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斯汤达，又译斯丹达尔、斯汤达尔，1783年1月23日-1842年3月23日)，本名马利-亨利·贝尔（Marie-Henri Beyle），司汤达是他的笔名。19世纪法国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

司汤达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有地产的乡绅。司汤达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后裔。司汤达7岁丧母，父亲思想守旧，严厉专横，父子不和。他是由思想开明的外祖父教养成人的，在祖父的指导下，司汤达接受了启蒙主义与古典文学作品的熏陶。1800年，司汤达受革命形势影响，决定追随拿破仑·波拿巴，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追随拿破仑征战欧洲大陆，先后担任了军需官、皇家领地总管、军事委员会专员等职。1812年，司汤达随军远征莫斯科，在莫斯科大火中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军队的惨败，意识到了战争的残酷。181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倾覆，司汤达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此后他侨居米兰，正式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1821-1830年是其创作的第一个高峰，陆续发表了《司汤达论爱情》（1822）《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红与黑》（1830）等作品。1831年，司汤达被任用为法国驻西维达-维基雅的领事，在此期间陆续写作了《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1894年出版）《亨利·布吕拉传》（1890年出版）《巴马修道院》（1839年出版）等，但前两部作品均未完成。1842年3月23日，司汤达因中风去世，享年59岁。

司汤达的作品集中体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尤其是拿破仑·波拿巴政权和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情况，具有批判性和现实性。在题材方面，意大利描写是司汤达作品的突出特色。他写有关于意大利艺术家的评传、小说、游记、艺术史、哲学美学著作，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意大利的风貌和民族心理。在艺术特色上，司汤达擅长于心理描写，是世界上第一个自觉运用心理分析的小说家，开创了一种内倾性的现实主义传统，为现代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文艺理论方面，司汤达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在其文艺理论著作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法国古典主义，并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对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司汤达的作品在生前不受重视，而到了19世纪后期，他的文学成就得到了学界和读者的充分肯定并在西方学界形成了“司汤达热”。

1783年1月23日，司汤达生于法国东南部格勒诺布尔市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谢吕宾·贝尔是格勒诺布尔议会的律师，同时也继承了家族的地产。司汤达的母亲昂里爱特·加尼永是当地一位著名医生的女儿，也是意大利人后裔。司汤达的父亲信奉天主教，拥护波旁王朝，敌视法国大革命，对待司汤达也是严厉专横，而他的母亲思想开放，充满热情。司汤达不喜欢父亲，而依恋母亲。不幸的是，在司汤达七岁时，他的母亲便因产褥热去世，从此他的童年生活变得暗淡无光。母亲去世后，司汤达接受了一种严肃戒律的训育，他的父亲、姨母对他管教严格，甚至请来一名天主教神父做他的家庭教师，对其进行严格的宗教教育，这使得司汤达极度憎恨父亲、神父和宗教。

司汤达主要是由思想开明的外祖父教养成人的。他的外祖父亨利·甘尼永是格勒诺布尔市最受欢迎的外科医生，同时也是格勒诺布尔文学与自由主义团体的首领和头面人物。在他的引导下，司汤达阅读了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以及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憎恨专制，酷爱自由，拥护资产阶级革命，以雅各宾党人自居。1796年，司汤达进入格勒诺布尔中心学校学习，这是大革命年代诞生的一所新型学校，教师多是唯物主义哲学和启蒙思想的热烈拥护者， 司汤达在这里学习了科学知识，接受了进步思潮的熏陶，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在所学科目中，司汤达尤其酷爱数学。从童年就开始流露的这种对于精确性与真实性的爱好，日后就成为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1799年，司汤达以优异的成绩从格勒诺布尔中心学校毕业，准备报考巴黎理工学院，但他被巴黎的革命形势鼓舞，毅然放弃入学考试，决定追随拿破仑·波拿巴，投笔从戎。经在拿破仑军队担任军需副总监的表兄介绍，司汤达进入陆军部办公室工作，负责起草信件。1800年5月，司汤达随拿破仑进军意大利，不久后被任命为第六龙骑兵少尉。1802年4月，他辞去军职回到巴黎，专心研究唯物主义哲学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米歇尔·德·蒙田、莫里哀、让-雅克·卢梭，特别是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1806年，应已升任元帅的表兄邀请，司汤达又重返军队，参加了沉重打击普鲁士军队的耶拿战役后，又随拿破仑胜利进驻德国柏林。1809年，司汤达留在德国小镇管理军需物资和不宜转移的伤员。此后又追随拿破仑·波拿巴转战欧洲大陆，在奥地利、匈牙利立下战功，在军队的地位也逐步高升。至1811年，他先后任军事委员会专员和皇家器物总监等职。

