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兽葡萄镜，其名最早出自清代的《西清古鉴》，海兽葡萄镜还被多个国家、地区的学者称为“多谜之镜”“凝结欧亚大陆文明之镜”。主要在初唐和盛唐时期流行，但之后的朝代也曾有仿制品。海兽葡萄镜展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之美，其上纹饰一改前朝喜爱的花鸟植物纹，以传自西域的海兽纹与葡萄纹为主，花、鸟、蜂蝶等花纹穿插其中。海兽葡萄铜镜中种类繁多的纹饰，体现了唐朝艺术工匠杰出的智慧，在铜镜的发展史上表现出质的飞跃，成为铜镜在造型上多样性与丰富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海兽葡萄镜有多种别名，无论《博古图录》中的海马葡萄镜还是《西清古鉴》中的海兽葡萄镜，又或是瑞兽葡萄镜，都是学者对海兽葡萄镜的称谓，从这些称谓可以看出关于海兽葡萄镜上的“海兽”纹样，古往今来，引起了不少学者的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虽然海兽葡萄镜纹饰中的“海兽”虽然形态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大而圆的头部。据晋代文学家郭璞在《尔雅·释兽》中的注释，海兽其实就是古人称之为“狻猊”的狮子。f狮子是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时引进中国内地。唐镜背面因较为狭窄，无法细致描绘狮子的形象，故采用粗略的浮雕手法，突出夸大狮子的头部。海兽葡萄镜的狮子之所以被称为海兽，是因为其来自西域，不是本土之物，所以在其名之前加以“海”字是以区分。还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海兽是中国古代艺术中常见的表现题材，源于中国传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等神灵。东汉末年，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多用海兽图案向神佛祈福，表达自己的心愿，海兽图案因此逐渐流行起来，并被用在唐镜背面，为世人所熟知。

海兽葡萄镜中的葡萄纹饰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葡萄最早是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传入中原，据《汉书·西域传》描述，大宛国附近的百姓用葡萄制酒，汉代使者看到后将葡萄种子带回中原，将其种在宫馆旁。葡萄的枝干舒展、果实丰硕，象征着“富贵长寿”，而且由于葡萄果实累累，也有“多子多孙”的寓意，这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非常吻合。

唐初至盛唐时期是海兽葡萄镜流行的时期，得益于唐王朝开放的外交政策与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不同国家各行各业的人来到华夏大陆交流学习，将外来文化、风俗、艺术传遍各地。武则天时期，国内外交往频繁，唐朝的铸镜匠师们自丝绸之路传来的禽兽与葡萄组合的纹样上获得灵感，巧妙地将中国铜镜上传统的瑞兽纹样，与汉代传入中国的葡萄纹样巧妙结合，形成了海兽葡萄镜上独特的纹饰。

铜镜早在战国时期就存在，在唐代尤为盛行。唐镜种类繁多，纹饰各有不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海兽葡萄镜。根据铜镜的形状，海兽葡萄镜可分为四大类，即圆形海兽葡萄镜、方形海兽葡萄镜、菱形海兽葡萄镜、冥器葡萄镜。现存世的海兽葡萄镜中，圆形是海兽葡萄镜最多的器型，占到总量的90%以上，花纹也极为丰富丰富，后三种则存世极少。其中，圆形海兽葡萄镜又可分为abcde5种亚型。

