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第一代准男爵，（生于1771年8月15日，卒于1832年9月21日），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沃尔特·司各特在英国文坛的诗歌和历史小说领域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是第一位在有生之年就享有国际声誉的英语小说家，也被认为是西方历史小说题材的开创者。

沃尔特·司各特生于苏格兰首都爱丁堡的一个富裕家庭，其父亲是一名律师。沃尔特·司各特在18个月时患上小儿麻痹，终生跛脚，在1773年被送回过祖父的农场养病，高中时期被父母接回身边。沃尔特·司各特于1783年以12岁的年纪进入爱丁堡大学就读，1792年毕业，同年加入苏格兰诉讼律师协会。毕业之后，沃尔特·司各特从事法律相关工作，作为一名律师、法官和法律行政人员，他将写作和编辑与日常工作结合。此外，沃尔特·司各特在爱丁堡保守党党建制中表现突出，活跃于高地协会，长期担任爱丁堡皇家学会会长，苏格兰古物学会副会长。1820年4月22日，他成为苏格兰罗克斯堡郡阿伯茨福德的准男爵。在一次与大学老朋友去英国湖区的旅行中，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夏洛特·查彭蒂尔，他们于1797年圣诞节前夕在卡莱尔市的圣玛丽教堂结婚，婚后育有4个孩子。后来，1825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司各特的公开破产，司各特把自己的房子和收入放在了一个属于债权人的信托基金里，并开始通过书面方式摆脱债务。1826年，司各特的妻子夏洛特去世。1826年至1832年间，他创作了6部小说，2部短篇小说和2部戏剧，11部作品或非小说作品，一本日记，以及几部未完成的作品。1831年10月29日，司各特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差，他乘坐英国皇家海军巴勒姆号护卫舰前往马耳他和那不勒斯寻求治疗。1832年9月21日，司各特被送回阿伯茨福德，他在这一天离世，享年61岁。司各特被葬在德雷伯修道院。司各特死后，他的小说继续畅销，不久就还清了他遗留的债务。

司各特的创作主题围绕着对普通下层民众的关注与热爱，展现下层民众的美好品德。并且，司各特笔下正直善良的主人公，无论是何种社会身份都有展现扶危济困美德的时刻。懂得感恩和报恩也作为一种显著的规律体现在司各特的小说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司各特用不同道德品质人物之间不同的命运结局来对进行道德教化主题的完成。司各特小说的主要取材通常是史实，历史的整体感和广阔性是司各特历史小说内容上一个突出的特点。由于他的历史小说极为独特和突出，对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他被誉为“历史小说之父”。司各特的小说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以苏格兰为背景的小说，比如《威弗利》(Waverley,1814)，被称为“苏格兰小说”，表现了苏格兰特有的风土人情。另一类是以英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有《艾凡赫》(Ivanhoe，1819)、《修道院》（The Monastery,1820)等。该类作品将小说和历史有机结合在了一起，精确刻画了特定时期的历史面貌及风土人情，并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深入的思考。还有一类是关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小说，比如《昆汀·达沃德》(Quentin Durward，1823)。除了历史小说外，司各特还创作了唯一的一部关于他自己时代生活的小说《圣罗南之泉》(St．Ronan’S Well，1823)，把决定国家民族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和各种敌对力量之间的冲突斗争把上层和下层的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复杂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中全景式地再现活生生的历史场。这三类历史题材小说，奠定了司各特“历史小说之父”的地位。

司各特一生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作品，包括长篇叙事诗、历史小说、作家专辑等。但是司各特最大的贡献仍然是历史小说。沃尔特·司各特对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笔下的历史小说将故事人物的曲折遭遇以及英格兰、苏格兰和欧洲历史重大转折时刻的矛盾冲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既能反应社会现实，也能窥探历史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他的历史传奇影响了奥诺雷·德·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列夫·托尔斯泰、亚历山大·仲马、亚历山大·普希金等许多人。尽管他的作品非常受欢迎，但19世纪下半叶，评论界对他的评价开始变得褒贬不一，在经典研究《小说的方方面面》中，福斯特严厉批评司各特笨拙和草率的写作风格，“扁平”的人物，单薄的情节。在如此情况下，司各特作为创新者的重要性仍然是得到认可的，他被誉为现代历史小说体裁的发明者。

