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所提出的特有概念。三农”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逐步形成的，期间经历了思想萌芽、提出内涵、凝练概念和中央正式公开使用四个阶段。

中国最先将农业、农村、农民统称为“三农”并正式见诸报刊始于1992年；将“三农”这一概念发展成为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三农问题“则可追溯到1994年。2003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第一次正式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23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出台的第20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发出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

自提出三农问题以来，各领域的工作持续推进，如城乡关系、农民收入、粮食安全等问题相继在政策层面得到解决。199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农村革命”；2000年开始推行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取消“三提五统”（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三项村级提留款和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五项乡镇统筹款）；2002年开始逐步建立农业“四补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制度；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并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为保持社会稳定、城乡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共十九大开始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农业现代化，正在通过改革以及中国战略来破解难题。

“三农”概念的提出，既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情怀，又为中国看待和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之间关系提供一个新视角和新框架，推进了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使得三农问题得到遏制，同时，中国的“三农”工作也为其他国家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中原地区是农业大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农”有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与历史任务，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关系着中国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农”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依靠。由于这一时期，农民人口众多，深受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因此，早期共产党人如李大钊，在1919年所作《青年与农村》中就对中国农民问题有了一些初步和朴素的认知，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首次阐述了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关系。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在中共的领导下，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土地革命逐步广泛地开展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不竭动力。中共深入农村以后，如何发动农民、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问题更加现实地摆在面前。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指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中共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先后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等，把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一概无任何代价予以没收，分配给劳苦的农民；毛泽东在寻乌、兴国等地深入调查后，在第三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的完整土地革命路线；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共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适应斗争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土地政策调整为没收地主土地；1947年，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并归个人所有，到1949年6月，在解放区已有1亿多农民获得了3亿多亩土地。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三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这一时期，为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首先是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组织起来。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新解放区全面开展土改，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约3亿无地少地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对于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问题，中共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互助合作，从以换工帮忙为主的互助组，到以土地入股分红、重要生产资料私有为主的初级社，再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高级社；1958年，开始由高级农业合作社向人民公社迈进。虽然这一时期向高级社过渡过快，特别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超越了生产力发展实际，明显走了弯路，但对当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人均预期寿命从1952年的35岁提高到1982年的68岁，文盲率下降到34.7%；与此同时，中共领导农民彻底消灭了长期把持乡村政权的地主豪绅，改变了千百年来“皇权不下县”的局面，使得政权完全深入到乡村一级。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民通过豆选、圈名、烫香洞等方式，第一次拥有了选举和被选举权。

第二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共把农业恢复作为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带领广大农民重整山河、改天换地，在艰苦条件下开展了大规模、大范围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1955年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农业部门应该有计划地将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起来，到1956年就基本做到了一区一站；1958年，毛泽东亲自总结提出了著名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作为促进农业增产的技术措施；1960年中央提出，从中央一直到公社的各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凡是没有建立的地方都应该及早建立起来；经过几年努力，初步建立起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大体系。再如，针对农业机械化的空白，1959年毛泽东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中原地区的农机工业从零起步，先后研制推广了机耕船、水稻插秧机、水轮泵等，形成了大、中、小型拖拉机配套系列，到1979年农机总动力保有量达1.36亿千瓦。

第三，探索建立以农补工，主要依靠农村积累，为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强化了基础支撑。1953年，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迅速展开，城市人口迅猛增加，农产品需求大幅增长。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中国粮食出现40亿斤缺口，粮食市场价格高于牌价30%至50%。为了应对这个局面，中国开始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在农村按照土地面积和质量等级征收公粮，在城里按照工作性质和年龄供应粮食，粮食开始凭票供应，后来列入统购统销的农产品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200多种。统购统销缓解了粮食供需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物质资金积累。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农村率先发起改革，“三农”为中国经济腾飞发挥了重要助推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并由此形成了全面改革的大潮，经济发展也是率先解决吃饭问题后，通过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获得了空前的产业结构升级红利和人口红利；这一时期，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持续提升，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为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次作出了贡献。

一是小岗村“大包干”拉开了农村改革序幕，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长期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得到稳定解决。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五个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予以认可、推广，并在政策上进行细化和完善。到1986年初，全国99.6%的农户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生产关系的变革空前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许多地方一年见成效，几年就大变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得以确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得以形成，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

