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大饥荒（The Henan famine），一般是指1942年7月开始到1943年春，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中原地区河南爆发的饥荒。

河南自1937年起，多次遭受自然灾害影响，加上中国国民党当局炸断了黄河堤坝，利用决堤来阻挡日军，引发了大面积的蝗灾和水灾，同时又遭到了日本的侵略再加上国民党当局的放任处理的背景下，河南大饥荒由此爆发，直到1943年3月底，在宋庆龄的推动下，蒋介石才了解到了河南大饥荒的真相之后，国民党当局开始救灾，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河南大饥荒爆发期间，共有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死于饥饿，这场河南大饥荒激发了民众对蒋当局的不满，同时导致大量河南居民向周边迁徙，河南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但另一方面，部分流民的加入也促进了周边区域的发展。

现代学者尚长风曾评价河南省大饥荒，1942一1943年，河南发生了一场大饥荒。这场饥荒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饥荒，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937年，河南连续几年遭到各种灾害的侵袭，1937年，先旱后涝，豫西灾情最为严重，因饥饿而互相残杀、易子而食等惨剧发生。夏秋大雨成灾，全省70余县受灾，郑州市区尽成泽国，万人无家可归。1938年水灾，全省68县受灾，1939年水灾，全省85县受灾，淹地两亿九千万亩，灾民681万人，豫北地区因亢旱、冰雹和祸水日降遭受重创。1940年水灾，豫东黄河泛滥，受害15县。1941年，全省旱水冰雹霜灾，内乡县等57县受旱灾，有11个县遭水灾，灾情惨重，河南省农村经济遭到破坏。

1941年秋至1942年夏，连续15个月的大旱，引发了风灾和蝗灾。在3、4月期间，豫西地区遭受了雹灾和黑霜灾，豫中地区有风灾，而豫东地区的一些地方则受到了蝗灾的影响。随后的夏季，连续3个月没有降雨，在麦收季节遭遇了大霜。8、9月间，黄河泛滥，全省111个县中，除了15个县因为当局无法统计而未被列入，其他96个县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灾害，其中，特别重灾的县有郑州、广武等18个县，最重灾的县有川、新郑等13个县；重灾的县有镇平县、舞阳县等15个县；次重灾的县有西平、上蔡等17个县；轻灾的县只有邓州市、桐柏县等8个县。在71个国统区的县中，粮食不足的户数为873182户，人数为4661512人，待救济的户数为1480803户，人数为7938967人。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河南省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爆发之前，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过10多次大规模进攻，占据河南111个县中的43个县，并且对占领的地区进行粮食管控。之后河南在1941年开始连续遭受灾害，粮食收获很少，但日军不顾河南人民的死活，表示不能让任何一个日本士兵因为饥饿死去，于是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皇协军以及地方势力等都直接抢夺农民的粮食，他们在发现粮食吃不完之后就拿来喂养马和狗，拒绝将粮食还给濒临死亡的农民。日军的侵略使得河南省沦陷区域被全面封锁，铁路也因此中断。

同时抗日战争也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暴露。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粮食被主要用于战争，民生被放到次要位置。由于日寇的侵略，中国山河破碎，沦陷区遭受封锁，救灾物资无法抵达灾区，灾民逃荒的路线也受限制。日本帝国主义对河南进行了摧残和掠夺，导致战场面积扩大、农业产量下降。河南国统区的负担增加，常驻军队的粮食供应加剧了饥荒。。

国民政府多年的征粮征兵，使得河南的青壮年都离开了土地，农民家里没有存粮。1938年，蒋介石下令将郑州花园口决堤处的黄河堤坝炸毁，使得黄河改道，导致许多良田被淹，河南省的粮食产量也因此大幅下降。此外，蒋介石以抗战的名义派遣十万以上的部队驻扎在河南，但是这些军队为祸一方，强行征收当地的百姓的粮食和家畜等。且国民政府的官员为己私利，将民众赖以生存的小麦种植改为生产饲养牲口、制作农具和家具等方面。直接导致当地农作物被中国国民党政府官员强制垄断。而且又因北洋军阀废弃了清朝的报灾制度，导致国民政府并不清楚河南的情况，对此放任不管。