1771年8月15日，沃尔特·司各特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一个古老家族。父亲是律师。母亲安妮·拉瑟福德是一位医生的女儿，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给司各特带来了不少创作灵感，对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影响颇深。司各特年幼时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导致终身腿残，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学的阅读和创作之中。

司各特小时候很喜欢听古代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以及各种宗教迫害故事，对苏格兰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耳熟能详，终身兴趣不减；他对描写普通百姓的传统通俗文学也是钟爱之至。此外，由于幼年多病，他长期在苏格兰山区修养。这一切对他后来从事历史小说创作，激发他的想象力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司各特在《自传》中曾说：“古老的歌谣和传说，是偏处乡野的家庭唯一的娱乐，我从这些古老的歌谣和传说中所得到的关于苏格兰山地的知识，对我后来的志趣和事业颇有影响。”为了改善他的跛脚，司各特于1773年被送到苏格兰边境的农村。1778 年，司各特回到爱丁堡接受私立教育。1779年10月，他开始在爱丁堡的皇家高中（高中校园）学习，在校期间他对中世纪骑士传奇和历史故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司各特十分欣赏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文学”，1796年，他将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布尔格的两首诗《狂野猎人》和《丽诺尔》译成英文，并以《追逐》和《威廉与海伦》为名出版。 1783年高中毕业后，司各特进入一所文法学校学习，后跟随父亲进入律师界。1789年，他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法律， 1792年当上了律师。在一次与大学老朋友去英国湖区的旅行中，他遇到了夏洛特·查彭蒂尔，经过三周的求爱，司各特对夏洛特求婚了，他们于1797年圣诞节前夕在卡莱尔的圣玛丽教堂结婚。在爱丁堡的乔治街租了一所房子后，他们搬到了附近的南城堡街。

1799年司各特被任命为塞尔柯克郡副警长，同年他的长女索非亚出生。7年后司各特被委任为爱丁堡高等民事法庭庭长，直至谢世。婚后，司各特靠律师的工作、副警长的薪水、妻子的收入、他写作的一些收入，以及他从父亲财产中分得的一部分，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1802年司各特出版《苏格兰边区歌两集》。 1805年他第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最后一个吟游诗人之歌》问世。 此后司各特投资印刷行业，与好友保罗·巴兰成为印刷业务的合作伙伴，直到1826年金融危机，司各特的作品都由公司定期印刷。

1805年至1817年间，司各特创作了五首六章的长篇叙事诗，四首独立出版的短篇诗，以及许多小格律作品。1808年司各特出版诗歌《玛米恩》。1810年，司各特出版第三部长篇小说《湖上的女人》，获得了极高的关注，第一年就卖出了2万册。之后，司各特还出版了《特里亚明的婚礼》《岛屿的领主》等一系列诗歌，最后一部长诗是1817年匿名出版的《无畏的哈罗尔德》。

1810年之后，诗人乔治·拜伦出现。司各特认为在描写强烈的情绪，人心的隐微等方面，乔治·拜伦的诗才远胜于他，所以司各特转向小说创作，从而首创英国历史小说，为英国文学提供了30多部历史小说巨著。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将故事人物的曲折遭遇以及英格兰共和国、苏格兰王国和欧洲历史重大转折时刻的矛盾冲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既能反应社会现实，也能窥探历史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

1825年，一场席卷全英国的银行业危机导致巴兰坦印刷厂倒闭，司各特是唯一一个有经济利益的合伙人。13万英镑的债务导致了他的公开破产。但是司各特没有宣布自己破产，也没有接受众多支持者和仰慕者的任何经济支持，而是把自己的房子和收入放在了一个属于债权人的信托基金里，并开始通过书面方式摆脱债务。就在债务累累的时期，司各特的妻子夏洛特于1826年去世。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情，司各特仍然保持着惊人的产出。1826年至1832年间，他创作了6部小说，2部短篇小说和2部戏剧，11部作品或非小说作品，一本日记，以及几部未完成的作品。这些非虚构作品包括1827年出版的《拿破仑传》、1829年和1830年出版的两卷本《苏格兰史》，以及1828年至1831年间每年出版一本的《祖父的故事》系列的四部作品。最后，司各特受到塞缪尔·佩皮斯和乔治·拜伦的日记的启发，他开始写日记，然而，《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日记》直到1890年才得以出版。

