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指操纵国民经济命脉，并在实际上控制国家政权的少数垄断资本家或垄断资本家集团。寡头对经济领域的控制，一般是通过“参与制”实现的，即掌握一定数量的股票来层层控制企业制度。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则主要通过同政府的“个人联合”来实现。

寡头最初意思是“少数人统治”。1838年，古诺（Augustin Cournot）提出了关于寡头理论的古诺模型。1934年，经济学家斯坦伯格提出双寡头模型即斯坦伯格博弈模型。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建立关于寡头的斯威齐模型。1970年代初，美国学者尼克博克提出了跨国公司的寡占反应理论。寡头的成因一是规模经济的作用；二是缘于政府法定的行政垄断，比如供水、管道煤气等；三是可能存在着使新厂商难以进入某行业的障碍。寡头的负面影响主要是过度地制造产品的差别和广告的非价格竞争，也造成资源的浪费、破坏有效市场竞争，其他竞争对手很难进入行业、损坏消费者权益等。正面影响主要规模经济效益越好，价格竞争力越强，同时还能激励创新等。

全球范围内寡头的典型代表包括韩国财阀、俄罗斯叶利钦时期的“七寡头”、美国新世纪的“寡头十二人”等。各个国家、地区对解决寡头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2007年8月30日，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中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并于2022年6月对该法进行了进一步修正；美国联邦层面的反垄断成文立法主要包括《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及相应修正案；2023年9月，欧盟发布了最新的《数字市场法案》以应对科技巨头。

希腊各城邦大小不同而且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各异，在斯巴达及其他一些希腊城邦，只有为数极少的男子真正操纵着政权，寡头一词由此而来，寡头的希腊语为oligarchia，意思是“少数人统治”。1838年，古诺（Augustin Cournot）提出了关于寡头理论的古诺模型。1934年，经济学家斯坦伯格提出双寡头模型即斯坦伯格博弈模型。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建立关于寡头的斯威齐模型。1970年代初，美国学者尼克博克(Frederick T. Knickerbocker)以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采用了寡占行为理论，提出了跨国公司的寡占反应理论。该理论认为，战后美国企业大举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寡占反应行为所致，投资主体是寡占行业少数几家寡头公司，它们的投资又大都在同一时期成批地发生。该理论把对外直接投资区分为“进攻性投资”与“防御性投资”，决定这类投资的因素是各不相同的，防御性投资是由寡占反应行为所决定的。

寡头，是指少数操纵国民经济命脉，并实际掌控国家政权的垄断资本家或垄断资本家集团。寡头对经济领域的控制，一般是通过“参与制”实现的，即掌握一定数量的股票来层层控制企业制度。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则主要通过同政府的“个人联合”来实现。

寡头垄断(Oligopoly)，又称双占垄断或双头垄断，是一种由少数卖方(寡头)主导市场的市场状态。寡头垄断是同时包含垄断因素和竞争因素而更接近于完全垄断的一种市场结构。显著特点是少数几家厂商垄断了某一行业的市场，这些厂商的产量占全行业总产量中很高的比例，从而控制着该行业的产品供给。

寡头与寡头垄断往往密不可分，比如在某一个行业，只有一家经营相关业务，消费者或其他上下游产业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只能与他进行交易或者接受其商品或服务，这就叫垄断，而这一家公司就叫寡头。而二者结合就是寡头垄断。

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1973)从国际投资行业的寡占特点出发，以寡头之间“跟随对手行动”的特殊反应来解释战后发达国家间厂商的交叉投资行为，提出了“寡占反应”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垄断企业模仿领头企业的竞争战略。由于寡占行业中每个寡头都在市场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的任何行动都会影响到其他寡头厂商，因此，每个厂商对竞争对手的行动都很敏感，现实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很高，而厂商对各种复杂的不确定性不可能完全知晓，所以厂商的主要目的是要降低经营风险。为了维持自己与竞争对手在市场上的相对地位，厂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营环境中往往采取“跟随领头者”行动，保持与对手同步的策略。当行业中领头者向国外投资时，为了与领头企业瓜分市场，在领头企业国际投资的刺激下，其他寡头也紧随其后去相同的国外市场进行投资发展，以降低投资风险。

