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辛克莱·刘易斯(Harry Sinclair Lewis，1885.02.07—1951.01.10），美国作家，美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885年，刘易斯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索克森特的一个医生家庭，父亲是埃德温·刘易斯，母亲是艾玛·克莫特·刘易斯。刘易斯自幼便对文学兴趣浓厚。经过了半年的预科学习，他于1903年考上耶鲁大学，并开始在《耶鲁文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在大学最后一年他选择休学，去往新泽西州和巴拿马共和国等地工作，但皆宣告失败。后来他于1908年返校重新学习，并顺利获得学位。

1914年，他发表了首部长篇小说《我们的雷恩先生》，并与第一任妻子顿雷斯·利文斯顿·赫格结婚，诞下一子。两年后，刘易斯决定专门从事文学写作。1920年出版的《大街》使他成为了颇具名望的作家。1930年，刘易斯的长篇小说《巴比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亦因此成为了美国第一位荣诺贝尔奖的文学家。此后，他继续从事创作，不过作品质量多大不如前。1931年，刘易斯结束了第一段婚姻。次年，他与第二任妻子多罗西·汤普森结婚，育有一子，但他们的婚姻在他46岁那年宣告破裂。1951年，刘易斯因心脏病发作逝于罗马的拉齐奥大区。

刘易斯创作了20余部长篇小说，200余篇其他作品。其代表作有《大街》《巴比特》《阿罗史密斯》等。他敏锐地审视现实生活，犀利地刻画和批判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在小说中，刘易斯致力于再现具体时代的社会特征、文化景观和精神风貌，开创了新的美国文学创作风格。他被公认为20世纪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刘易斯全名哈利·辛克莱·刘易斯。1885年2月7日，刘易斯降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建立不到30年的小镇，索克森特。他自幼生活在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祖父、父亲和哥哥都是乡村医生，母亲是一个医生的女儿。刘易斯是家中三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埃德温·刘易斯性情乖戾，总是谴责他不似其他孩子那般听话，并且时常冷落他。他的母亲艾玛·克莫特·刘易斯在他5岁那年便因结核病逝世。一年之后，父亲续弦，娶伊莎贝尔·华纳为妻。虽说继母是一个爽快能干的好女人，但这并不能弥补他年幼丧母之痛。并且他因为外貌欠佳、身材矮小症、视力低下、不善社交而倍受冷遇。童年时期，原生家庭中的情感缺失和先天的生理缺陷，一定程度给他造成了心理创伤。所以他自幼喜欢在乡间散步，看各种书，渴望去往比索克森特镇更为和善的地方。

为了寻找现实生活中缺失的快乐，刘易斯选择投身文学的世界。就读中学期间，他在游走于索克森特的街头巷尾，探听镇上的故事，关注人们的衣着打扮和言行举止，甚至揣度大家的心理活动。在这一时期，刘易斯养成了关注社会群体及其文化特征的习惯，为他后续开创了文献式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做了充分的准备。

1902年，刘易斯不甘于闭塞的小镇，选择离家前往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就读大学预科，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学习。期间，受德语老师和镇长朱利安·杜波斯博士的耳濡目染，他转变了学习态度，开始刻苦修研功课，并发愤考上哈佛大学。高中毕业时，他已名列前茅，并有升学哈佛的希望。但是，刘易斯的父亲认为祖上住在耶鲁大学附近，要求他选择东部名校耶鲁大学就读。

1903年，刘易斯在耶鲁大学开始了大学生活。受几位大学教授影响，他开始尝试诗歌创作，并且初露锋芒。次年，《耶鲁文学杂志》收录了他的首篇诗作《朗仕洛》。当时，刘易斯是唯一能够在《耶鲁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一年级学生，并且他时常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到了三年级，他被邀请加入该杂志社的编辑部。在学生时代，刘易斯是基于模仿而创作的，其诗作多仿照了德国祝酒歌和拟写了中世纪行情诗。1906年，他从耶鲁大学休学，选择前往新泽西州加入“赫利孔总部”劳动公社——一个由厄普顿·辛克莱等人组建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居民试验区。刘易斯休学后，他的父亲不愿意再向他提供生活费。他试图写作谋生，最终铩羽而归。次年他乘船前往正在修建的巴拿马运河，试图在运河区找工作谋生，但仍旧未成功。