1831年10月29日，司各特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差，为了寻求改善，他乘坐英国皇家海军巴勒姆号护卫舰前往马耳他和那不勒斯寻求治疗。在船上，他在艾默里奇附近中风，在当地接受治疗后，一艘汽船把他送到6月12日开往英国的巴维尔号汽船上。司各特在英格兰登陆后，于1832年9月21日被送回阿伯茨福德去世。他享年61岁。在他死后，浪漫主义时代也随之走向结束。司各特被葬在德雷伯修道院，他的妻子也葬在那里。虽然司各特死时还欠着钱，但他的小说继续畅销，他死后不久就还清了拖累他遗产的债务。

扶危济困、懂得感恩和报恩是司各特小说创作的一大主题。

扶危济困是基于人类天性自发的同情心，与后天接受的宗教中助人为本的相关教义之影响，或侠义骑士精神的熏陶而形成的道德品质。这种品质使人能够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继而产生同情及援助之心，愿意提供给别人力所能及的帮助，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别人。在《盖伊·曼纳林》中，司各特讲述了埃兰戈万的儿子亨利·伯特伦在五岁时目睹了一名海关官员被谋杀后被走私者绑架，其家人在随后几年的命运和冒险经历，以及为争夺埃兰戈万的遗产而进行的斗争，描绘了一个勇敢的主人公在不断冒险的过程中扶危济贫，最终夺回父辈财产，并且和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的故事。司各特的小说中，到处闪耀着这一品质的动人光辉，无论是他笔下那些正直善良的主人公，或是只出现几次的小人物；无论是那些备受爱戴的贵族、宽厚仁慈的宗主，还是阶级地位低下的小市民甚至异教徒，都有展现这一美德的时刻。

懂得感恩和报恩也是很多美德故事热衷表现的主题，模式通常是某些人在某一 时刻帮助过一些有需要的人，结果在后来轮到他们自己遇到困难或危险时，又得到 了他们所救助过的人的帮助。这些环环相扣的事件很容易使人受到感染，引导人们向善，去帮助别人。会对别人对自己的帮助铭记于心，永怀感恩之心，并时刻准备给予报答，是司各特传统道德观中不可缺少的一点。在《奈杰尔的命运》中，司各特描写一位年轻的苏格兰贵族奈杰尔·奥利法恩特，前往伦敦，要求国王偿还他父亲的贷款。奈杰尔希望用这笔钱来偿还他遗产的抵押贷款——但白金汉公爵和威尔士亲王查尔斯已经盯上了这笔财产。奈杰尔被卷入宫廷的混乱生活。由于奈杰尔懂得感恩，心地善良，最终逢凶化吉，保住性命，获得财产，也迎娶了自己的爱人。在司各特的小说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循环是其结构情节的显著规律， 其目的是希望通过符合传统道德品质的人物与违背传统道德品质人物之间不同的命运结局，来使读者获得道德上的认识，从而受到感知。

从司各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从他描写下层民众美好品德的笔下看出他对普通下层民众的关注与热爱。

无论是司各特的“苏格兰王国小说”，还是他后期以英国和欧洲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他对普通下层民众的关注与热爱。虽然他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大多还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公子王侯与贵族小姐，但这种对普通下层民众的关注与热爱，以及有意识地对这些下层民众美好品德的展现，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读者今天读来，无疑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司各特能够超越自身阶级的局限， 认识到下层民众身上虽平凡质朴但却美丽恒久的品质，并用心把它们表现在自己的作品里，使得普通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了一个更美好的展示舞台，使其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之外，张显了更温情亦更隽永的群体意义。在《惊婚记》中小说主人公苏格兰青年昆丁·达威特，初到法国宫廷任国王贴身卫士，在此期间爱上了一位为了逃婚而到法王宫廷寻求庇护的贵族少女。法国国王与少女的保护人勃艮第公爵为了争夺少女财产进行了明争暗斗，连带昆丁也卷入其中，但主人公昆丁终于靠自己的智慧避开了国王设下的陷阱，拯救了心爱少女，二人终成眷属。

