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鉴》是明代医家杜文（字汝和，号理所）所撰写的医学著作，共二卷。该书成书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卷一主要是总论，首先论述了寒热温平四赋，随后论药二百四十四种，包括用药分根梢、解药毒法、用药之法、引经药性、十八反药性、十九畏药性、五郁主病、六气主病、病机赋、脉病机要、运气诀要、论升麻(原变种)北柴胡等二十三个专条。卷二则以歌诀形式阐述了药物气味、阴阳、升降、归经、炮制、功能、配伍及临床应用，主要关注药物的效能与应用阐发。现存明万历二十六年刻本，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铅印本。《药鉴》论药简要易诵，对药物配伍颇多阐发，对后世医家有重要影响。

1.对药性理论的发挥 纵览古今本草文献，药性理论很少单独成书，其内容主要集中于本草著作中，是本草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本书较全面地总结了药性理论研究，既有对前人的继承亦有自己的心得发挥。关于“寒热温平四赋”。据《中药药性论》考证，古代本草文献出现过12种提法，《药鉴》的提法为“寒热温平四赋”，如此提法还见于《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本草择要纲目》《本草便读》《本草经解》，其中只有李杲的《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成书比《药鉴》早，且杜氏在文中明确指出“寒热温平四赋，增补东垣未尽之意。”可见对李东垣“四气”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关于“用药分根梢”，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取类法相”，来说明“根梢各治，尤勿混淆”。其源自张元素用药心法中的“药用根梢身法”，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医思想，使用药更趋合理。关于“解药毒法”，书中详细论述了服附子、大黄、麻黄中毒后的表现及处理对策，是对古代医家的宝贵临床经验的总结。关于“药性阴阳论”，其以《黄帝内经》阴阳学说为基础来阐释药物的阴阳属性，并指导临床用药。关于“引经报使”，易水派创始人张元素，首创“引经报使”之说，并列举了十二经引经报使药。其弟子李杲在其基础上作“东垣报使”歌谣。杜氏关于“引经药性”的论述与“东垣报使”歌谣极为相似。杜氏肯定张元素的“引经报使”，并将其实践于自己的临床。关于“十八反”，有学者指出，《药鉴》的十八反歌诀是从《宝庆本草折衷》演变而来的。只是《药鉴》歌诀中又多出了紫参、乌喙、蜜腊、葱根、云母、石决明。关于“十九畏”。有学者等对中药十九畏进行古今文献考证指出，“十九畏”之说最早见于明代刘纯的《医经小学》(1388年)，其一开始就是以歌诀的形式存在。并指出，“十九畏”只是“十九畏歌诀”的简称，“十九畏歌诀”不是依据前代对“相畏”药物的记载编成的，而可能是刘纯个人经验的反映。杜氏《药鉴》将“十九畏”总结为“十九畏药性”，并略去了与炮制相关的最后两句。关于“孕妇禁忌药性”，杜氏所载录的孕妇服药禁歌，并非作者首创，李杲的《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亦见。关于“六陈”，“六陈”字样，据一些学者考证，最早出现在《新修本草》狼毒条下。关于六陈歌诀，大致总结有四个版本，所含六药除枳实枳壳及陈皮橘皮或有异外，其余均为麻黄、茱萸、半夏、狼毒。《药鉴》与其他六陈歌诀对比，指出了六陈并非无限制储存，“隔年陈”，“麻黄三载始堪行”，“大黄不过三年力不全”。可见《药鉴》对六陈药性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2.对药物性效的诠释 杜氏关于137味中药分述中，有学者总结为：首先详解药物的气(寒热温平)、味(辛甘淡苦酸咸)、性(升降浮沉)、能(宣通补泻)，突出各自的药性特点，再本于阴阳、表里、气血、归经、君臣佐使之法，指导临床用药。杜氏对药物性效的诠释注重与中医基础理论相结合，例如“半夏”条下“半夏性热味辛，所以燥湿也，辛益金，金克木，以救脾土”。此外，杜氏非常重视药物的炮制，在“黄连”条下“盖黄连得姜汁制，则和其寒而性轻折，以引至热处，而使之驯化，正经所谓热因寒用是也；欲上头目口疮之类，酒炒为佳；欲泻肝胆之火，猪胆蒸之为妙，取其入下部而泻之也；欲解痘疮之毒，桔梗、麻黄炒之，取其达表而解之也。实火同朴硝，阴虚火旺用醋，痰火用姜汁，伏火用盐汤，米伤食泻者，壁土炒之，赤眼暴发者，人乳浸之”，如此多元化的炮制方法，非常值得我们现在临床探讨。

