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掖贤（1929年1月21日-1982年8月15日），出生在湖北宜昌，是中国抗日烈士赵一曼的儿子，小名宁儿，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曾任北京工业学校教师。

1928年11月9日，已经怀孕的赵一曼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奉调回国，1929年1月21 日在宜昌市生下一男孩，乳名宁儿，1930年4月，因革命工作需要，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将宁儿寄养在丈夫（陈达邦）哥哥陈岳云在武汉的家中，1936年8月2日，年仅31岁的赵一曼英勇就义，牺牲前为七岁的儿子留下一封旷世遗书；宁儿长大后名为陈掖贤，开始艰难寻母之路，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经过不懈的努力，在1954年找到赵一曼的战友何成湘（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提供赵一曼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母子合影的照片，艰难寻母成功。

1960年秋天，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生活贫苦，父亲陈达邦带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七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这顿饭却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动，认为“党没有和人民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而自己也享受了“特权”，把人民生活艰苦的情况和中央在大跃进时期所做出的一些失误决定填了一首《忆秦娥》寄给毛泽东，好在他是赵一曼的儿子，没有受到追究。

1950年，陈掖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1954年毕业，1955年，在北京工业学校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82年8月15日，陈掖贤逝世，享年54岁。

1929年9月，赵一曼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宁儿在南昌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3个月后，因叛徒出卖，江西省委被敌人破坏，赵一曼抱着宁儿在雪花飘飘的黑夜拼命摆脱敌人追捕，赶向上海市向党中央报告。身无分文的母子二人一路艰难奔波，甚至将丈夫陈达邦在莫斯科送给赵一曼的怀表抵押给船老板。

1930年，赵一曼在上海以抱孩子为掩护，为党中央做联络保卫工作，其间通过四川省老乡李一泯，找到了丈夫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夫人）；不忍小宁跟着自已过着漂泊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为了革命成功，1930年4月决定将宁儿寄养在大伯陈岳云（陈达邦和陈琮英的亲哥哥）在武汉的家中，离开宁儿之前，赵一曼她和宁儿的合影并同一封充满思念的信寄给远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陈达邦。

抗战爆发，武汉沦陷，陈岳云带着他的纸印公司和家眷，迁到了陪都重庆，宁儿长大后名陈掖贤，由于赵一曼长期使用化名，陈掖贤一直不知道亲生母亲下落，只知道自己母亲很早就参加革命了。1942年，13岁的宁儿第一次见到了亲生父亲陈达邦。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银幕上的民族英雄赵一曼的事迹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反响巨大。赵一曼的真实身份，在当时还是一个难解之谜，陈琮英也不知道嫂子后来改名赵一曼，只模糊地听说嫂子后来化名“赵大姐”在东北地区牺牲，宁儿和陈达邦都看了电影，也没想到赵一曼的原型就是他们的亲人；在川南行署工作的李坤杰看完电影后向党组织汇报电影人物原型很像离别20多年的胞妹李坤泰，赵一曼即出生在四川宜宾市的李坤泰这一认证过程持续了6年多，1954年，李坤杰向赵一曼当时的战友何成湘，提供了赵一曼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母子合影照片后，陈掖贤给李坤杰的来信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人，《工人日报》记者深入赵一曼战斗经历的地方调查考证；1956年底，赵一曼就是李一超、李坤泰的身份得到确认。1957年，相关部门在日军审讯档案中，发现了1936年8月2日年仅31岁的赵一曼英勇就义前为当时年仅7岁的陈掖贤留下的遗书，东北烈士纪念馆里，他边痛哭边抄下母亲的遗书，回家后，陈掖贤用钢针将“赵一曼”三个字刺入手臂，陪他思念母亲到终生。

陈掖贤在1950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之前，他已是上海一所大学的学生了，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

陈掖贤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教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69年6月，北京工业学校被解散，与精密机械研究所组成第六机床厂，他被分配到供销科工作。

1957年，陈掖贤与学生张友莲结婚；1959年，生下大女儿陈红，后两人因性格不合经常吵架，最后离婚；张友莲由于受到离婚和离开孩子的打击，不久便得了精神疾病，不能工作，有时还需住院治疗。陈掖贤的情绪也日益消沉郁闷。1961年底，陈掖贤与张友莲复婚，并生下第二女儿，而张友莲的病还是时好时重。“文革”时，父亲被诬陷为“叛徒”，陈老师多次愤而上书为父亲申辩，结果也受到牵连，被关进牛棚；1982年8月，陈掖贤自缢身亡，结束了多舛的命运，和母亲、父亲在地下相聚了。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往珠河县，在火车上，赵一曼知道此行实为赴死，即将走到生命尽头，她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寄养在远方亲戚家的幼子“宁儿”，于是她向押解人员要来纸和笔，写下了给“宁儿”的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短信成为赵一曼的绝笔遗书，被后人称为“示儿书”。

遗信被日伪滨江省警务厅用日语记录下来放到档案中，1957年，相关部门在日军审讯档案中，发现了这份遗书，时隔21年后，这封遗书终于来到宁儿面前。

1960年，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奇缺，一些不要票证的“议价”商品又特贵。陈掖贤的工资虽已增加，但仍不够用，到月底总是没有饭钱了。同年秋天，陈达邦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七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但是，这顿饭却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动，他认为“党没有和人民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而自己也享受了“特权”。路上看到奔忙的饥饿人群，他觉得羞愧难当，就是那一年，当家乡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时，陈掖贤终于忍不住，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写了饿死人的事情和中央在大跃进时期所做出的一些失误决定；还把人民生活艰苦的情况填了一首《忆秦娥》寄给毛泽东。好在他是赵一曼的儿子，没有受到追究。

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陈掖贤和母亲的形象同时出现在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