司汤达分享了拿破仑胜利的荣耀，也饱尝了拿破仑失败的痛苦。1812年，司汤达随军参加了对俄罗斯的远征，却遭到了俄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俄国军队实行“焦土”战术，放火焚烧了莫斯科，在大火中，拿破仑军队损失惨重，最终溃不成军。在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军队的惨败后，司汤达真正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野心和勋章也无法弥补他所受到的精神痛苦。在他后来所创作的小说《巴马修道院》（又译《巴尔玛修道院》）中，司汤达将这种感受通过主人公表达了出来。战争并不是如拿破仑·波拿巴的宣言所展示的那样，而是残酷野蛮的。1813年，拿破仑再次回到巴黎，继续担任了御前参谋、军粮总监等职务。1814年，英国、俄罗斯、普鲁士王国、奥地利等国组织了第六次反法同盟，司汤达临危受命，回到家乡格勒诺布尔市，领导家乡的防御战。3月底，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退位，被囚于地中海上的拿破伦被放逐厄尔巴岛。随着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倾覆，司汤达的军旅生涯也随之结束。14年的戎马倥偬，司汤达经历了帝国由盛而败的整个过程，他对拿破仑·波拿巴及其对外战争有着深刻的感受和认识。虽然拿破仑对外战争引起了民族矛盾，带给了法国沉重的负担，但司汤达仍然缅怀着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因为那是个“奋起行动的时代”，是一个青年人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英雄时代。司汤达1817年创作了《意大利绘画史》，书前的一篇献词，就向被囚禁的拿破仑表示了崇高敬意。他把拿破仑视为自由和爱国主义的象征，对其向欧洲封建君主进行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军队生活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司汤达一生未婚，但有过数次令他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1800年，当司汤达第一次进入意大利时，就邂逅了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姑娘吉娜，然而她却已经与一位画家相好。这段经历给他造成了痛苦，并使得他对爱情特别敏感，这表现在他后来写的《论爱情》一书中。1802年司汤达辞去军职回到巴黎，渴望成为一名剧作家，但他发现自己缺少写戏剧的才能，这使他十分沮丧。1805年，司汤达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女演员梅拉妮·吉尔贝，并与她坠入爱河。后来梅拉妮因生计问题离开巴黎，前往马赛的戏剧院，司汤达也跟着去了马赛，在一个零售商手下做实习店员。1806年，司汤达与梅拉妮决裂，再次回到军队。在此期间，司汤达爱上了表兄的妻子，亚历山德里娜·达碌伯爵夫人。由于性格羞涩，他迟迟未敢表露心意，在告白之前，他和笔下的于连一样，做了详细的“进攻”计划，当司汤达告白后，达碌伯爵夫人却婉拒了他。1811年，司汤达前往意大利旅行，在米兰与吉娜重逢。吉娜虽然早已与一个政府小职员结婚，但她还是与司汤达坠入爱河。遗憾的是，这段恋情最终以吉娜的背叛而告终。1818年，司汤达在参加烧炭党人的秘密集会时，结识了梅蒂妲（又译马蒂尔德），并疯狂迷恋上了她。面对司汤达的告白，梅蒂妲冷酷地回绝了他。这是司汤达一生中感受最深的一次爱情，这次经历促使他创作了心理分析论著《论爱情》。此后他经历了多次罗曼史，但始终未找到理想的伴侣，因而终生未娶。

早在1813年，司汤达就发表了《意大利游记》。波旁王朝复辟后，司汤达侨居米兰，正式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1814年，他以篷贝为笔名发表了评介欧洲古典乐派大师的著作《弗朗茨·约瑟夫·海顿、莫扎特和梅达斯泰斯的生平》，并在1817年接连发表了《意大利绘画史》和游记《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两部作品，而出版后一部作品时，他第一次使用了“司汤达”这一笔名。这是普鲁士一个小镇的名字，是著名的德国艺术评论家温克尔曼的出生地。温克尔曼对古希腊艺术有着精湛细致的研究，司汤达采用这一笔名，表现出他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向往。在此期间，他也开始着手《拿破仑传》的写作，宣传拿破仑的历史功绩。在侨居米兰期间，司汤达和当地的烧炭党人有交往，1821年烧炭党人失败，他被奥地利政府当作烧炭党分子驱逐出境。

