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是指一个国家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大、儿童与老年抚养赡养负担均相对较轻的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在1998年由布鲁姆（D.E.Bloom）、威廉姆斯（J.G.Williamson）首次提出。这个时期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劳动力成本低廉，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从国际研究现状来看，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布鲁姆（D.E.Bloom）、威廉姆斯（J.G.Williamson）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2006年，梅森（A. Mason）和李（R. Lee）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认为年龄结构的老化带来的潜力巨大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老年人力资本和储蓄的积累等方面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影响，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从中国研究现状来看，学者朱晓总结了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认识，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是“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影响人口红利的因素包括人口数量和分布、教育和技能水平以及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机会等，具有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国民生活水平、增加国际竞争力和提高教育及技能培训需求等作用，影响着生产、消费、收入和就业等领域。但同时人口红利可能导致环境压力、落后地区被边缘化、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等风险。

从国际研究现状来看，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布鲁姆（D.E.Bloom）、威廉姆斯（J.G.Williamson）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后梅森（A. Mason）和李（R. Lee）教授又把人口红利又分解为两种：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和人口转变高度相关，主要是以劳动力供给丰富和低的抚养比为基础。第二次人口红利是人口进入老龄化状态以后，基础是随着储蓄行为变化，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以及全体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开发等，会引起人口红利的转型，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从中国研究现状来看，学者朱晓总结了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认识，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是“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大、儿童与老年抚养赡养负担均相对较轻的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劳动力成本低廉，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把经济变化的指标——人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增长率。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人口因素。在假设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抚养比增长率的变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也即人口红利。为便于分析，通常使用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时期。

实际上，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人口在40岁—60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造成了更多技术发明使用的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因此，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

人口红利通常出现在年轻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例如，印度就是一个人口众多且年轻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这使其拥有了巨大的劳动力队伍。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截至2021年，印度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这使得印度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

教育和技能水平对劳动力的竞争力和就业机会有着重要影响。以中国为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高度重视教育和技能培训，大力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水平。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重视教育的政策。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5.5%增加到了2020年的52.74%，这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

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和就业机会的丰富度对实现人口红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拿大是一个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但通过合理利用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和丰富的就业机会，也成功实现了人口红利。加拿大注重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培养熟练工人和专业人才，也积极吸引和留住外国人才，为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多样性。该国在制造业、服务业、能源产业等多个领域有广泛的就业机会，为人口提供了更多选择。此外，加拿大实施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鼓励创业和创新，为有意愿自主创业的人提供支持和机会。这进一步增加了就业机会，尤其是在创新领域和创业生态系统中。

经济政策的稳定性、投资环境的良好以及法律制度的健全性都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因素。例如，新加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采取了开放的经济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和人才。这种政策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了人口红利。

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保障水平，从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并增加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例如，瑞典实施了广泛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为人口红利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保障环境。

科技创新和发展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造新的产业领域，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以色列为例，以色列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了一座创新型的国家。这种科技创新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为人口红利的实现提供了支持。

良好的健康状况和医疗保健系统对劳动力的生产力至关重要。例如，日本的长寿和健康状况相对较好，使得劳动力能够更长时间地参与经济活动，实现了人口红利。

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完善会挫伤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国家的收入分配体制存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问题。首先，职工工资收入与国家收入间比例严重失衡，分配率逐年下降。王小鲁认为，经济发展根本目的不是传统的富国强兵，而是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和进步。因此，必须通过改革形成一套制度，保证政府收入有节制，公共资源的使用有限制，公共资源严格用于公共目的、符合公众利益。国家权力必须始终为这个根本目的服务。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直接原因。改革开放后期，极少部分人过度挥霍人口红利，而绝大部分民众并未享受到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了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

根据2021年8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规定国家采取综合措施，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构，以确保人口红利的可持续发展。

2022年，中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新出生人口仅956万，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生育率不到1.1，低于同期发达国家的1.6，2023年可能出现第二次人口负增长，预测全年新出生人口低至800万左右，以后每年出生人口还可能持续下降。但人口红利既要看总量，更要看质量；既要看人口，更要看人才。新形势下，需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积极发展职业教育、职业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匹配度。

2021年4月，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常住人口为3.314亿人，比2010年的3.087亿增加了2270万人，增幅为7.35%，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低增幅。美国人口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年自然增长数量和国际移民年净增数量双双下降。同时，美国人口的种族构成将进一步多样化，并将呈现三大特征：一是全美白人人口逐渐老龄化；二是年轻一代人口在种族构成方面更加多元化；三是种族融合的群体人口继续增长。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收入国家，生育率降低，寿命延长，加上工作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但同时也吸引了世界各国人才向美国流通，将缺乏人口红利可转化为"移民红利"。美国的移民法规定了移民政策和程序，包括吸纳技术移民和高素质劳动力的政策措施，支持了人口红利的发展。

