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善耆[qí]（1866—1922年），字艾堂，号偶遂亭主人，满洲镶白旗人，清朝太宗皇太极之子和硕肃亲王豪格的第八代孙，清代十二大铁帽子王之一。爱新觉罗·善耆是女间谍川岛芳子生父。

善耆同治五年生于北京。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善耆的祖父肃格亲王华丰去世，次年四月，善耆的父亲隆勤承袭了王爵。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善耆年仅二十岁时，他被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并在光绪十五年任头等侍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继承王爵，但两年后发生庚子之变。他曾担任镶红旗汉军都统、正白旗领卫内大臣、军谐大臣等重要职务。他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造者之一。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扶光绪西逃。在此期间，爱新觉罗·奕劻奕动和肃亲王归京，与李鸿章一起协助处理各项事务。他倡导尽早实行宪政改革，计划在准备宪政改革后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任民政部尚书，1911年成为庆亲王内阁的民政大臣。与李鸿章一样，他积极支持"洋务运动"。北京东安市场就是经过他的建言批准，在吴三桂的旧邸址上兴建的。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试图迫使清帝退位。善耆坚决反对这一举动，并拒绝签署清帝退位昭告书。袁世凯成为总统后，与善耆的矛盾日益激化。善耆伪装逃离北京，前往旅顺。此后的十年里，善耆将旅顺作为基地，积极推动复辟清朝和策划"满族独立"活动。1922年，善耆病逝于旅顺。

同治五年（1866年），出生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肃亲王府。他是皇太极长子爱新觉罗·豪格豪格的第八代嫡孙。祖父为华丰，死后谥曰恪；其父隆，官至内大臣。大祖父去世后，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善耆的父亲隆懃承袭了王爵。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十岁的善耆被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并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任头等侍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善耆承袭父爵。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九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善耆保护慈禧等逃离。返回后，被授崇文门税务衙门正监督一职。上任后推行廉政。后被调补镶红旗满洲都统，并赏戴三眼花 。同年12月，善耆被任命为崇文门税务衙门监督，负责征收进入北京的货物税。善耆就任后对机构进行了整顿，禁止贪污和勒索，改善了以往官员借这一职务贪污敛财之风，此外他还下令对外国人征收税款，使得税务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次年，清朝在北京成立警备学堂，善耆推荐日本人川岛浪速作为“客卿”出任学堂总监。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善耆被任命为工巡总局管理巡抚大臣，并兼任步军统领。同时在工巡总局之外，他设立了中、东、西三个分局，建立了新式警察机构，并在外国公使馆区域设立了分巡处。他还负责成立了路工局，修建了北京内城外城的马路。此外，他还提议将王府井神机营操场改建为东安市场，使得京师的繁华景象得到了改观。善耆还为京城架设了第一批电话线路，使得一些王府、政府衙门以及公共场所开始使用电话。此外，善奢还推行西洋新式马车，逐渐取代中国的老式马车。然而，旧步军营兵士与新巡警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善耆建议废除步军统领衙门，但遭到二万官兵的强烈反对。光绪三十年（1904年）2月被免去了步军统领和工巡局管理事务大臣的职务。同年九月，善耆被任命为镶黄旗蒙古都统，次年五月转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八月负责管理新旧营房事务。十月，他又被任命为理藩院管理巡抚大臣。

光绪三十年（1904年）善耆联系流亡国外的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与革命党人，期望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以使清朝推行宪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善耆担任理藩院管理院务大臣。理藩院负责管理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善耆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蒙古喀拉沁王，因此他与蒙古王公们的交往密切。担任管理理藩院大臣后，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考察蒙古，之后向朝廷提出了在蒙古实行新政的四项意见：设立工厂、改良马匹、兴修水利和修筑铁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些建议大多没有得到实现。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清朝进行了一次官制改定，将原巡警部改组为民政部，并任命善耆为民政部尚书。善耆接管民政部后，除了继续推行禁烟措施外，还对北京市内的公共卫生进行了整治，并在主要地区建立了第一批公共厕所。民政部还着手建立户籍制度，并进行了初步的人口统计。

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底，清廷发布谕旨，指出整顿海军对国家至关重要，并派遣善耆、镇国公爱新觉罗·载泽、尚书穆尔察·铁良和提督萨镇冰等人根据善耆的建议进行筹划。闰二月，善耆呈交约150字的奏折，内容涉及自治章程的制定、议事会、董事会的筹建、户籍法的施行以及警政、人口普查等众多事宜，还包括对前一年工作的考核与审定，得到了载沫的采纳。五月，善耆上奏，提出应充分利用现有船只，加强海军基地建设等措施，先稳定基础再扩充海军。这份奏折详细报告了海军教育、舰船和军港工厂的情况，强调了培养海军人才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预算，得到了清廷的重视和采纳，但由于对善耆的猜忌和对其权力欲望的警惕，始终没有给予善耆兵权。