在司各特的小说中《韦弗利》中提到：“在社会的各个阶段，人们都有共同的激情，它们同样激荡着人类的心灵， 无论是在十五世纪的钢制紧身胸衣下，还是在十八世纪的锦缎外套下，还是现在的蓝色连衣裙和白色昏暗的背心下。”司各特生动、详细地描绘了苏格兰、英国和欧洲社会的不同阶段，同时清楚地表明，尽管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它们与他那个时代的人有着相同的人类激情。

司各特一生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质，为人宽厚、诚恳、讲信誉，留下不少为人称道的事迹。不管是司各特的出身背景、家庭生活环境以及人生经历，还是他浓厚的情结，这对他后来的创作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而且激励了他对创作的追求，所有的一切在他的苏格兰小说中被体现的非常突出。因此，他的作品从此被打上了具有浓厚苏格兰地方色彩的作品标签。司各特一生挚爱苏格兰，他的小说里处处散发着浓浓的苏格兰乡情。1821年出版的《肯尼威斯城堡》就是取材于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温莎和赖斯特伯爵的恋爱，能反映当时苏格兰人民日常生活状态的小说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将小说和历史有机结合在了一起，表达手法极为出色，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其中所提到的历史知识也极为丰富。同时，他还精确刻画了特定时期的历史面貌及风土人情，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深入的思考，然后在作品中完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司各特创作的《红酋罗伯》，司各特戏剧性地展现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变革过程中,英国不同区域之间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个人面对家庭和社会突变时的痛苦与挣扎,为读者呈现出一幅明暗相间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起伏交织的复杂社会历史画卷。小说主人公弗兰克噩梦般的经历及其终生挥之不去的痛苦是以司各特为代表的、在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挣扎的19世纪英国人境遇的真实写照。

历史的整体感和广阔性是司各特历史小说内容上一个突出的特点。他在历史小说中描写了国王、贵族到平民、奴仆各色人等的生活，由决定国家民族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和各种敌对力量之间的冲突斗争把上层和下层的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中全景式地再现活生生的历史场面。司各特最受关注的三篇短篇小说分别为：一部用苏格兰王国语写成的超自然故事——《流浪威利的故事》，以及《加农盖特编年史》中的“高地寡妇”和“两个车夫”。司各特主要成就之一是生动细致地描绘了苏格兰王国、英国和欧洲社会的不同阶段，读者可以欣赏对一个陌生社会的描绘，并与人物产生共鸣。

司各特的生态自然观热爱并尊重自然是司各特生态自然观的立足点。对自然的珍视与热爱在司各特的苏格兰小说中得以酣畅淋漓的表达。在他的苏格兰小说中，对自然环境的描写， 有着自己生存的时空，或静谧或充满激情，生机勃勃，呈现着迷人的魅力。在《艾凡赫》中司各特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尚未完全被卷入工业革命浪潮的苏格兰高地的自然风光，以及高地上的山民古朴的生活图景与纯朴的社会风习。

作为浪漫主义文学作家的司各特，深受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可避免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他十分注重对自然的描绘， 挖掘自然界原始而自然的美。司各特的《惊婚记》描写的就是苏格兰青年昆丁·达威特爱上为逃婚到法王宫廷避难的少女，国王和少女的保护人为夺对少女财产的控制权进行了种种明争暗斗，最终昆丁靠自己救出了少女，并且获得爱情的故事，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

司各特诗歌四拍子中常有独特的不规则口音，用欢快的节拍呈现出一幅色彩丰富的苏格兰图画。最著名的诗歌片段是：

1813年，司各特拒绝了英王室“桂冠诗人”的册封，他推荐了湖畔派诗人罗伯特·骚塞接受封号。骚塞去世后，司各特的好友威廉·华兹华斯得到了封号。

曾经为司各特1803年出版的《歌谣集》出过力的詹姆斯·霍格在司各特的帮助下为他在一家杂志社找到了文学方面的工作，把他介绍给各种各样的人，还借给他钱。但霍格要求司各特准许他在自己的一部荒诞的自传体作品上署上司各特的名字时，司各特拒绝了他的请求。

司各特的小说《威弗利》是匿名出版的。除了几个朋友之外，司各特对所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威弗利》不是他写的，连他的孩子们也不知道。尽管拜伦、摄政王（乔治四世）等人对他施加压力，他仍不承认这部小说出自他的手笔。

