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诫》是东汉班昭所写的一篇教导女儿们女性德性的私书，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是中国历史上首部以儒家正统思想进行系统阐述封建时代妇女道德的论著。《女诫》与朱棣的仁孝文皇后《内训》，唐宋若莘的《女论语》，明刘氏所作的《女范捷录》一起被称为女四书并流传至今。

《女诫》是在总结先秦、西汉等前朝女性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完成的，虽篇幅不长，但底蕴深厚，作为一部家训，《女诫》创作于社会环境相对宽松但儒家思想盛行的东汉时期，作者班昭首先让女性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处于”卑弱“的生存环境中，告诫女性要做到“谦让”，劝诫女儿们遵守封建妇德和礼法要求，希望子女远离祸端，在封建时代保全自身，平安度日。

此后，《女诫》得到当时最高的统治者的欣赏和班昭的部分学生的推崇，由此影响范围进一步辐射到社会层面。经过不断的发展，《女诫》在教育、文学、思想、社会等方面对后世女性伦理观和封建妇德观念也有着深远影响。其中的一些进步思想，如重视女性受教育的权力、重视平等的夫妻关系、重视和睦的家庭关系、重视妇女正当维权等观念甚至在当代社会也颇有影响。但作为封建时代的产物，包括《女诫》在内的古代女教典籍都不可避免地拥有一部分糟粕思想，如：“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

东汉时期，社会环境对女性来说相对宽松。在婚姻观念方面，尽管男尊女卑是主流观念，但屡屡出现“夫纲不振、妻强夫弱、闺门不肃“等现象；在女性贞洁方面，汉朝将女性再嫁视作寻常事；在女性参政方面，东汉频频出现“女主临朝”之事。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儒家主流思想的矛盾是班昭创作《女诫》的原因之一。

东汉时期政治斗争复杂，外戚专权现象严重，多位皇太后借助父兄等家族势力掌控政权，形成了庞大的外戚集团。士族、宦官、外戚等多股势力在前朝不断斗争，如班昭人生中经历了邓太后专政时期，太后很一种邓家外戚，即使刘祜成年也不放权给皇帝，朝野中为此多有争执，甚至有官员因为建议太后还政而获罪，此事也成为邓太后人生中的一个污点。此外，受到前朝影响，后宫斗争也残酷激烈，这种混乱的局势招致了班昭的担忧和不满，于是她假借《女诫》规范宫廷女性。

儒家正统思想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东汉时期已经形成基本的定势，儒家所倡导的思想和学说也逐渐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女诫》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儒家思想来阐述女德的专著，书中的很多观点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易经》是儒家女性观的基础，书中从天地自然秩序推导出了“天尊地卑”的观念，进一步打造了一套天尊地卑、乾坤分明的等级体系，并将乾、坤分别与男性-女性、君主-臣子等体系相对应。这套理论是儒家“三纲五常”“三纲六纪”以及《女诫》中男尊女卑思想的一个源头。

儒家学说来自于西周礼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女性受到的束缚较少，但由礼制和阴阳观念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已经形成。而孟子也要求女性“必敬必戒，无违夫子”，强调“夫妇有别”。儒家礼制思想发展到汉朝也影响到了《女诫》的创作。

儒家学派的董仲舒通过《易经》观念和“阴阳学说”推出了三纲思想，得出“ 阳贵” “ 阴贱”的结论 ，进一步确立了男尊女卑的等级次序。到了东汉时期，汉章帝参与白虎观辩经，规范总结了两汉以来的儒家学说，对“三纲”做了系统化的规定和解释，对女性的行为做出了更加具体的限制，而皇帝的参与则使得这些观点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想法。

公元79年，班昭的兄长班固整理编写《白虎通义》，直接影响了《女诫》中的女性观。《白虎通义》基于白虎观辩经事件，整理融合了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统一于“阴阳五行”的理论。当时，班昭以及汉代社会群体承认的是在宇宙法则支持下的人间秩序，在宏观宇宙面前，中国古代文人在反观自身时常常感到人类生存的卑弱，进而产生“朝乾夕惕”的忧患意识，而“谶纬之学”的盛行使这种意识更加强烈。这就是《女诫》统帅全书的“卑弱第一”的真正含义。

《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载：班昭，一名姬，字惠班。父亲是班彪，兄长是《汉书》著者班固，丈夫是扶风曹世叔，博学高才。

班昭出生于名门世家——班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历史学家，参与编撰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同时她在文学领域也著作颇丰，写了包括 《汉书》在内的赋、颂、铭、、哀辞、书、论等各类文章共十六篇。这为她撰写《女诫》提供了文学基础。

其次，班昭家学渊博，出生于边境豪强、儒学世家。受到儒学家教的影响，班昭接受并认可了儒家正统女性观，加上其姑祖母——班婕妤的人生经历的影响，班昭最终创作家训——《女诫》来劝诫女儿们遵守封建妇德和礼法要求。

