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记》,是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报告文学。斯诺在陕北苏区亲身采访，获得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手资料，他整理后发表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并在此基础上汇编成书。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在伦敦出版。1938年2月10日，该书的中文版以《西行漫记》的隐晦名字在中国上海出版。该书讲述了斯诺在1936年6月至10月间进入了陕北苏区，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国工农红军领袖和将领，获得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史料，斯诺忠实地记录了陕北苏区采访的所见所闻，向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及红军领袖的情况。埃德加·斯诺运用简明、形象的描述将中共红军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做出的牺牲与贡献呈现在纸上。采用多样的结构视角与叙事视角，展现出一个充满力量、充满希望的红色中国。

20世纪30年代，《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打破了中国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新闻封锁，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新浪潮。在中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奔赴延安市。在国际上，众多仁人志士和国际主义者纷纷来到中国，支援中国抗日和建设。

埃德加·斯诺(Edgar.Snow)在1905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大学毕业以后，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他到了上海市，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1930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原地区主要城市和东北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台湾。1936年走访陕北苏区，成为第一位到红色苏区报道工农红军的西方记者。之后创作出著作《红星闪耀中国》，1937年10月出版该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他的后半生，继续对中国问题进行探索和报道。1972年1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去世，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中国北京大学。

1928年，作家埃德加·斯诺来到上海市。1930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以及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目睹1932年的淞沪战争和1933年的热河战争。斯诺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和中国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捕杀，也看到工人、农民、学生冒死加入共产党。见到了中国大地上的诸多灾难，斯诺意识到，想让中国人民获得更多来自西方的支持和帮助，就要打破西方对中国符号化的刻板印象，让真实的中国为更多西方人所了解。于是，他想到了文学。

中原地区这样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如何能够走向光明的未来。谁能够启迪民众的思想。谁能够带领民众，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究竟是怎样的存在。而他们能否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力量。带着这些思考，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寻找答案。

1936年6月，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斯诺得到了一个进入陕北苏区的机会，他一路向西深入到陕甘宁抗日革命根据地。7月初，斯诺在百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为他拟定了一份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7月中旬，在当时陕北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斯诺见到了中国工农红军领袖毛泽东。随后，斯诺前往陕北苏区红军前线部队采访，采访了彭德怀、徐海东等诸多红军将领，搜集了长征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陕北地区苏区军民生活， 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根据地工农业生产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10月初，埃德加·斯诺回到保安，随后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10多天的谈话。四个月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同年10月底，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斯诺回到北平盔甲厂胡同13号的家中，开始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斯诺以最快的速度撰写出多篇关于陕北苏区的报道，发送给英国的《每日先驱报》和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等数家有影响力的报刊。1937 年七七事变前夕，他完成了最后一篇报道的写作，并将全部报道汇集成册寄给了英国的维克多·戈兰茨。

出版前 , 埃德加·斯诺曾为本书起了多个名字，诸如《 在陕北的日子》《 红区访问记》《红星在中国》等, 对于选择哪个名字，他一直拿不定主意。后来，在与朋友聚餐时，斯诺拜托朋友投票来确定一个名字，朋友们一致选定了《 Red Star In China》《 红星在中国》。

1936年6月初，埃德加·斯诺在西安市与红军将领邓发见面，后者交代给斯诺在苏区接洽事宜。之后，斯诺先后乘坐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汽车抵达延安市。斯诺进入苏区后，他在百家坪见到了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后者为他拟定了一个92天的行程计划。埃德加·斯诺在百家坪住了两晚，与周恩来交谈了很多。辞别周恩来，斯诺在随同运送物资的队伍前往保安，路上，他从红军战士口里听说了红军将领贺龙的革命故事。来到保安，斯诺见到了苏维埃主席毛泽东。斯诺与毛泽东进行长时间、亲密的交谈。谈到各种广泛的问题，关于毛泽东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中国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怎样成长壮大起来。毛泽东还向斯诺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斯诺。毛泽东给埃德加·斯诺讲述了许多著名的红军战士的故事。斯诺还见识了红军大学，里面的学员都是大名鼎鼎的红军指挥官，国民党为他们的首级开出了200万元的悬赏。斯诺观看了红军剧社的节目，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节目很丰富，都传达出抗日和革命的主题，他还见到了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危拱之女士。采访间隙，斯诺近距离观察了苏维埃社会，了解了党政机关、经济、文化、教育、宣传、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战术、妇女和少先队等各方面情况。看到了符合贫苦农民意愿的土地分配方式，埃德加·斯诺分析了苏维埃社会的货币政策、税收等问题，同时，他以文章对外界关于红军的谣言进行了驳斥。此外，斯诺还列举了国民党政府统治地区的官员贪腐，高额税负，土地兼并、百姓在灾荒中大批量死去的所见所闻。随后的采访中，斯诺见到了负责苏区教育工作的徐特立，了解了苏维埃社会的教育。