1908年，刘易斯回到耶鲁大学继续学业，并于同年6月份获得学位。1936年，刘易斯获得耶鲁大学文学荣誉博士学位。两年后，他成为了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刘易斯长时间在艾阿华州、纽约、旧金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等地游走，主要目的是冒险和体验生活。其中，1908-1910年，刘易斯先后在艾阿华州《滑铁卢报》、旧金山联合出版社、华盛顿《沃尔特评论》、纽约《历险》杂志和乔治·多伦出版公司从事广告作家、新闻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在此期间，刘易斯写作并发表了诸多关涉国内问题的社论。1910至1915年间，刘易斯在纽约担任出版编辑，并以汤姆·格雷厄姆为笔名发表了一篇儿童读物《哈克与飞机》。在此期间，他结交了很多作家，也创作了许多作品，譬如短篇小说《任先生》《求职》等。1916年，他辞去编辑工作，专事文学创作。

刘易斯创作了20余部长篇小说和200余篇其他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集中于暴露美国的社会现实，传递和评价美国中产阶级的道德标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20年以前，刘易斯主要创作通俗小说。1912年，他发表了首部小说《步行与飞机》。这是一部以儿童历险记为题材的作品。1914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的雷恩先生》。这部作品虽销量欠佳，但却大获好评。书评家亨利·布林斯利称之为“一本令人着迷的小说，虽文学的重要性不强，但可读性较强”。同年4月15日，刘易斯与杂志编辑格顿雷斯·利文斯顿·赫格结婚。婚后，赫格从杂志社辞职，并为刘易斯诞下一子。

1915年刘易斯辞去工作，与妻子一同游历美国。夫妻二人每到一地进行短暂的停留之后又开始新的旅程。在此期间，刘易斯写作并发表了一些短篇故事。此外，还陆陆续续出版了《猎鹰记》《费力的事》《无辜的人》《职责》《自由的空气》等长篇小说。其中，《自由的空气》是一部以他在乘车旅游美洲大陆途中的见闻为基础创作的伤感小说。

第二个阶段，1920－1930年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此间，他的作品因独特的写作风格被誉为“地道的美国新文学”。1920年，《大街》问世。在此之前，美国的长篇小说多描绘了美妙的乡村田园，刻画中产阶级的美好形象。但是《大街》却罕见地揭露了美国乡村生活腌的一面，鞭笞了中产阶级的恶劣品质。故而，这部作品一出现，便受到了广泛关注，被称为“发现美国的里程碑”。这引起了美国文坛的大论战，并使得刘易斯声名远扬。刘易斯表示：“我的文学创作生涯，就是从《大街》开始的。”

1922年，《巴比特》发行，这被公认为刘易斯的代表作。刘易斯在《巴比特》中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创作方法。即，大多数小说家在写作时往往择取一个人物、一种场景或一个中心思想，而刘易斯在写作时关注的却是整个社会领域，并整体观照其中的文化事项。这部作品从政治、娱乐、宗教、商业、劳动、婚姻、家庭关系等维度，描写了美国中产阶级崇尚物质的生活，抨击了他们道德层面的丑陋成分。这又一次引发了文学界的争论。1930年，《巴比特》因较高的文学成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刘易斯也因此成为了美国文坛首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1925-1930年间，《阿罗史密斯》《陷阱》《埃尔默·甘特利》等小说相继出版。期间，刘易斯结识了一位医学家保尔·德·克鲁夫，并与他一同前往加勒比海旅行。《阿罗史密斯》大部分情节是在加勒比海构思的。随后，他们又一同去往英国。刘易斯在英国继续小说创作，而克鲁夫几乎是不离其左右，在他创作这部小说期间，予以了他从未有过的心理满足。《阿罗史密斯》这是一部关于医生的小说，记录了真理的探索者和纯粹的科学家们不愿向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妥协，坚持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的故事，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阿罗史密斯》发行后，也获得了较高的称赞。1926年，这部作品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但是刘易斯指责普利策创作奖只能助长刻板的文学鉴赏之风，并拒绝领奖。

