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成法，即明朝中后期的一种官吏考核制度，是在万历元年 (1573)十一月初四，由张居正正式提出的。考成法在《论时政疏》和《陈六事疏》的基础上提出。

考成法提出后，国家把各级官员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事项，规定出必须完成的期限，记于账簿之上，后对期满未行事例进行惩处。后被逐渐运用到吏治，征收赋税和军事边防等各个方面。

考成法的实施加强了对各级政府的管理，提高了职能部门的行政效率。对于现代行政管理也有重要启发。

明朝中后期朝廷吏治腐败，官场混乱，朱厚熜沉迷于道教，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土木以求长生，完全不理朝政，内阁便趁势而入取得内阁专权；整个朝廷纪纲不肃而导致官僚腐败现象频频产生。

经济方面：国家兼并土地现象泛滥导致农民要承担各种多余赋税，最后苦不堪言难以上交巨额赋税，甚至致使农民破产逃亡，且民间赋税拖欠日益严重，这不仅给赋税征收工作带来极大的影响，还导致了整个朝廷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同时，这些问题的存在给张居正“考成法”的出台和实施奠定了基础。

社会状况直接与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相联系，当时朝廷政局混乱、财政短缺，这样必然会在边防建设方面和农民生活方面直接有所体现：一是军事薄弱而致边患四起，使整个朝廷处在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之中，二是农民生活困苦而导致起义不断。 

“考成法”的提出建立在两份奏疏基础之上，它们分别是《论时政疏》和《陈六事疏》，第一份主要阐述了朝廷的五大病症，即宗室藩王骄纵恣肆、官吏荒废本职工作、吏治因循腐败、边防武备废弛、财政连年赤字；第二份主要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个方面展示了张居正对当时时弊的分析和应采取的具体对策。

考成法的主要内容是：国家行政部门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礼部“六部”和中央监察机关“督察院”把各级官员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事项，在考察轻重缓急和路程远近之后，对每一事项规定出必须完成的期限，以“一式三份”的形式登记于三本账簿之上。三本账簿中，一本用于记载发文、收文、章程和计划，这本由督察员和六部留作底簿，然后六部和督察院对官员应办之事进行逐月检查，检查后根据底簿登记情况进行记载，如完成一件才予注销一件，如未按期或按要求完成，必须如实申报，否则将以违法罪论处。 除此，对官员例行之无需考察公事进行排除，将剩之事项另行登记在册，分别记载至两本账簿。其中一本送至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工科“六科”备注，“六科”据账簿来监察“六部”执行之情况，平时只做登记而免除上报，但行至半年则须上报一次，目的在于对违限事例论处行罚；另一本送至内阁供其查考，内阁亦据账簿之登记，稽查“六科”执行情况，并对期满未行事例进行惩处。

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丙戌，以山东河南而生钱粮未完州县掌印官三十二员，降级有差。

万历二年（1574）十二月己酉，广西壮族自治区巡按御史唐谏奏称，广西原额夏秋二税共该米四十三万一千三百五十石，屯粮六万一千二百石，“进来民间拖欠，完纳者不足三分之一”，期间抛荒、隐匿、指荒为词，势豪侵吞，莫可谁何？宜行司府州县都司卫所，照额如法追征，以十分为率，每年带征二分，“若怠玩拖欠者，照例参奏降罚。”

万历三年（1575）春，外官大考时，正月“乙丑，查核各省抚按官员名下未完事件，抚按诸臣五十四人，未完共二百七十三事。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抚张守约，浙江省巡按萧廪，俱以未完数多镌俸三月”。

万历四年七月，张居正向皇帝建议，把下年春季例行的官员考核，和处理“赋”、安定民生的成效结合起来。要求吏部预先做好调查核实，把“安静宜民”作为上考（政绩优先），把“沿袭旧套”、“虚心伪饰”作为下考（政绩最劣）。以此为标准，层层考核。万历积极支持张居正的建议，他向吏部、户部下发谕旨，强调两点：一、近来，各地方官虽然颇知奉公守法，但是虚文粉饰旧习没有消除，吏部在考察时，应把爱民宜民者评为最上，凡是虚文趋、剥下奉上者，务必列为下等；二、拖欠赋税，原来并非小民，尽是势豪奸猾大户“影射侵欺”的结果，以至于正常赋税亏损。在追查大户的“逋赋”的同时，注意对于小户的见面，用他的话来说，叫做“务使小民得沾实惠”。

万历六年（1578）正月，户部报称，苏松四府仍有元年拖欠，“追征之法，必须见征俱完，而后及于带征”。即必须将当年如数征完后，再带征往年所欠。二月户部又题，浙江省一省旧欠京边钱粮至二十余万，“其隆庆六年以前共未完一十二万余，尽数除。万历元年、二年未完四万余两，每年带征二分。三年、四年未完一十一万余，照数全征。万历五年以后并前项带征，全征银两，有司不得 拖欠，从之”。 三月，户部劾奏，直隶州卫所等官候国安等二十八员，未 完七分以上降二级，二分以上住俸（停薪）。乃咨吏兵二部知会，未完钱粮各抚 按并巡青科道及屯田御史，“责令立限追交完解，无得怠慢，从之。”