宣统二年（1910年），各省开始了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在最高层的中央官员中，只有善耆主张立即召集国会。由于各省多次发起请愿，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zǎi fēng]非常愤怒，没有人敢接见请愿代表。然而，善耆却例外地在民政部大堂接见了他们，并表示支持他们的请愿活动。善耆还希望通过实行宪政来获得内阁总理大臣的职位，这导致一些亲贵对他不满。善耆也试图与革命党建立联系，他雇佣了革命党人程家怪和谷思慎作为幕僚。程家怪也知道善耆的不可信任之处，因此装作与他合作。二月，同盟会成员汪精卫等人策划炸摄政王载，但被巡警发现并逮捕。由于善耆的建议，汪等并未被处死，而是被判处终身监禁，期间善耆多次探监，与汪精卫等人秘密会谈，并经常送食品和赠送钱物。

宣统三年（1910）四月，爱新觉罗·奕劻奕劻[yì kuāng]领导的皇族内阁成立，善耆被任命为民政大臣。他与元老派奕存在分歧，与爱新觉罗·载沣等少壮派也不和谐，同时自己实力不强。武昌起义爆发后，善耆辞去职务并退出内阁，南北议和期间，善耆支持君主制。

宣统五年（1912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御前会议上，善耆反对清帝退位和共和制度。一月二十六日，良粥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皇族亲贵们惊慌失措，纷纷逃离北京。2月2日，善耆在川岛浪速等人的安排下，秘密潜往日本租借地的旅顺口区。从那时起，他开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从事复辟清朝的活动。

民国元年（1912年）七月，善耆与川岛浪速签订了一份暂约书，同意将东北铁路、矿产以及外交、军事和行政权利让与日本，以换取日本的援助，以实现清朝的复辟。然而，他的计划没有成功。袁世凯策划复辟帝制时，川岛浪速等人策划了与善耆为首的宗社党人和蒙古马队首领巴布扎布的合作，试图发动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以复辟清朝。

民国五年（1916年）三月，善耆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借款100万元日元，约定在事成后，以吉林市、辽宁省省内松花江流域的森林采伐和流放木材的征收厘税等权益让与大仓。善耆得到借款后，招募了2000多名马贼，在大连市一带进行训练。日本的土井市之进大佐也召集了一千多人，以"勤王"为号召。七月，巴布扎布得到日本军官的协助，发动了混乱，悬挂着龙旗，大书"兴满灭汉大都督巴"，善耆指使宗社党人响应。巴布扎布的动乱很快被镇压，日本侵略者的部署有所改变。十月，巴布扎布被击毙，善耆发动的"第二次满蒙独立"宣告失败。此后，善耆也无力从事复辟活动。

复辟失败后，善耆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子女身上。他的三十八个子女中，大多数在日本接受了教育，当他一个女儿在日本出嫁时，他特地在陪嫁中添进一套日本和服，告诫其不可忘记日本的恩情，牢记将来与日本提携。另外的三位子女分别前往英国、德国和比利时留学。善耆希望他的子女，“不做中原地区民，也不做中国官”，以此保证皇族的血脉不被切断。1922年三月二十九日，善耆在旅顺口区去世，享年57岁。临终前，他还给溥[pǔ]仪上了一份遗折，内称"遁之旅顺，偷延视息，潜抱坚贞之志，恨无开济之才。每自再造之机，终无一成之寄。瞻望航棱，瞬息十，憔悴就死，臣罪当诛......"。他的第十四个女儿川岛芳子被送给川岛浪速为义女，后改名川岛芳子，成为了一名日本间谍。

善耆在担任崇文门税务衙门正监督（1900年）这一负责进京商品征税的官职时，他禁止官吏滥用职权，强行加税，要求一切按照规章办理，并严禁索贿和私吞税款。他还对违反禁令的官吏进行法办。他的做法受到了广大商户的赞扬，但在京城官场却受到了同僚们的质疑。

善耆在担任工巡总局管理大臣兼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1902年）领期间，致力于市政管理工作。他积极兴建东安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并扩建周边道路以改善市政。他还引进了首批电话设备，为京师的王府、政府衙门提供了通讯便利。此外，他还引进了西洋马车作为交通工具，取代了旧马车。为了加强京师的治安管理，他推动了高等巡警学堂的建立，并培训巡警人员。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市政改善，还提升了交通和治安管理水平。