1927年，刘易斯与赫格感情破裂，结束了第一段婚姻。离婚后，他在欧洲漫游，结识了一位优秀的女性多罗西·汤普森。次年5月14日，刘易斯在伦敦与克莱·汤普森结婚。婚后，他带着妻子回到美国，并诞下一子。1929年，刘易斯在美国创作了长篇小说《多滋沃思》。1936年，这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并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第三个阶段，1930年刘易斯的作品《巴比特》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而后其文学创作便开始走下坡路。1931年，46岁的刘易斯和汤普森感情恶化，不得不选择离婚。1933至1949年，刘易斯陆续出版了《安·维克斯》《艺术之作》《不会在这里发生》《浪子的父母》《贝瑟尔的快乐日子》《吉迪恩·普兰普斯》《卡斯·梯姆波兰》《王孙梦》《寻找上帝的人》等长篇小说，但都反响平平。

刘易斯于1934年发表的《艺术之作》是一部关于美国旅馆业的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它缺乏艺术特色。在1943年发行的《吉迪恩·普兰普斯》中，刘易斯讽刺了慈善事业和自由党人的活动。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克·邵拉认为刘易斯在这部作品中试图恢复《埃尔默·甘特利》式的粗犷风格，但实质上并不成功。《卡斯·梯姆波兰》则被认为是刘易斯本人的风流艳史。1947年的《王孙梦》描写了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黑人问题，刘易斯在这部作品中企图重新书写美国的现实生活，以期在社会中获得一定反响。但其文学成就并不高，甚至它的社会价值也被削弱了——因为刘易斯简化了美国民族生活中最复杂、重要的问题。《寻找上帝的人》出版于1949年，这是刘易斯计划要写的“美国劳工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但也成为了枯燥无味的败笔。

40年代末，美国正准备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刘易斯的大儿子威尔士·刘易斯也死于这次大战期间，丧子之痛导致刘易斯对这场战争充满痛恨和惶惑。而他的二儿子迈克尔·刘易斯成为了一个高大帅气的演员，这使得刘易斯对戏剧感兴趣，但他苦于在戏剧界始终没有获得地位。痛苦之余，刘易斯带着对此次战争的不支持和不理解，选择四处漫游。他总是短期居住着富丽堂皇的房子，过几个月或是一两年又大蚀其本地卖掉，动身去往别处。后来，他选择退居到剧院之中，醉心于创作舞台剧。这段时间内，他迷恋于追求年轻的女演员，并因此创作出了6、7个非严肃剧本。随后，他遇到了一个愿意来替他疏解内心苦痛的年轻女演员，但女演员很快便抛弃了他，选择与一个年龄相仿的人结了婚。在这之后，刘易斯又开始了孤独的漫游，多次往返欧洲。

1951年1月10日，刘易斯因心脏病发作，逝于在罗马的拉齐奥大区。后来，其遗骸移葬于故乡索克山特镇，供后人瞻仰。刘易斯身故后，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如此广阔的世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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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刘易斯的小说再现了美国的具体社会生活和诸多细节，因为他在文学创作时更为强调生活的真实，重视文化体验，并且擅长在此基础上展开细节描写。《巴比特》便是这样一部作品。构思《巴比特》时，刘易斯花费近两年时间走遍全美国，最终决定以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为背景展开文学创作。在这期间，他还绘制了许多图纸，大到城市地图，小到城市中的各色街道和街道旁跑过的狗，大到房屋建筑，小到房屋中的家具，他都在图纸中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在《巴比特》中，他将俄亥俄州虚构为泽尼斯市，描写城市的中产阶级生活，事无巨细地讲述了这一阶层的职业问题和其他特殊问题。为了使作品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他开始与中产阶级交往，并多次去往火车车厢、小旅馆、各色的城市街道等场所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聆听他们的交谈。掌握了这些材料之后，他首先为小说写作拟定概要，并针对概要做出写作计划，在写作计划中对每一个故事场景和行为细节都做出详细规定，最后才开始正式写作。

刘易斯是20世纪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写作主题比较统一，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色。刘易斯的小说与同期的大部分作家对美国社会现实的粉饰不同，他往往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社会生活，尤其是中产阶级生活的阴暗面。他是在周密观察特定社会领域及其文化现象的基础上展开创作的。无论是《大街》中的乡镇社会、《巴比特》中的商界、《阿罗史密斯》中的科学界、《埃尔默·甘特利》中的宗教界，还是《多滋沃思》中的家庭和旅欧美国人社团，都可谓相关社会领域的真实写照。

