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1910年12月8日~2000年12月2日），海门区，祖籍江苏水。中国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和评论家，中共党员。曾用笔名季陵、林子、老卞等。

卞之琳1929年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开始从事诗歌创作与翻译。抗战爆发后在成都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1938年曾去延安。1940年后任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7年应邀访英，1949年回北京。其后任北大西语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1956年，卞之琳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十年诗草》、《雕虫纪历》等，翻译有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卞之琳的译作《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代表了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最高成就。

卞之琳为中原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很大贡献。诗《断章》是他不朽的代表作。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和现代派的代表诗人。2000年12月2日，卞之琳因病在京逝世。

卞之琳，1910年12月8日出生在海门区汤家镇（现合并为临江镇）。曾用笔名季陵、林子、老卞等。

卞之琳在家乡读小学和初中。1922年，考入上海浦东中学，开始接触中西方文学和进步思想。1929年夏，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第二年开始写诗。早期诗作受中国古典诗词和现代诗人徐志摩、闻一多等的新格律诗，以及保罗·瓦勒里、莱纳·里尔克、托马斯·艾略特、奥顿等人的诗作影响。

1933年大学毕业后，于保定市、济南市等地教书，并参与编辑文艺刊物《冰星》。同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三秋草》。此后，陆续出版了《鱼目集》《汉园集》（与李广田、何其芳合著）、《十年诗草》等诗集。这些诗作代表了卞之琳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被评论家认为是化古化欧、出“新月”而入“现代”，独成一家，自创高格。作为中国现代诗歌先行者之一，其影响流布当时，下及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诗派，远至海外，甚至对后来诗歌的探索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抗日战争初期，卞之琳曾任四川大学讲师。1938年至1939年，赴延安市、抗战前线访问和体验。1940年，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任南开大学教授。1947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前往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1949年以后，专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20世纪50年代，曾访问波兰。1950年6月，美国策动联合国军悍然侵入朝鲜，还侵占中国台湾，卞之琳对此义愤填，著文《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在《文艺》刊物上发表，义正词严进行谴责和正告。同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保家卫国。卞之琳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情，诗潮奔涌，于11月初写作《战争与和平》。1951年春节后，卞之琳到江南吴江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回京写作《两种光景的交替》报告文学等，并经修改，先后发表于《新观察》《北大周刊》，以及《文艺报》。

1953年初，卞之琳赴浙江青何乡参加整社工作，直至秋收结束。他在《文艺报》发表《下乡生活五个月》一文，并将访问江苏松江、吴县等地的见闻，写作了反映农村新风貌的《秋收二首》和《采菱（外二首）》共五首诗。1958年初，卞之琳与北京民众一起参加修筑十三陵水库劳动。他被人民的坚强意志、奋斗伟力而感动，写作了《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六首，发表于当年的三月号《诗刊》，将建设者们改变山河的气魄彪炳于世。1958年6月，为支持阿拉伯各国民族开展独立运动，卞之琳写作《支援三首》和《巴格达条约断在巴格达》诗四首。1956年6月，卞之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4年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20世纪80年代，访问美国。

诗歌之外，卞之琳也写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著作和译著有《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莎士比亚悲剧论痕》《西窗集》《维多利亚女王传》《阿道尔夫》《阿佐林小集》《新的粮食》《紫罗兰姑娘》《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等。

2000年12月2日，卞之琳因病在京逝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卞之琳集诗人、翻译家和学者于一身。正如他的学生江弱水所说：“卞之琳的定位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家，向我们展示他所追求的语言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做得比他更完美。”

作为翻译家，卞之琳的译作《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代表了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最高成就。莎剧原著是以诗体为基本形式的诗剧，但绝大多数早期译本都用了散文体。在卞之琳之前，只有个别译者用诗体来译，但他们或用自由体，或未严格对应原文的行数。卞之琳主张外国诗歌翻译不但要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要“以诗译诗”。他按照汉语规律，提出每行10到15个字，用五“顿”，每“顿”有一个主要重音的翻译模式，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作形式，又具备汉语的韵律之美。他提倡的译法，上升为翻译学中的一种重要理论。

1955年，45岁的卞之琳终于听从劝说，与青林女士结婚。卞之琳晚年住在社科院宿舍那栋4层楼的顶层，经常要把蜂窝煤搬上4楼。每逢雨天，他家就漏雨，长期得不到修。

1995年，卞之琳遭受的最大打击莫过于妻子的病逝。青林与诗人携手度过40个春秋，他俩的生活平凡平淡，又清醇温馨。她的离去让85岁的老先生无比痛苦与悲伤，闭门谢客一年多。