铜镜一般由镜形、镜面、镜背、镜钮、钮座、内区、外区、镜缘、铭文、纹饰等部分组成。初唐时期的铜镜采用分区式，镜子背面中央的镜钮之外分成多个区域，由不同的圆圈带、同心圆构成，不仅有花纹还有铭文。盛唐时期的铜镜则采用广画面式，除却镜子背面中央的镜钮只剩下花纹，再无其他，留白较多。a型海兽葡萄镜的镜钮为圆钮，内区花纹鲜有葡萄纹饰，主要以四至六只瑞兽绕钮奔驰为主，外区则以葡萄蔓枝叶为主，夹杂有鸾鸟或瑞兽，内外区之间以宽线凸棱为间隔，镜缘为斜立二重齿纹圈。b型海兽葡萄镜镜钮也为圆钮，内区多以五兽绕钮奔驰的花纹为主，瑞兽之间填充有葡萄藤蔓，外区刻有32字或24字铭文，内外区之间以凸棱为间隔，镜缘部分为斜立锯齿纹。c型海兽葡萄镜又分三式：Ⅰ式的镜钮为兽钮或圆钮，内区同b型，外区布满葡萄藤蔓，夹杂有鸾鸟和瑞兽，内外区之间以两周凸棱为间隔，镜缘部分的锯齿纹消失，且没有花瓣。Ⅱ式的镜钮为兽钮，其内外区的纹饰与Ⅰ式相差不大，不同之处在于铜镜的镜缘为一圈疏密不等的云头状花纹。Ⅲ式镜钮为兽钮，内外区的花纹与Ⅰ式、Ⅱ式相差不大，略有不同的是内外区之间的两周凸棱变窄，镜缘的花纹逐渐向清晰可数的小花瓣过渡。d型海兽葡萄镜也分三式。Ⅰ式镜钮为兽钮，内区主要是瑞兽攀附葡萄枝叶的花纹，或夹杂有孔雀、蜂蝶与龙的纹饰，外区则是瑞兽于葡萄蔓枝叶实间奔驰，蜂、鸟、蝴蝶绕葡萄蔓飞舞，内外区以一周表面有细密齿纹的凸棱为间隔，镜缘的花纹多为一圈小花瓣。Ⅱ式：与Ⅰ式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凸棱处齿纹消失。Ⅲ式：与Ⅱ式纹饰相近，但是和Ⅱ式不同的是镜缘为云头纹花辦。e型海兽葡萄镜的镜钮为普钮，内外区分界棱变矮，纹饰及布局和d型类似，最大不同之处是出现了“过梁现象”，即内区与外区的葡萄蔓枝相连，甚至延至镜缘，葡萄枝蔓缠绕隔梁。此外，镜缘的小花瓣的数量也有所减少。

海兽葡萄镜的历史可分为三期，第一个阶段是萌芽期，大约在李治时期（649-683年）；第二阶段是武则天时期（684-705年），海兽葡萄镜处于发展和高峰时期；第三阶段是武则天至李忱时期（705-859年），海兽葡萄镜处于鼎盛时期，并有转型的趋势。

第一期，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海兽葡萄镜没有方形和菱形，仅有圆形，包括ab两种亚型，其主要特点是铜镜的边缘和内外区边界边缘有锯齿纹路，葡萄纹饰尚未形成复杂的体系，内区瑞兽数量较少。

第二期，发展与高峰时期。在这一时期，海兽葡萄镜在纹饰、形制、铸造技术等方面都达到了成熟，且多种多样，有acde四种亚型，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镜类。主要特点是铜镜内区的瑞兽数量增加，瑞兽与其他动物的组合越来越精细，外区的动物和葡萄的枝纹极为复杂和不规则，出现了方镜、菱形镜等新的镜型，镜身比第一个时期略大。

第三时期，全盛时期和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共有cde三种亚型，其中e型镜最常见，与cd两种亚型相比，最大的特点是e形镜是一个大胆的突破，它颠覆了以往铜镜内外分区的概念，展现了唐人对艺术的思考。在镜背纹饰方面，e型海兽葡萄镜达到了海兽葡萄镜的顶峰。但是e型镜在内区瑞兽数量及动物组合多样性、镜体大小等方面却无法与cd两型镜相比。

海兽葡萄镜主要流行于天宝，但对海兽葡萄镜的仿制一直没有停止，自宋代起，辽、金、元、明、清都有仿制海兽葡萄镜，其中以宋、明两代的仿制海兽葡萄镜最为繁荣。由于不同时代海兽葡萄镜所使用的铜合金比例不同，因此镜子的外观颜色也有差异，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镜子的质量。