二是取消统购统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随着改革后生产力的提高，农产品购销体制和流通体制也逐步由计划向市场转变。1983年中央逐步缩小农产品统派购范围。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并在1982—1984年粮棉实现连年丰收。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初，创造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伟业，出现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奇观。

但在80年代后期，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卖粮难、卖棉难问题；接着出现了“打白条”现象，农民负担加重，再加上1988年中国价格改革失利导致消费价格上涨，抵消了1979年以来农副产品提价带来的收益；并且在1989年中国为优化工业结构，对一些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导致一些乡镇企业经济下滑。正是在这些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农民收入增速从1978—1984年的平均16.5%，下降到1985—1990年的7.8%、3.2%、5.2%、6.4%、-1.6%和1.8%。与此相联系。1985—1986年、1989—1991年两度出现粮食产量大滑坡。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一些学者开始从宏观角度提出农村和农业问题，并开始了深入调查。1985年，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开始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1988年时任农业部司长的范小建微服私访20多个县，了解农民收入下降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写调查报告给农业部，引起了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尽管对农民收入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初步的，“开通城乡”的讨论结果没有条件实行，但是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经在中国体制的宏观背景下加以思考，并开始把问题加以区分了。

这一时期，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进行了有组织的多方位调查和深入思考，使其在新的意义和层次上重新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开始考虑“改变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等问题，并把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相提，提出了“把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研究，并将其放置在整个中国的宏观政策”的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

199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对三农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199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8个单位的专家，围绕当时出现的农村进城务工问题，联合展开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该研究围绕推进城镇化、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政策。同年，《新闻通讯》出版了一篇以“‘三农’报道的辩证思考”为题的短文中，将“农村、农业、农民”简称为“三农”，这是首次提出“三农”这一概念。1993年4月-7月，针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农业部及其所属单位开展了大规模的蹲点调查，其中，调查结果表明，农业、农村问题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还涉及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方面的问题；同年，农业部在河南省进行了流通体制改革的试验，提出要进行商、粮、供、货、物五大流通系统的全面改革；同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在会上深刻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原地区全局的根本问题。”1993—1994年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通过在安徽省等5个省份分别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提出了农村税费改革要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相结合。

这一时期，在从中央到地方对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的提法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融为一体，提出了三农概念，并把这三方面的问题集中起来，使用了三农问题的提法。1994年，时任广东省农业委员会主任的冯灼锋在《广东经济》上撰文，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称为“三农问题”，并探讨如何正确处理“三农问题”，这是首次提出“三农问题”的概念；1995年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并警告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使得政策界在认识上有所转变。1995年，《社会科学》发表的《“三农”问题及其对策议》文章，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同年，学者温铁军向政府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被采纳；1996年，由于粮食价格的提升，刺激了粮食高产。虽然实现了粮食产量目标，但由于人口数量未随着粮食产量增长，出现了粮食积压的问题，于是1996年，温铁军在《战略与管理》第3期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提出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农民收入增幅再次减缓、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现持续扩大之势，使得三农问题日趋严重。三农也成为了各种媒体和出版物中出现频率最高、被持续关注的词汇之一。1999年前后，中央的农村政策讨论着重在农村经济的重大结构调整。1999年，温铁军在《读书》杂志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同年，曹锦清出版了专著《黄河边上的中原地区》。第二年，温铁军又出版专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同年年初，时任湖北省监利市棋盘乡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朱基总理写信，把三农问题高度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在这一时期，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从2000年开始推行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取消“三提五统”（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三项村级提留款和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五项乡镇统筹款）、改革农业税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2年开始逐步建立农业“四补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制度。

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学术界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之后，中共中央史无前例地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了“重中之重”的高度。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第一次中央正式文件中公开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

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2015年12月24日至25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加强城乡统筹，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2017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提出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和中国特色减贫之路；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在资金投入、要素配置、公共服务、干部配备等方面采取有力举措，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2018年9月23日，中国迎来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各级党委要把‘三农’工作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2020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三农’向好，全局主动。”2021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基本搭建起推进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

2022年，中共二十大指出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这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要求第一次被写入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22年12月23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切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