晚年的卞之琳生活非常规律，一般8点起床，晚上12点以后睡觉，每天只吃两顿饭，其余时间用来读书和看报。令人惊讶的是老先生居然爱看《足球报》，爱看足球比赛，对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各队的情况也如数家珍。有时候年轻人不知道某某裁判是谁，他却能准确地报出名字来。

卞之琳受闻一多、徐志摩的影响，善于以鲜活洗炼的口语写诗，同时又擅长熔铸文言文语句和各种欧化句子。他可以配合诗情的需要，通过口语语调的丰富变化来反映不同的心境，同时也适当引入文言，使文与白、雅与俗、庄与谐构成对比。他善炼长句，以种种倒装、插入、跨行等相对西化的语法手段造成长与短、整与散等不同的节奏，以与特定的情思合拍。总之，卞之琳的诗歌语言非常多元，诗行间闪动着各种对话的口风，又时有文言句式的遒劲与文言词藻的凝重，欧化的表达也精确而饶有风致，这一切使他的诗成为多层次、多元素的奇妙混合，这也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发展的良性方向。

卞之琳高度的形式感在20世纪中国诗人中是罕见的。他十分重视诗的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声音的有机结合，重视诗的音乐性。在实践中，也在理论上，他对现代格律诗体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深切把握现代汉语基本因素与规律，从而在此基础上变化出种种繁复的体式。他的诗，节奏参差而又均衡，音韵呼应而又变化，体式严谨而又充满弹性。他的格律诗矫正了新月诗人硬性划一字数、片面追求整齐而显得单调刻板的流弊，在限制中获得自由；他的自由诗则戒除了一般长短不定、起落无端、任意而散漫的缺点，在自由中寓以限制。考虑到现代汉语诗歌有丧失一个悠久而辉煌的“韵文”传统的危险，卞之琳在形式上的长期经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卞之琳由于其独特的抒情气质而采取了独特的抒情策略，这种策略的智性倾向很突出。他的小说化、戏剧化写法，冷静而客观地处理主题，用不断的“我”“你”“他”的伪装与换位，大大放低了自郭沫若以降那一个大写的“我”的姿态，在一声盖过众口和众口齐出一声的两个时代之间，留下了充满自我质疑却反而极富个性的声音。他的诗，无不即景、即事、即人、即物，其主体的情感总是落实到客观而具体的形象上，同时他又善于由实入虚，从现实的层面作种种飞跃而进入广阔的时空，此情此景总藏有万象，一时一地都伸向无穷。在他智性的掌握之下，感觉的渗透伴随了观念的跳动，其间省略了许多叙述的因素，但又并非毫无逻辑的呓语式写作。这些技巧，现代而又不走极端，并不以年代差距或时尚差异而失去它们持久的价值。

卞之琳所受的古典与西方的影响非常广泛而复杂，但是这些影响往往能“化”入他的诗作中。相对说来，其作品中独特的艺术个性一贯是十分鲜明，新的美学元素的出现，总是生发于旧有的思想和艺术的土壤。他对西方作家的诗观与诗艺从不生搬硬套，对古典哲学和文学养分的吸收也常常是深隐而自然，做到了泯诸色相而空诸形迹。儒、道、佛也好，李商隐、姜夔也好，托马斯·艾略特、保罗·瓦勒里、安德烈·纪德也好，总是在不同的阶段相互综合着，构成了他对人生与艺术的智慧的观照。因此，他“化欧”、“化古”的艺术实践，在经常落入“欧化”、“古化”甚至“食洋不化”、“食古不化”的泥淖中的现代诗人面前，无疑是一个典范。

以上参考：

卞之琳先生的新诗广泛地从中国古诗和西方现代派诗中吸取营养，自成一格，充满智慧的闪光和哲理的趣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和现代派的代表诗人。抗战期间曾前往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诗风有所转变，歌唱人民的战斗生活。诗作讲究音节的整饬，追求文字的奇巧，表现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满与思考。他的代表作《断章》蕴含着自然的和谐美和哲理的深美，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不朽名篇。他的译著《莎士比亚悲剧四种》是中国莎氏作品翻译的高原。——江苏作家网

在中国现代诗史上，卞之琳的定位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家，向我们展示了他所追求的语言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个人做得比他更完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