3.对药物配伍的总结 杜氏对药性理论的精研，使其临床用药见解独到，尤其体现在药物配伍应用方面，初步统计《药鉴》一书中出现的药物配伍共有约230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在“论升麻(原变种)、北柴胡、槟榔、木香四味同用功效”时指出：“升麻、柴胡，自能升清气而上行，槟榔、木香，自能逐浊气而下降，能使直肠脱垂举而后重除，自可同剂而成功矣。”说明久泄、脱肛者，当升清气之药与降浊气之药配伍使用。在“当归”条下，言：“再入芍药、木香少许，则生肝血以养心血。”杜氏通过生肝血以达到补心血的目的，体现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即五行学说“虚则补其母”的治疗原则。杜氏药物配伍中很多是根据药物归经来选择的。例如，“当归”条下，“同诸血药入以薏苡、牛膝，而治血不荣筋”；“升麻(原变种)”条下“与葱白同用，则能引之以散手阳明之风邪；与石膏同用，则能引之以止足阳明之头痛”等等。

4.对临床审病治病的指导 《药鉴》虽以药言书名，但除归纳本草的药性、功能、配伍外，亦将前代医家经验结合自己临床实践归纳予以阐释。序言:“首察病原，以补东垣之缺；次辨药力，以佐张仲景之偏；论证则有标本及经络，申性则有阴阳以及反畏；至运气方脉，糜不精研，而常用药味，又次第序之，以便检阅。”可见杜氏不仅精于对药物的研究，而且重视医道，强调治疗疾病，当识病、识方、识药。杜氏重视《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学说，阐释了“五郁主病”、“六气主病”及“运气诀要”，指出：“百病根源，运气为先。”承仲景之说，而作“脉病机要”，且归纳总结“病机赋”及“病症标本论”。关于遣方用药，杜氏肯定东垣之说，归纳总结出“取方之法”、“论各经补泻及专主泻火之药”及“用药之法”，这些既是杜氏宝贵的临床经验，更值得我们学习与发扬。

或谓持鉴以索貌者，不能得其理，而按方以索病者，亦不能神其变通，甚矣，方书之不可尽信也。嗟夫，方亦何负于人哉。唯药不尝试，方不经验，漫立局以幸中者之过也。乃是编也者，首察病原，以补东垣之缺，次辨药力，以佐张仲景之偏；论证则由标本以及经络，审性则由阴阳以及反畏；至运气方脉，靡不精研，而常用药味，又次第序之，以便检阅，诚古今之明鉴也。考古寻方之士，得是书而存之，则疗病不必指掌，审药不必大观，无素问而达生，无叔和而知脉，他如心法如辨疑，诸家方术，悉注脚耳，当令随叩随应随效，而斯人之不病于夭札者，信有赖也。若目为群书而弁髦焉，是舍鉴而求之妍也，有是哉。

《药鉴》成书于1598年，为明代名医杜文所著。杜氏崇尚东垣学说，注意本草研究，辨证用药精要。所著《药鉴》一书，既选录前人治病经验，又总结自己用药心得，内容较为丰富，对临床有一定指导意义。

杜氏在《药鉴》中指出：“根梢各治，切勿混淆。生苗向上者为根，气脉上行。入土垂下者为梢，气脉下行。中截为身，气脉中守。”将药物的四时生长特点与辨证用药相结合，从而确立最佳用药部位。上焦病者用根，中焦病者用身，下焦病者用梢，根升梢降中守不移，符合中医“比类取象”理论，使用药更趋合理。

杜氏认为药物“熟则升，生则降”。以芩、连、知、柏为例，治疗头面及手指皮肤病患时，要略用酒炒，能借酒力使药气上升。而治咽以下胸以上病患时，要略用酒浸。治脐以下病患时则生用。认为药之生熟得当，能切中要害，充分发挥药物功效。如附子、麻黄加工熟制后，毒副作用得以消除，正其身而去其劣，使药到病除而又无后患。

古代医药文献中，早期的“毒药”通常是药物的总称。后世医药著作中所称的“毒”则是指一定毒性和副作用的药物。“毒药”用之不当，可导致中毒。杜氏曰：“服附子后，身目红者，乃附毒之过，急用萝卜捣汁一大碗，入黄连、甘草各五钱，犀角(现禁用，可用其他药物代替)二钱，煎至八分饮之，其毒即解。如解之迟，必然血从七孔中出，决死何待。”将古代附子中毒的症状、因果关系、解毒药物及使用方法，尽述其中。对大黄、麻黄服用后所产生的毒副作用，也有分析介绍。这是古代医家的宝贵经验。

升降学说是中医独特的理论，不管是研究中药药理学，还是探讨中医病理，掌握升降学说的要领，对指导临床制方与用药有很好的实际意义。杜氏在《论升麻柴胡木香槟榔四味同用功效》中曰：“病在上膈，法当用木香、槟榔以降之；病在下膈，法当用升麻(原变种)、北柴胡以提之。然或泄泻直肠脱垂后重，疼不可忍，是乃气下陷也，法当举之以升麻、柴胡，和之以木香，攻之以槟榔。”认为升麻、柴胡、木香、槟榔四味同用，对久泄脱肛患者，须于升阳举陷中佐入少量清泄导滞之品。升清气以上行，逐浊气而下降，能使脱肛举而后重除。人体升清降浊功能失常所产生的病证相当广泛，杜氏在临床上将上述四药有机地结合运用，以治疗升降失常病证，见解独到。杜氏丰富的用药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杜文燮，朝代：明，年份：公元1368-1644年。宛城（今安徽宣城）人。