海兽葡萄镜存世量大，分布范围较广，许多博物馆和地方文物管理处都有海兽葡萄镜馆藏。海兽葡萄镜不仅在中国北方区域广泛出土，还在日本、蒙古等国有发现，蒙古国的额尔登尼庙附近墓葬曾发现唐朝的海兽葡萄镜；1972年在日本奈良高松冢古坟出土了海兽葡萄镜，经专家研究此件与西安独孤思贞墓出土的海兽葡萄镜同形。在中国，海兽葡萄镜主要分布在唐朝时期的两座首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和洛阳地区，据粗略统计，至2010年共出土127面海兽葡萄镜，其中，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地区总共出土41面海兽葡萄镜，其中馆藏的有25面；以洛阳市为中心的河南省地区共出土海兽葡萄镜27面，其中馆藏4面。

馆藏地点有：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咸阳博物馆、福建博物馆、泰州市博物馆、岐山县博物馆、偃师商城博物馆、西安市文物局文物研究中心、扬州市文物管理所、合肥市文物管理处、灵宝市文物管理所等。

参考资料：

1980年，吉林省集安市出土了一面海兽葡萄镜，直径10.9厘米，边缘厚度1.0厘米。镜面略微凸起。镜面外缘向内倾斜，上面有卷草纹。外侧有鸟、兽、葡萄，内侧有四只姿态各异的海兽，兽间饰有葡萄，中间为兽钮。1984年春，河南省淇县城关镇西街村出土了一面唐代海兽葡萄镜。镜子的直径为12.5厘米，边缘的厚度为1.5厘米，重量为900克。镜钮是一只腹部隆起的青蛙，镜背中间由一周凸棱分隔，分为内轮和外轮两个区域。内轮饰有五只半浮雕的海兽，外轮则饰有许多姿态各异的益鸟和蜻蜓。内轮和外轮上都有葡萄枝的装饰。

2009年，被告人李某某、郭某某、张某某等11人先后在北京、广州市、洛阳市等地非法倒卖昭君出塞镜、海兽葡萄镜等文物。2022年，李某某等人因上述罪行被判刑。

现代学者关于海兽葡萄镜的研究主要是从其纹饰和分期分型等方面进行研究，如杨惜康的《海兽葡萄镜的初步研究》、贾昌杰的《唐代铜镜的葡萄纹研究》和姚君的《海兽葡萄镜纹饰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对海兽葡萄镜的铸造特点进行了研究。

隋唐铜镜的铸造工艺在继承六朝铜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完成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创新。与东汉时期至六朝时期的铜镜相较，隋朝的铜镜放弃了三角形的外缘，而采用一圈更靠近镜钮的三角形的凸棱将铜镜背面分为内外区。此举与当时艺术审美的变化相关，随着中原地区越来越开放的对外政策，西方文化逐渐渗透至东方艺术中，隋代铜镜一改汉代铜镜背面的鬼神纹饰，以花鸟兽及佛教的宝相花纹饰取而代之。这些浮雕虽并不高，但对于没有改变镜钮尺寸却增大铜镜尺寸的隋镜，镜钮与镜缘之间的距离更大，在其间增加一圈高出镜背许多的凸棱，能更好地解决铜镜铸造的缩、补问题。隋朝这样的铜镜铸造工艺比前朝更加合理，也为后期唐朝铜镜工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注1