1812年5月底，司各特举家迁入司各特花重金收购的艾伯茨福德庄园。1816年前，他花更多的钱来扩张领地。再次此之后他又进行了一次购地活动，花费约17600英镑。司各特无限制购地行为连累他的出版公司和印刷厂破产，负债高达126838英镑，司格特把全部的责任都挑在自己肩头，不接受捐款，决定自己写作来还款。

司各特以爱狗出名，一生中养过多条狗，最有名的是一只叫梅达（Maida）的大猎鹿犬。司各特经济危机时，不得不卖掉这些狗，并因此极度伤心。

司各特不仅是历史小说之父，还是一位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学家，他的身份中存在两个面向：启蒙哲学史学家和古物学家。司各特对古物怀有极大兴趣，这种兴趣深深扎根于他在苏格兰边区的童年经历中，他毕生致力于民歌民俗音乐的收集整理，与当时的著名古物学者交往密切，在艾伯茨福德庄园中收藏了大量古物，晚年甚至亲临庞贝古城的发掘现场。

沃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欧洲许多著名作家都十分推崇他的作品，甚至受到他的影响，美国的大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就曾受到司各特作品的很大启发。他的历史小说充满魅力，一百多年来一直吸引着大量的读者，同时也成为后代许多作家学习的典范。

丹麦著名的文史学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认为司各特才是文学创作中地方色彩化手法的真正发现者和第一个运用者，这种创作手法后来成了法国浪漫主义全部作品的基础，立即为维克多·雨果、梅里美和戈蒂挨所采用。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开头部分的出色描写，据说就是得益于司各特；查尔斯·约翰·赫法姆·狄更斯笔下反复出现的伦敦灰蒙蒙的市容和泰晤士河河岸泥泞的道路，也带有十分明显的司各特的印记。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鸿篇巨制 《人间喜剧》也是受到司各特小说的启发，他在《人间喜剧》前言里说：“他(司各特)没有想到把他的作品联系起来，调整成为一篇完整的历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部小说，每一部小说都描写一个时代。这位伟大的苏格兰作家并不因为缺乏这种联系而减色，但看到这种缺乏，使我同时又发觉了有利于完成我的作品的方案，又发觉了完成这部作品的可能性。”

《高老头》中的主角拉斯蒂涅在作品中所起的结构中心作用，就来自巴尔扎克对司各特作品中“中间人物”的理解。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小说代表作《上尉的女儿》，则直接得益于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这位俄罗斯近代小说之父在谈到司各特的时候说：“沃尔特·司各特的影响在他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每一个部分中都可以感觉出来。法国历史学家的新派别是在这位苏格兰小说家的影响下形成的。他向他们指出了完全新的来源。在此之前，虽然有了莎士比亚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历史戏剧，这种来源却一直不为人所知。”除此之外，欧美一些风格迥异的作家，如英国的威廉·萨克雷、罗伯特·斯蒂文森；法国的维尼、亚历山大·仲马、维克多·雨果、梅里美；意大利的亚历山德罗·曼佐尼；丹麦的英格曼；美国的库柏，在创作中都曾受到司各特的启发和影响。其中美国的库柏有“美国司各特”之称。同时，他的作品也受到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喜爱和赞扬， 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

中国很早就开始传播司各特的作品。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0 月，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林纾、魏易合译的《艾凡赫》(Ivanhoe，今即通译 为《艾凡赫》)上下卷, 赢得中国读者的广泛喜爱，对郭沫若、茅盾、鲁迅、曾朴等作家的创作所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论者说司各特“直接或间接地催促我们走向文学的路上去；司各特是直接或间接地奠定了我国欧化文学的基础了”。1913年，孙毓修在《司各德、迭更斯二家之批评》一文中延续了林以小说比附中原地区隶书，以及中西文化对比的做法，对作为历史小说家的司各特推崇备至。孙修指出：“司各德之书，以事实 言之，则包罗七百年之历史。 孙毓修虽未言明“历史小说”，但是对其题材的特殊性已经有敏锐的认知。他以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为例，来说明小说创作的规律，指出司各特的小说以史为主，同时向壁虚构，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 步，使读者读之，信以为真史，不知道其小说实乃 杜撰。他将司各特与司马迁进行比较，称司各特为“西方之太史公”。