几天后，斯诺前往红军前线。在路上他看到了红军的兵工厂，也了解了红军的武器补给方式。他对苏区的工人和农民都进行了访谈。在见到红军战士后，他发现这些人大多出身贫困，但革命意志很坚定。红军战士很多都是一些不到20岁的青少年，他们在军队接受了一些文化教育，平时的游戏和娱乐丰富多样，还了解了他们是以何种方式得到军费。埃德加·斯诺采访了红军将领彭德怀和徐海东，了解了他们革命生涯。斯诺没能见到红军将领朱德，但他从记者赫伯特·威尔斯女士对朱德采访时的口述了解了朱德的革命经历。在陕北苏区的采访和观察，斯诺同同共产党领袖、红军指战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作了无数次谈话。这让斯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立场和主张，特别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思想。

1936年10月，斯诺离开保安，回到北京。期间，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成立民族战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纲领，被蒋介石拒绝。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市发动“兵谏”，逮捕蒋介石，是为西安事变。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6项主张。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宣布将全部中国国民党军队撤离陕西省，结束了国内战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 埃德加·斯诺运用简明的语言, 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转化为形象生动的文字描述, 再现了中国当时所面临的民族危机、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 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经历过的屈辱、贫困、战争与不屈的反抗。斯诺不仅关注陕北苏区领导者的革命策略和简朴生活以及乐观的革命精神，他还留心观察普通中国工农红军战士的日常生活。他通过自己敏锐的观察 , 收集了许多珍贵的客观事实与历史依据。斯诺不仅关注到中共领导者的革命策略，而且留心观察普通红军战士的日常生活；他不仅看到了红军高昂的士气与坚定的信念,，也留意到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停止内战的期盼；他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遭受的压迫与侵略, 更亲身体验了他们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埃德加·斯诺运用简明、形象的描述将这些素材转化成文字, 客观论证了中共红军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做出的牺牲与贡献。

《红星照耀中国》书中存在诸多的“文学要素”，譬如有很多戏剧性的场面：有邓发将军的拥抱，有斯诺跨越中国国民党的封锁线的不安和恐惧，有和毛泽东在窑洞中促膝交谈的夜晚，还有描述中国工农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抢渡大渡河铁索桥的英勇场面。无论在人物刻画，还是环境描写以及叙事角度的变化等方面，《红星照耀中国》都不亚于任何一部虚构文学作品，它的艺术感染力不在精彩的“小说”之下。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运用了多种写作手法，如直叙、倒叙、插 叙、描写、比喻、对比、发问、悬念、对话、幽默、抒情、政论等，全书写得波澜壮阔，纵横呼唤，情景交融，使人读起来趣味盎然。

叙事语式是指叙述信息的调节，包含作者讲述内容的视角。可分为思想视角、结构视角、叙事视角。思想视角是作者对写作材料和人物的认识和表达的思想立场。斯诺希望向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陕北苏区，并尽可能多地提供自己所知道的信息，并且为读者解答这样的问题：中国当前的局势有没有出路。出路在哪里。在这一过程中埃德加·斯诺客观叙述所看到的一切，并有自己的思考。其思想立场是向读者提供全面、真实、客观的关于红色中国的报道。