2023年12月19日至20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对“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994年，时任广东省农业委员会主任的冯灼峰在《广东经济》上撰文，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总称为“三农问题”，并探讨如何处理“三农问题”。下一年，一些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使用了“三农问题”概念。著名学者温铁军等早期将”三农问题“界定为”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李昌平在2000年将“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进入21世纪后，则将其概括为粮食安全、城乡平等、农民赋权。

根据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的分析，“三农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指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农民分化与市场意识等，90年代则主要指稳定粮食生产与调控粮食市场、农村现代化、减轻农民负担与减少农民等。农业经济与政策专家柯炳生将“三农问题”归结为农产品供给数量和农产品质量、农村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社会政治权利三个方面的问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分别是“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供求问题（粮），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转市民问题（人）”。

“三农问题”的其他界定还包括：“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农民贫困”，农业经济问题、农村政治与社会问题、农民权益问题，农业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农村社会发展的持续推进，“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农村社会进步的不可持续性与农民生计的不可持续性交织形成的农村社会系统失衡问题”，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户籍制度改革、农民提高素质和减轻负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农民大量流向城市但又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等。

经过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中国城乡融合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城乡差距显著缩小，收入比实现评分下降，逐步实现高水平融合；城乡面貌和综合服务功能显著提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延伸，道路实现村村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重大突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保障群体日益增加。但是也仍有不足。

首先，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于高位。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虽已由2009年的3.33倍降至2021年的2.50倍，但该比值仍超出1983年最低值的38%，远高于东亚主要经济体1.4倍左右的水平，且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绝对值达到28481元。二是城乡居民财富不平等扩大。城乡居民财产财富差距过去十年快速增长，显著高于收入不平等状况，财产性收入比维持在10倍以上。三是城乡居民消费福利差异明显。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农村居民的2倍左右，城乡人均消费差距在2021年达到14391元，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高出城镇居民4.1%个百分点。四是城乡居民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水平不均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一些方面仍然较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可享有水平。若城乡居民个人福祉和富裕程度的不平等持续扩大，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农村发展不充分是中国发展最大的不充分。一是农业产业比较收益低下。中国非农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4倍左右，2020年占总就业人数23.6%的第一产业劳动者仅创造7.7%的GDP份额。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存在短板。自然村道路建设滞后，农村客运设施不完善，部分地区农民出行困难。2020年仍有65.1%的乡未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乡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48.46%，燃气普及率仅为30.9%。三是农村教育发展不平衡。2016年末，全国67.7%的村庄没有幼儿园或托儿所，2020年农村居民家庭户主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占比仅为13%。四是农村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乡村建设存在人才缺口、资本下乡面临制度与环境约束、城乡土地权利和市场体系不完善，要素从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加剧乡村衰败。

经过“十一五”“十二五”的大力建设，尤其是“十三五”规划实施，已经改善了一部分农村环境。截至2019年底，中国乡镇和建制村道路硬化率均达到了99%以上。同时，在医疗、环境、文化等涉及民生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上均有大幅度提升，一大批现代化新农村也相继涌现，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乡村维护管理工作不到位。对于交通的后期维护，地方政府往往关注的重点在于当地交通设施的有误，却对建成之后的道路质量及后期的维护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使得一些路段使用寿命降低，早早失去了功能；政府大多只负责村以外的资产维护，村内的资产则主要由村集体和群众共担，包括保洁员工资、污水处理站建设、污水管网运行、厕所粪污抽运等。调查发现，三大工程的运维费用已成为村务支出的重头，有的村集体甚至入不敷出，出现了拖欠保洁员工资的情况。

第二，农村医疗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医疗人员医疗水平较低。随着中国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村医疗情况相比过去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们的意识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更加相信现代医学。就是使得当前农村相对薄弱的医疗资源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的就医需求，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医疗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医疗人才严重缺乏。

第三，垃圾处理设施匮乏，环境治理理念缺失。由于相应的配套设施未及时跟上，因此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未分类直接清运”的情况占比过半，资源利用率不足三成。对于日产汽车公司垃圾上规模的县域，焚烧发电项目深受地方政府欢迎，产生了重“集中”、轻“分类”的反向激励。在一些缺乏发电项目或不具备发电条件的地区，仍采用简单填埋或直接焚烧的方式，对城镇填埋场及垃圾渗滤液处理能力造成极大压力，二次污染严重。二是生活污水处理方面，地区差异非常明显，中西部地区普遍缺乏处理设备，农民对污水处理的认识还比较淡薄。主要成因有，设备和管网建设投入高、专业管护人才缺乏、村庄过往缺乏规划、技术过度参考城镇经验等。部分村庄采取了自建污水处理站或渗水井的方式，但条件简陋，存在渗水隐患。三是卫生厕所改造方面，“一刀切”式的推进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水土不服”，甚至招致农民的抵触。最大的问题是用水，出现了因缺水、无法上水导致的改而不用、用后更不卫生等情况。目前在干旱、寒冷地区已进行试点探索，但其广泛适用性仍待时间检验，不少地区的改厕进度严重滞后。

