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广义的红卫兵是指“文革”中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各类群众组织。狭义的红卫兵通常中指文革中纯粹由青少年组成的学生组织。“红卫兵”一词，是由北京清华附中部分学生于1966年5月提出，并于5月29日率先成立红卫兵组织，随后中国各地的各种学生组织，都统名为“红卫兵”。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作为一种运动形式，其过程基本为两年，而作为一个青年组织形态，它前后则延续了大约十二年左右的时间。

红卫兵成立初期只是清华附中部分学生的自发行为，后来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与肯定，影响力扩大。红卫兵主要以“大串连”活动、破“四旧”活动、“红海洋”运动进行政治文化活动。红卫兵因种种原因，产生内讧，并且逐渐分裂社会化，导致社会混乱加剧。从1967年2月开始，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把红卫兵往群众组织方向引导，通过成立红卫兵代表大会等方式，把红卫兵组织完全纳入到正规的群众组织中来，像工、青、妇组织那样，成为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青年学生组织。文革结束后，红卫兵名存实亡，于1978年8月19日正式撤销终结。

广大参加红卫兵的学生，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是出于对领袖的信赖，认为是在“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他们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从一开始就被林彪、“四人帮”等人所利用，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到处冲击，破坏极大，是造成全国性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文化大革命”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给中国当代社会造成了空前的劫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历史性悲剧。

1966年5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某班班长就讨论《海瑞罢官》问题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在这一问题上，一些学生和校领导发生了分歧。某日，两位同学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时，一个同学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另一个同学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便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都可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后来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高年级的部分学生在讨论形势和对策时，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1966年6月2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几个学生，在主楼门厅的墙上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相继有一百多人在“红卫兵”三个字后面签了名。随后，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这一名称不胫而走，出现在各个校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一般都是以班级和学校为单位。红卫兵各级领导机构的名称也不统一，班里面有的叫“核心组”，学校里面有的叫“总部”。加入红卫兵的手续也不是很严格，但第一重要的条件是家庭出身。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后，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混乱。1966年7月2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两篇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委托江青转交给毛泽东。8月1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毛泽东的回信，并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3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被召到钓鱼台，并给他们看《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当时正在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这封信。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公开发表之后，红卫兵立即成为最有光彩的称号。各个学校的学生纷纷放弃原来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而统名于“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革命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见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宋彬彬将一一个红卫兵袖章佩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这次接见以后，“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了一一个新高潮，也使红卫兵运动达于鼎盛时期。

1966年8月18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共八次10批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

1966年9月6日，以蒯大富等人领导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第三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成立。这是红卫兵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分裂的开始。11月27日，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的一些老红卫兵重新组成一群众组织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成立。首都三司这一派的红卫兵一般是1966年8月18日以后陆续成立的，称之为新红卫兵，而在此前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一般被称做“老红卫兵”。这是红卫兵内部开始出现分化，逐步形成派系，导致内讧。

1967年1月31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指出：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从而掀起了整个社会对联动进行“大围剿”的浪潮。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下的“首都三司”却越来越得势，并成为揪党内走资派的急先锋。新老红卫兵的主要区别：

从1967年1月开始，红卫兵开始在各地夺权活动。这种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对红卫兵组织产生的影响也是极大的。一是红卫兵组织为了扩大影响，向省市领导机关夺权，纷纷成立规模更大的跨学校的群众组织，既使是在本校内部，也更换名称，扩大组织，以便在夺权斗争中居于主导地位。二是这些组织由于在夺权的具体问题上出现分歧，明显的分裂为两大派组织。红卫兵组织的分裂日益社会化。

1967年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3月25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红代会”的成立，它是红卫兵按学校和教学班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开端。随后，不少地方都仿效北京纷纷成立各级“红代会”。

从1967年10月至1968年上半年，虽然红卫兵组织之间严重的派性对立仍然存在，但这个期间，红卫兵组织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始加速向党领导下的“正规”群众组织方向发展：各地掀起成立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的高潮。

1968年7月25日，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这表明毛泽东开始有保留地支持红卫兵，既对红卫兵组织的现有无政府状态不满意，又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成果，包括肯定红卫兵运动。这样，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基本思想，就是把红卫兵组织完全纳入到正规的群众组织中来，像工、青、妇组织那样，成为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青年学生组织。

1968年3月各省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明确要求省革委会中要有一定数量的红卫兵代表。

中共中央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解放军、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表明中央已通过这种形式，对红卫兵组织的性质加以确认，并作为党领导下的一种革命群众组织加以对待。党的九大以后，各级红代会组织普遍建立。

197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再一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武装，工会、贫下中农协会、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红卫兵、红小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

红卫兵内部的组织形式大致如下：省、市、县(区），设立各级红代会组织。学校（主要是中学)设红卫兵团，年级设红卫兵连，班级设红卫兵排。各级红代会领导机构内设主任、副主任，常委和委员，其中常委和委员，包括副主任，大部分都是由学生兼任；学校设红卫兵正副团长；年级设正副连长，班级设正副排长。

中共中央第九次代表大会九大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了高潮，红代会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党团组织动员中学学生上山下乡。

