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年3月12日—1938年3月1日）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意大利的一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政治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名士兵。

邓南遮出生在意大利中部一个名叫佩斯卡拉的海滨小镇中，先后就读于教会学堂、奇科尼尼中学、罗马第一大学等学校。邓南遮很早就开始了诗歌创作，在罗马读书时，邓南遮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也投身于新闻工作，并因其风流才子的身份广为人知。邓南遮还担任过几个月的众议院议员，作为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邓南遮追求胜利与荣光，崇尚英雄气概，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政党保持着一种模棱两可的暧昧关系。一战爆发后，邓南遮多次投身于意大利陆、海、空军的战役，并获得一系列奖章。后因不满于意大利政府的政策，他策划了阜姆城的独立，于一年后被驱逐，自此隐居于加尔达湖畔，直至1938年3月1日因脑出血逝世。

邓南遮认为“生活即艺术”，并深受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常常跳脱出伦理道德标准，在作品中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与不受约束的叛逆精神。其所著作品体裁多样，如：诗集《初春》《新歌》《赞歌》，短篇小说集《处女地》《圣·潘塔莱奥内》，戏剧《琪珴康陶》《荣光》《战舰》，长篇小说“玫瑰三部曲”（《欢乐》《无辜者》《死的胜利》），自传体作品《夜》以及《铁槌底下的火星》。

邓南遮是意大利文坛上颇具盛名的颓废主义与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意大利政坛的重要人物。他的文学成就与社会主义不仅对意大利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也波及欧洲、日本与中原地区。

1863年3月12日，邓南遮出生在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中部一个名叫佩斯卡拉的海滨小镇中，家中田产丰厚，他的父亲弗朗切斯科·保罗多次出任小镇镇长，母亲露易莎·贝内代塔则是一位善良、坚强的女性。

邓南遮所受家教甚严，在幼年时期，他就被送到教会学堂中学习1875年，邓南遮开始在当时托斯卡纳地区著名的奇科尼尼中学读书，在此期间，邓南遮不仅能在各科取得优异的成绩，而且酷爱文学，早早显露出他好诗的天性。1879年，年仅十六岁的邓南遮在父亲的资金支持下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国王翁贝尔托一世颂》次年，他又模仿卡尔杜齐的《野蛮颂》创作出诗集《初春》，他在这部作品中显示出的深厚古典文学功力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使他在文坛初显名气。

1881年，邓南遮前往罗马，在罗马第一大学攻读文学系，同时从事新闻工作与文学创作，多次在罗马的《诗坛 》报上发表文学评论。1882年，邓南遮发表了以赞颂大自然美景为主要内容的诗集——《新歌》，以对自然美的敏锐感知和对诗歌形式的自由运用彰显出自身的艺术个性。

在此后长达数十年的罗马生涯中，邓南遮一直过着一种优游闲适的日子，他频繁出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逐渐显露出性格中风流倜傥、放荡不羁的一面。这种闲适生活使他创作了许多风流诗篇，并集结为《间奏曲》和《少女的书》分别于1883年和1884年出版，显露出他对色情趣味以及精致优雅风格的追求。随后，邓南遮以他的故乡佩斯卡拉为背景，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处女地》（1884年）和《圣·潘达莱奥内》（1886年），呈现出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

邓南遮作品对香艳内容的关注引发了评论界对其诗歌艺术独特性的怀疑，为避免被评论界排斥，邓南遮开始从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中汲取养分，寻求更适合表达现代人灵感的语言与诗歌形式。从1886年到1891年，邓南遮相继发表了诗集《伊索太奥》《罗马哀歌》《幻想》和《天堂诗篇》，这些作品以反映孤独、忧郁的心态为主，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并幻想古罗马辉煌社会的复兴，显示出向颓废主义与唯美主义的靠拢。

1891年，罗马爆发瘟疫，邓南遮迁居那不勒斯，任《晨报》编辑。

1894年，邓南遮前往威尼斯共和国，开始进行剧本创作，并迎来了他的创作高峰。1895年，邓南遮出版了诗化小说《岩间圣母》，该书以对故事情节的淡化和所呈现的高雅细腻风格而成为唯美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同年，邓南遮与因扮演莎士比亚戏剧和法国19世纪戏剧中的女主角而知名的女演员埃莉奥诺拉·杜塞陷入恋爱，轰动一时。邓南遮以两人的爱情经历为原型，创作出长篇小说《火》，并于1900年出版。小说一改此前作品中流露出的孤独消沉之气，而是大力赞颂男女主人公为艺术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通过塑造这种用艺术来肯定与拯救人生的“超人”形象，邓南遮展现出一种尼采哲学中的“酒神思想”，代表着他创作风格的转折。