相较于隋代铜镜，唐代铜镜增加了镜背内外区浮雕的高度，这就要求铸造师不仅要保留隋镜隔离内外区的凸棱，还要增加镜缘的厚度与高度以保证唐镜铸造时的缩、补平衡。但是，不少种铜镜如菱花镜、葵花镜、盘龙镜、宝相花镜等，无法设置凸棱也没有高而厚的镜缘，浮雕也较少，只能采取加厚镜面的办法来维持缩、补平衡。因此，唐代的不少铜镜如螺钿镜、金银平脱镜等镜体厚度是隋朝和汉代铜镜的五倍之多。而海兽葡萄镜，虽有着高浮雕、高凸棱以及高镜缘，这类十分利于浇注后镜面补缩的设置，但在实际铜镜铸造时，高浮雕的剖面中心部位在凝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缩松。这种缩松对于镜体薄的铜镜是一种隐患，镜体薄意味着缩松部位离镜面近，在铜镜刮削加工时极易被磨出镜面，一不小心就成为废品。所以，唐镜一般镜体厚，缩松部位离镜面远，刮磨镜面时缩松部位不易暴露。观察已出土的唐代铜镜可发现唐镜厚度一般都超过前朝铜镜，尤其是葵花形、菱花形镜，其镜心最薄处都有4cm~6cm的厚度。

作为唐代铜镜的典型镜形之一，海兽葡萄镜是一次大胆的突破和变革。李治时期出现的海兽镜，在装饰风格和构图形式上有许多变化，完全摆脱了汉代流行的象征性和静态的表达方式，代之以生动的造型和流动的线条。海兽葡萄镜以飞禽走兽和葡萄藤为装饰，构图饱满、丰富、流畅。圆形的海兽镜分为两个区域：内侧区域以一些造型丰富的野兽围绕着葡萄藤攀爬为主，外侧区域以葡萄枝蔓为主，野兽围绕着葡萄藤奔跑，周围有小飞鸟和花朵点缀。

此外，海兽葡萄镜最明显的艺术特征之一就是其纹饰所表达的人性化。在汉代及更早，人们对瑞兽更多的是崇拜和恐惧，人们将瑞兽图腾化、符号化。直到隋唐时期，瑞兽才逐渐演变成生动的形象，充满人情味。古人将具有多子多福的寓意的葡萄和代表吉祥美好的瑞兽作为铜镜的纹饰，将自己的祈愿融入其中，在每日照面之时，借此鼓励和反思自己的言行。因其特殊的文化寓意和价值取向，装饰风格和表达形式在其他工艺种类中也有所体现，其中葡萄镜中的缠枝纹，被广泛应用在铜镜、方砖、壁画等多种艺术载体上，敦煌壁画中的葡萄枝纹是很好的体现。又如葡萄镜中的连珠纹也是随处可见，多运用于中外各国的丝织物、建筑、器皿等工艺品设计元素中。

海兽葡萄镜中的纹饰注重追求心理平衡与心理质感，采用平衡而特殊的排列形式，使各种图案之间的形式与力量因排列到正确的位置而达到平衡的观感。海兽纹饰的粗犷，葡萄枝蔓的细腻与流畅，分别给人阳刚与阴柔之感，体现了纹饰的兼容并蓄。海兽葡萄镜技艺表现多用雕刻，图案多用于高浮雕和浅浮雕相结合，使画面更加饱满圆润，增强了物体的层次感和立体感。瑞兽纹饰以高浮雕的手法呈现瑞兽生动活泼的形态，旁边的葡萄枝蔓则以浅浮雕的手法呈现，使得鲜明立体的图案看似繁冗复赘，实则暗含严谨。唐镜也不再受原有的固定模式所束缚，一改以往单调沉闷的形状，出现了很多新式镜形如葵花式、菱花式等各种花式镜，品种多样。唐之后的时间里，一并出现了长方形、六边形、鸡心形甚至带有手柄、镜座等人性化设计。海兽葡萄镜的精美纹饰，精巧的构图，精湛的工艺是唐朝工艺技术的一个新的艺术高潮。