在《大街》中，刘易斯刻画了丑陋的戈镇、乏味的生活和偏狭的居民，并不遗余力地对这种“乡村病毒”展开抨击。并而这样的戈镇可谓是整个美国的缩影。刘易斯在《大街》的前言中就已明确指出：“我们故事中的小镇叫明尼苏达州戈弗草原镇，但它的大街却是各地大街的延伸。在俄亥俄州或蒙大拿州、在堪萨斯州或肯塔基州或伊利诺伊州，恐怕都会碰上同样内容的故事，就是在纽约州或卡罗来纳山区，说不定也会听到跟它的内容大同小异的故事”“这是对整个美国及各地区普遍存在的生活方式所提起的诉状。”

并且，刘易斯的小说再现了美国的具体社会生活和诸多细节，因为他在文学创作时更为强调生活的真实，重视文化体验，并且擅长在此基础上展开细节描写。《巴比特》便是这样一部作品。构思《巴比特》时，刘易斯花费近两年时间走遍全美国，最终决定以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为背景展开文学创作。在这期间，他还绘制了许多图纸，大到城市地图，小到城市中的各色街道和街道旁跑过的狗，大到房屋建筑，小到房屋中的家具，他都在图纸中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在《巴比特》中，他将俄亥俄州虚构为泽尼斯市，描写城市的中产阶级生活，事无巨细地讲述了这一阶层的职业问题和其他特殊问题。为了使作品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他开始与中产阶级交往，并多次去往火车车厢、小旅馆、各色的城市街道等场所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聆听他们的交谈。掌握了这些材料之后，他首先为小说写作拟定概要，并针对概要做出写作计划，在写作计划中对每一个故事场景和行为细节都做出详细规定，最后才开始正式写作。

在《巴比特》中，刘易斯不遗余力地还原了20世纪20年代辉煌又自信的美国，进一步刻画了一群在盛世中狂欢的民众，还原了一种被金钱统治的、世俗化、标准化、一致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如此普遍，甚至成为了人们的精神枷锁。有些人乐在其中，有些人却痛感深受其害，试图逃离和反抗，但这种挣扎是徒劳无功的，这正是当下的社会人生的真实写照，恰如欧内斯特·海明威所言：“辛克莱·刘易斯并不重要，但是我怀疑，一百年以后当人们想知道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他们不会去求教海明威的令人厌倦的侨民们，而是转向卡萝尔、巴比特、多滋沃斯、阿罗史密斯和埃尔默·甘特利。”

刘易斯的作品拥有较强的文化向心力，其文化内核和思想主张与大多数美国人民的精神诉求保持一致。这正是因为在平直地铺陈现实生活之余，他善于在作品中传递个人的文化态度和社会理想。具体表现为对自由、纯粹的理想人格的推崇，对和谐、美好的理想生活的追求。

比如，《大街》以新闻报道式的、摄影式的现实主义手法记录了当时衰败、肮脏、的美国乡村。这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卡罗尔是一位城市图书管理员。她怀揣浪漫主义理想，走入戈弗草原，尝试改造这片土地。但是，她却发现那里的小镇杂乱无章，随处可见麻木、脏污的农民和孩子。接触过后，她更是发现这些人都庸俗不堪、并且安于现状。这一切被刘易斯称为“乡村病毒”的可怕势力，导致这个地方愈发沉闷，甚至使卡罗尔感到窒息。于是她试图改造小镇。而她改造乡镇的宏大计划遭到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抵制。虽然最终她的幻想破灭了，但她却坚守理想：“虽然我一生中屡遭失败，但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理想嘲笑过，也没有回头为我的路后悔。就算我失败了，我也永远相信——还有后来人！我至今仍然忠于自己的信仰。”

《阿罗史密斯》的主人公是马丁是一位年轻的医生和科学家，他始终坚持战胜疾病的神圣使命，追求崇高的医学理想。在法门托农场制造血清为患者治病期间，他受限于黑暗的美国社会现实，遭遇了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阻挠。但是他不愿意牺牲自己的道德准则，所以他始终坚持反抗黑暗势力。如，与商业化的医学院和研究所抗争，与唯利是图的大都市诊所斗争，与腐败的小城市卫生行政部门抗衡，与乡村中阴险狡诈的骗子斗智斗勇。在这个过程中，他拒绝了名利、权势、优渥生活和璀璨前程的诱惑，守住了成为一位正直、善良、充满人文情怀和个人理想的医生的初心。