1897年，邓南遮当选众议院议员，但只维持了短短几个月，激进的民族主义是他主要的社会主义。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宣传“超人”精神，邓南遮将创作重心转向剧本，1897年出版的《春晓的梦》是他第一部戏剧作品。邓南遮的戏剧创作成果丰富，其中，他写于1898的《死城》和写于1899年的《焦孔达》都由杜塞主演并获得成功。邓南遮的这些戏剧作品，得到了一些批评家的认可，但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他的戏曲徒有外在美的追求，却缺乏剧的要素，其演出的成功得益于演员，而非剧本。

1901年，由邓南遮创作的剧本《荣光》上演失败，他由此回归到诗歌创作之中，并在两年后写出重要诗集《赞歌》，该诗集共有五卷，其中第三卷被评论界视为现代诗歌的顶峰之作。然而，这些诗歌却反映了邓南遮创作上的致命弱点，即对“超人”式态度的生活追求与对唯美主义风格的艺术追求之间的矛盾与不平衡。

长期的风流浪子生活使邓南遮债台高筑，他的别墅被扣押，家具被拍卖，为躲债，邓南遮只好于1910年远走巴黎，直至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重返意大利。在巴黎“流亡”期间，邓南遮写出了《圣·塞巴斯蒂安的殉难》与《对死的默想》等作品，呈现出一种更为完善和奔放的颓废主义风格。

邓南崇尚武力与权力，追求胜利与荣光，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意味着意大利民族创建自身辉煌时刻的到来，也是他为国家奉献牺牲的机会。一战期间，邓南遮不仅多次在群众集会中发表崇尚武力的演说，还身体力行地参加了陆、海、空三军的多次战役，并获得了一系列奖章。直至1916年，他因飞机迫降而右眼失明，才被迫退役在家修养。在此期间，他写出了散文诗集《夜曲》，展示了诗人对死亡和战争的颂扬。

1919年，因不满意大利政府在巴黎和谈中采取的妥协政策，他策划并指挥其追随者占领了当时已经被承认独立的阜姆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自由王国”，在当了一年的首领后被意大利政府驱逐。

1921年，因在政府驱逐中受伤的邓南遮选择在意大利北部加尔达湖畔的一所别墅中隐居，并受到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监视。在此，他以忏悔的心情完成了自身回忆录《密书》的写作，在书中流露出一种伤感、忧郁的情绪。

1926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专政政权，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使邓南遮成为法西斯主义的鼓吹者。该年，由墨索里尼派遣的法西斯军队在北非的黎波里登陆，邓南遮写下一组题为《远洋业绩颂》的诗歌，赞颂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

在邓南遮隐居期间，墨索里尼曾多次登门拜访，还1927年成立国立学院，专门研究并出版邓南遮的全部著作。1937，法西斯当局年将邓南遮任命为意大利科学院院长，不过，由于年老体弱，邓南遮并未赴任。

1938年3月1日傍晚，邓南遮因突发脑出血在隐居的维多利亚莱别墅中去世，终年75岁。邓南遮被安葬在他别墅外的无花果树下，贝尼托·墨索里尼以及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党徒参加了他的葬礼。在死前，邓南遮曾立下遗愿，要在葬礼上演奏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的四重奏乐曲，并直立着安葬。此外，他还将其别墅命名为“意大利人胜利之家”，要求把它赠送给意大利人民。

作品一览表

邓南遮的文学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内容丰富，他的创作风格也随着作者个人的经历与喜好不断改变。

邓南遮早年创作以诗歌和短篇小说为主，他最初的诗歌创作以新古典主义诗人卡尔杜齐为楷模，以富于韵律的语言吟咏自然风光，后又摆脱了新古典主义陈旧韵律的束缚，以对自然美的敏锐感知和对诗歌形式的自由运用而彰显，体现出自然主义的艺术风格。邓南遮早期短篇小说也多模仿法国自然主义和意大利真实主义的写作风格，以描写家乡阿布鲁佐大区地区的乡村风光和劳动人民的贫苦生活为主要内容。1884年和1886年先后发表的《处女地》与《圣·潘达莱奥内》两部书描写阿布鲁佐地区的劳动群众及其艰辛生活，突显动物本能对人性的折磨，呈现出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