第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利用率低。目前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而言，不仅存在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还存在着重建设轻管理、文化设施使用效率过低等问题。由于文化设施建设的经济效益不明显，往往被一些基层政府排除在农村基础设施规划之外，对于其管理工作也不够重视。此外，由于宣传工作的不到位，导致为数不多的文化设施如乡镇综合活动站、读书室、文化广场使用效率偏低，甚至成为了摆设。

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已有了明显的改观，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仍存在如投融资渠道、资金保障不足、管理欠缺等一些建设问题；同时农村基础设施管护机制不健全，长期效益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的问题。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和重点问题，首先是体现在农民收入增速缓慢。据中国统计局资料显示，在1999年—2001年期间，虽然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578元增长到2366元，增长49.9%，年均增长6.9%，然而这一收入增长主要分布在1997年之前，1997年之后农民收入增速连续4年下降。2000年仅比上年增加了43元，与1997年的164元相比，少增加121元，一些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甚至出现负增长。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市场内需明显不足。

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引发了其他的问题：农村居民生活保障存在严重问题、农民购买力不强等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中国农户经营规模偏小，大宗农产品生产经营成本高，粮食、油料、棉花等农产品不具备商业竞争优势；肉类、蔬菜、水果和花卉等具有优势的产品因国外技术壁垒，导致在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上难以达到国外市场要求，又缺乏出口优势和竞争优势。国外农产品大量进入国内市场，又使得国内农产品价格下跌，主产区农民“卖难”问题加剧，使得增收压力有增无减。

中国针对农民收入问题制定了许多政策，但目前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农户收入差异较大、非常规性支出造成农民负担等收入问题。

农业基础设施是支撑农业发展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农业基础设施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部门或产业部类。一般认为，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包括农田水利、电力、道路、仓储、运输、销售、气象、通讯等在内的物质基础设施；二是包括农业科技研发、教育培训、农技推广、政策管理、信息咨询等机构和设施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的基础薄弱，再加上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损失。因此，水利建设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每年都要召开几次全国性水利工作会议，研究解决治水的问题。这个时期，中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整修和治理大江大河、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农用工业、兴办农业科研和推广事业。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引导和组织群众开展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建设，期间全国建设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和配套沟渠。

1981—1990年，中国农业出现过高速增长，也经历了低谷徘徊，但总体上仍不失为新中国农业发展历史上一个黄金时期。而这一时期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除了一贯强调的农田水利建设外，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产品流通设施、市场体系与设施被提上日程。1983年，基础设施才在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出现，并且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农业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方面进行初步探索：一是倚重劳动积累制度来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允许农业基础设施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实行谁兴建谁得益的原则。

1987——2003年期间，农业发展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而主要依靠农村具体和农民筹资筹劳的农业基础建设、管理和运行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在中国资金投入以及农民用于生产固定投资的数量减少，从而打击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虽然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民收入明显增加，但是由于农村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行使非常不相适应，出现了乡村公路损毁严重难以修复、人畜饮水困难、水利设施残缺不齐、农村用电边远地带环境改善难等问题，成为了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200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不能忽视农业，最重要的是不能忽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经过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的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发展成就。但也暴露了一些新问题，如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全球气候变化等各种因素相互叠加，使中国耕地保护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其中也包括基础设施农业用地供需矛盾的问题；受自然因素、技术因素、制度因素的影响，中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尚存在一些问题；在投资建设与后期管护环节，农田水利建设均存在治理失灵问题；在农业防灾减灾方面，一些农业防灾减灾资源未得到高效利用的现象。