1938年6月，为了阻止日本侵略军向西推进，国民党军队采取了在郑州北郊花园口决堤破堤的措施，以水来替代兵力。这一行动导致豫、皖、苏三省共计四十四个县市受到洪水的灾害，泛滥的黄水面积达到了五万四千多平方公里，造成八十九万多人不幸丧生，一千二百多万人流离失所，财产损失达到九万五千二百八十多亿元。

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断日军通过开封入侵郑州的途径，将花园口的黄河大堤炸断毁去。这使得黄河以及下游区域都出现了沼泽，这些沼泽成为了蝗虫繁殖的温床，最终在1942年导致了蝗灾的发生。而河南省人民由于此前黄河水灾和旱灾的影响而收成不好，再加上蝗灾的打击，百姓们生活艰苦。之后在日军、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等势力的压迫下，河南大饥荒爆发了。

1942年秋天，粮价持续上升，一般农民多以树皮、食用野菜、观音土充饥，饿死人、人相食等惨剧频发，据视察员统计，1942年10月，河南省国统区每天都有4000人以上饿死。到了1942年冬，河南人民每家每户的粮食都消耗尽，当时留在家乡的人们因为饥饿和寒冷死去。有的人出卖儿女，有的人为了养活子女作妾，也有人沿街乞讨、挣扎求生。没有逃荒的人们会剥下树皮、挖出草根食用，或者是将花生壳碾碎食用，难民们将一切可以食用的东西塞往嘴里，甚至有人将泥土吞下充饥，因此许多人因为消化不了吃下去的东西而贫血、消瘦、最终死亡。根据国民政府的调查，当时的河南每天死亡人数高达四千，但家属由于贫穷，只能将死者裹进席子埋葬于郊外。

在1942年河南省旱灾期间，中国国民党当局特别是蒋介石出于政治考虑，没有及早采取救灾措施，导致本可以避免的饥荒在中原大地蔓延。这是因为当时河南正进行着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军队的拉锯式战斗，河南面积的三分之一沦陷，国民政府管辖区域三面临敌。因此，河南人民除了向驻守本省的国民党部队供养粮食外，还需要向驻守山西省南部的军队提供粮食，负担非常沉重。

同时蒋介石担心将粮食从陕西省运往河南会损害陕西的地方利益，破坏重庆市政局的微妙权力平衡，所以没有给予河南灾民及时救助。此外，陕西省境内有40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共产党，破坏陕西的利益可能影响政府的防共大计。直到1942年12月，中央政府才拨款2亿元（1亿赈款和1亿贷款）给予河南救济，并强调不能减免军粮征收。直到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才开始考虑河南3000万灾民的救济问题。可以看出，如果相关政治当局早些采取行动，让弱势群体重新获得食物获取途径，那么所有已经发生的饥荒本可以避免。

到了1943年夏秋之季，河南黄泛区一带发生了蝗灾，蝗虫遮天蔽日，其声势之大如同雷霆轰鸣。这场蝗灾吞食了高粱等许多秋季庄稼，导致农民们的收成全无。同年，至8月底，中国当局收到的报告蝗灾的县就达67个，同年黄河连续决堤，5月18日发生在尉氏县荣村的一处决口导致187个乡镇、1274495亩耕地和59716间房屋被淹没，186178人遭受灾害。此外，夏季的大雨和山洪爆发使得伊河、北洛河等多条河流泛滥成灾。除此之外，因广武县在2月遭受风霜灾害，嵩县在4、5月遭受大雾和狂风暴雨，7月时，西平县遭受了如枣般大小的冰雹和狂风暴雨等多种自然灾害。因此河南省地区的粮食作物连续两个季度都收成不好，百姓缺乏粮食。黄河泛滥也导致了瘟疫的发生，这一系列的灾害使得河南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而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接连打击，使得河南地区的存粮消耗殆尽。