在罗马读书期间，放荡不羁的优游生活使邓南遮在其作品中呈现出对色情与欲望的关注，并因此受到评论界的质疑。为改变这种状况，邓南遮深入研究并探索了意大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并反思了自己早期作品中的“虚浮”之弊。他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多用精致华美的语言和具有音乐美的节奏与韵律书写对生活的失望与厌倦以及忧郁、孤寂的心态，主题多集中在追求满足自我欲望的极端个人主义与光复古罗马辉煌的社会理想两者之间，风格上则向华美、精致、高雅的唯美主义文风靠拢。在此期间，邓南遮还以颓废主义为指导写下了长篇小说“玫瑰三部曲”，展现了深陷于个人主义的精神贵族复杂的内心生活，以鲜明的颓废情调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享誉意大利文坛。

迁居威尼斯共和国后，邓南遮所受弗里德里希·尼采与奥托·瓦格纳的影响加深，更加沉醉于“超人”神话的书写，其作品以脱离现实、放纵欲望、极力追求艺术美感、宣扬民族狂热和超级英雄主义为特色。《岩间圣母》和《火》即是这种兼具享乐纵欲主题与高雅细腻风格的唯美主义格调的典范之作。

流亡巴黎期间，邓南遮的作品在惯有的色情意味之外又呈现出一种神秘主义色彩，失意生活与颓废情调相融合，表现出一种更为完善和奔放的颓废主义风格。晚年隐居时期，邓南遮的作品则多带有自传色彩，充斥着一股凄凉感伤的情绪。

总体来看，邓南遮的创作笼罩在反复无常的情感变化之中，以追求美的享受和感官刺激为特色，通过栖身自然、放纵情欲来实现躲避现实、忘却忧伤的目的，彰显出一种对“超人”精神的不懈追求。

邓南遮主张“艺术至上”“生活即艺术”，他认为“生活是美和力量两种形式的永恒的交替”，他致力于“寻求和表现非凡的美的感受”，所以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他常运用多种艺术手段，从怪诞、颓废、丑恶、乖戾的现象中提取美的意境，并力图用语言将这种独一无二的生活雕琢出来，从而揭示生活中的美的本质。故其作品大多词句丰富，想象美丽，兼具优美的韵律与浓郁的情感，呈现一种高雅的文采。

邓南遮的文学创作根植于他那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因此他常常跳脱出一切伦理道德标准，逃遁出现实，寄情于梦幻，通过鼓吹“超人精神”和“英雄气概”，号召年轻人振作精神、涤荡污秽，重建文艺复兴时期所描绘的理想世界，以此来摆脱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所造成的心理失衡。因此，其作品中充满着对激情和性欲的淋漓尽致的描绘，展现出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与不受约束的叛逆精神。

坚持最激进的民族主义，是邓南遮始终如一的社会主义，并贯穿在其全部作品之中。邓南遮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并将进化论这一概念由个人延伸至族群和国家，由文学创作拓展到政治意识形态。在邓南遮看来，“生命是一种冒险的游戏”，“不赢得胜利就无需苟活着”，民族复兴是少数由血统决定的“天选之人”完成的。因此，他蔑视平民，鼓吹英雄气概，崇尚武力和权力，追求胜利和荣光，呈现出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与非理性的狂热激情。

邓南遮的传奇经历与精美创作不仅让他在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声名远扬，而且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定影响。

邓南遮是意大利唯美主义的巨匠，也是颓废主义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创作中所反映的狂热、无节制的情感，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与冲破世俗羁绊的叛逆精神是欧洲社会大动荡时期资产阶级文人反常思想与颓废心态的代表，他的创作使颓废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他坚信“生活即艺术”，力图通过语言来雕琢独一无二的生活，展示生活中的美的本质。这种艺术观念与创作实践对意大利20世纪的众多作家都产生了影响，他们的许多作品中，都带有邓南遮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子。意大利当代现实主义作家勃朗卡蒂就强调了邓南遮作品中的艺术感染力，认为它们极大地增强了人对外界的感知。

邓南遮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与非理性的狂热激情使他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党的思想不谋而合，他对平民的蔑视和对议会制的抵抗为实行群众性专制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利用邓南遮作品中激进的民族主义情怀与煽动性的语言和修辞来宣传自身，邓南遮也因此被冠以“法西斯御用文人”的帽子。

作为“颓废主义”的代表作家，邓南遮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不仅声震欧洲，也远渡重洋，对诸多作家产生影响。

尽管邓南遮的作品浸透着颓废主义的色彩，但是其优美的文字与对自然界之美的精准捕捉与描绘仍旧使其在意大利与欧洲风行一时。邓南遮的《欢乐》与法国作家若利斯·于斯曼的《逆流》以及爱尔兰作家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被认为是欧洲颓废派的三部经典作品。

