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之战，发生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是曹魏与孙吴围绕合肥展开的一系列战役的统称。战争从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进攻合肥市开始至嘉平五年（253年）诸葛恪再度兵败，前后共围绕合肥旧城与新城进行了六次战役，以曹魏的胜利而告终。

建安五年（200年），刘馥被曹操所表荐为扬州市刺史，建合肥城（旧城），成为了曹魏在东南方向防御孙吴的重要据点，曹操赤壁市兵败后，孙权乘势进军，想要一举拿下合肥，掌握战略的主动权，合肥之战就此爆发。首战孙权被蒋济的伪报迷惑，仓促撤军。第二次战役张辽以七千兵马大破孙权十万大军，并且差点生擒孙权。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孙权假意撤军，被满宠识破，最终无功而返。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孙吴先被曹魏伏兵击败，后进攻六安市与合肥新城又都无法攻克。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孙吴全线出击，配合合肥市作战，前期一度包围合肥新城，后在曹叡亲率大军的支援下被迫撤军。第六次战役，东吴在诸葛恪的率领下起二十万大军围攻合肥，最终在曹魏支援大军的夹击下溃退。

合肥之战长达四十多年，曹魏与孙吴政权围绕合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是汉末三国时期重要的军事冲突，曹魏在合肥的坚守，使孙吴在合肥城下损兵折将，始终无法有效的占领合肥城对曹魏腹地形成直接威胁。曹魏政权稳定了东部地区，争取到了充足的发展时间，充足为晋朝统一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究其原因，除了综合国力的差距和攻守双方的不同形式外，指挥者的水平也是重要因素。

合肥之战开始于赤壁之战后，结束于魏少帝时期。这一时间段正是三国鼎力的局面。这期间，天下的局势开始从汉末的诸侯四起，群雄争霸的混乱局面转变为相对安稳的三国割据态势。虽然三国之间时不时都有矛盾冲突，但大体的战略局势还是吴蜀联合抗击实力最为强大的曹魏政权。这也是孙吴得以集中力量进攻合肥的政治保障。而曹魏政权虽然占据这整个北方，实力雄厚，但是不得不面对孙吴与蜀汉的两面夹击，疲于应付。同时曹魏政权还面临着激烈的内部权利争斗，这也是曹魏在合肥方向一直采取守势的重要原因。而双方都知道合肥城重要的战略意义，孙吴占据合肥就能够控制整个淮河流域，进而谋取天下。而曹魏固守合肥便可以持续威胁东吴的政治经济中心，保证自己东部地区的稳定发展。所以双方在合肥城是寸土必争，来回拉扯。

合肥地处江淮之间，北接寿春，东临吴都建业，水网发达，地理位置重要。孙策时期，孙吴曾占领过合肥，但孙策死后，合肥被扬州刺史刘馥夺走。合肥自建城以来，就成为了曹魏集团遏制东吴向北推进的重要屏障。公元208年，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操，曹魏元气大伤，为了解决合肥对孙吴政治中心建业的威胁，孙权命周瑜吕蒙等人围攻曹仁镇守的江陵，自己则统兵进攻合肥，由此拉开了合肥之战的序幕。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赤壁市新败，孙权趁合肥市太守刘馥病故， 亲率10万大军围困合肥，另派遣张昭带兵进攻九江当涂。攻城1个月后，曹操带兵从荆州市返回，并让张喜领军来解合肥之围，然而援军却迟迟未至。

直到建安十四年（209年），孙权军围攻合肥未下，期间孙权想亲自率领轻骑进攻曹军，张纮以主帅不可以身犯险的理由劝谏孙权，孙权才放弃了这个想法。合肥在被合围了百余日之后虽未被攻下，但是也岌岌可危，恰逢又连日下雨，城墙即将倒塌，守军只好以杂草和棕榈叶来修补城墙。并且每晚都在城墙上举着火把巡视城头，以防敌军偷袭。而曹操派出的援军张喜仍然没有抵达，于是守将蒋济派人伪装信使故意被孙权擒获，欺骗孙权，谎称张喜的四万援军即将到达，孙权信以为真，便率领大军撤退，第一次合肥之战结束。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军征张鲁，合肥市仅留张辽李典乐进领七千人驻守，孙权见合肥防御空虚，曹操又在远征难以回援。于是再次领十万兵马攻击合肥。曹操在征张鲁之前，曾派护军薛悌送了一封密函到合肥，嘱咐敌人要到了才能打开。八月，孙权带领大军行至北路口，张辽等人便打开密函，曹操在其中写下了应敌之策，命张辽李典出战，乐进守城，薛悌不得出战。众人不解，张辽对众将解释，表明曹操来不及回援，固守必定失败，只有主动出击，挫伤吴军锐气后，才能守城成功。