此后司汤达离开米兰来到巴黎，继续坚持写作。1821-1830年是司汤达创作上的重要时期，他写了政论、文艺评论、传记、小说等多种形式的作品。1822年，他发表了研究爱情心理的著作《司汤达论爱情》，也是从这年开始，他匿名为英国报刊撰写巴黎的通讯报告，对法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动态进行报道和评论，文章笔锋犀利，剖析深刻，具有政治批判的性质，这些文章在他去世后结成集子，被称为《英国通讯集》。在1821-1825年间，司汤达参与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派别之间的论战，陆续发表了文艺论集《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这部论文集在浪漫主义的旗号下提出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部理论著作。1823年，司汤达发表了音乐家评传《罗西尼传》（又译《罗西尼的一生》），1827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斯》，1829年发表了日记体游记《罗马漫步》和短篇小说《瓦妮娜·瓦尼尼》。在此之后，司汤达的创作转入了成熟期。1830年，司汤达发表了长篇小说《红与黑》，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关系和革命即将来临的紧张气氛。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司汤达被任命为法国驻意大利特里雅斯特领事，因奥地利当局不同意这项任命而被迫离职。1831年，司汤达被改任为法国驻西维达-维基雅的领事，并受到教皇密探的监视。在工作之余，他陆续写作了揭露七月王朝统治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自传性小说《一个利己主义者的回忆》（又译《自我主义者回忆录》）和《亨利·布吕拉传》（又译《亨利·布吕拉的一生》），但几部作品均未完成。在此期间，他还搜集了意大利的古老手稿，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一组中短篇小说。1839年，他将这个时期创作的意大利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与1829年发表的《法尼娜·法尼尼》以《意大利遗事》为名结集出版。

1836年，司汤达因疾病困扰向外交部请假回到巴黎休假。1838年末，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司汤达基本以口述的方式写出了他的另一部杰作《巴马修道院》（又译《巴尔玛修道院》）。第二年他又重回任所，并开始创作小说《拉米埃尔》，但因病而未能完成。1841年3月15日，他第一次中风。1841年8月辞去领事馆职务回到巴黎。1842年3月22日，司汤达在出席完外交部的一次盛大宴会后，因中风跌倒在巴黎街上，于23日午夜去世，享年59岁。按照他的遗嘱，他的墓碑上用意大利语刻着：Arrigo Beyle, Milanese,Scrisse, Amo, Visse.（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

《红与黑》是司汤达的代表作，也是19世纪法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小说的题材来自于1827年《法庭公报》上登载的一桩刑事案件。小说主人公于连索黑尔是法国外省小城维立叶尔市一个锯木场老板的儿子，他从小崇拜拿破仑·波拿巴，希望凭自己的才能出人头地。但他生不逢时，在王朝复辟时期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19岁时，于连因熟读拉丁文《圣经》被小城市长德·瑞那聘为家庭教师。不久，于连和市长夫人发生暧昧关系，事情败露后离开市长家，进入省城贝尚松神学院。在神学院他受到彼拉院长的赏识，并被其推荐给巴黎的木尔侯爵做私人秘书。侯爵的女儿玛特尔爱上了于连，玛特尔怀孕后，侯爵赠给于连财产、贵族封号和军衔，以使他和女儿的身份相配。正当于连春风得意之时，德·瑞那夫人在教会诱骗下写信告发于连引诱妇女，木尔侯爵立即取消了他与女儿的婚约。于连激愤之下，开枪打伤了德·瑞那夫人，后以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在思想内容方面，小说通过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平民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后期法国社会的风貌，揭露了王政复辟时期贵族和教会的腐败，揭示了复辟王朝严重的政治危机，以及王政复辟时期贵族等级制对平民青年的压迫和摧残。