灾荒期间，许多人为了生存，开始逃荒乞食。一批人南下逃往湖北，一批人向东进入沦陷区，另有一批人则北上奔向抗日边区，但更多的灾民是辗转洛阳市，沿陇海路向西进入陕西“大后方”，一路上不断有人因此饥饿和寒冷死去。在东路，逃往沦陷区的灾民因找不到生路，后又回到家乡等死；在南路，许多人死在了路上。在西路，连接洛阳与西安市的那条陇海铁路，也有人因饥饿、寒冷或者病痛死去，这些人被简单地埋在路边，而且这场逃荒持续了几个月。

灾后，据国民政府统计，此次河南受灾人数约3000万人，而因灾荒死亡人数约有300万人。

1943年3月底，在宋庆龄的推动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得以会见蒋介石，并向他汇报灾情并展示了灾区照片，这一举动引起了中国国民党当局的关注，同时开始重视饥荒问题。1943年4月以后，国民政府的救灾大规模地展开，6月，随着新一季小麦的成熟丰收，大饥荒方告结束。

据统计，华洋义赈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华红十字会等专门的救灾团体都对这场饥荒进行了救助。其中西方传教士所组成的国际救济会由于在灾害救助上具有丰富的经验，所以在他们的救济下，5000多人因此在这场饥荒中存活了下来。除了民间组织以外，社会各界人士也为了救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社会名流如冯玉祥等人进行字画义卖活动来为河南省筹集救济金，百姓们则是自己组建了救灾委员会，动员群众一起为河南募捐。

1942年秋，河南省人民政府先后调拨平粜基金2000多万元并派遣官员前往周边采购粮食，次年又下令成立省平粜委员会，向中国农民银行借贷1亿元继续在周边购买粮食。但由于政府监管不力、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限。所以采购来的粮食总量对于救济灾情来说作用轻微。由于政府并未展开节约粮食度过饥荒的行动，因此富有的商人、地主、官员依旧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但灾民们却在死亡线边缘挣扎。政府没有迅速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救济河南省，是导致河南爆发饥荒的重要原因。

1942年10月，河南发生灾害的报告到达重庆市，次月政府只调拨了两亿救济金，下令减少河南地区的赋税，但是没有向河南运输粮食。救济金直到次年3月才运送了八千万到河南省人民政府，这些钱还被各种利用克扣。河南一共1000多万的饥民，每人只平均分配到1斤粮食。河南当地的官员在百姓不停死亡的时候依旧想方设法地向农民索取赋税，无法缴税的百姓只能变卖家产换取钱财来买粮食，这些粮食则是用于上缴税款。在河南百姓变卖家产只为了缴纳税款的时候，其他地方的商人、依旧富裕的地主和政府官员都用低价来收购百姓世代传承的田地与房产。国民政府对于河南赈济工作的低效率和河南当地官员对百姓的剥削最终加快了河南大饥荒的爆发。

常年征战，河南一直是全国出兵出粮最多的省份之一。河南省连年发生自然灾害后，国民党政府依旧下令对河南征粮。因此河南省政府在征集购买不到足够的军粮时，借由不能让粮食落到敌军的名义对百姓手中的粮食进行强抢，使得河南人民被迫交出最后剩下的粮食。

1942年冬，《大公报》因为刊登了河南灾情被蒋介石下令停刊三天，其记者张高峰也被逮捕。任何关于河南灾情的报道都被封锁，不让其发表。而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的说法是蒋介石认为河南的灾情是虚假的，并且还下令让河南的征粮如期上缴。但河南省发生灾害的报告于10月已到达重庆市，并且蒋介石于11月下令调拨救济金发往河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从河南返回重庆之后，要求面见蒋介石。会见过程中，蒋介石不承认河南的灾情，直到白修德拿出了他所拍摄的照片之后，蒋介石才询问了照片的来历以及官员的名字，表示自己会解决这件事。