结构视角是指作者将呈现文章内容的角度，分为正面视角、侧面视角。正面视角是直接描写叙述对象。侧面视角是描写与被叙述对象有关联的事物，间接表现叙述主体。《红星照耀中国》采用正面视角与侧面视角配合叙事的典型文本。在具体介绍某一方面时以一个特定的点切入，正面直接陈述的同时引入他者的间接说明。以章节《大渡河英雄》为例，作者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为主角，通过讲述其先军事行动来介绍整个战役，描述战斗前，作者插入中国历史上众多将领在大渡河失败的事例来表现红军即将面临一场艰难的战役，同时刻画出红军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战斗中，作者又通过描写敌军士兵散漫来表现红军英勇顽强的军事素质。这些古今敌我之间各方面的对比，即是作者通过侧面视角展现红军形象的具体表现。

叙事视角是指作者站在什么方位去讲述文本内容， 叙事视角分为全知视角和次知视角。全知视角，即作者站在全局把控文本内容，按自己的需要调整。次知视角指挥作者了解文本内容的一部分，其叙述内容有限。《红星照耀中国》中作者自述部分属全知视角，对他人直接引语的引用属次知视角。比如：对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及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作者站在独立于事实之外的客观高度，采用全知视角叙述。而对于领导人生平、共产党内外政策、红军战略战术，作者主要从次知视角采用当事人讲述的方法呈现。埃德加·斯诺采用多样的结构视角与叙事视角，使《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叙事语式更为生动形象，展现出一个充满力量、充满希望的红色中国。

20世纪30年代，《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本出版后，不仅打破了中国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新闻封锁，还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市。

《红星照耀中国》现在收录在部编教材八年级上册，是作为纪实类的报告文学收录的。

《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信心和力量。这本书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新浪潮，众多仁人志士和国际主义者，在它的感召下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当中既有献身中国革命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还有记者、编辑、作家、教授和外交官，如海伦·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索尔兹伯里等，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一辈子留在了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还被一些国家人民视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教科书，他们阅读它，从中获得思想和经验。

经过多年的传播，《 Red Star In China》在中文语境内出现了以雏形本、全译本、节译本、抽印本、内部参考本等形式的多种版本。

1938年，中国上海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包围，由中国老一辈翻译家胡愈之组织了一些新闻界同行自筹经费，以最快的速度翻译了书籍。为了保证书籍的顺利出版，避免日寇和反动势力的追查，胡愈之等人临时想了一个名称“复社”作为出版社。至于书名，选用了隐晦的《西行漫记》。同年2月10日，该书出版。在中译本中，埃德加·斯诺对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增删，增加了原书没有的图片，还写了序言。这个中译本不仅轰动了国内，而且很快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区，出现了此书的无数翻印本。此外，许多出版社也加入到该书的推广行列之中。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以《西行散记》和《西北新社会》的书名出版此书，上海明明书店取名《西北角上的神秘区域》，汉口战时读物编译社和救亡社则分别换上了《中国的新西北》和《中国的红区》的书名进行出版。

随着复社《西行漫记》的广为传播，版该书在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东南亚华侨居住区出现了各类翻印。译名不尽相同，例如《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国的新西北》《西北印象记》《毛泽东自传》《西北散记》《中国红区印象记》《中国见闻录》《西北新社会》《西北角上的神秘区域》《中国的红区》等多个版本。

1949年，由史家康、 赵一平、 王念龙 、 顾水笔 、 祝凤池、 张其韦等六人合译的 《长征25000 里》 (副题 《中国的红星》)。由于此书早在十年前即译出问世 , 故现在特别标明为启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书前冠有原 “兰登” 再版时的 “引言” 和中译者在1939年所写的 “ 小引” 。该版依据美国 “兰登” 再版本译出，与复社版相比, 不仅在文字繁简方面有所出入, 而且在内容上又多出一个第十三章 “旭日上的暗影”。

1949年9月，由署名 “亦愚” 翻译的 《西行漫记》 (副题 《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上海急流出版社印行 。除扉页附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外, 书中还印有照片14帧。该书对埃德加·斯诺原著进行了一些 “增删” 。此书后来还以同一书名与译者署名, 在北京用新潮社名义于1949年再版一次 。

1975，三联书店邀请董乐山重新翻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 Red Star In China》一书。董乐山依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增译了十一章中五节的《那个外国智囊》，复社版未译这一部分。经译者修订，该译本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初版本的历史原貌。同时，对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不少校正。1979年，该译本出版，虽然以《西行漫记》为主书名，但在封面标注（原名《红星照耀中国》）。198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斯诺文集》中，该书第一次以《红星照耀中国》的名称出现。2016年人民文学出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正是基于董乐山译本。