班昭的生卒年没有详细的记载，可大致推断出她出生于公元49年，于121年前去世。

《女诫》正文分为七部分：《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与《和叔妹》。该书论述了女子在封建社会生存的策略，包括“对丈夫的敬顺，对舅姑曲从和对叔妹和顺”等。

原文：“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母，傅母也。师，女师也。左传鲁襄公三十年曰：宋伯姬卒，待姆也。毛诗周南葛覃曰：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曹寿，即曹世叔，班昭之丈夫），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七去或七出），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道无素，恒恐子谷（曹成，字子谷，班昭之子），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勉之！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诗小雅斯干曰：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弄之瓦。毛苌注云：瓦，纺塼也。郑玄笺云：卧之于地，卑之也。纺塼，习其所有事也）。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即婆家的生辰、忌日之类，需要谨记）。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齐酒食（齐音斋），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着《关》之义。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数，道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

敬慎第三。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音汪，矮小症，或今之强直型脑瘫或小儿麻痹之类）；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谓也；夫顺非它，宽裕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宽裕者，尚恭下也。夫妇之好，终身不离。房室周旋，遂生（音亵渎）。媟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恣必作。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节，谴呵从之；忿怒不止，楚挞从之（楚，荆棘也，鞭打之用）。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俱废，夫妇离矣（心离也）。

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齐音斋），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论语述而第七）。此之谓也。

专心第五。《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夫则薄之。故《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谓媚苟亲也，固莫若专心正色。礼义居洁，耳无涂听（涂音涂），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周易系辞云：冶容诲淫，慢藏诲盗），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俗语“倚门子”，即倚靠在门旁，向外张望），此则谓专心正色矣。若夫动静轻脱，视听陕输，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说所不当道，观所不当视，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

曲从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欲人定志专心之言也。舅姑之心，岂当可失哉？物有以恩自离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故《女宪》曰：“妇如影响，焉不可赏！”

叔妹第七。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已也；舅姑之爱已，由叔妹之誉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誉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复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亲，其蔽也哉！自非圣人，鲜能无过！故颜回贵于能改，孔子嘉其不贰，而况妇人者也！虽以贤女之行，聪哲之性，其能备乎！是故室人和则谤掩，外内离则恶扬。此必然之势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此之谓也。夫嫂妹者，体敌而尊，恩疏而义亲。若淑媛谦顺之人，则能依义以笃好，崇恩以结援，使徽美显章，而瑕过隐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声誉曜于邑邻，休光延于父母。若夫蠢愚之人，于嫂则托名以自高，于妹则因宠以骄盈。骄盈既施，何和之有！恩义既乖，何誉之臻！是以美隐而过宣，姑忿而夫愠，毁訾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进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荣辱之本，而显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则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谦顺矣。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诗》云：‘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其斯之谓也。”

《女诫》正文分为七部分：《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与《和叔妹》。此书的主要思想主张如下：

《女诫》不断强调女性的地位应该比男性低，女性应该谦让、和顺，曲从。如《卑弱》作为《女诫》的第一篇，班昭直接在此指出女性应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要让女性意识到自身生来就是低人一等的。《女诫》一书将“承认男尊女卑并自觉维护这种观念”作为女性道德的基本原则。

“四德”即德、言、容、工四种美德，是《女诫》一文的核心思想，主要在《妇行》篇中体现，作者认为女性应该严守行为道德标准：做到守礼节；说话时分清时间、场合；衣物洁净；尽到家庭主妇纺线、织布、做饭的职责。

《女诫 》强调女性要曲从、敬顺，在整个大家庭中，无论是和丈夫、公婆还是小叔、小姑相处，女性都应该绝对顺从，不能争辩是非曲直。如：对待公婆要“敬顺、曲从”；对待叔妹要“和之以求亲”等。这些行为要求是在逐渐实施对女性的奴化教育，女性的个人意志、利益、需求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女诫》单向强调女性应该对丈夫贞洁，但对男性却没有相同的要求。如《专心》篇主要说明妻子应该采取哪些方法防止丈夫对待自身不尊重。

《女诫》七篇的全部内容都是在教导女性如何进行行为规范以达到让家庭实现和谐的目的，协调好人际关系是《女诫》中强调的女性的重要责任。

班昭在《女诫》的第二篇《夫妇》中提到 “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明确指出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接受教育，这样才能避免造成礼仪的不完整和缺失。

在《女诫》中“卑弱第一”统率全书。班昭首先让女性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处于”卑弱“的生存环境中，告诫女性要做到“谦让”，在劣势的人生境遇下应该以谦顺柔弱而取胜，这是女性避免厄运的人生智慧，也是《女诫》的主要教育思想。