文革后，由于红卫兵组织自身的矛盾和错误的指导思想，其影响越来越小，几乎为人们所遗忘，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工作在不断加强；少先队和学生会也正在恢复。红卫兵的存在，使学校中学生组织重叠，学生干部负担过重，矛盾很多。普遍认为，红卫兵组织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了。”文件下达后，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这一天，应该被看做是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上海第一医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上海交通大学革命造反指挥部、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北京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新北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等。

红卫兵运动在刚刚兴起时，外地的红卫兵为了寻求支持，四处活动，各方联络，北京自然成了他们关注的热点，到北京来的外地学生逐渐增多。北京师生也纷纷走出北京，去外地“煸风点火”，进行革命大串连。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这种串连又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去北京见毛主席。8月31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和北京的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会上正式肯定了全国大串连。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从9月6日起，外地高等学校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交流革命经验，“来京参观一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红卫兵大串连给交通带来了极大的运输压力。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步行串连的红卫兵。这些长征队主要的行进目标是北京，也有相当多的长征队前往井冈山、延安市等地。红卫兵长征队在行进过程中，经常组织召开各种群众大会，进行讲演，对扩大红卫兵的影响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串连活动过程中，人身事故多次出现。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0月29日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联。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终于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连。

“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66年7月4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把“四旧”视为“修正主义的东西”。破四旧刚开始范围仅限于北京，以“改旧名”为突破口，其矛头指向人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和工作单位的名称。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红卫兵大破“四旧”的消息后，破四旧运动迅速推向全国，并进一步发展到人身迫害、破坏文物、冲击涉外单位。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政策的影响下，“破四旧”运动最终发展到“抄家”的极端现象。破四旧活动到1966年9月开始降温。9月21日《人民日报》开设“和红卫兵谈心专栏”，告诫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加强纪律性，听从指挥。这些对制止红卫兵的极端行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达1200多万人次。这极大地推动了红卫兵运动的向前发展，也是红卫兵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标志。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林彪、江青等人利用红卫兵的朴素感情，掀起了对毛泽东的崇拜热，进而推动全民性的个人崇拜。因此，“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红卫兵运动有直接关系，但又不能完全归之于红卫兵运动。它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基础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利用与煸动综合作用的结果。

红卫兵组织受到“四人帮”的利用，起了极坏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是首先在大中学校点燃，并通过红卫兵运动走向社会的，教育界是“文革”的发源地和重灾区；同时在“文革”期间又进行了贯彻毛泽东教育主张的大规模“教育革命，文革”期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发生了极大变动。

红卫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作出解释：

主要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学生和社会上其他人群不同，学生造反的动机虽不排除个人利益但总体来说比较单纯，其中蕴藏的普遍性因素：青春期激情占了很大的比重；文化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教育，是诱发红卫兵运动的一大原因；人们起来造反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家庭出身，而是因为毛泽东的号召，这才是直接原因；基于当时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

红卫兵思潮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思想条件、组织条件。历史条件是指政治社会化；思想条件是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如反修防修、“大民主”思想与“治乱观”等，同时还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封闭性；组织条件是指红卫兵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组织。其历史条件和思想条件也可以用来解释红卫兵运动的产生。

红卫兵产生的原因，应当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三个角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这样一个观点：红卫兵运动是在60年代中国，实行社会高度政治化、毛泽东个人崇拜以及封闭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广大青年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与社会交互作用的必然产物。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表现出鲜明的盲目的狂热性、残忍性、反社会性和反现代性的行为特征。

“春无悔”的态度，认为不管红卫兵犯有多大的错误，又如何被利用和曾失落过，是，“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其源泉完全是正常的乃至是美好崇高的。

李辉先生以客观、冷静、历史的眼光对“红卫兵一代”作出了概述：“在20世纪中国，红卫兵也许要算最引人注目、最具有悲剧色彩、也最为尴尬的一代。轰轰烈烈与冷冷清清，叱咤风云与平淡琐碎，豪气干云与无可奈何，诸多形成强烈反差的形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都以未曾预想的方式在他们身上出现。”

对于红卫兵问题的评价，我们已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红卫兵问题所持的否定性态度，不应过多地停留在道德评说上，即在“好”与“坏”之间或“对”与“错”之间作出抉择，而是应该深入一步，从历史的必然和逻辑的必然相统一度，并从历史的真实和逻辑的可能相统一的方面，着重研究和把握红卫兵问题为什么是可能的，它又如何是可能的，它为什么是必然的，它又如何是必然的，这有待于广大学者研究的共同努力。

红卫兵运动不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贻误了一代人的成长。

红卫兵组织也创办了类似于《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这样的红卫兵报刊，大约有5000种之多。这些报刊是各红卫兵组织的喉舌。这些刊物虽然存继的时间都较短，然在其初创、发展、鼎盛、衰亡的过程中，留下了历史印迹。红卫兵比较有名的刊物，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东方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红旗”的《红旗》、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清华大学“井冈山”的《井冈山》报，等等。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广大参加红卫兵的学生，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是出于对领袖的信赖，认为是在“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他们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从一开始就被林彪、“四人帮”等人所利用，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到处冲击，破坏极大，是造成全国性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文化大革命”起了推波助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