考成法的实施，也大大地加强了对各级政府的管理，提高了职能部门的行政效率。因为事专责成，一环扣一环，一级管一级，一切工作都要接受上级和监察部门的稽查考核，以实在政绩评定优劣功过，务期功过赏罚分明。例如吏部，必须“预先虚心访核各有司官贤否，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文矫饰者，虽浮誉素降，亦列下考。抚、按以此核属官之贤否，更部以此别抚、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观吏部之藻鉴若抚、按官不能悉心甄别，而以旧套了事，则抚、按官为不称职矣，更部宜秉公汰黜之；更部不能悉心精核，而以旧套了事，则吏部为不称职矣，朝廷宜秉公更置之。” 又例如兵部万历二年(1574)，在批复大同市总督王崇古请修建边墙以固防务的票文中，明确限定，在五年之内，必须修好大同沿边墙堆；三年之内，必须修好浑源右卫工程；两年之内，必须保证广灵、威远加修的城堡、嫩台交付使用。否则，将按考成法予以黜斥记过。当时，以尚书谭纶为首的兵部，是遵谕推行考成法最有成效的部门。万历尤年十二月，“兵部奏行查未结事件立限奏报，仍置青册送阁、科，按候注销，于是各部院率凛凉效之。” 对于全国各机关部门，都责令它们按期照规定上报绝不迁就。居正在一封信中明确表示:“考成一事，前奉明旨督责甚严，幸一一如期完报，有势不能完者，不妨明奏改限” 如此立限考事，以事责人，信赏必罚，果然一扫纪纲不肃，法度不行，功过不明等腐朽风气。“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绝大多数官吏都感受到考成的压力，不敢不注意自律，不敢不勤慎奉公，“自是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原来已近于瘫痪的国家机构便迅速转人有效的运转，“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著名史学家谈迁，对于推行考成法的积极效果，也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是张居正重大功业之一。

“考成法”除运用到整顿吏治上，还涉及到了征收赋税和军事边防等各个方面。张居正在征收赋税方面实施的措施主要为“带征”，“带征”即把清查出来的拖欠赋税，按照适当的比例，在每年征收的税收中征收，也就是新税与旧欠一并催征；同时为了考核地方官员的收税业绩；但张居正利用考核结果严厉惩罚各级官员的行为，不仅使他得罪了部分国戚权贵，还打消了部分底层官员为官从政的积 极性。这些因素给他之后的各项改革措施都埋下了隐患，尤其是在他逝世后推翻他改革措施的风潮中发挥了倾轧式的作用。由此可见，这种只重惩罚而轻奖励的考核方式必然带来无穷的后患。

张居正作为大明重臣，对于当时的国情，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朝野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安民之要，唯在于核吏治”，“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所以，他担任内阁首辅后，立即着手推行改革。但是，他的改革并没有立即全面铺开、四处开花，而是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先抓“牛鼻子”，就是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治吏治入手，强力推行“考成法”，将各级官员的心思凝聚到为朝廷做事上来，提升官员办事效率，严惩怠政和贪腐。并随着“考成法”的实施，加强中央集权，裁减部院冗官，撤换不称职的地方官员，不拘一格地发现和提拔人才，及时更新补充才德出众的新人。通过整饬吏治和精减机构，张居正获得了一个效率较高、得心应手的行政班子，为推动经济、军备等其他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古人讲“为政之要在于得人”，毛泽东也曾经说过: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入区，处于攻坚阶段，每前进一步都实属不易。越是在这样一种关键时期，就越要注重对干部的管理和教育，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办法，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的良好局面，提升干部队伍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调动各级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只有有了一支精干高效的干部队伍，才能使我们的事业顺利推进，才能实现奋斗目标。

张居正在《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写道: “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在张居正看来，朝廷颁发的法令、章程，案劳形，不可谓不多; “置邮而传之四方”，不可谓不及时。但朝廷上下大小官员成日办公，“办公皆办纸”，其实是公文纸张从这个衙门到另一个衙门的旅行，没有人将政令当回事，也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再好的主意和办法对国家也没有什么用处。“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问题就在于官员做事不实，虚与委蛇，推诿扯皮，再加上上下之间有任务安排而没有检查监督，所以有相当一部分朝廷号令没有落实。因此，要实现振兴，就必须做到“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为此，就要“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只“核名实”一项，就挽住了当时政风颓堕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张居正的“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令行禁止”和“说到做到”。他推行“考成法”的主要目的也体现在做到这两点。在当前社会，通过督察考核、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等办法，来督促有关单位、人员完成任务目标和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也是非常必要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要人们把“实干”“干实”作为做事准则，那么就一定能够把事业做好做大做兴旺。唐朝著名宰相姚崇在临死前，人们再三问他有什么为政之道，他只讲了“崇实充实”四个字。

张居正改革的目的尽管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势必触动部分官僚及贵族地主的既得利益，这就引起了他们的坚决反对，并对改革大肆阻挠、诽谤和攻击。推行“考成法”之后，受到制裁的官员、裁减部院诸司后失去官职的士大夫，实行一条鞭法后利益受损的朝野一大批官僚地主等，他们对改革特别是主导改革的张居正怨声载道，非常不满，利用机会上书攻击张居正，扰乱改革，试图把他赶下台来。特别是发生在他父亲去世后的夺情风波，以及他的学生刘台告状风波等，弄得张居正非常狼狈。但是张居正勇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视“爱憎毁誉等于浮名”，不怕艰难，不惧毁谤，不畏生死，牢牢握住大权强力推动改革，虽遇丁忧、病重、朝臣责难，亦毫不放松。他这种不怕攻击诽谤、任劳任怨、锐意改革、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创业者、改革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如果没有强烈的责任感、过人的胆识和广阔的胸怀，是承受不起创业、改革给自身带来的巨大压力的。这种坚定不移与雷厉风行、带头实干的作风，使得他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