刘易斯生活在发展速度空前的美国，而这一时代，美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甚至是国民心理发生了巨变。在这个时代，人们既向往繁荣的城市，又渴望淳朴的乡村。但是城市中却充满恶性竞争和逐利欲望，乡村里也愈发保守、愚昧落后。在这样的困境之下，刘易斯产生了希望人们转变思想，共同建构一个和谐、美好、纯粹的良性社会的文化理想，并将其体现在文学创作之中。

19世纪，在女性主义积极分子们的倡议之下，世界首次妇女权利大会在美国召开。大会号召全国的女权主义者积极行动起来，为女性争取到平等的权利，消除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这次的女性主义思想运动反映了美国女性强烈要求获得相关权利的愿望，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女性在教育、就业和选举权上才获得部分的权利。刘易斯的创作多集中于20世纪20-40年代之间。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正好处于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想高潮之后，可以说当时的刘易斯的作品中有关女性内容的构建多少会受到相关思潮的影响，故而，刘易斯小说中的女性问题也吸引了当代批评者的注意。

刘易斯的成名作《大街》便反映了一位女性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的觉醒。《大街》出版的同一年，美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在此之前，女性运动尤为盛行。在这部作品中，刘易斯以女性为主角。卡罗尔是一位学习了高等知识的“新女性”，她一直处于反抗之中——反抗丈夫的控制，反抗戈镇的迂腐，反抗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但均以失败告终。作者以她的视角，关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政治解放、社会变迁，以及这一时期中女性的职业与家庭之间的矛盾，社会对女性的态度的改变，以及女性个人对传统的性别角色的反叛等问题，因此，《大街》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

除此之外，刘易斯的诸多作品，如《职业》《安·维克斯》和《卡茜·丁伯莱》等长篇小说，都是以女性在社会中的抗争和奋斗为主题，传递了女性找寻自我、反抗男权的精神诉求。这一时期的女性的呼声虽然强烈，但是，女性主义思想尚未得到发展和完善。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刘易斯在作品中虽然也赞成女性主义思想，但他对女性主义思想的理解也未能超出当时的历史水平。

在文学创作中，刘易斯善于用充满讽刺意味的诙谐语言，直率地揭开社会肮脏、丑陋、虚伪的一面，反映人们在物质导向之下的浮华却又空虚的生活。在《巴比特》中，刘易斯首次披露了奉行标准化的社会生活和盲从一致性的个人行为。在这部作品中，刘易斯选取了颇具代表性的泽尼斯市，着重描写了其千篇一律的生活。泽尼斯的政治制度、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和其他所有的美国城市的一样，都被标准化了。而城市居民们也盲从于这种“清规戒律”，在模式化的生活中失去了自我意识和个人特性。“除却标准化的制度与一致性的个人行为，他们不可能有别的东西，因为他们个性的源泉已经干涸了”，刘易斯不遗余力地讽刺了这种社会现象，批判了该现象酿就的恶果。

并且，刘易斯洞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盛行的社会现象之一，便是人们在逐利心理的驱使之下对实利主义的推崇。于是，在《巴比特》中，他塑造了一群以巴比特为代表的、唯利是图的商贾，描写了一个在飞速商业化的过程中汲汲于谋图经济的发展的国家。在金钱与名利面前的诱惑下，商人们抛却了商业道德，丢失了真诚、追求真理等美好品质。更有甚者，为了敛财无所不用其极，在商业交互中采用贿赂、欺诈、恐吓等恶劣手段。并且，这种实利主义进一步侵袭了其他的社会领域，学者、艺术家都蝇营狗苟，连同牧师都违背了神圣的宗教信仰，沦为了钱财、权势的奴隶。刘易斯的小说所讲述的不只是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刘易斯的抨击带有普遍性的意义，他的讽刺意味也是深重的。