古诺模型用来说明寡头垄断厂商之间的相互依赖，该模型基于古诺对两家泉水生产商之间竞争的观察。尽管该模型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和有一些限制性假设，但其所产生的直觉对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有帮助。最初的古诺模型关注的是寡头垄断，只有两家厂商生产相同的产品，且没有共谋。两家厂商的寡头垄断被称为双寡头垄断与竞争性厂商相比，寡头垄断的主要特征是厂商的最优决策依赖于行业中其他厂商的行为。在双寡头垄断中，这两家厂商各自的正确产出决策将取决于另一家厂商的行为。

与古诺模型齐名的另一个双寡头垄断模型是伯川德模型。该模型与古诺模型不同的是它假定企业进行价格竞争。伯川德模型同样假设两家企业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生产每一单位产出的边际成本不变。在价格竞争的情况下，由于产品完全相同，出价更高的企业将会完全失去市场。因此，企业在选择自己的产品价格时，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出价。

该理论提出，寡头垄断的个别厂商，面对的需求曲线在某一价格上会出现折弯现象。因此，这一模型又被称为“折弯需求曲线模型”。

斯坦伯格博弈模型中的两个参与者分别是领导者和跟随者，两者之间进行的是数量竞争，其中领导者先进行选择，跟随者在获知领导者的选择后再做选择。将此模型扩展来理解，斯坦伯格博弈描述的是一种反应式提前决策场景，即预判其他竞争者对己方决策的反应，然后调整初始的决策以最终做出更优的决策。

第一是规模经济的作用。在有些行业中，除非一个厂商的产量在整个市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否则它不可能取得较低的成本，其结果，在这样的行业中，厂商的数目将变得非常少。二是缘于政府法定的行政垄断，即政府通过法律法规赋予行业中的某些企业以垄断权力，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的管制，以改善效率。这种市场形态主要出现在一些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行业当中，比如供水、管道煤气等。第三是可能存在着使新厂商难以进入某行业的障碍。

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保证市场竞争主体的自主性和平等地位以及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交易性和自由流动才能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寡头垄断则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寡头垄断企业的产品价格高于边际成本，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消费者无法得到最大的满足，社会福利也会受损失，此外，过度地制造产品的差别和广告的非价格竞争，也造成资源的浪费。

破坏和降低有效的市场竞争，阻碍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垄断避免了优胜劣汰的过程，其他竞争对手很难进入行业。

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勾结往往会抬高物价，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必须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并且根据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地开发新产品，增加花色品种；而垄断则恰恰相反。

产量越大，产品的平均成本越低，因而降价的空间越大，规模效应源自固定成本的分摊，重资产的制造业如钢铁、水泥、汽车、石油化工等，一般由寡头型的大企业主导，原因就在于企业越大，规模经济效益越好，价格竞争力越强。

专利法保护了技术的垄断使用权。而垄断技术（专利）带来的利润不仅为创新企业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也为他们准备了持续研发所需要的资金，“完美竞争”模式中的企业不可能创新，因为它们都只赚取行业平均利润，而行业平均利润仅够维持日常开销，没有多余的资金投入耗费巨大且不能保证成功的创新项目。当代突破性技术创新要么由大企业承担，要么由风险投资基金融资，或者是两种方式的混合，而中小企业则大多聚焦在改进型工艺、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俄罗斯寡头主要有联合银行总裁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帕利斯·别列佐夫斯基、梅纳捷普银行总裁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霍多尔科夫斯基、大桥银行总裁弗拉基米尔·国际商业银行总裁亚历山德罗维奇·古辛斯基、维诺格拉多夫、首都储蓄银行总裁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斯摩棱斯基、阿尔法银行总裁米哈伊尔·马拉托维奇·弗里德曼、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总裁马尔金。