司各特作为苏格兰民族英雄，苏格兰学术界一直很重视司各特文学遗产的整理和开发，如罗伯特·洛克哈特 《司各特传记》(1837—38)和《司各特生活回忆录》(1839)经常再版，泰特(J．G．Tait)主编三卷本《司各特日记》(1939—46)及安德森(w．E．K．Anderson)主持的修订版《司各特日记》(1972)是苏格兰人 普遍热衷的读物，以及格里尔森主编12卷本《司各特书信集》(1932—37)，成为所有苏格兰人研究司各 特传记的最重要资源。以上基础文献，产生了布什纳尔(Nelson S．Bushnell)《独特风格小说家瓦尔特· 司各特之诞生》(1963)、德芙琳(D．D．Devlin)主编《瓦尔特·司各特：现代判断》(1968)、埃德加·约翰 逊(Edgar Johnson)两卷本《瓦尔特·司各特爵士：一位伟大的鲜为人知人物》(1970)、克劳福德(T． Crawford)《瓦尔特·司各特》(1982)等当代司各特传记研究力作，也成就了布朗(David Brown)《瓦尔特· 司各特与历史想象》(1979)、菲奥娜·罗伯森(Fiona Robertson)主编《爱丁堡瓦尔特·司各特爵士指南》 (2012)、麦克马斯特(G．McMaster)《司各特与社会》(1981)、米切尔(Jerome Mitchell)《司各特、乔叟和中世纪罗曼司：瓦尔特·司各特得益于中世纪文学之研究》(1987)等重要著述，它们不断激活司各特历史小说的生命力，唤起读者回到关于司各特的基础文献。

1924年，茅盾在校注《艾凡赫》时所撰写的长文《司各特评传》，不仅是民国时期司各特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而且也开创了司各特研究的“评传模式”。此外，他还完成了《司各特重要著作解题》《司各特著作编年录》《司各特著作的版本》等系列研究成果，从司各特的生平、创作、艺术特色及截止到当时国外学者对他的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与评论。成为当时对司各特最为集中、最为系统的研究者。

1932年，司各特逝世一百周年，中国陆续发表了多篇纪念文章，如凌昌言的《司各特逝世百年祭》、高克毅的《司各特百年纪念》、黎君亮的《司各特百年忌纪念》、费鉴照的《纪念司高脱》、张月超的《纪念司各脱的百年祭》等。这些文章大多承续 了《司各德评传》中的“传记模式”，即首先介绍司各特的生平，然后分别评述作为浪漫主义诗歌先驱者与作为历史小说开创者的司各特。此外，20 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史著述，如欧阳兰在《英国文学史》，金东雷在《英国文学史纲》，所采用的更是典型的以生平与创作为主的 “评传模式”，并且将司各特看成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先驱或杰出代表加以评述。这一传记式的评论模式一直延续到 20世纪40年代。

1982年，由文美惠主编、外语教学出版社出版的《司各特研究》是我们看到的研究司各特的文献的集大成者。此书收集了大量的西方文章和评论，对司各特的创作倾向、思想、艺术、特色进行了分析，还着重探讨了司各特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的建树，涉及到了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些共同性的理论问题，因此不仅可以作为我们了解西方评论界研究司各特的资料， 还为我们了解西方历史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成为司各特研究中引用率极高的著作。

英国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卡莱尔认为司各特再现了鲜活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英国散文家赫兹列特认为司各特纠正了以往历史小说的误区，注重历史的真实性与广阔性。奥诺雷·德·巴尔扎克高度赞扬了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叙事方式，认为他“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从而在“当时曾使一种不公正地被称为二流的文体具有一种浩瀚磅礴的步骤”；别林斯基亦肯定司各特开创了历史小说这种体裁，认为司各特“创造了在他以前没有存在过的历史小说”，“开创小说的这份光荣，属于沃尔特·司各特"。英国作家勃兰兑斯认为司各特“以民族性格和历史为基础， 创造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英国类型的浪漫主义为欧洲各国提供了一种内容健康并给人带来乐趣的文学。这些作家或评论家都肯定了司各特对历史小说这一体裁的开创性贡献，给后世历史小说的创作以深远的影响。