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下，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亿万农民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19年丰收增产，2022年更是创造了新的历史最高水平，总产量达到68652.8万吨，其中谷物产量为63324.3万吨，稻谷和小麦的产量分别为20849.5万吨和13772.3万吨，人均稻谷和小麦产量达到247.1公斤，确实是做到了“口粮绝对安全”。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毕竟人均农业自然资源不足，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食物消费水平又在持续提高，因此，在国内农产品供给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中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农产品也在不断增长。据海关统计，2022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为14687.2万吨（包括大豆），相当于国内粮食总产量的21.4%；扣除了进口的大豆（9108.1万吨）后，其他粮食的进口量为5579.1万吨。这说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即便做到了“口粮绝对安全”，也不能高枕无忧，因为从整体的食物需求来看，中国对国际市场毕竟还有相当的依赖度。

尽管中国的口粮供给已绝对安全，但从食物供给的总体情况看，中国粮食供给仍处于总量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的状态。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是体现在南北地区之间；二是体现在中国稻谷、小麦在正常年景下供过于求，但油料、糖料、饲料明显供不应求，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过高。在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人们的食物消费中，口粮的比重持续下降，而其他食物的比重不断上升，因此，尽管2022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超过了6.8亿吨，但实际的粮食消费量却已经突破8亿吨。近5年，中国平均每年从国际市场进口1.39亿吨粮食，2022年是14687.2万吨，相当于14亿人口每年人均进口粮食100公斤。这一状况已经成为常态。

中共二十大对农业农村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概括来说：未来5年“三农”工作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因此，要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摆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位置。

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14亿多人口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始终是头等大事；第二，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的功能要发挥积极作用，把农业农村搞好了，广大农民安居乐业，他们才有充足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第三，实现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农业发展，农产品供给有保障，物价稳定、人心安定，经济大局才能稳住。拓展现代化发展空间，农业农村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几亿农民整体迈入现代化，会释放巨大的创造动能和消费潜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畅通工农城乡循环，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增强中国经济韧性和战略纵深的重要方面。扩内需、稳增长、促发展，农业强国建设是重要的发力点和突破口。

建设农业强国，一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针对未来5年、2035年、本世纪中叶的目标，分别制定路线图和施工图，强化规划的法规效力。制定规划要同现有规划相衔接，保持工作连续性；要严格执行规划，坚决防止不把规划当回事。二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建设农业强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要分阶段扎实稳步推进，以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干下去。当前要把重点放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三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各地要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大局需要，作出应有贡献，从本地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入手，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办一项是一项、办一件成一件，不要一股脑去搞脱离实际的“高大上”或面子工程的东西。

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要想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一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做到产能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收益保障、责任压实。

抓物质基础，提升粮食产能仍然是首要任务。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抓紧制定实施方案，把任务落实下去。一是要强化藏粮于地：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遏制“非农化”、有效防止“非粮化”。坚持良田粮用大原则，果树苗木尽量上山上坡，蔬菜园艺更多靠设施农业和工厂化种植，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尽快提出落实办法；二是要藏粮于技，在生物育种方面，抓种子要选准突破口，持续发力、协同攻关，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同时也要加快产业化步伐；在设施农业方面，要发展日光温室、植物工厂和集约化畜禽养殖，推进陆基和深远海养殖渔场建设，拓宽农业生产空间领域。

此外，保障粮食安全，要在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发力。减损方面，要提升应急保供能力，系统梳理生产、加工、流通、储备、贸易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点；要挽回食物采收、储运、加工、销售、消费每个环节的损失。这不仅要制止“舌尖上的浪费”，深入开展“光盘行动”，还要提倡健康饮食。食物节约减损即可有效减轻供给压力，也可减少资源使用；。要树立节约减损就是增产的理念，推进全链条节约减损，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每个环节都要有具体抓手，越是损失浪费严重的环节越要抓得实。

而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必须保证其他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特别是抓好大豆和油料生产，抓好生猪和“菜篮子”工程。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在保护好生态环境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

抓机制保障，一是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完善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稳定农民预期、降低生产风险。要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方式，延伸产业链条，实现节本增效。要出实招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探索产销区多渠道利益补偿办法。既不能让种粮农民在经济上吃亏，也不能让种粮大县在财政上吃亏。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扛在肩头，要严格考核，督促各地真正把责任扛起来。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原地区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其中，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振兴犹如乡村振兴“总抓手”的五指。乡村产业振兴是基础，乡村人才振兴是关键，乡村文化振兴是动力，乡村生态振兴是支撑，乡村组织振兴是保障，这五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产业振兴是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三农”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农民增收、增进农民福祉。产业振兴让农民更多参与产业链各环节分工和价值增值，有利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发展壮大乡村产业还能吸引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带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产业振兴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力支撑。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乡村产业，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有利于更好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加快形成城乡一体的大市场。推动产业振兴，着力构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有利于吸引更多生产要素向乡村回流、集聚，进一步释放乡村消费和投资潜力。