苏联解体后，为巩固民心并尽快改变“与世隔绝”的境况，时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外交与经济顾问丘拜斯（Anatoly Chubais）等人提出了出售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计划，旨在加速改革进程。1995年，俄罗斯政府开始推行一项名为“债转股计划”（Loans for Shares）的政策，受政府青睐的银行只要向当时极度缺乏资金的政府提供贷款，就能够获得一部分国有企业股份。这就导致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俄罗斯最重要的资源企业以相当便宜的价格被出售给私人资本家。寡头之一的梅纳捷普银行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当时以3.1亿美元掌控油企巨头尤科斯78%的股份，而这些股份的实际估值高达50亿美元；联合银行总裁帕利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也以1亿美元收购另一家石油巨头Sibnet，后者当时的估值约为30亿美元。在这波史无前例的私有化浪潮中，之前被苏联工业部门牢牢掌握的、对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性企业纷纷被私人银行家收入囊中。通过收购国有企业，这些私人银行家一夜暴富。其中，发家较早的大桥银行总裁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个人资产达4亿美元；帕利斯·别列佐夫斯基凭借30亿美元的资产在1997年被《福布斯》杂志列为全球第九张子强；叶利钦时代，六大金融集团控制了50%的俄罗斯经济活动和绝大部分传媒。2004年5月，《福布斯》杂志俄文版上已有36位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寡头上榜。当年，霍多尔科夫斯基位列榜首，资产总额估计为80亿美元。

2000年上任伊始，弗拉基米尔·普京即警告寡头远离政治，但是，这些在昔日政府庇护下羽翼渐丰的寡头们当时并没有将普京放在眼中。得古辛斯基、帕利斯·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等寡头先后在政治领域对普京发起挑战。违反了先前的约法三章，普京势必下决心收拾这些寡头。

弗拉基米尔·普京对首先从克里姆林宫的人事开刀，接连免除了鲍里斯·叶利钦之女塔季扬娜（Tatiana Dyachenko）“总统形象秘书”一职，以及担任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的博罗金（Pavel Borodin），就任总统2个多月后，普京正式从经济问题入手，向寡头宣战。俄总检察院以诈骗和盗窃罪率先拘捕古辛斯基，古辛斯基保释后在辗转西班牙、希腊之后，最终选择流亡以色列。包括帕利斯·别列佐夫斯基在内的数名寡头分别被以偷税漏税、境外洗钱等罪名连遭传讯。2003年10月25日，俄警方以突然行动拘捕了霍多尔科夫斯基，指控他犯有严重欺诈、侵占和逃税罪，但他凭借资深的人脉，说服女王陛下政府同意他的政治避难请求。流亡英国13年后，别列佐夫斯基最终选择自杀。

乌克兰寡头主要有尤利娅·季莫申科、伊戈尔·克罗莫伊斯基、里纳特·阿赫梅托夫、维克托·平丘克等，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私有化运动推动了乌克兰寡头的集体崛起，其触角从能源、金融和重化工业伸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并开始左右国家的经济政策。

1995年，列昂尼德·库奇马总统将原国营天然气公司的进口权转移到私营公司，依靠时任总理拉扎连科，尤利娅·季莫申科快速崛起为“天然气公主”。到1997年，季莫申科掌握了数十家大型企业、东航浙江公司和银行以及多家报纸、电视台和信息中心，甚至拥有足球俱乐部。季莫申科控制了乌克兰 25% 的经济，里纳特·阿赫梅托夫、维克托·平丘克、伊戈尔·克罗莫伊斯基的财富规模也极为可观。在来自东部工业地区寡头的支持下，库奇马于 1994年 7月当选总统，在乌克兰开启了寡头政治的序幕。到 20世纪 90年代末，寡头们完成了从单一经济角色向政治角色的转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寡头。2010年，随着具有深厚寡头“背景”的亚努科维奇执政（2010—2014 年），寡头在乌克兰经济、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重新达到顶峰。政府和总统府被总统家族集团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家族集团所把持。

在欧盟的压力下，2019年9月，乌克兰最高反腐法院得以最终成立。但乌克兰寡头仍然控制着媒体，并利用各种策略干涉政治：自己领导或资助政党，或者站在幕后控制相当数量的议会议员，保持对乌克兰政治进程的重大影响。

根据身家排行显示，美国12寡头依次为贝索斯、盖茨、马克·扎克伯格、沃伦·巴菲特、埃隆·马斯克、史蒂夫·鲍尔默、拉里·艾利森、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爱丽丝·沃尔顿、吉姆·沃尔顿和罗布·沃尔顿。