善耆在担任理藩院尚书一职后，1906年春就前往内外蒙古地区进行调研，了解民情、畜牧业情况以及工业、铁路、水利建设情况。随后，他上书五事：“一联络蒙情折服蒙心，一训练蒙军，一劝谕蒙古兴学，一详勘蒙地矿产，一测绘学蒙古地图。”他对蒙疆建设问题提出了利用闲置机器开发呢绒工厂、建设蒙疆铁路网等建议。

1907年，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延续了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并以京师为试验田，建立了首批公厕，加强公共管理，成立了消防队、派出所，并在主要街区设立了巡警阁子。此外，民政部还着手建立户籍制度，进行了初步的人口统计。受日本学习院大学的启发，他在京师创办了“贵胄学堂[guì zhòu xué táng]”，招收京师富贵人家子弟接受正规的近代化学校教育，经费由国家拨给。善耆于民国元年（1912年）与爱新觉罗·良弼、爱新觉罗·溥伟、穆尔察·铁良等宗室贵族势力组织“宗社党”。

善耆的一生主要投身政治活动，但他也涉足文学，写诗是副业。善耆诗作当以辛革命为断，分前后两期。前期是声势显赫的亲王、成年后又为朝廷重臣。此期诗歌大抵有两方面内容：一是表达闲适生活情趣，二是抒发政治感慨。

善耆书画作品与传统不同，他没有形成自己艺术风格。他曾与他的妹婿蒙古亲王贡桑诺尔布（别名盒）合作绘画，作品充满了音乐剧的韵味。在闲暇时，他会穿上戏曲演员的服装，登台表演，不分昼夜。由于他很少有时间沉浸在绘画中，所以他的书画作品并不多见。善耆在辛亥革命后， 避居旅顺口区、大连市。他的书法技艺以清皇室的笔法为基础，备受日本人的重视。

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评价：找到有才干的人容易，找到廉洁的人困难；找到廉洁的人容易，找到既廉洁又能了解下情的人更难。如果全国办事的人都像善耆一样，那各种事务都会得以成功兴盛。

慈禧评价他“如果每个人都像善耆那样，谁没人愿意担任像崇文门税关监督这样的职务”。

汪精卫评价善耆是“清末的伟大的政治家”。

善耆思维敏捷，曾与名伶杨小朵合作演出《翠屏山》，善耆扮演石秀，杨小朵扮演潘巧云。在剧中，巧云以尖锐的词句质问石秀，而石秀坚决辩驳。巧云严厉地斥责：“就算你是王爷，也得给我滚出去。”四周的观众都为之惊讶，而杨小朵则谈笑自若。而扮演石秀的善耆更是乐不可支。他常常对人说：“我死后，只有某个王爷能继承我的传统。”有人说这个王爷就是肃亲王。善耆在宗室中被尊称为明达，但他的行为举止却是如此随性。在一个夏天的时候，各省的代表前来请愿国会集中在京城，晋见肃亲王。谈话间，有人突然拿起帽子放在桌子上，并大声唱：“先帝爷白帝城”等等。所有的代表都感到惊讶。善耆笑着说：“诸位不要拘束，我们都是好朋友。你们不必称我为王爷，我也不必称你们为代表，反正我们开心一阵子就好了。”

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肃亲王善耆被派回北京，协助李鸿章处理外交事务。善耆听说一个日本人川岛浪速，为保全皇宫出了大力，特意前去拜谢。善耆与川岛浪速相识后，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川岛浪速的建议下，善者协助开设了北京警务学堂，并参与了警察培训工作。川岛浪速借助善耆的影响力，为日本谋取利益，并在日俄战争后通过斡[wò]旋帮助日本获得了它所要求的权益。因此肃亲王善者排行第六，与日本人联系密切，得外号“鬼子六”。

肃亲王府是位于老北京御河东岸的建筑，始建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作为亲王府第，其规模和制度仅次于皇宫。在19世纪后期，随着外国公使馆的设立，肃亲王府成为英国、法国等国驻京使馆的所在地。然而，在1900年的战乱中，肃亲王府大部分被烧毁。府内曾珍藏着许多珍贵的金石书画和古董，但在战乱中被洋兵掠夺。签订《辛丑条约》后，肃亲王府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使馆区域。肃亲王善者在此期间无家可归，后来获得一座宅第作为新的肃亲王府。然而，他在清朝退位后参与了政治活动，但最终未能成功，被历史抛弃。

1922年，善者去世后被安葬在第四代肃亲王衍墓的阳宅中，但不久后墓地遭到盗掘。衍璜墓东侧红墙以东就是历史上的善耆墓所在，但是现在善者的墓地已经没有任何历史遗迹可寻。

《清史稿·列传六》

《清史稿·本纪二十五·宣统皇帝本纪》

《清史纪事本末 ·卷七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