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3个字琢磨透。“土”讲的是基于一方水土，开发乡土资源：要善于分析新的市场环境、新的技术条件，用好新的营销手段，打开视野来用好当地资源，注重开发农业产业新功能、农村生态新价值，如发展生态旅游、民俗文化、休闲观光等。“特”讲的是突出地域特点，体现当地风情：要跳出本地看本地，打造为广大消费者所认可、能形成竞争优势的特色，如因地制宜打造苹果村、木耳乡、黄花镇等。“产”讲的是真正建成产业、形成集群：要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藏、运输销售等，形成一定规模，把农产品增值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总之，要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促进产业振兴，必须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贯彻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针对存在的产业发展基础不牢、联农带农机制不够持续稳固、产业配套支持政策落实不够精准有效等问题，采取有效举措抓整改，扎扎实实推进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实；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继续压紧压实责任，发挥好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预警响应作用，坚决防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象，同时要促进脱贫地区加快发展，推动各类资源、帮扶措施向促进产业发展和扩大就业聚焦聚力；要注重激发脱贫群众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志气心气底气，鼓励实行发展类的补贴，要倡导多干多补、少干少补、不干不补、鼓励实施建设类的项目。

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产业，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挖掘经营增收和务工增收潜力。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注重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让农民挑上“金扁担”。要加大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给农民的补贴能增加的还要增加，社会保障水平能提高的还要提高，农村各类资源要素能激活的尽量激活，让农民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

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必须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实现量的突破和质的跃升。

在农业科技发展上，不仅要补上短板弱项，同时要立志发挥后发优势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大力提升中国的农业科技水平，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而这就需要，以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引领，以产业急需为导向，聚焦底盘技术、核心种源、关键农机装备、合成药物、耕地质量、农业节水等领域，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各级各类优势科研资源，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打造中国的农业科技战略力量，支持农业领域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周期相对较长，要舍得下力气、增投入，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加快成果转化，依靠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将新的农业科技进行推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要稳定队伍、提升素质、回归主业，强化公益性服务功能。同时，要鼓励发展各类社会化农业科技服务组织，创新市场化农技推广模式，促进科技入户。

在农村改革方面，针对条件不承受的不要急于去动，对于涉及土地、耕地等农民基本权益特别是改变千百年生产生活方式的事情，要极其慎重。在改革过程中，牢牢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

首先，必须继续把住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把强化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和实现农民集体成员权利同激活资源要素统一起来，搞好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首先，就要扎实做好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各项工作，确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权保持稳定、顺利延包。有条件的地方可在农民自愿前提下，探索开展农田集中连片整理，解决细碎化问题；支持有条件的小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办企业，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小农户服务好、带动好。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要把握好度，不能依靠行政手段强行流转农民土地，人为垒大户、搞不切实际的大规模甚至超大规模经营，防止强行收回农民承包地搞“反租倒包”。第二就是要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在试点中不断探索完善集体所有权、农户资格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内容及其分置的实现形式。要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增强改革系统性。

农村改革也要注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其重点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这就需要充分利用农村集体自身资源条件、经营能力，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尊重群众意愿、遵循市场规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严格控制集体经营风险，坚决遏止新增债务，充分保障集体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决不能让集体经济变成少数人的“小金库”。

在城乡发展方面，改革要顺应城乡融合发展大趋势，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鼓励社会资本下乡成为农业经营主体，但必须守住经营农业、农民受益的基本要求；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让能进城愿进城的，更快更好融入城市。同时，要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等合法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退出。

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农村现代化一是要关注乡村建设，促进物质生活富裕；二就是要关注乡村治理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精神富足。

乡村建设，首先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组织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特别是要加快防疫、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第二，要科学谋划村庄布局，防止“有村无民”造成浪费；第三，在乡村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财力可持续和农民可接受，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集中力量先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优先建设既方便生活又促进生产的项目；第四，乡村建设要要健全自下而上、农民参与的实施机制，多听群众意见，照顾农民感受。