但蒋介石是否对河南灾情一无所知这件事还有待考证，河南报灾代表曾经于1942年8月前往重庆求见蒋介石，他不仅回绝了这次会面，还阻止这些代表公开活动。同年9月左右，蒋介石召开了会议，在会议中提出减少河北省的征粮数量至250万石，又征集了陕西省的储备粮运往河南。

关于1942年河南饥荒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存在多种说法。1943年，国民政府发布的《河南灾情实录》统计，河南大旱所导致的饥荒中，死亡人数达到了300万人。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白修德估算，死亡人数在300万到500万之间，《《前锋报》与河南大饥荒》作者李鹏飞认为死亡人数则是300万，《1942年的河南省大饥荒》作者汪先腾则认为死亡人数达到了400万，《死亡500万人的“中原大饥荒”》的作者雷颐认为，造成了500万人死亡，各个说法均存在一定的争议。

国民党军被日军击退时，汤恩伯部也向着豫西撤退。这时豫西山地的百姓们拿着猎枪、菜刀等袭击落单的士兵，发展到后面将汤恩伯部缴械，但是否缴械未有史实记载。

首先河南反蒋斗争不停止，加强民族意识。河南大饥荒坚定了推翻 蒋介石政权决心，促进了民族解放和自决运动。国民政府的统治在河南遭受强烈冲击，其后中原会战中国民党军惨败也有一定关系，其次，河南大饥荒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和结构变化，同时河南人口素质下降，阻碍了河南发展。最后大量河南移民迁至周边地区，同时部分移民流入地区促进了当地发展，同时也改变了灾民思想观念，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现代化发展。

中国河南省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次灾荒。据统计，该次灾荒导致逃离河南的人数达到约二三百万人，而因饥饿和疾病而丧生的人数也达到约二三百万之多。这次灾荒被以张春林为首的多数学者认为是现代中国其中一次规模最大的灾害之一，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灾荒之一。

中国文学家郭沫若曾评价说 ：“饥荒诚然是严重 ，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 、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 、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 。”

中国学者黄兴华在《20世纪40年代河南省大灾荒中的社会脆弱性透视》提到：“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困难造成的不幸后果，而是源于人为的意图。”

现代学者邱卫东在《危机世界的N场灾难》一书中评价：“河南在1943年所遭受的大饥荒是现代中国最大的灾难之一,即使在世界的灾荒史上,它也足够写下重重的一笔。”

《谈民国河南大饥荒及其启示》作者肖建珍认为：“饥荒在20 世纪夺去了数亿人的生命，其中的大多数本来能够幸免，饥民唯一的过错就在于他们在倒霉的时间成了倒霉群体的一部分。”

现代学者尚长风评价：“1942一1943年，河南发生了一场大饥荒。这场饥荒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最严重的饥荒，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抗战时期总部位于重庆。1943年2月，《大公报》刊登了关于河南人民在灾荒中的悲惨遭遇的真实报告，主要代表为记者张高峰的报道《豫灾实录》和王芸生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但之后被民国政府勒令停刊三天。

在河南大饥荒爆发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前锋报》也一直在对河南的灾情进行报道，多达40多个专题，而其中的记者赵晦琛针对河南灾情所发表的新闻评论就高达七十余篇。《前锋报》如实地报道了河南灾区的情况，引起了全国一定范围内的关注，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与时任《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同时决定前往河南灾区，在走访河南之后对其进行了报道。《时代》周刊前后发布了两篇关于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均出自白修德之手，它们分别是《十万火急大逃亡》和《等待收成》。

《新华日报》于1942年9月发表了《豫省灾情严重：旅渝同乡成立畴赈会，向当局请求急予救济》一文，在对灾情进行概括介绍的同时提出了关于救灾的建议举措。并且在之后持续几个月《新华日报》发出请求捐款振民的呼吁，并且一直对河南灾情保持报道，并且设置了专门的栏目来展示河南灾区的来信。

1942年9月，《解放日报》对灾情进行了报道，并将报道刊登在头版，并且在之后对社会各界的救灾振民行动发表了相应的报道。之后更是就南京国民政府勒令《大公报》一事进行了揭露与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