在艺术特点方面，《红与黑》以新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开创了新的文学时代。首先，司汤达通过于连形象的塑造，成功地体现了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其次，司汤达大量运用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的手法，对人物思想情感的细微变化和特定情境下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显示了小说描写由注重性格向注重心理的转变。

《巴马修道院》是司汤达第二部重要的小说。它以十六世纪罗马教皇的传记材料为情节基础，注入当代的社会政治内容，反映了十九世纪前期欧洲的历史风貌。小说以1796-1830年的意大利为背景，巴马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公国。主人公法布利斯和他的姑母吉娜都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崇拜者，在听到百日政变的消息后，法布利斯去法国投靠拿破仑，却被当作奥地利间谍关进监狱。出狱后回到意大利，由于哥哥告密，他被政府当作革命党人追捕，从此葬送了贵族前程。后来，法布利斯因误杀了人而被判死刑，关进要塞监狱。他在狱中与要塞将军的女儿克莱莉娅相爱，在其帮助下越狱，后又主动投案回监狱。f后来法布利斯被释放，当上了红衣主教，克莱莉娅却嫁给他人，抑郁而终。法布利斯隐居到巴马修道院，一年后去世。

小说通过法布利斯一生的经历和他理想幻灭的过程，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前期欧洲政治风云变幻的局势、宫廷的阴谋和斗争，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在艺术方面，小说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对战争场面和宫廷生活的描写十分出色。《巴马修道院》一出版就受到了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高度赞扬，这也是司汤达生前获得成功的唯一作品。

《拉辛与莎士比亚》是一部文学评论集，是司汤达参与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派别的论战中而写成的。其共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于1823年，共三章：《为创作能使1823年观众感兴趣的悲剧，应该走让·拉辛的道路，还是莎士比亚的道路？》《笑》和《浪漫主义》。第二部分写于1825年，他假借古典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通信的方式，批驳当时法兰西学士院对浪漫主义的攻击。

在这部论文集中，司汤达表达了自己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古典主义就是因循守旧，盲目模仿古人。各时代无能的摹仿者都是古典主义者。司汤达提出了“文艺应像一面镜子”的主张，他认为，文学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新文学的任务是艺术地反映当代生活，为现实斗争服务。这种主张实质上就是后来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拉辛与莎士比亚》也因而被认为是第一部现实主义理论著作，对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司汤达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第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再现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历史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司汤达深刻地观察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以卓越的艺术方法，通过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刻画，无情地揭露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社会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司汤达认为小说是“在大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认为十九世纪的作家应该用一种类似戏剧的场面，再现历史的或现实的大事或故事，用一种精彩的艺术手法，揭露深刻的政治内容，并用讽刺的笔墨来表达其深刻的哲理含义。他的三部主要长篇《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和《吕西安·娄凡》，就是他这一理论的最好体现。通过三个主人公的命运所广泛展现的正是十九世纪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一幅真实的讽刺画面。

司汤达并不排斥将历史事件、当时的政治时事写进小说，他着眼于从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或新闻事件中发现更加深刻的社会内题，从普通事件中看到伟大的真理，从轰动一时的事件中看到永久性的因素。如《阿尔芒斯》的副标题即是“1827年巴黎一个沙龙的某些场面”，《红与黑》的副标题是“1830年纪事”。司汤达不仅将历史或政治事件写进作品，而且直接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将他的笔锋直接针对封建贵族、教会和资产阶级本身，这都使其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时代色彩与文献价值。

广泛的意大利题材是司汤达作品的突出特色。他不仅写有关于意大利艺术家的评传、游记、艺术史、哲学美学著作，大量的书信、日记，还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和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这些作品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意大利民族的光辉历史和文化艺术传统，以及民族的心理特征、人民群众的激情与创造才能。他的游记《罗马漫步》和《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全面介绍了意大利的历史、现状、文化、艺术、民情风俗。艺术家评传《罗西尼传》（又译《罗西尼的一生》）、《意大利绘画史》以及《论爱情》则是对意大利文化、艺术、美学、民族心理特征的高度总结和评价。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和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更能体现司汤达对意大利民族理解的程度。