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方面，一是要将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二是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推动乡镇赋权扩能，整合力量、提升能力，确保接得住、用得好；三是要深化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实践，创新乡村治理抓手载体，完善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接诉即办等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

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一是要同传承优秀农耕文化结合起来，同农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理念结合起来，弘扬敦亲睦邻、守望相助、诚信重礼的乡风民风；二是要加强法治教育，引导农民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三是要促进农村移风易俗的工作推进，，找准实际推动的具体办法，创新用好村规民约等手段，倡导性和约束性措施并举。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关键在党。因此，就就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原则不动摇，要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强保证。

在健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制上，一方面，要发挥国、省、市、县、乡五级书记的作用，市县两级更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头戏，花大精力来抓，特别是县委书记要当好“一线总指挥”。要完善考核督查机制，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政策落实；同时各级中共党委要加大对涉农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三农”工作本领，改进工作作风，打造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有领导农业强国建设能力的“三农”干部队伍：各级党政干部要把调查研究、求真务实作为基本功；要强化系统观念，统筹处理好两难甚至多难问题；要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

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要健全村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村级组织体系，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把村级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各类社会组织等紧紧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要全面培训提高村班子领导乡村振兴能力，不断优化带头人队伍，派强用好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注重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到农村基层锻炼成长，充分发挥农村中共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推动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和村务监督委员会有效衔接，把纪检监察工作向村延伸覆盖。要持续为农村基层干部减负，深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减少名目繁多、变形走样的考核评估、督查检查等，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精力为农民办实事。

针对于健全工作机制上，就需要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加大力度利用人才的作用。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本土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既要着力培养一批乡村人才，重点加强村党组织书记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全面提升农民素质素养，育好用好乡土人才；又要引进一批人才，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创造机会、畅通渠道、营造环境，帮助解决职业发展、社会保障等后顾之忧，让其留得下、能创业。同时，要树立阶段性用才理念，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要推动县域内人才打通使用，有计划地把重点培养的中共党政干部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放到农村去，让他们在一线担当作为、锻炼成长。通过多方面努力，着力打造一支沉得下、留得住、能管用的乡村人才队伍，强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三农”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民实现了翻身解放、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粮食生产取得巨大成就，用占不到世界9%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18%人口的吃饭问题。从1949年到2020年，全国粮食产量由2263.6亿斤跃升到13390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由209公斤增至474公斤。粮棉油、肉蛋奶、菜果茶和水产品等总产量稳居世界前列，老百姓的米袋子更加充实，菜篮子更加丰富。 

（二）农业现代化取得长足进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全面加强，建成高标准农田8亿亩，有效灌溉面积由1949年的2.39亿亩增至2019年的10.3亿亩，增长了3.3倍。农业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1%，农机总动力超过10亿千瓦。农业科技取得重大发展，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农业生产的化肥、农药利用率明显提升，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86%，农膜回收率超过80%。 

（三）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乡村水电路气房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升级，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道路硬化率达100%，而且全部通电、通光纤和4G网络，农民生活更加便利。农村人居环境得到巨大改善，2020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5%，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全国90%以上的行政村。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农村环境有新改善。 

（四）农民生活实现质的飞跃。农民收入大幅增长，1949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3.8元，2020年达到17131元。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949年的116元增加到2020年的13713元，年均增长6.96%。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1954年的68.6%降到32.7%。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城乡基本养老、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人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77岁。 

（五）城乡关系发生重大转变。1949年，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2.6%，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松动，工农城乡关系不断调整，实现了由“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转变。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形成，城乡差距不断缩小。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 

截至2024年12月20日，中国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了优势特色突出、带动能力较强的主导产业。通过积极推进乡村工匠和劳务品牌培育，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达到3296.2万人。2024年前三季度脱贫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84元，实际增长6.5%。中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近1300万人。2024年以来，各地通过打造丰富的产业业态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一大批“乡创客”“新农人”到乡村干事创业。预计到2025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者有望超1500万人。2024年中国新建了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认定了333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和特殊现代化实践中的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理论创造。它反映了三农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对认识和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现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一，重新唤起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和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将其置于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使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一致的重要奋斗目标。

