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致礼（1929年1月21日-2003年10月19日），出生在米脂县，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的第一任妻子。

杜致礼青年时期进入昆明联大附中读高中，她的数学老师是清华毕业的杨振宁。不久后，杨振宁去美国深造。1947年，杜致礼赴美国读大学。两年后，杜致礼与杨振宁在普林斯顿一家中餐馆偶遇，此后交往密切。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与杨振宁结婚。婚后，杜致礼相继生下二子一女。她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相夫教子，让杨振宁把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科研事业上。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杜致礼陪同丈夫一起参加了颁奖典礼。并获得与瑞典国王相伴进场参加国宴的殊荣。1959年，父亲杜聿明被特赦，在杜致礼的联络和帮助下，母亲曹秀清最终离开台湾，与父亲在北京定居。1971年之后，杜致礼随杨振宁四度回国，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亲切接见并宴请他们。2003年10月19日，杜致礼病逝于美国长岛石溪。

杨振宁认为，杜致礼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很难去改变她的想法。当代思想家、文学家胡适夸赞杜致礼“漂亮能干”。台湾著名资深科学文化工作者江才健认为，在事业方面，杜致礼并没有很大的雄心，她安于做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

杜致礼，1929年1月21日出生于米脂县。她的父亲杜聿明由一介书生辗转升迁，历任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司令官，逐步成为蒋介石手下的高级将领。她的母亲曹秀清是米脂人，曾经做过家庭缝纫厂的厂长。他们共有三男三女，杜致礼是长女，她从小受到严格教育，酷爱文学和音乐，大有母亲曹秀清贤淑达理之风。

杜致礼的青少年时期适逢抗日战争，她跟着父亲辗转四处，也换过很多学校。杜致礼高中时，杜聿明担任昆明市防守总司令，她也来到了昆明。抗战初期，为了躲避战火，清华大学搬到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临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也到了昆明。1938年，杨振宁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读书。六年后，22岁的杨振宁从西南联大毕业，获得研究生学位。同时，他考取了物理学唯一的留美公费生。可是为了护照、签证等事情，赴美一事整整拖了一年。在这期间，他在联大附中担任数学教师。杜致礼就是他执教的高二班上的学生。杜致礼聪颖过人，从来没有官小姐的架子，引起了杨振宁的注意。

1945年8月，杨振宁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书。1946年，杜致礼进入北平台湾辅仁大学。因为杜致礼有出国读书的打算，母亲曹秀清带她去见了宋美龄，宋美龄请她喝了咖啡，还跟她说了几句英文，对她的英文很满意。后来，宋美龄帮她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到了美国卫斯理学院。1947年，父亲杜聿明因身患疾病要去美国就医，正好和去美国留学的杜致礼同行。不料刚上飞机，蒋介石紧急命令杜聿明赴东北地区指挥作战。所以杜致礼只好自己一个人去了美国。

杜致礼到了美国后不久，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杜致礼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得已改变了留学计划，进了纽约的圣文森学院，靠自己打工完成学业。那时候，杜致礼的弟弟杜致仁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杜致礼有时会到普林斯顿去看弟弟。

1949年12月的一天，杨振宁和物理学家卢廷格到普林斯顿威瑟斯彭街上的中餐厅吃饭，恰好杜致礼也在这里吃饭。杜致礼看到杨振宁，上前跟杨振宁打招呼，问他还记不记得自己。杨振宁当然没有忘记这个曾经让他印象深刻的学生。这次见面，双方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互相留下了联系电话。

从这次偶遇以后，杨振宁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从普林斯顿到纽约去和杜致礼约会。两个人的感情日渐成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杨振宁写信告诉了父母。因为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当时是战犯，杨振宁担心会影响国内的父母和家人。父亲回信，赞成杨振宁和杜致礼结婚。

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和杜致礼在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教堂里举办了简朴的婚礼。双方家长都无法到场参加结婚典礼，就由和双方都熟识的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代表女方家长，把杜致礼交给杨振宁。仪式结束后，大概有七、八十个宾客在楼下大厅举行了一个酒会。

杜致礼和杨振宁结婚后，就搬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公寓去住。那些公寓原来是军营的房子，比较简陋，房间里取暖用煤炉，晚上还得把煤灰弄出去。那时候杜致礼的母亲带着其他孩子住在台湾，她知道杜致礼结婚了，很关心女儿的境况。于是趁一个朋友到美国去的时候，托他去看看杜致礼。那位朋友看了以后，给杜太太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杜致礼和一位杨博士结了婚，他们住在一栋“活动的草房子”里。不久后，杜致礼怀孕了，吐得很厉害，甚至到了住院的程度，搞得两个人生活大乱，十分狼狈。

不过，杜致礼虽然是将门闺秀，却很快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明确了自己的责任。1951年，大儿子杨光诺出生。杜致礼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和抚育孩子的繁琐事务，一心一意承担着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后来儿子打球时，撞坏了脾脏，流血不止，必须到医院动手术。当时杨振宁远在波兰讲学，一切事情都靠杜致礼独自料理。杨振宁回家以后，才知道儿子经历了一次大手术，杜致礼怕他分心没有告诉他。杜致礼用自己的行动全力支持杨振宁，让他把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科研事业上。