1968 年，埃德加·斯诺曾对1937年戈兰茨初版本做过某些重要修订, 例如将原书采用的现在时态改为过去时,并增加了 “年表” 、 “尾声” 、 “新的注解” 等等 。在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第三次访问新中国后, 他又对1968 年修改增订本进行了修订和增补, 主要是增加了注释和附录 , 使该书更臻于完善,这便是有名的1972年的 “鹈鹕版” 。20世纪90年代初 , 由李方准、梁民、张保霖依照“鹈版”翻译和校正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1月出版。

2018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选用的译者和译本为胡愈之复社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使用的是译者王涛的新译本，他对书中的人物、地名、时间和史实做出了校正。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它一问世，便引发了轰动，一个月时间内就已发行了5版。这一版分精装本和简装本，内容相同，只是照片的配置有所不同。简装本中有 16 张照片连续放置在书的中间，而精装本则是分散放置的。

比起戈兰茨版，兰登书屋版最大的特色就是照片的充实。

1938年兰登书屋版发行第一版后，当年( 大概是秋天) 又出版了修订版。这个修订版在结构、内容、字句上都有变化。结构方面，最后增加了第13章 “旭日上的暗影” (Shadows on the Rising Sun ) 。这一章记述了日中战争爆发后关于战争的评论，甚至记述了1938 年7月的状况。

1944年，《红星照耀中国》进行了第二次修订。该版删除了1938 年版的第13章 “旭日上的暗影”，增加了 “尾声1944 年” ( Epilogue 1944 ) 。

1938年，在莫斯科以埃德加·斯诺著 《中国的英勇人民》为名出版发行。俄文版的出版并没有得到斯诺的同意。《红星照耀中国》原著超过了 450 页，而俄文版压缩到了 100 页左右，章节构成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 化，突出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在全世界，《红星照耀中国》已被翻译成法、德、西、意、葡、日、蒙、荷、瑞典等数十种语言出版，累计发行上千万册。

《红星照耀中国》是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红色革命的真实报道，它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所作的艰苦努力，打开了一扇窗。书中对中共工农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战斗、生产与生活做了大量真实记录，一经出版，就在国内外产生了轰动效应。它打破了当时国民党和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红色革命的歪曲与毁谤，指引了无数青年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中国教育新闻网》评

《红星照耀中国》的非凡之处在于，它首次记录了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生平故事，以及这场鲜为人知的革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极具预见性的。埃德加·斯诺的这本著作之所以成为一部经典，是因为它在两个方面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是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录，二是作为对历史趋势的预见。汉学家费正清评

记得初读《西行漫记》，大约在50多年前，那时我颇有些惊讶：原来我们崇拜的伟人和英雄，都有着那样可亲的、生活化的一面，他们的理想信念相同，可是性格禀赋各异，言行举止透露各自的人格魅力。伟人和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的精神气质一直在感染我们。《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了那么多年，读来仍然不觉枯燥，写得真实而纯粹，是一个重要原因吧。学者温儒敏评

2018年由王冀邢执导的同名电影，改编自斯诺著作《红星照耀中国》。

2016年由臧云飞、赵东阳执导的电视剧《红星照耀中国》，改编自洛伊斯·斯诺同名著作。该片被列为2016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片”重点电视剧项目。

《红星照耀中国》最出名两个中文译本，一个是1938年胡愈之主持翻译的复社的《西行漫记》版，另一个是1979年董乐山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版。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就是基于董乐山译本。2018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所选用的译者和译本为胡愈之复社本。2018年8月6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发出通知函，强调“红星照耀中国”这个书名是属于董乐山的原创，其版权应该归人民文学出版社所有。同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发布声明，称依法审批，合法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使用的是斯诺基金会官方认证的中文译本，即由斯诺基金会指定译者王涛翻译的《红星照耀中国》（新译本）”。而对于长江文艺出版社提到的“斯诺基金会的官方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认为该书版权保护期也已经过了五十年，所谓的“官方授权”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