印度有望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印度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28岁，三分之二的印度人口在35岁以下，人口呈年轻化趋势。印度人口与中国相当，但国土面积却不足中国的三分之一，稠密的人口使消除贫困与饥饿、健全医疗与教育体系的难度显著增加。为推动实现“人口红利”，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2014年上台后推出“印度制造”计划，旨在将制造业占印度GDP的比重从15%提升至25%，大力发展本土制造业，通过推出产业政策，鼓励与吸引外国投资设厂，减少进口依赖，扩大本国就业。

人口红利的出现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为经济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提升生产力，劳动力市场争激烈，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以适应市场需求，正是因为人口红利的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年轻人口的增加，就业机会变得丰富，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活跃。在中国，近年来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如、职业技能培训和创新创业扶持等，这些措施改善了就业环境和劳动力市场，提高了就业率，促进了经济增长。

随着年轻人口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增加，拉动了内需市场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这促进了保健品、高品质食品和消费电子产品等市场的增长，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的不完善会挫伤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国家的收入分配体制存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问题。首先，职工工资收入与国家收入间比例严重失衡，分配率逐年下降。王小鲁认为，经济发展根本目的不是传统的富国强兵，而是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和进步。因此，必须通过改革形成一套制度，保证政府收入有节制，公共资源的使用有限制，公共资源严格用于公共目的、符合公众利益。国家权力必须始终为这个根本目的服务。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直接原因。改革开放后期，极少部分人过度挥霍人口红利，而绝大部分民众并未享受到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了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对知识技能和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而传统大规模的劳动力并不能满足现代产业的需求，所以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这使得一些企业难以招到合适的劳动力，导致生产效率下降，限制了经济发展。由于人口过多，就业压力也随之而来。对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新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进入城市就业市场十分困难。这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就业压力，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萎缩。

在人口红利时期，由于有更多的年轻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企业和公司可以更加容易地招聘到大量的劳动力，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也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纳税和其他途径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加，消费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为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有力助推，经济学家（HenryRosovsky）所说：“人力资源是一种资源，并且是实现人类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人口红利，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了GDP，并且提高了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因此，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人口红利也可以带来更多的科技创新和投资机会，因为有更多的劳动力和市场需求，企业可以更加自信地投资于研发和技术创新，增强了国家的技术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人口红利也会加强政府对教育和技能培养的需求。对于一个拥有庞大劳动力资源的国家，培养和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非常重要。政府可以通过投资教育系统来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国家的人力资本。这不仅可以提高人口素质，也可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

人口红利带来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这加剧了资源消耗和污染，对环境造成了压力。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已经引发了雾霾和水污染，给公众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为了遏制环境危机，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改善环境保护，并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

人口红利可以加速全国范围内的发展，但同时也会使一些地区被忽视和边缘化。这些地区的居民可能失去了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而且可能无法分享新技术和设施的好处。联合国的口号：“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应该采取措施，鼓励投资和创业，以更好地整合落后地区的资源和人力资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虽然人口红利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根据极权主义主义者和家庭权威主义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发现，它也可能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增加社会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影响社会和政治稳定，威胁到长期发展。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政府应该采取透明和公正的政策，确保收益公平和同时考虑社会和经济发展。

随着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红利进程可能向人口老龄化方向转变。这对社会和经济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例如，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老年人口逐渐增加，导致医疗和养老金成本飞涨。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政府应该推出针对老年人口的政策，包括扩大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以支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某些国家或地区，人口红利可能使其过度依赖于出口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一旦全球经济不景气或者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会带来经济风险。日本在20世纪的时候，借助人口红利以及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取得了快速增长。但是，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日本经济面临着压力。此外，日本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这也加剧了经济的困难。因此，需要通过多样化经济结构和加强内部市场的建设，降低经济依赖度，以应对全球经济风险。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在既有现代工业又有传统农业的“二元经济”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把农业部门由于边际生产率低而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劳动力供应变为短缺，工资开始快速提高的现象。所谓人口红利说，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一段时期社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从本质上看，人口红利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一是阶段性，人口红利一般只在特定历史阶段出现这种阶段转换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资源的有限性，人口红利是一种可消耗且数量有限的资源，随着经济发展和非农产业人口增加，人口红利资源会逐步衰减并耗尽；三是不可再生性，人口红利在短期内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枯竭型资源，难以通过政策手段使之再生；四是不可保存性，人口红利出现在低抚养比向高抚养比转变过程中人口机会窗口期，一般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人类社会无法通过降低使用量使其得到更长期的保存。

199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人口结构合理、适龄劳动力比例较高的阶段。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