日本近代知名作家夏目漱石与邓南遮拥有类似的审美倾向，他的《其后》中的主人公长井代助与邓南遮笔下的唯美主义者的主人公存在许多类似点。

此外，虽然与邓南遮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观、人生观与艺术观，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闻天、象征派著名诗人徐志摩，在20世纪20年代都关注到了邓南遮和他的文学创作。张闻天翻译了邓南遮的唯美主义剧作《琪娥康陶》，盛赞邓南遮对美的敏锐感受与丰富的表现力；徐志摩选译了邓南遮的诗剧《死城》，称赞邓南遮为“诗翁君王”“一代宗匠”，并为之写下散文《丹农雪乌》。

虽然邓南遮常因他与法西斯主义政党的暧昧关系受到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反法西斯人士当中，邓南遮仍然占有重要地位。1921年末和1922年初，当邓南遮撤出阜姆城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同邓南遮频繁接触，想采取一项民族和社会协调的政策从而抑制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并阻止法西斯向罗马进军。古巴革命战争领袖卡斯特罗身上带有邓南遮的影子，意大利诗人戴·波西斯驾机散发反法西斯传单的壮举或许也是受到邓南遮一战期间驾机散发传单行为的影响。

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乔瓦尼·斯帕多利尼认为，尽管不乐意，但邓南遮还是看到了未来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社会前景，并朦胧地具有了最早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行动。

意大利剧作家、导演斯夸尔齐纳：邓南遮的戏剧是欧洲的戏剧，因为整个欧洲曾感受到他的气息。在皮兰德娄以前，惟有他的戏剧走出了意大利，而真实主义戏剧家维尔加、加利纳的戏剧却不曾达到这一步……他的戏剧好比贝壳中包含的几粒珍珠，却未能由此构成一条项链。

意大利诗人藏佐托：邓南遮构成了一个客观的事实，他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意大利新先锋派代表、“新诗派”主将桑圭内蒂：邓南遮是个糟糕的诗人。对于许多诗人来说，邓南遮是阻碍他们前进，必须予以抛弃的路标。

意大利批评家拉伊蒙迪：邓南遮是个巨大的现实。为了理解他，必须对他作整体的观照，诚然随后需要对他进行分析。

意大利文学评论家萨佩尼奥：（邓南遮）用文学语言雕琢出一种“无法效仿的生活”，从而把文学作品看作是镶嵌画一样的装饰品。他的写作技巧虽然娴熟高超，文采虽然高雅，但其作品总给人以一种仓促完成，缺乏逻辑思维，偶然凑合，心血来潮的感觉。

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家、意大利政府终身议员莱昂·瓦利亚尼：邓南遮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绝不可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同时，却也不能认为邓南遮的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

中国现代诗人徐志摩：他是一个怪杰……我们不能测量他的力量，我们只能惊讶他的成绩，他不是像寻常的文人，凭着有限的想象力与有限的创作力，尝试着这样与那样；在他，尝试便是胜利，他的诗、他的散文、他的戏剧、他的小说，都有独到的境界，单独的要求品评与认识……这样的怪人，只有放纵与奢侈的欧南可以产出，也只有纵容怪僻，崇拜非常如意大利的社会，可以供给他自由的发展与表现的机会。

1937年，邓南遮的“意大利人胜利之家”别墅被意大利政府指定为国家级博物馆。其中展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邓南遮去维也纳上空散发传单时驾驶的飞艇，意大利海军部门为表彰他的卓著战功而赠予他的战舰，邓南遮所获得的六枚奖章（两金三银一铜）和三枚军功十字勋章以及他因飞机失事而失去右眼后的画像，还有他驰骋在战场上的照片。

1978年，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家、意大利政府终身议员莱昂·瓦利亚尼发表了《记念邓南遮逝世40周年会上的讲话》一文，对邓南遮与法西斯主义政权之间的关系做了较为中肯的评价。

1988年是邓南遮逝世50周年，意大利文化界为其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佛罗伦萨、那波里、都灵、曼托瓦和佩斯卡拉足球俱乐部等市自三月起便陆续召开各种学术研讨会。出版社也重新出版邓南遮的各类作品、对邓南遮的研究专著以及邓南遮与杜塞的作品集。各大画廊也先后举办有关邓南遮生平与创作的油画、幽默画展。

1989年，意大利前众议院议长、杰出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乔瓦尼·斯帕多利尼把邓南遮列入《缔造意大利的精英》 一书《美好的时代》篇目中最后的一位精英。

邓南遮在罗马读书时，频繁出入上流社交场合，风流韵事层出不穷。据说，他的秃头就是因为1885年与情敌争风吃醋时，在决斗中被对方刺破头皮而留下的毛病。

邓南遮似乎预示到了自己的死亡，在注明节气和忌、宜事项的黄历上，邓南遮在3月1日“一位名人将死”的预言下做了标注。这天傍晚，他就因脑出血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