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1930年4月3日-1999年10月3日），出生于天津静海区，曾任天津静海县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全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主席，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理事、副会长。 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被称为“大邱庄庄主”。

禹作敏只有3年私塾文化，最初在大邱庄当过公社、生产队会计和生产队长。1974年，禹作敏担任蔡公庄乡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时，曾四次到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同年，他带领大邱庄群众花费三年改变了农村面貌。1976年，“大寨”模式被批判，次年，禹作敏便采纳了刘万民的建议，花费借来的15万元修建一家搞冷轧带钢厂。1978年10月，大邱庄的第一个工业企业冷轧带钢厂正式投产。1983年，禹作敏成立了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1992年3月，禹作敏对公司进行体制调整，所有权和经营权被禹作敏父子所掌握。

1990年3月，禹作相带头打死了大邱庄一位员工刘玉田，后禹作敏帮助其逃跑并组织近两千人大游行，这让调查此事的公安人员没再继续。1992年，禹作敏组织人员审讯并打死危福合，后为了阻止民警侦查，命令上万名群众手持钢棍并用卡车、油罐车封堵路口。扣押已进入的调查人员，包括天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后机关派出近千名武警与之对峙持续三天后，禹作敏才同意武警进入，同年，禹作敏向北京相关人员行贿。1993年4月，禹作敏被公安机关拘留，同年8月，禹作敏被法院以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等罪名合并判处20年有期徒刑。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服药自杀，享年69岁。

1930年4月3日，禹作敏出生于天津市静海区，是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并且在土地改革中被划为中农，而家人是做倒卖牲畜之类的生意，禹作敏家中共有四兄弟，排行第三。小时候只接受了3年私塾文化教育，读过《四书》，禹作敏在1955年开始参加工作，先后在大邱庄担任初级社会计、大队会计、公社工业科会计、生产队长、大队，对于国家税收、财政等也有一定的了解。

1974年，禹作敏担任蔡公庄乡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时，正好是“全国学大寨”的风气盛行的时候，便立志以大寨中的陈永贵为榜样，因此他曾四度到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同年，禹作敏带领大邱庄群众花费三年时间改造村，把7000多亩高低不平的盐碱地改为便于农耕的肥沃土地，之后修建了7条大路，几十条通马车的小路，完全改变了村的样貌。禹作敏学习的“大寨”模式在1976年随着“四人帮”倒台后，他便开始寻找其他出路。次年，大邱庄在举行党支部书记选举时，村民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而禹作敏就召集大邱庄群众后并向他们承诺：再干3年，一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二是让村里250多个光棍都娶上媳妇。因此，禹作敏才得以连任大邱庄的党支部书记。

在任职期间，禹作敏在1978年看中村里一个名叫刘万铭的人物，听到刘万铭说发现搞冷轧带钢能赚钱，因此禹作敏决定开始发展乡村工业。因此，禹作敏借了15万元，再加上刘万铭和兄弟刘万全的技术，同年10月，就修建了大邱庄的第一个工业企业冷轧带钢厂，最后盈利30多万元。在1979年，禹作敏将大邱庄的11个生产队划分为25个作业组，这解决了村庄里“干活大帮轰，分配大锅饭”的问题，同时这也让工农业协调发展。由于禹作敏决策正确，1981年后，大邱庄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1982年，禹作敏建起印刷厂和电器厂。随后，经过禹作敏的三次改革，大邱庄大队改名为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由禹作敏担任公司的经理，这多次改革让大邱庄在1983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就达到3000多万元，大邱庄脱贫见富，并且在全国村一级单位里排第一。

禹作敏成立公司后，将投资建厂的权力下放给企业，之后就把四个工厂变为四个总厂。1987年，大邱庄的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四个总厂被改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公司，公司的规模变大，这也让大邱庄成为中国最早的亿元村，引来多人参观采访。次年，在禹作敏带领下，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四亿多元。1990年，大邱庄的人均收入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可以说达到了40亿元，并且多项经济指标都是排在第一位。同年底，禹作敏被《半月谈》杂志评为92中国十大新闻人物。