于是张辽李典二人引军而出，与孙权军混战一处，张辽披甲持锐，身先士卒，斩杀吴军两员大将，孙权军大乱，陈武战死。孙权也被张辽带兵赶到山上不敢出战，这时，孙权大军被及时赶来的潘璋稳住阵脚，见张辽所率兵马甚少，便又率大军将张辽团团包围，张辽左冲右突，领数十骑突出重围，这时，尚在吴军包围中的魏兵求救，于是张辽又再次带兵冲进包围之中，解救了没有突围的士兵，孙权军队的众人见张辽勇猛异常，也就无人再敢上前阻拦。战斗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了中午，吴军方面士气尽失，曹军军心大振，曹军众将皆佩服张辽的勇武。

孙权率军与张辽对峙了十余日，军中疫病横行，再加上后方山越作乱，于是便率大军撤退。孙权与凌统，甘宁，吕蒙，蒋钦领一千虎士为大军断后，退至逍遥津北的时候，遇到张辽率军追击，这时孙权身边只有这一千多人，大军已经走远，来不及回援。顿时孙权军大乱，孙权被围，甘宁，吕蒙拼死抵抗，凌统率三百多亲兵突入重围，救出孙权。撤退路上的津桥已被敌军损毁，孙权只得松开缰绳，抓紧马鞍，在近监谷利的挥鞭驱驰下，纵马越过断桥，逃至南岸。凌统在部下皆以战死的情况下，预计孙权已经突围成功之后，潜入水下逃走了。这时贺齐带领三千水军在南岸接应孙权，孙权见凌统生还大喜，凌统则是痛苦不已。

逍遥津之战，以张辽为首的曹军以七千人对阵孙吴十万大军，不仅守住了合肥城取得了大胜，还差点俘获了孙权，曹操在事后得知了张辽英勇的表现，也对其大加赞赏。

太和四年（230年）春，曹魏征东将军满宠上书，请求在合肥旧城西三十里山上修建合肥新城，来应对孙吴的来犯，在谋士蒋济的劝谏下，曹叡曹睿同意满宠的请求。同年冬，孙权果真领兵攻取合肥市，满宠召集兖州和河南省前来支援，吴军于是退兵，魏延见吴军退兵，便要求援兵撤回，满宠再次上书表明吴军是假意撤退，是在等待豫两州的援军退去再谋取合肥，魏廷采纳了满宠的建议。果然吴军在二十日之后前来攻打合肥，因为满宠早有准备，吴军再次无功而返。

青龙元年（233年）末，第四次合肥之战爆发，孙权引军于合肥淝水之上，想要围攻新城，又因新城远离河道，不敢下水交战，于是满宠将军队移师至城外，再派六千步骑隐藏在淝水周边。孙权见此，下船列阵扬威，这时，满宠早已隐藏的伏兵突然杀出，吴军来不及反应，死伤数百，更有坠入河中溺死者。孙权大怒，派遣大将全琮引兵五万攻取六安市，自己亲率大军围攻合肥新城，最终都没有攻克，只得撤军。

青龙二年（234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发动第五次北伐，遣使相邀孙吴一同北伐曹魏，互为支援。于是同年五月，孙权再次出兵进攻合肥市，这也是孙权最后一次攻打合肥，第五次合肥之战爆发。

孙权领兵至巢湖口，号称十万，同时派遣全琮，诸葛恪攻芍陂，六安；朱然，诸葛瑾攻襄阳；孙韶与张承攻扬州市，淮阴，孙权本人则亲率大军攻取合肥新城，四路大军齐出，声势浩大。满宠得知孙权领大军围攻新城后，欲引军前往救援，这时田豫和刘劭进言，认为新城有张颖把守，且物资充沛，足可自保。贸然出击援救，反而容易被吴军伏击。应该坚守不出，避其锋芒，等吴军围攻新城久攻不克，必然士气低落，等到那时军队再出击，便能击败吴军，解新城之围。

六月，新城的魏军陷入了苦战，满宠这时也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打败吴军，于是向曹叡进言，请求放弃合肥，退守寿春，以抵御孙吴的进攻。曹睿认为合肥市是曹魏在东南防御孙吴的重要据点，拒绝了满宠的提议。并准备御驾亲征，救援合肥。这时散骑常侍广平刘劭进言，认为可以从中军选拔精骑三千，步军五千先行开拔，一路大张旗鼓，造成大军即将达到的假象迷惑吴军，曹睿采纳了他的意见。

因为曹睿没有采纳满宠的建议，再加上这时他年岁已高，无奈之下，满宠只得让人用浇上火油的树枝在顺风的情况下在上风处放火焚烧吴军的攻城器械，并放箭阻挠吴军救火，期间，还射杀了孙权的侄子孙泰。

正如刘邵所言，虽然新城遭到了吴军的猛烈进攻，但是守将张颖拼死抵抗，吴军依然不能攻克。一直到七月，曹叡曹睿亲自领大军前来救援合肥市，孙权知道吴军无法在陆地上与曹魏的铁骑抗衡，便下令撤回了正在猛攻新城的吴军，领大军撤回了江东，随即其他三路吴军也陆续撤回，只有进攻汉水的陆逊还在战斗，但不久以后也撤回了。