2020年，美国“市场观察”网称，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智库政策研究所（IPS）数据显示，近来美国前12大富豪的财富已暴增至1万亿美元以上。在美国经济正因疫情而遭受重创之际，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据。“在美国财富和权力集中的历史上，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里程碑，”该所所长柯林斯认为，太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被掌握在这12个人手中，这意味着一种“寡头12人”模式。自美国从2020年3月开始暴发新冠疫情，“寡头12人”的总财富暴增40%，已经超过比利时和奥地利的GDP总和。研究人员发现，美国350家最大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比已扩大到320:1。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寡头”的公司股价大涨，贝索斯身家飙升至1978亿美元，这是福布斯追踪报道亿万富豪近40年首次见证如此之高的个人财富。他与排名其后的比尔·盖茨之间身家差距拉大到838亿美元。作为公认的疫情暴发以来股价飙升的最大受益者，马斯克拥有856亿美元的身家，比2020年3月时翻了两番。

2007年8月30日，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鼓励创新，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中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22年6月，中国对该法进行了进一步修正。

美国联邦层面的反垄断成文立法主要包括《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及相应修正案。《谢尔曼法》是美国于1890年通过的第一部反垄断法，并成为此后美国通过的一系列反垄断法律的基础。1914年5月通过的《克莱顿法》是对《谢尔曼法》的补充。与《谢尔曼法》相比，《克莱顿法》主要起到预防垄断的作用。为弥补《克莱顿法》的不足，美国会又通过了一系列修正案，主要有：1950年的《塞勒——凯弗维尔反兼并法》（Celler-Kefauver Antimerger Act）、1976年的《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它是合并审查的法律依据）和1980年的《反托拉斯程序修订法》（Antitrust Procedural Improvements Act of 1980）。

欧洲反垄断制度强调公平竞争并实行较为严格的监管力度，本土大企业较难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垄断地位。一是欧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企业合并有严格限制，对于市场垄断的量化指标认定比美国更为严格。二是竞争政策与其他政策相比处于优先地位，当各项政策目标出现冲突时，竞争政策在事实上总是处于优先适用的地位。由于欧洲内部较难出现大企业，因此欧洲对内反垄断的大型案例数量有限，处罚方式较轻；但对于外来巨头入侵则往往采取较为严格的处罚力度，呈现明显的外严内松。近年来欧洲的大额反垄断罚单均针对外来企业，以谷歌、Facebook等互联网数据巨头为主。2023年9月，欧盟公布了最新的《数字市场法案》（DMA），以遏制科技巨头的市场权力。欧盟委员会根据法案，首次指定苹果公司、谷歌等六大科技巨头为“看门人”，接受更严格的监管，成为欧盟反垄断进程的一个重要节点。

日本历次加强反垄断力度主要均源于美国的外来压力，其自身政策理念对于财阀经济有较深的依赖。日本首轮反垄断浪潮主要源于战后美国军队入驻日本，出于削弱日本实力、消除威胁角度考虑开始对日本的反垄断法系进行改制并对大型财阀进行拆分。美国撤军后，日本当即以法规体系过于严格对经济振兴和吸引外资不利为由，对反垄断法律进行放松并重组财阀。20世纪60年代末端，价格卡特尔使得日本国内物价失控引发社会矛盾。日本政府于1977年再次修订《禁止垄断法》并直指物价问题。80年代日美经贸摩擦再起，《日美结构协议》签订后，作为协定的主要部分，美国再次要求日方采取措施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执行。

2023年2月26日，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贫富差距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工薪阶层生活危机剧增，美国富人却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富人们利用大量资金操控政治，让美国“迅速成为寡头政治国家”。

由于互联网平台存在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具有明显垄断或寡头垄断趋势，2021年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处罚决定书，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并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的罚款，计182.28亿元。同时向该集团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其全面整改，并连续3年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自查合规报告。

2022俄乌冲突发生以后，西方国家对多名俄罗斯寡头实施制裁，试图借此向俄罗斯领导层施加压力。但制裁措施不仅没有发挥太大的效果，一些财力雄厚的俄罗斯寡头甚至还尝试发起了“反击”。尽管西方国家已经对100多名俄罗斯知名商人及其家属实施了制裁，很少有俄罗斯商人愿意公开谴责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或出售俄罗斯资产。少数俄罗斯寡头还反过来在英国和欧盟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西方撤销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