正如著名作家费伦所言，刘易斯的这些叙事也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变化，它的文化成员可以从完全符合这些习俗的特点到完全地颠覆这些习俗，而颠覆这些习俗正是刘易斯文化叙事的目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都认为刘易斯的作品缺乏艺术性，更有甚者诟病其小说杂了现实主义写作和讽刺批判风格。但实际上，这是刘易斯别出心裁地采取了多元的叙事策略的结果。刘易斯习惯于选定某一社会领域并对此展开观察，并在作品中施以多元叙事策略。同时，刘易斯也能够独立审视社会中的具体个人，将个人与生活中的其他个体相比较，和社会群体相连结。故而，他的作品创立了新的美国文学创作风格，展现出真实的地理景观、族群心理，并反映出复杂的动态社会文化现象，还原了美国的社会现实，被誉为“文化想象的再现体”，具有文学价值和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并且，刘易斯被公认为20世纪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在《大街》中，刘易斯真实地还原了在“乡村病毒”的侵袭下愈发逼仄和污秽的戈弗草原，以及其中粗鄙庸俗、无知却又自命不凡的居民。在《巴比特》中，刘易斯能够描述“泽尼斯市”的中产阶级生活的诸多事件及其细节，深入感知和剖析整个中产阶级的文化特征。从他们的生活中，读者可以洞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繁荣。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巴比特是一个商人，他和其他所有商人一样，在繁荣滋生的消费主义和物质导向之中挣扎和奋斗。并且，刘易斯以巴比特为个例，在批判其拜金、物质等性格弱点之余，还关注到了正向的一面，甚至将他视为一个有追求的美国人。随后，刘易斯有意识地分析巴比特和其他人的差别，进而解读导致个体差异的种种因素。可见，刘易斯的作品往往集整体统一与个体差异于一体，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渴盼。正如著名作家费伦所言，刘易斯的这些叙事也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变化，它的文化成员可以从完全符合这些习俗的特点到完全地颠覆这些习俗，而颠覆这些习俗正是刘易斯文化叙事的目的。毋庸置疑，刘易斯笔下的社会生活是逼真的、多彩的，他对社会文化、族群心理的描述也是真实的。可以说，他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小说写作和叙事艺术的发展。

1926年，刘易斯的长篇小说《阿罗史密斯》获得了普利策创作奖。普利策奖创作奖授予了这部作品“本年度出版的书籍中最能反映美国朝气蓬勃的生活风貌以及体现美国人民英勇气概之最高标准的美国小说”的殊荣。但是刘易斯指责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创作奖只能助长刻板的文学鉴赏之风，并拒绝领奖。后来，他被普利策创作奖取消了获奖资格。

1930年，辛克莱·刘易斯凭借作品《巴比特》获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为美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词为:“由于他充沛有力、切身和动人的叙述艺术，和他以机智幽默去开创新风格的才华。”

1930年12月，瑞典学院为刘易斯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是：“辛克莱·刘易斯作为一亿两千万人的代表之一，开创出了新的文风——美国式的风格。刘易斯要求我们体谅这个民族还不甚完美的或者还未融为一体的地方，这个民族仍处在青春期那躁动不安的岁月中。新型的伟大的美国文学，随着全国范围内的自我批判而开创起来，这是一种健康向上的象征。辛克莱·刘易斯具备了上帝恩赐的天赋，不仅用他稳健的笔，而且用他脸上的微笑和充满内心的青春活力，发挥出了他那开拓创新的作用。他具有新兴移民应有的气质特征，能不断开垦新的土地，并使之变成精耕细作的沃土。他是一名开路先锋。”

1936年，刘易斯的长篇小说《多滋沃思》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随后，该影片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刘易斯的长篇小说《大街》一经问世，便受到了美国文坛的广泛关注，并广为流传。这部作品出版后畅销了十余万本，创造了一年内再版28次的记录，享有“20世纪美国出版史上最轰动的事件”的盛誉。其文化余波一度给欧洲文坛带来了重大影响。并且，这部作品成为了美国堪萨斯州等地的中学生的重要教材和必读书目。

而之所以有如此盛景，正是因为《大街》首次揭露了美国的社会现实。一直以来，美国的长篇小说多在描绘美好淳朴的乡村生活，塑造美好的中产阶级形象。在《大街》中，刘易斯前所未有地披露了肮脏、闭塞的美国乡村，鞭笞了虚伪、傲慢的中产阶级。这不仅在美国文坛上引发了热烈的争论，还受到了世界文学的瞩目。这种创作风格被称为“地地道道的美国文学”，刘易斯也因此被称为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并且，刘易斯还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创作方法。大部分小说家在写作时往往会选定某个人物、场域展开创作，或者在创作中有意识地传递某种中心思想。但刘易斯不然。他擅长框定具体的社会领域，并深入到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去，全方位考察并记录该领域的文化事项，进而通过艺术化手法，将他的所见所闻体现在小说创作中。所以，刘易斯的作品往往能够高度还原美国的社会现实，因而被誉为“文化想象的再现体”。