爱情在司汤达的生活和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爱情，而爱情也是他作品的重要主题。他在1822年出版的爱情心理学专著《论爱情》中，将爱情分为四种类型，小说《红与黑》中于连的两次爱情经历就是这种爱情理论的印证。于连与地·雷纳尔夫人的爱情接近于“激情之爱”，与玛蒂尔德的爱情则接近于“虚荣之爱”。小说《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的爱情描写则是司汤达本人爱情经历的投射。勒万对夏斯特莱夫人的感情正是司汤达本人对梅蒂妲倾慕之情的写照。司汤达认为“爱情是文明的奇迹”，在爱情中达到完美的自我沉溺就是人类幸福的更高法则。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种观念的实践：《阿尔芒斯》中奥克塔夫为阿尔芒斯的幸福殉情，《巴马修道院》中法布利斯为克莱莉亚以身相殉等，都体现了爱情的崇高。

司汤达在艺术手法上最明显的特征，并因此被称为“近代小说之父”，是对人心的细致观察与刻画。司汤达特别注重人的心灵世界的真实表现。他往往通过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反映社会风尚和时代精神，显示出反映生活的内倾性特征，也表现出对人的激情——心理分析的高超技艺。

小说《红与黑》的心理描写开创了现实主义内倾性的方向。它不仅写出了于连在环境重压下强烈的自我意识在他心灵中酿成的自尊与自卑、虚伪与正直、雄心与野心、反抗与妥协等多重心理矛盾，也写出了瑞那夫人、玛特尔小姐等人的复杂的心理内容，主要人物间的心理冲突，成为这部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基础和根据。司汤达开创的是一种内倾性的现实主义传统，这种内倾性的创作取向，以后经由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系列作家的创作延伸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司汤达在推动心理小说和现代小说的发展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司汤达善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司汤达步入文坛之前的小说，如流浪汉小说、哲理小说、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等，一般来说，都没有写出人物性格和环境的关系。司汤达在小说《红与黑》中首先比较成功地刻画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于连是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于连一生的奋斗，主要是在维立叶尔城、贝尚松神学院和巴黎木尔侯爵府这三个典型环境中进行的，他的性格也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流变。于连的英雄主义热情、虚荣心，他的反抗性、个人奋斗的道路，他的妥协和虚伪，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是当时各种社会风气影响的结果，作者在于连身上概括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法国资产阶级青年的性格特征。

另外，司汤达认为写人物不仅要描写他的肖像和行动，更重要的是要描写心理。他的小说善于根据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来细致地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并通过展现他们的内心世界来刻画他们的性格。司汤达以他精湛的心理描写艺术，使人物形象丰满，具有真实感，这对后来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司汤达被誉为“现代小说之父”，他的小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多层次性，因而具有较强的现代性。例如小说《红与黑》就体现了从传统的封闭结构向现代开放结构过渡的趋势。作品以于连的爱情、仕途为发展线索，重点描写了他在小城、省城、巴黎和监狱的四个场景，摆脱了纯粹按照时间延续安排情节的格局，向着“空间”长篇小说过渡。作品表现了1830年这样一个特定时代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心灵变化，时间、地点的迅速变换、人物的忽隐忽现，呈现出现代因素。于连得知德·雷纳尔夫人的揭发信后，从巴黎赶到小城，至少得三四天，甚至一周，亢奋情绪很难持续如此之长。这一情节形成的时空上的多层化，使小说平添了现代小说“心理结构”的特征。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法国文坛出现了走莎士比亚还是走让·拉辛的创作道路的争论，实质是当时革新的、创造的文学与守旧的、摹仿的文学之间的斗争。司汤达积极参与了这场斗争，并贬斥已经过时的新古典主义，而肯定真实地描写时代和表现人类激情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司汤达的论著中，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术语有其特定的含义，他所说的浪漫主义是广义的浪漫主义，是指一切和古典主义相对立的进步文学的总称，既包括狭义的浪漫主义，也包括现实主义。而就他的具体论述来看，他指的实际上是现实主义。司汤达主张摆脱古典主义的泥古倾向，强调艺术必须适应时代潮流，必须表现现实生活，认为“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表现他们时代的真实东西，因此感动他们同时代的人”。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曾写道：“一部优秀的作品犹如一面照路的镜子”，在《阿尔芒斯》的序言中也谈到：“丑恶的人在镜中掠过，这难道是镜子的错误吗？难道不该考察镜子是朝着哪些人吗？”司汤达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主张文艺应当像镜子一样，不回避现实矛盾，直面人生，有美写美，有丑写丑，客观、真实地再现现实。他在创作中更突出了揭露现实矛盾、剖析生活弊端的批判精神，对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司汤达强调真实再现生活，特别强调要再现人的心灵的细腻变化。他认为观众喜欢莎士比亚的原因在于他描写的“人的心灵的激荡和热情的最细腻的千变万化”，他要作家们像莎士比亚学习，而不要像让·拉辛那样“从来不写激情的发展过程”。