1990年4月9日，禹作敏堂弟禹作相的女儿曾经被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玉田的儿子刘金会侵犯。禹作相、禹绍立等7人于4月到大邱庄治安派出所内，殴打刘金会。11日上午9时，禹作相带领其他6人在村供销社附近的大街上殴打64岁的刘玉田，刘玉田经抢救后死亡，而后禹作敏停止了刘玉田的亲属刘金刚、刘金会、刘金功等人在大邱庄的工作，并派人监视其妻子禹荣田以及子女刘金会、刘金刚、刘金功、刘金云、刘金敏，不允许出村，于1992年12月禹作敏解除对这些人的非法管制。

1992年，大邱庄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公司在查账时发现其业务员危福和存在贪污行为，便非法拘禁危福和，之后不久，被原经理部的经理刘云章等18人殴打致死，禹作敏得知后，指使犯罪人员窝藏，帮助其中4名重大案犯潜逃。12月15日，禹作敏得知公安干警宋忆光等6人勘察了危福合的死亡现场，便下令扣留6人，16日，迫于天津市领导人的指示，禹作敏才放出被非法扣留13个小时的宋忆光等人。

1993年2月17日上午，禹作敏带头阻挠公安干警搜捕刘云章等4人，阻止张贴通缉令，并在知晓刘云章等在村中藏匿的情况下，为公安民警提供假情况，致使刘云章等4人未被捕获归案。下午4时，禹作敏命令公司人员封堵进村路口。2月18日，公安部派出400名武警封锁大邱庄的出入口，禹作敏利用不明真相的本村和外来农民，以及让全村100多个工厂的工人罢工去把守村口，与武警对峙，持续三天后，禹作敏才同意武警进入，警察搜查之际，禹作敏作了伪证。12月底，禹作敏因大邱庄相关案件多次向北京相关人员行贿。

1993年4月15日，禹作敏接到天津市市委书记找他谈话的通知，随即带上保镖，以及3名随从与县委书记一道前往天津，到达指定的房间后，里面已有多名警察等候，在公安人员出示了拘留证后，禹作敏被拘留。8月，禹作敏被法院以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等罪名合并判处20年有期徒刑，之后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监狱进行改造。

1999年，禹作敏因患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多种疾病，转至天津天河医院甲三病房就医，10月3日，禹作敏服药自杀，享年69岁。

在大邱庄的发展中，禹作敏认为人才是关键，人才发展事业，事业培养人才。并且需要重视领导班子，单位的兴衰，关键在干部，而且要思想好，肯干能干，还准许干部做错事，但决不准干部做坏事。此外，禹作敏坚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观点，对领导人一经任命，不仅会放权，还不对其工作干涉。禹作敏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得人心发慌，以粮为纲，搞得穷当当。大邱庄如果想富起来，就需要办工厂。

知名记者张建伟曾评论，“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善于利用政府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农民，他的整个发家的历史，其实就是机敏巧妙地对付政府的一连串故事。”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看来：“由于为人民谋得了利益，一个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进而唯我独尊、专横霸道起来，这在中国的乡下并不少见。”

《中外管理》杂志创始人杨沛霆看来：“禹作敏代表了集体企业家的悲剧。”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常健表示，“如今回头看禹作敏的悲剧，就是没有意识到他的突破只是暂时的、历史的现象，头脑中没有建立新规范的意识，这导致了他不愿意重新面对政府和法律的约束，出现问题后一错再错最终走上不归路。”

陆建华表示：“禹作敏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大邱庄的悲哀，但大邱庄之路确实给中国农村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及蓝本，对大邱庄如是，对南街村如是，对华西村亦复如是。”

大儿子：禹绍国，曾为禹作敏开车，后分管工业项目。

次子：禹绍政，曾担任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1993年8月27日，被判处执行有期徒刑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