刘易斯总是随身携带着著名作家梭罗的著作，而他也坦诚表示梭罗给他的人生和创作带来了极大影响。在《美国的亚当》中，刘易斯表明了他对“梭罗式”自由的追求，并盛赞梭罗：“他那一代大概谁也没有像他那样丰富地感觉到人生可能是新鲜自由的。”

《阿罗史密斯》受到普利策创作奖垂青之际，刘易斯攒写言辞激烈的《致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的一封信》以谢绝这份“殊荣”。信中，刘易斯一方面披露了奖项的追逐者们的私心：鲜有寻求自我提升者，多是谋求犒赏名利之人。这导致了一种文学恶象的滋生，即，作者主动迎合普利策奖评审的审美偏好，而有意规避一些敏感的选题。最终他们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沦为随俗沉浮、粉饰太平之作。另一方面，他还贬斥了在普罗大众严重具有“渊博学识、宽广胸怀和极高权威”的普利策奖评审，称他们的遴选多凭个人喜好，其标准并不客观。所以他重申：“如果我们接受了类似机构、协会所授予的暧昧不明的奖项，那么此举无疑等同于我们承认了他们的权威性，将其定于一尊，并向世人宣布他们就是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终极裁判，而究竟有没有一个奖项能实至名归，我深表疑虑。”

1930年，瑞典学院为刘易斯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刘易斯以美国代言人的身份接受了这个奖项，并发表了题为“美国人对文艺的恐惧”的演讲。演讲时，他公开抨击了美国批评界的假斯文、学院派的文学追求。刘易斯把矛头指向当时著名的批评家威廉·J. 何威尔斯，认为是他唱醒了这种“清新、冷淡、纯洁、死气沉沉”的文艺标准。

20世纪20年代至美苏冷战结束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对诸多作家展开了秘密监视。其中，习惯于在作品中抨击美国社会的刘易斯便是其中一位。自刘易斯获诺贝尔奖之后，他便受到了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严密关注。委员会因他的作品《阿罗史密斯》由一个主张与资本家抗衡的机构——“工人图书馆”发行，便怀疑他也有类似倾向，对他实施终身监控。20世纪50年代初，刘易斯即将撒手人寰，彼时，调查他的卷宗已记录了150余页。但美国联邦调查局始终没能发现刘易斯存在“对抗资本家”的相关倾向，不得不放弃对他的监视，并得出结论：“ 没有证据表明刘易斯进行过间谍活动 ”。

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称赞刘易斯具有摄影师的精确性，能把美国的泥土、草木、庄稼、商店、旅馆、铁路等在其小说中像放电影似地生动地呈现出来。他表示：“刘易斯先生为我自己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已经做的事情是把一块大陆存放在我们的想象中。”

同年，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向中国人介绍了杰克·伦敦、辛克莱·刘易斯等作家，称他们“已被公认为重要的美国作家”。

1932年，戴尔的《辛克莱评传》如是评价刘易斯：“正如俄罗斯的马克西姆·高尔基（M. Gorki），德国的发塞曼，英国的约翰·高尔斯华绥，法国的罗曼·罗兰和巴比塞，他们都是竭力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带有反抗精神的作家。他是美国唯一的急进的作家，是美国驯鸟文学笼中的一个野鸟，是用了阶级争斗的观点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美国生活，是用了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眺测现代资本主义的美国文明，以批评其机构，虚诈，伪善与辛辣的。”

1962年，马克·斯高勒长达200多页的刘易斯的长篇传记《辛克莱·刘易斯：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成为刘易斯研究的权威之作。马克·斯高勒一直强调刘易斯艺术技巧的失败，认为刘易斯不值得一读。但是他却在全书的最后做出充满矛盾的否定性的评定，宣称“刘易斯是现代美国文学中最糟糕的作家之一，但没有他的作品，现代美国文学也就不成为其现在的样子”。

刘易斯的故居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索克森特，是一栋两层的木屋。该房屋建成于1888年，刘易斯一家入住于1902年。目前，刘易斯的故居已成为美国国家历史的地标性建筑，并向公众开放，供游客参观。在故居内，游客可以看到刘易斯家庭的家具、书籍、信件和照片等展品，了解刘易斯成长和创作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