在纽约深造毕业后，杜致礼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中文。

1952年9月，杜致礼和杨振宁商量，由杜致礼带着大儿子杨光诺前往中国台湾，看望杜致礼的母亲。杜致礼抵达台湾后，先在花莲县居住，后移居到同安街。她已经有五年没有看到过母亲和弟妹，能与家人重聚，自然非常高兴。在此期间，杜致礼还曾在台湾花莲高级中学上过一学期英文课。

1957年，瑞典的一个新闻记者突然从纽约给杨振宁打来电话，说他要到杨振宁家里来拜访。杨振宁与杜致礼猜测这个电话可能与诺贝尔奖有关。记者来了后，为杨振宁夫妇照了相，说杨振宁可能得了诺贝尔奖。几天后，瑞典方面有人打电话给杨振宁，证实了这个消息。12月10日，杨振宁与李政道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领奖台，杜致礼也应邀出席颁奖典礼，坐在台下分享丈夫这一刻的殊荣。当天晚上，盛大的国宴在市政府大礼堂举行，皇室成员、社会名流、各国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应邀出席。最重要的主宾由国王夫妇亲自迎接。在乐曲声中，杜致礼穿着一身银白色的长旗袍，挽着瑞典国王的臂弯进场，仪态美丽优雅、端庄大方，杨振宁则陪伴着瑞典王后进场。

这一年，杜致礼和杨振宁带着儿子杨光诺，和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在日内瓦见面。杨武之给他们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当初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就有谣言传出，说他已经被共产党处决。曹秀清跟着中国国民党要员们，带着婆母、儿女到了中国台湾。后来杜致礼也曾经回台湾去探望过母亲，因为杜聿明被俘后情况不明，曹秀清被国民党限制了行动，不允许离开台湾。1955年，杜致礼收到杜聿明由中国寄到伦敦中国大使馆后转来的信，这才知道杜聿明还活着。她立即给在台湾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接到了朋友的来信，“老朋友”还健在。

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原本和杜家很熟的蒋介石，特别请曹秀清前去见面，并给她一本护照，让她可以到美国看女儿和女婿，希望她劝杨振宁到中国台湾访问。1958年，曹秀清和杜致礼的妹妹杜致廉到了美国，住在杨振宁家里。这一年，杜致礼的第二个儿子杨光宇出生。1959年，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中国国民党战犯被释放了出来，定居在北京。他写信给曹秀清，让她来北京共度晚年。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得知了杜聿明的近况，催促她早日返台。杜致礼和杨振宁鼓励曹秀清去大陆生活，并积极帮她进行联系。1961年，杜致礼的女儿杨又礼出生。1963年，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曹秀清从纽约飞到日内瓦，又由日内瓦经莫斯科取道回国，和杜聿明重逢。为了能让父母安度晚年，杜致礼和杨振宁又买了一批美国最新的家电如电冰箱、空调、电动缝纫机、照相机等托运到北京。

1965年，在杜致礼的支持下，杨振宁接受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的职位，全家搬到了长岛石溪。在这里，杨振宁的科学工作比较稳定，一家人有了更多的家庭生活。

1971年，杜致礼与杨振宁回到了故土，见了双方父母。杜致礼还与杨振宁一起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和宴请。1973年，杜致礼和杨振宁第四次回国探亲，周恩来总理再次宴请了杨振宁和杜致礼。

1981年5月，杜聿明病情恶化，曹秀清急电杜致礼，嘱其即日回国与父亲诀别。杜致礼接电后，不胜惶急，立即赶往北京。下了飞机就驱车直接去了协和医院杜聿明的病榻前。杜聿明这时进入呼吸短促的半昏迷状态，已不能说话，但心里似乎还有感应，父女拥抱之际，眼里流下了热泪。杜致礼陪伴到深夜，不忍离开，经多人劝解，才回到寓所稍息。第二日上午，杜聿明心脏停止跳动，杜致礼侍奉母亲曹秀清起居并办理丧仪。杨振宁博士22日赶到北京，视殓成礼。25日参加在政协礼堂举办的追悼会。会后，杨振宁与杜致礼搀扶着曹秀清，捧着骨灰盒至八宝山墓地安放。丧事完毕后，杨振宁匆匆飞往日本，参加世界科学组织的会议。杜致礼留下陪伴母亲，以慰大丧后的哀寂，待母亲稍安后才离去。

从1997年开始，杜致礼因为软组织肿瘤经历了一连串的手术。2000年，杜致礼病情渐稳，杨振宁和杜致礼有四次远程旅行，到了土耳其、希腊、韩国、梵蒂冈和中国台湾、云南省等地。2001年，杜致礼动了白内障手术。随后，他们去了蒙大拿州看女儿杨又礼，也到过泰国、韩国和中国香港等地。后来杜致礼的病情日趋严重，除了软组织肿瘤，还有阿尔兹海默症和帕金森病。2003年1月19日，杨振宁在石溪为杜致礼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会，10月19日，杜致礼病逝于美国纽约长岛石溪。