嘉平五年(253年）孙吴托孤大臣诸葛恪为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执政地位，提高声望，举东吴全国之力集结二十万大军北伐。这时魏国的军政大权实际上已被司马氏所掌握。司马师派遣其叔父司马孚挂帅，领兵南下抵御诸葛恪。

东吴的这次北伐，从规模上来说史无前例，且邀请了蜀汉姜维一同伐魏，东西遥相呼应，同时在军事部署方面，恪让其弟诸葛融兼并了仇人施绩的防区，并派兵吸引曹魏荆，豫二州的驻军，但史书记载，并未发生交战。但是诸葛恪自己的战略意图并不明确，最开始，诸葛恪本想攻取淮南，与曹魏进行决战。但经诸将劝阻，害怕全军覆没，转而回师攻打合肥新城。

四月，诸葛恪率大军合围合肥新城，筑起土山对城内守军发动猛烈进攻，而新城的守将为张特，手下只有三千人。五月，魏扬州都督毌丘俭与刺史文钦请求率军出击，被主帅司马孚制止，张特派出求援的使者也被吴军擒获。新城被吴军合围了九十多日，城内守军死伤过半。面对吴军的猛攻，守将张特向诸葛恪诈降，诸葛恪中计，魏军趁机连夜修补了城墙。诸葛恪大怒，吴军发起猛攻而不克。因为久攻不克，疫病横行，朱异向诸葛恪提出撤军，却被诸葛恪大骂，令其卸甲归乡。蔡林也因诸葛恪记恨转投魏国，将吴军部署全部泄露。于是司马孚派文钦断其退路，自己领大军为后。吴军久攻不下，士气低落，遇见文钦领军前来，慌乱不已，被文钦斩杀万余人。八月，眼看胜利无望的诸葛恪只能撤军，至此，魏吴合肥之战落下帷幕。

作为六次战役的发起方与进攻方，东吴四次无功而返，两次大败而归。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内，除了在魏国内乱时曾短暂取得过对合肥的控制权，其他时间，一直被合肥城所牵制，无法取得对魏作战的决定性胜利。尤其是逍遥津之战的失利，促使东吴高层重新改变了对外国策，袭取荆州，进而完全控制了长江天险，保证了东吴在面对曹魏与蜀汉 政权时不落下风。但也使东吴政权后期丧失了对中原的进取心，开始逐步自封，偏安一隅，沉溺于内斗，国力日渐衰落，最终被晋朝所灭。

六次合肥之战的胜利，使曹魏集团稳定了淮河流域的局势，保证了扬，徐，兖，豫，青五州的安全，让整个曹魏东部地区有了长时间的恢复与发展，逐步建立起了后期对南方政权的绝对优势。但是长达四十多年的合肥之战，。也牵扯了曹魏集团大量的精力，消耗了巨量的人力，物力，使得曹魏集团始终无法集中力量对蜀汉与孙吴集团其中一个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从而在长时间的拉扯中导致政权更迭。同时，最后一次合肥之战的胜利也帮助司马氏家族消除了外患的顾虑，保证了政治权利的平稳过渡。

作为进攻方，具有天然的不利原因，劳师远征，要进行攻城作战。其次，孙吴方面的核心决策者都有缺陷，孙权缺乏战术指挥能力，诸葛恪则是急功近利，利令智昏。再者，东吴军队不擅长陆战，面对曹魏支援时只能撤退。

作为防守方，只需要以逸待劳，坚守城池，等待救援。并且数次战役，曹魏的军事决策都没有失误，前线指挥官能够正确判断局势，随机应变。最后，曹魏的综合国力要高于孙吴，陆战也强于对方，只要合肥城不破，支援大军即可解合肥之围。

曹丕继位之后表示，合肥之战，张辽，李典二人以步兵八百人，击败敌军十万。自古以来行军打仗者，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合肥之战是仓促应战的曹魏政权对准备充分的孙吴政权的长时间的持续胜利，是三国时期东部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合肥之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宋杰认为，曹魏的胜利很大程度要归结与最高决策者对合肥防御的重视，以及对以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防御体系的长期建设。而孙吴在合肥市系列战的持续失败，也使孙吴逐渐放弃了对合肥的觊觎之心。

而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崔兰海，教授周怀宇指出，合肥之战的战略意义重大，本着守江必守淮的指导思想，孙吴一直在谋取合肥，进而控制整个淮河。而曹魏方面也看到了合肥的重要战略价值，在合肥修建了完备的防御工事。随着合肥之战的失败，给了曹魏充足的时间发展，从而建立起对孙吴政权的绝对优势，为晋朝一统天下打了下物质基础。

同时，合肥及其周围的地理环境也对战争结果起到了重大影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崔旸菁菁，导师胡阿祥在《巢湖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的魏吴战争》一文中提到，合肥市地处长江与淮河水系之间，虽水网发达，利于东吴水军发挥优势，但也使曹军便于屯田，尤其是在满宠修建了新城之后，东吴方面的水军优势也荡然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