《女诫》引用了大量经典古籍，七章都以经典为依据，将作者自己的思想完全包裹在经典古训之中，以获得社会群体的认同和更广泛的传播实践。据统计，《女诫》所用经典不少于17部。主要有：《诗经》及《毛传》、《齐鲁韩三家诗》、《尚书》、《周易》、 《仪礼》、《周礼》、《礼记》、《左传》、《论语》、《孟子》、 《大戴礼记》、《荀子》、卜子夏《毛诗序》、陆贾《新语》、 董仲舒《春秋繁露》、刘向《列女传》、班固《白虎通 义》，还有汉代流行的“纬书”、“鄙谚”。

《女诫》是我国第一部女性作家创作的、以儒家正统思想阐述女性教育的专著。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女德教训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女诫》后世被收入《女四书》，成为后世女性学习女德的必读学习内容。

《女诫》的作者班昭，出身于班氏家族，拥有深厚的文化素养，精通儒学经典。班昭曾因才华出众被征召入宫，专门为宫廷后妃讲解经书、天文、数学等。班昭的另一个特殊身份则是她续编了父兄未完成的《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编写正史的女历史学家。

《女诫》作为中原地区历史上第一部由女子撰写的女教书，自成书以来，受到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重视和推崇。《女诫》内容包括自序和正文七篇，在后世流传中基本得以保存。最大的变化则是明末清初文人王相将第三章名称由《敬慎》改为《敬顺》。《女诫》最初收于《后汉书》中得以保存，到了宋朝，朱熹出于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刊刻了《女诫》单行本，但是此版本失传了。到了清代，《女诫》多被收录在家训丛书中。

在教育方面，《女诫》虽然对女性的德行标准提出了较为苛刻的要求，但其中也提到了要重视平等的夫妻关系、重视和睦的家庭关系、重视妇女正当维权等，对后世女性具有一定积极的教育意义。此外，《女诫》也认为女性应该具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女诫》在封建社会中成为较为正式的女性教育读物，同时推动了女性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应忽视的是，《女诫》是一部家训作品，其中展露出的母教观念在后世也得到了延伸与发展，母教的作用逐渐显现。如：魏晋名士钟会，多才多艺，知识渊博，这些得益于他的母亲张氏的早期家教。

在社会方面，《女诫》一力教化女性，多次提到过家庭和睦的重要性，促进了当时的家庭和谐、政权稳定和经济繁荣。同时，后世的宫廷教育常把《女诫》作为教导宫妃的读物，女性犯错时常被罚抄《女诫》。尽管这一行为的实质是对女性政治权力的剥夺，但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维持封建秩序的平稳运行。

在文学方面，班昭根据自身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将许多关于女性道德规范的儒家观点进行了系统整理，编撰成了《女诫》。并且她以劝诫的口吻娓娓道来，得到了后世诸多女性的认同。这为后世女教和女训书的发展指引了方向，促进了相关女书的发展。 自《女诫》问世以后，后世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女书。如：魏晋时期的女性张华、 裴頠分别著有《女史箴》，唐朝宋若莘著《女论语》等等。

在思想方面，一方面，《女诫》认为要重视平等的夫妻关系、重视和睦的家庭关系、重视妇女正当维权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另一方面，将女性的行为局限于家庭中，脱离了社会活动的范围，使得女性的劳动价值渐渐被低估，社会地位也随之降低，许多有才能的女性都被压抑埋没了。同时，《女诫》认同并强化了“男尊女卑”关键，并将其发展成女性道德体系中首要原则，传播了诸多类似“卑弱”“顺从”的思想观念，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女性的自信心，强化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心理。

《女诫》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诸多课题，包括：女性德行思想的研究、作者考辩、女子教育研究、中外女训书比较研究、《女诫》当代价值研究等等。

现代社会的女性在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中都获得较大的解放和尊重，但社会也出现了种种家庭问题，虽然带有很多封建糟粕内容，但《女诫》中提到的要重视女性受教育的权力、重视平等的夫妻关系、重视和睦的家庭关系、重视妇女正当维权等观念有利于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此外，其所提倡的勤俭、谦让、善良等优良品质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价值。

《女诫》在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7）被广泛传播，日本文学界还创作了《大和女诫》《女庭训往来》《神国女训抄》等宣扬儒家三从四德思想的论著。

此外，除了对女性行为进行规训，受《女诫》等作品影响的日本女训还提倡女性应该接受一定的教育，促进了江户时代女性教育的发展，同时为后续日本女性教育的近代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关于《女诫》的创作时间，学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女诫》的创作时间为永初元年（107），这是依据班昭 《女诫》的序言和她的子女情况进行推论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女诫》的创作时间是永初四年（110），这一观点并未给出太多依据；第三种观点认为《女诫》的创作时间是永初五年（111）前后，依据是班昭在《女诫》中称自己“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岁载。”一句，以及班昭的弟子马融的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