维克多·雨果在他1823年的文章《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对昆汀·德沃德的赞美》中写道:“这个人对待读者就像风对待树叶一样，他的才能确实有些奇怪和不可思议;他随心所欲地带领他进入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时间;为他轻而易举地揭开心灵深处最隐秘的秘密，揭开自然界最神秘的现象，揭开历史上最晦涩的篇章;他的想象力以同样惊人的真理抚摸并支配着所有其他人的想象——衣衫褴褛的乞丐和着袍子的国王，举止各异，穿着各种服装，说各种语言;把一切亘古不变的、永恒的、由雅威的智慧描画出来的东西，和一切变化无常的、转瞬即逝的、由人类的愚蠢栽在那里的东西，都留给时代的面相;不强迫过去的人物像某些无知的浪漫主义者那样，用我们的画笔给自己上色，用我们的清漆给自己涂上颜色;但它却以其神奇的力量，迫使当代读者至少在几个小时内，沉浸在如今备受蔑视的旧时代精神中，就像一位睿智而娴熟的顾问邀请忘恩负义的孩子回到他们的父亲身边。”

托马斯·哈代在他1888年的文章《有益的小说阅读》中写道：“经过这样的考虑，显然有许多小说在人物刻画、情感和哲学上都是杰出的，甚至是伟大的，但在叙事的结构质量上却是相当二流的。它们的稀少是值得注意的，并且证实了本文前面所表达的观点，即小说写作的艺术尚处于试试性阶段....《拉默摩尔的新娘》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形式样本，它更引人注目的是，司各特通常更多地依靠情节、对话和描述来激发兴趣，而不是依靠各部分之间的紧密联系。”

纳撒尼尔·霍桑在1820年10月31日写给妹妹伊丽莎白的信中写道：“我已经买下了群岛之主，我想把它送给你，也想把它带给你。我喜欢这首诗，也喜欢司各特的其他诗。我一租到《韦弗利》的作者写的《修道院院长》，就去读。我读过司各特所有的小说，只是我希望我没有读过，这样我就能有机会再读一遍。”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认为：“司各特混淆了历史和小说之间的界限——似乎建立了一种不伦不类的体裁。他败坏了小说和历史：小说家动笔写历史小说，历史学家写小说化的历史。”

现代主义思潮后期，福斯特以正统英格兰人文主义批评家身份，发表影响英国和欧洲的文学批评杰作《小说面面观》(1927)，高度赞赏叙述人类复杂性的作品，对以苏格兰民族身份书写大不列颠岛及其前史的司各特，多持否定态度，明确声言：“司各特是位小说家，我们将要对他进行无情的分解。”

漫步爱丁堡，沃尔特·司各特无处不在。有酒吧以他书中的人物或地点命名，有个作家博物馆收藏着他的手杖和拖鞋，还有一个以其首部也是最著名小说命名的火车站——威弗利火车站，站内人行通道内饰有一些摘录自其作品的文句。就在火车站外，他的雕像矗立在王子街花园中一座精巧的纪念塔之下，这座塔被人们称为“哥特式火箭船”。

司各特纪念塔建成于1844年，1846年8月15日正式揭幕。它静静地坐落在爱丁堡王子街花园中，隔王子街与詹纳斯百货公司相对，靠近韦弗利车站（Waverley station）。纪念塔高61.11米，整体采用维多利亚哥特式建筑风格，四座小型尖塔拱卫着中央高塔，高塔底部四方都是拱门，塔中央立着白色大理石的司各特雕像，他身穿长袍，身边还卧着他的爱犬，而且他作品中的64位主人公都被雕成雕塑环绕塔身。

建设司各特纪念塔的材料均来自爱丁堡附近开采的砂石，由于石质疏松，在短短不到200年时间中就变成黑褐色，显得历史非常悠久。如今，纪念塔已成为爱丁堡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游客可通过狭窄的阶梯，到达尖顶上的一系列观景台，俯瞰爱丁堡市中心及周边景色。据说，登上最高的观景台要攀登287级台阶，爬上去的人还能领取纪念证书。

沃尔特·司各特历史小说奖（Walter Scott Prize for historical fiction），以英国历史小说之父沃尔特·司各特命名，由苏格兰巴克勒公爵及其夫人与2010年创立，是英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创立者的家族先辈与沃尔特·司各特关系密切。该奖项要求提名小说必须在英国、爱尔兰或者英联邦国家出版，而且小说的背景必须至少距今60年，奖项奖金为2.5万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