海兽葡萄镜上的纹饰通常以瑞兽以及葡萄为主，其间夹杂有异兽、雀鸟、蜂蝶和花草的图案。这种瑞兽与葡萄组合的纹饰，在古代自出现至发展到最后消失，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百年间，战火纷飞，百姓颠沛流离，渴望和平的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祈福上。这一时期的神兽纹样铜镜形态多样，有重列式、环绕式、区段式、对置式神兽纹镜和佛兽纹镜等多种形式，其基本特征是以神（或佛）像、神兽为主要图案，再以花纹和铭文作为装饰。隋朝铜镜继承了历代铜镜的许多传统要素，图案仍以瑞兽为主。魏晋南北朝以来，铜镜装饰的特点是标准化、程式化，缺乏创新和多样化，在隋代这点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进。隋末唐初，瑞兽镜逐渐流行，它不仅沿袭了前朝铜镜的传统，还在镜背纹饰上做出了改变，内外区除了前朝的瑞兽纹，还出现了忍冬、葡萄等植物的纹样。此外，铜镜上的瑞兽的形态也不再是静态的，有着丰富的造型，活灵活现。汉代铜镜流行的庄严肃穆、图腾化的神兽纹在隋唐时期转变为生动活泼、充满趣味和人情味的瑞兽。

直至李治时期，瑞兽葡萄镜才正式映入人们的眼帘。这一时期的瑞兽葡萄镜的特点主要是：镜钮以圆钮为主，镜背被分为两个同心圆状的区域，即内外区。各式各样的纹饰严格地分布于区域内，葡萄纹饰均匀整齐地分布于瑞兽之间，没有超出同心圆的边界。受到汉代铜镜的影响，此时期的铜镜纹饰排列有序规整，与柔美流畅的葡萄枝蔓和灵动活泼的瑞兽形成鲜明对比，在对比中展现了刚柔并济之美，也间接反映出唐朝清明节严谨的政治风气和开放包容的外交。李治至武则天时期，铜镜纹饰风格又有较大改变，不仅增添了许多花鸟植物的图案，还一改早期铜镜的呆板。此时期的海兽葡萄镜最为经典，相较之前，其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过梁葡萄纹”。武则天统治后期，铜镜上的纹饰更倾向于花鸟纹，瑞兽纹逐渐退出铜镜纹饰的舞台。李隆基至德宗时期，唐镜种类越来越丰富，如人物故事镜、盘龙镜、瑞花镜等出现并流行，此阶段充分体现了唐镜艺术的多样性。伴随铜镜多样性的是隋唐瑞兽题材的铜镜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偶尔还能看到四神和十二生肖镜，但较之前也发生了许多构图与布局上的变化。纵观海兽葡萄镜的发展历史，可发现其上纹饰形象从早期的静态抽象，逐渐发展为生动写实，最后彻底成为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寄托载体。

海兽葡萄镜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还作为一种对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而存在。异域文化因素在中国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与艺术表达，并成功地运用在当代工艺品中。海兽葡萄镜结合西域的葡萄纹和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瑞兽纹，创造出一种新的铜镜纹饰，并赋予其新的涵义。具有多子多福寓意的葡萄和代表吉祥安康的瑞兽，都使得海兽葡萄镜具备了吉祥文化的特点。两种纹饰的结合不仅体现了唐人对中原地区传统特质的承袭，还展现了唐朝铸镜师在此基础上对异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海兽葡萄镜体现出唐代包容开放的文化特质，还是唐朝开启中国文化新时代的见证。

海兽葡萄镜线条舒展流畅，魅力十足，不仅反映了唐朝的盛世之象，而且是唐代经济高速发展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特有产物，体现出我国古代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副教授斯凯勒·卡曼（Schuyler Cammann）曾评价：“海兽葡萄镜既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又具有装饰性。”人民日报刊载时任福建博物院馆员毛敏的评价：“海兽葡萄镜融合了中外文化的诸多要素，充分体现了大唐盛世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兼容并蓄，是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见证。”广州日报作者钟葵评价：“唐朝的海兽葡萄镜，既有浓厚的异域色彩，又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意味，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集各种吉祥物于一体，寄托着人们对平安、幸福、富贵、功名、长寿、多子多福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