的住宅和苏塞克斯的乡间别墅，都作为文化地标被保存下来。

伍尔夫曾经在伦敦伦敦国王学院学习，为了表示纪念，伦敦国王学院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座大楼，并为她制作了蜡像。

”Aurora Metro Arts and Media Charity”慈善组织在里士满建立了伍尔夫的全身雕像，以纪念伍尔夫夫妇在里士满居住的十年，雕像于2022年举行了揭幕仪式。

国际弗吉尼亚·伍尔夫协会成立于1976年，在全球范围内招收会员、出版杂志，并共同征集会议主题。从1991年开始至今，协会组织的一年一度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会议在世界各地举行，作为专业全面的学术会议，为各国学者提供讨论她文学作品的平台。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迈克尔·坎宁安以《达洛维夫人》为线索写作的小说《时时刻刻》，连结了包括弗吉尼亚本人的三个时代的女人，获得了普利策奖，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时时刻刻》，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等多项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