杨振宁在美国遇到杜致礼，后来结为连理。杨振宁感慨道：“我并不知道杜致礼到了美国，我是无意中走进了那家饭店。 我早到或者迟到，都将错过与杜致礼相见的机会。我们见不上面，也就谈不上一辈子的婚姻。可命运之神都安排我们在那一天那个地点相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杨振宁认为杜致礼“并不是一个要让人觉得自己丈夫很了不起的人”。他还认为，杜致礼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如果她有什么想法，很难去改变她。

当代思想家、文学家胡适曾经多次到杨振宁家作客。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对杨振宁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台湾著名资深科学文化工作者江才健认为，在事业方面，杜致礼并没有很大的雄心，她安于做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对于美国所谓的女权运动，杜致礼并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困扰。另外，杜致礼也是个有话直说的人。

杨振宁与李政道本来是关系密切的合作伙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可是，得到诺贝尔奖之后，两人的关系渐渐紧张起来，直至最后分道扬镳。对于两人关系紧张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两人的决裂可能和太太有些关联。据说有一次杨振宁回国，周恩来总理请他们吃饭，饭后闲谈时，周总理问杨振宁是不是和李政道不和。杨振宁说是的。接着周总理又问，两人的不和与两位夫人是否有关系。杨振宁回答，没有关系。周总理没有再问下去。后来，杨振宁说，杜致礼和李政道夫人秦蕙䇹关系很好。早年两家人多有来往，杜致礼年纪比秦惠䇹大一岁，在家里又是长姐，个性比较强一些，那个时候的秦蕙䇹不大讲话，个性也有点退缩，在许多事情上，杜致礼会给秦蕙䇹一些建议和鼓舞。秦蕙䇹和杜致礼也很亲近，有时还帮忙照顾杨光诺。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时候，因为穿的西式礼服有一点露胸，秦蕙䇹不自觉地驼着背，杜致礼还建议她挺直着身子走。杜致礼和秦蕙䇹在一起相处并没有问题。杜致礼早年烟抽得很凶，秦蕙䇹也抽香烟，20世纪90年代有一次在台湾“中研院”院士会议的酒会中，虽然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个人互不搭理，但是杜致礼还是和秦蕙䇹打招呼寒暄，并且谈到抽不抽烟的事情，那时候两个人都已经戒了烟。在高能物理学界相当活跃而且很成功的乔玲丽说，以杨和李两个人如此强的个性，他们的太太其实影响并不大。后来杨和李相处不好分手了以后，杜致礼还说了一句：“See, I told you! ”（看吧，我早告诉过你的！）这也看得出来太太对两个人的影响，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大。

杨振宁在联大附中做数学教师时，为了激励学生学好数学，就对全班同学承诺，他会请季度数学测验前三名的同学看电影，杜致礼有幸得到了一次奖励机会。看电影时，杨振宁正襟危坐，目不斜视。杜致礼认为他是一个“害羞的大男生”。后来，杜致礼还在昆明机场遇到过杨振宁，她知道老师即将出国，因为年轻害羞，杜致礼没有上前打招呼。

1953年9月，日本京都举行战后第一次国际物理会议，杨振宁受邀参加。这时候杜致礼正在台湾，她办理到日本去的签证时，遇到了困难。原因是驻台北市的日本“大使馆”办事人员态度很差，对杜致礼理都不理。而那一次国际会议的主办人之一，是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儿子。于是，杨振宁把邀请信寄给杜致礼，驻台北的日本“大使馆”办事人员看到邀请信以后，态度马上就变得客气得不得了，两三天之内就办好了杜致礼到日本的签证。

杨振宁住在布鲁克黑文实验室的邻居库兰特和太太萨拉说过，有一次她和另一个邻居斯诺的太太莉莉以及杜致礼在一起，萨拉和莉莉都是犹太人，旁边另一位太太突然问莉莉是不是犹太人。杜致礼听到了马上回敬说，犹太人怎么了，我也是犹太人。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请客吃饭。宴会当中，一位叫做谢静宜的女士在敬酒时故意问了杨振宁一个难题。杨振宁并不清楚这个问题，于是回答自己不懂。结果谢静宜马上讽刺道，你竟然也有不懂的问题。这下子惹恼了杜致礼，她马上拿了一杯酒过去，也问了一个问题，谢静宜答不出来，于是杜致礼就说，你竟然也有不懂的问题。

1973年，杨振宁和杜致礼回国探亲讲学。到达北京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宴会，宴请杨振宁夫妇。杜致礼和周总理以前已经见过多次，觉得周总理十分平易近人，就没有一点拘束，说说笑笑，如同家人一样。席间，杜致礼与周总理开了个玩笑，她说，中国大陆什么都好，就是重男轻女，杨振宁是安徽人，酒宴就设在安徽厅，可是自己是陕西人。逗得周总理一阵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