在1980—2010年期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均1.8%的速度增长，而非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则基本停滞，同期年均增长率为-0.2%。这两个年龄组的人口增长形成张开的剪刀差形状，即意味着人口抚养比的下降，推动形成了“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打开了人口机会窗口。

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从2011年开始进入负增长轨道，人口抚养比同时开始升高。相应地，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减缓、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空间缩小，共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中国GDP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之前的10%左右，降低到“十二五”期间的7.6%和“十三五”期间的6.2%。预计“十四五”期间，潜在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5.5%左右。减速趋势还将继续下去。

2012年起，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下降，在2030年前将稳步地有所减少，中国已经面临“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压力。

二战后，日本的人口死亡率呈现U型变化，从1947年后迅速后逐渐上升。出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第一次“婴儿潮”发生在1947年至1949年，受战争影响，出现强烈反弹，日本的动龄人口持续增加，总抚养比不断下降，人口机会窗口逐渐打开。

1963年，日本开始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日本在1970年至1992年的年均储蓄率高达35.17%，为经济增长和所需资本投入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来源。

1970年-1978年，第二次“婴儿潮”导致日少儿抚养比小幅上升总抚养比持续上升，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经济增速下降。

1979年-1992年，生育观念改变和两次“婴儿潮”导致少儿抚养比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日本总抚养比开始持续下降，同时采取有利于人口红利实现的公共政策，成功实现了第二次人口红利。

1993年-2006年，由于长期低生育率，日本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第二次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2007年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生率持续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形成了大规模的龄化社会。这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转变，劳动力人渐减少。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

1946年至1964年之间的婴儿潮时期，美国出生率明显增加。这导致了20世纪后半叶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增长，为美国经济带来了人口红利。

1970年，美国的出生率开始下降，但人口红利仍然存在。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继续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个时期也是美国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黄金时代，人口红利的增加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2000年以后，美国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放缓，主要是由于婴儿潮一代逐渐进入老年阶段。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的挑战导致人口抚养比的增加，增加了社会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的压力。

2019年10月25日，在由美国南方人口协会举办的会议上，美国人口调查局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人口的拐点：2020年至2060年人口预测”的报告。报告显示，预计美国到2058年将突破4亿人口。如今，美国约有3.26亿人。这意味着在未来40年内，美国将增加7900万人。

移民在过去几十年中对美国人口红利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移民劳动力的进入填补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人才缺口，并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创新。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移民对美国人口红利的贡献不容忽视。

人口债务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前一阶段，易出现人口年轻化趋势，少年儿童快速增长，而老年人口增长缓慢，其结果是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升，经济增长将深受其累，这时就形成了所谓的“人口负债”。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当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时候，将出现人口负债，经济增长将深受其累；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出现的人口负债，其性质是不同的。在人口转变早期出现的人口负债，可看作是对未来的一种人力投资，是未来人口红利产生的基础与前提条件；而在人口转变晚期出现的人口负债，则可视作是在偿还前期所享有的部分人口红利，因而可视作真正意义上的“负债”。

以中国为例，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人口更多流向、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失严重。同时，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房价的全局性上涨，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造成经济持续增长的乏力，同时对人力资本的跨区域配置结构和效率、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创造人才红利，一要提高人口健康素质，注重劳动者身心素质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二要加强学校教育，创新职业培训，通过推动教育协调发展，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三要培育创新型人才，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人才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打造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四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积累人力资本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既要持续提高教育普及水平、全民受教育程度，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也要积极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建设目标明确、层层递进、多元协同的人才培养体系，还要积极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更新理念、变革模式、促进公平、提高质量，形成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以美国为例，City Commentary经过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和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的人均个人收入水平最高。旧金山、波士顿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等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最高，教育水平最高。拉斯维加斯等城市的教育水平较低，人均收入也相应较低。艾德•格拉泽（Ed Glaeser）认为，在地方层面，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吸引和培育人才。

重视关键领域的人才培养，一方面，要加速科技人才集聚，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另一方面，也要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产业工人队伍。选拔、培养、评价，是关系人才成长的关键环节，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多维度考核学生的评价模式，逐步形成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有效机制，重点破解基础学科领军人才短缺和长远发展的瓶颈问题。深化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改革，吸引优秀学生投身基础学科建设，为关键领域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人才。

以中国为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通过将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如明确生育三孩可享30天假期奖励的过渡政策，宣布对二孩、三孩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到孩子3岁。这些举措中既有致力于满足公众与生育相关的具体需求、扫除婚育障碍的服务和支持，也有侧重于长期文化引领与社会价值观塑造的战略性措施，通过社会氛围的重构、新型婚育观的塑造，来影响长期婚育行为实践。长远来看，这些措施不仅有望对婚育观念、态度和行为产生积极效应，而且有助于营造和谐健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