司汤达强调艺术的真实性，因而也非常重视艺术家对现实或客观世界的感觉，要求艺术家能真实地把这种来自生活的感觉表达出来。他说：“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永远有理由去感受，并从愉快中寻求美。”在司汤达看来，艺术的目的是给人以愉快，因此他主张在创作上，一方面要坚持如实描写，另一方面又要有一定的想象或夸张。他说：“一件艺术品永远是一个美的谎言罢了。”这样，司汤达就辩证地解决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艺术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为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司汤达在青少年时期就同情资产阶级革命并痛恨法国的君主专制体制，后来，这种政治倾向转化为了对于拿破仑的崇拜，十八岁时便参加了拿破仑远征意大利的军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司汤达长期作为一个“共和派”参与政治生活，并将这样的政治主张融入小说创作。他的小说《红与黑》中的“红”色就代表着复辟时期的比较进步的共和派。小说主人公于连对贵族阶级充满了仇恨和敌视，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同封建贵族、宗教势力统治下的黑暗社会进行抗争。

1814年拿破仑·波拿巴无条件向联军投降后，司汤达对英国政体发生好感，认为法国的希望不是恢复共和政体，而是建立一个两院制的立宪王国。他认为自由、贵族、国王是法国最需要的三种东西。既不认同极端立宪派，也不赞同极端共和派。实际上，正如司汤达所自许的那样，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或“个人主义者”，他对于政治的关注往往着眼于个人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关系，他笔下的主人公所专注的也是为了个人事业的奋斗，而拿破仑时代就是这样的人物发迹崛起的最好时代，这也与司汤达本人对于拿破仑时代的推崇相照应。崇拜英雄，强调个人奋斗，是司汤达主要政治观点，这也导致了他缺乏对于人民的关注与信心，这就是司汤达的政治思想的局限性——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

爱情是司汤达一生的追求。1818年，司汤达结识并爱上了玛蒂尔德，这段失败的恋爱促使他对爱情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在1822年发表的《司汤达论爱情》中，他以科学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爱情，并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爱情理论。他把人类的爱情分为“激情之爱”“趣味之爱”“虚荣之爱”和“肉体之爱”，他用结晶这个词来比喻爱情。他还将爱情的产生分为七个阶段，分别为（1）爱慕；（2）愿望的开始；（3）希望；（4）爱情的开始；（5）第一次结晶；（6）怀疑（和/或妒忌）；（7）第二次，或最后的结晶，爱情的确定。

司汤达不只分析爱情产生的过程，他对爱情本质的思考也非常深刻。他认为，爱情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爱情是文明的奇迹”。他把爱情视为一种激发人的力量的美好情感，“爱情在伦理学上是一切感情中最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深入研究为司汤达创作中的心理分析奠定了基础。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将于连等人的心理活动作了细致的刻画，书中人物的恋爱心理被区分为“心坎里的爱”和“脑袋里的爱”，正是其爱情理论的具体应用。

司汤达是19世纪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创作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很高的成就。他的小说《红与黑》被公认为19世纪法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无论是在文学反映生活、长篇小说的结构还是心理描写方面，都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创作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为现代小说创作，尤其为意识流作家的心理描写提供了启示。

法国作家梅里美就受到司汤达的影响，由浪漫主义创作转向现实主义，其创作方法深也受司汤达小说的影响。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也受到司汤达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心理描写推动到描写人物的潜意识层面。我国当代作家余华的创作也受司汤达的影响。

司汤达的文艺思想对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着先驱者的作用。在浪漫主义运动高潮兴起之前，司汤达在意大利就参加了要求摆脱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束缚、表现现实生活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司汤达坚决否定阻碍文学发展的古典主义的种种清规戒律，认为被古典主义视为金科玉律的“三一律”不符合生活的真实，而大力支持浪漫主义。他的文艺论争集《拉辛与莎士比亚》与维克多·雨果的《（克伦威尔）序》一起成为射向古典主义的两支利箭。