第二，提出了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维性分列概念和就三农说三农的城乡分割的“单向度”的局部性问题，转变为把三农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维性合成概念和问题，转变为城乡互动的“双向度”的全局性问题。它改变了过去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理论、研究某一方面的狭隘视角和传统框架，建构了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从多方位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实现了对三农及其相关问题认识深度和广度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推进了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中国共产党在三农新框架下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农问题理论；同时，实行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这些创新尽管目前还不够完善，但开创了全社会上下协同、城乡互动共同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壮观局面。

第四，使原先一度突出的三农问题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遏制和缓解。从2004年开始，中国扭转了1998年以后粮总产量连续5年下降的趋势，实现了“九连增”；同时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由最高年份2009年的3.33:1，下降到2012年的3.10:1。新农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农村社会总体稳定。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提出三农问题、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调整政策有关，而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恰恰在这些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五，开创了具有中原地区特色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道路。由于有了三农新概念、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理论、新政策、新实践，中国在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时，就打破了早期工业化中国和新兴工业化中国“以农补工”向“以工补农”政策转变的种种局限性。中共十八大在总结十年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方针，进一步完善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方针，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规划了更加光明的前景。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理论与政策的正确性，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创了不同于西方而适合中国的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道路，也显示了当初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深远意义。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受到各国媒体高度关注。外媒普遍认为，“三农”建设，为全国消除贫困树立信息，也对其他发展中中国消除贫困产生了示范效应。

中国将研制出的新型农作物以及使用的农业技术，向其他发展中中国推广，这有助于帮助其他发展中中国消除贫困和饥饿，促进其他地区的农业发展。中国立足本国国情，勾画的多途径、多手段全面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立体思路，不仅契合着全球“三农”治理的共有规律，同时也为其他中国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英国《金融时报》在题为《中国总理承诺减税，以促进农村经济》的报道中说，5年内取消农业税。这一举措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更平等地分配财富的追求。这一举措如果得到贯彻落实，将大大推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泰国《亚洲日报》在2004年6日发表题为《以民为本，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社论说，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的8大任务首当其冲的是“三农”问题。这是个非常可喜的讯息，是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泰国《罗日报》网站刊文指出，自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中国的脱贫攻坚极大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中国，为全球消除贫困树立信心。

意大利《晚邮报》报道，中国是全球重要粮食作物的主要生产国。2020—2021年度中国的花生、水稻、小麦和棉花产量将分别占全球总产量的37%、29%、18%和23%。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中国发展意义深远。

乌干达《新愿景报》报道说，“中国专家指导乌干达农科院开展苹果砧木繁育150万株；开展“坡改梯”及天然集雨工程示范，提升了乌干达农业部示范苗圃的生产能力；还建造了两处以甲烷为纽带的庭院生态经济模型……中国专家不仅传播了实用的农业技术，为乌干达农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更将真诚与友善带到了乌干达，受到当地政府和农民的广泛好评。”

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报道了袁隆平海水稻团队宣布于2020年正式启动海水稻产业化推广的消息。文章称，中国推广海水稻种植有广阔空间，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打造成熟的技术体系，运用绿色的生产方式，不仅能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喜米，还有利于改善盐碱地周边的生态环境。同时，海水稻的推广还可走向国际，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饥饿。”

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刊文说，中国各级政府为发展有机农场提供支持，其措施的广度和力度在全球都是罕见的。

南非《索韦托人报》报道称，中国一方面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释放城市化和工业化活力，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污染防治、发展绿色农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统一，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菲律宾《马尼拉公报》新闻主编伊莎贝尔认为，中国拥有广袤的农村地区和庞大的农业人口，农业农村发展状况对中国发展非常关键。近年来，中国农村地区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卫生、医疗、教育等保障不断完善，农村环境越来越好，致富之路也越走越宽。

阿根廷《第十二页报》日前刊登拉丁美洲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迭戈·马索孔内的文章指出，中国乡村建设与发展政策有的放矢，将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强化公共机构、私营企业和教育部门合作，促进良性循环，让贫困家庭孩子接受更多教育，让贫困劳动力更好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促进贫困人口稳定就业，有效提升了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

意大利“农业新闻网”评论称，中国正将创新理念运用到农业发展领域，特别是提升农产品贸易的数字化水平，保障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中国发达的电子商务为农民销售农产品开拓了广阔的数字平台，帮助乡村脱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