司汤达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他不仅创作了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把现实主义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拉辛与莎士比亚》就是一篇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书，为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并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等文学理论的重大问题，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司汤达生前默默无闻，在当时只得到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乔治·拜伦、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等少数作家的赏识。被称为“小说界之王”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在1840年写了一篇长达172页的《贝尔先生研究》，对未成名的司汤达及其小说《巴马修道院》给予了极高的赞扬。巴尔扎克在《贝尔先生研究》里不无遗憾地写道：“贝尔先生是当代高人之一。这位第一流的观察家、这位卓越的外交家，无论是文字，无论是谈话，曾经多方证明他的见解高超，他的实际知识广博，结局只是西维达维基雅的领事的确令人雅以解释。”

马克西姆·高尔基：“如果可以把司汤达的作品和书简比较的话，那么称他的作品是写给未来的书简倒更为确切一些。”

爱弥尔·左拉：“司汤达是留在哲学家的书房里‘研究心灵的机械结构，为了满足想了解这种结构的好奇心，只作有关人的纯粹哲学和道德研究，把人从自然中取出，放在一边，只对他的情感方面作简单的观察’因而他笔下任一人物都是“完全装配好的智慧和情感机器。”

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评价司汤达：“全神贯注心理学现象，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他是心理学家，而且只是心理学家”“他把人物心灵的默默无闻的活动揭露无遗，把他们在内在的思想用语言表达出来。他的独白决不是乔治·桑所常有的那种抒情的狂歌似的爆发，而是借以开展沉思默想的一问一答一一短小、精悍，虽然未免有些烦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法语翻译家柳鸣九评价司汤达：“他是1815年至1830年的复辟时代的杰出的描写者，他在《红与黑》中，通过一个即使身于世界文学最著名的典型人物之列也特别突出的艺术形象一一于连·索黑尔，极为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他以对现实政治关系透彻的理解、对阶级斗争规律明智的洞察、对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悲剧命运典型化的描写取胜，从而使他在表现复辟时期的政治阶级关系这个领域，处于可以与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相匹敌的地位。就全部创作整体来说，巴尔扎克宏伟的《人间喜剧》无疑超过了司汤达小说创作的总和，但就单个作品来说，《红与黑》表现社会关系的深度，塑造人物形象典型化的高度，却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任何一部小说所未能达到的。”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教授许光华：“他是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奠基者，无论在文学反映生活、长篇小说的结构还是心理描写上，都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创作作出卓越贡献，但同时又为现代的小说创作，尤其为意识流作家的心理描写提供了启示。”

据法国《世界报》1982年12月31日报道，纪念司汤达诞生二百周年的开幕式在格勒诺布尔文化宫举行。在此期间，格勒诺布尔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如:“司汤达及其著作”的展览，将在作家之父加尼翁博士的房间里展出大部分司汤达的手稿，另一个展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司汤达、格勒诺布尔和伊泽尔省”将在司汤达博物馆展出。

1880年，上流社会的一群司汤达爱好者创建了季刊《司汤达俱乐部》，1920年就不复存在。2011年，法国两位作家夏尔·当齐格和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兹重建了《司汤达俱乐部》。

司汤达去世以后，被安葬在蒙马特尔公墓。按照他的遗嘱，在他的坟上安放了一块小墓碑，上面刻着用意大利文写的的铭文：“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

而这一段广为流传的墓志铭实际上不承认他的法国国籍，这是因为司汤达对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法国软弱的外交政策感到愤慨。这位出生在法国却长期旅居意大利的作家最终将意大利视为自己的祖国，并将这个决定写在了遗嘱上。

司汤达综合症也叫佛罗伦萨综合征，是指在艺术品密集的空间里，观赏者受强烈美感刺激引发的精神症状，通常持续时间很短，而且脱离环境之后症状就会消失。司汤达综合征取名于19世纪法国文学家、著名小说《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他曾到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圣十字教堂参观了米开朗基罗、伽利略·伽利莱和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等大师的陵墓，又看到文艺复兴绘画大师乔托·邦多纳的壁画，之后就感到狂喜不已，整个人恍恍惚惚，情绪过分激动，自述感到“生命被抽干了”、“走路害怕摔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